1998年9月上旬，泉州津头埔旧城拓改工程在紧锣密鼓声中拉开了帏幕。征得泉州名城改造与建设总指挥部津淮街分指挥部的同意和支持，笔者受命带领泉州海交馆一个文物调查征集小组前往津头埔，追随拓改工程进展，走访当地群众，调查摸底探索，希冀有所发现，因为据载这一区域在宋元时期曾是阿拉伯人聚居区和墓葬区之一。 九月的泉州，依然炎阳似火，热浪炙人。为了不让历史文物“失之交臂”，湮没流失，小组成员们全然置酷热于不顾，默默承受着身体的不适，日复一日，逡巡在工地的每一个角落：探询、踏勘、跟踪，决不放过任何蛛丝马迹。 功夫不负有心人。9月14日下午，在东距涂门街“通淮门”（宋元泉州罗城七大城门之一，今鲤城区交通局附近）遗址约300米，南离明代泉州翼城护城河（今八卦沟）仅10多米的地方，在拓改工地主干道排水管敷设施工中，在我们的眼皮底下，沉睡地下数百年之久的第一座伊斯兰教墓盖终于初露头角，重见天日。带着不可名状的兴奋心情，笔者随即在第一时间内，把这一讯息报告给王连茂馆长，并按他的布置，着手组织业务力量，准备进行考古发掘。与此同时，一个不可避免的矛盾也摆在大家面前：发掘工作如按常规开展，费时费工；而拓改工程时间紧迫，只能速战速决。怎么办？经与分指挥部有关领导交涉磋商，最后确定了在较短时间内由泉州海交馆考古力量与工程队配合进行抢救性清理发掘的折中方案。这样，既能有效地获取、保护文物，又不致拖延工期，影响大局。 从9月14日下午开始，泉州海交馆考古人员密切配合工程队，经两天两夜废寝忘食的连续奋战，终于换来了16日26座伊斯兰教塔式须弥座石墓盖、3座石墓残件出土的丰硕成果。这是泉州考古史上值得记上一笔的一次重大发现。 这一大批伊斯兰教石墓盖，集中分布于距地表约2米深、面积15×2平方米的狭长堆积层面中，呈东西向，分二列排开，一座紧挨着一座，间有条石或不规则石块，部分呈“品”字形或“吕”字形直接互相叠压，有的墓盖上则砌压方形石块。这种现象估计应是石墓盖后来被移作房屋建筑基础或堤岸（此处紧邻明代护城河）砌体之用所致。 比较完整的26座石墓盖绝大部分系以当地出产的白花岗岩雕成，少数为辉绿岩石。形制大致可分成三种： 第一种，大型六座脚塔式须弥座墓盖座石。由座石与顶盖石干二部分组成，顶盖石均已佚。分为三层或四层，由下往上，逐层缩小，中凿空。底层浮雕六个莲心状座脚，间饰如意云纹，或细卷云纹，或折枝花纹，或长方形边框，雕工精细。尺寸为底长195～210厘米，宽80～95厘米；上层长155～160.5厘米，宽42～47厘米；通高41～48厘米。这类石墓盖最多，有17座，其中仅二座为辉绿岩质。 第二种，中型平底塔式须弥座墓盖座石。均白花岗岩质。整体亦由座石与顶盖石组成，也均不见顶盖石。分作二层，中空，平底，通体素面，或仅在第二层（亦即上层）雕边框，个别的则在底层雕有莲瓣纹。总的来说，石面打制较为精细，但纹饰简约无华，显得古朴。尺寸为底长175～178厘米，宽58～62厘米；上层长155～163厘米，宽32.5～47.5厘米；通高22～23.5厘米。这类石墓盖有7座。 第三种，小型六座脚（或平底）塔式须弥座石墓盖。以整石雕琢而成，实心，分作三层（包括顶盖石），底层雕刻六个莲心状座脚或平底素面，第二层雕莲瓣纹，或素面，第三层即横截面呈圆拱状，上部起脊的顶盖石。整体小巧玲珑，雕饰较为精美。尺寸为底长148～159.5厘米，宽54～59厘米；顶盖石底长108～118厘米，宽25～27厘米；通高28～31.5厘米。此类石墓盖仅二座，一为白花岗岩质，一为辉绿岩质。 除此26座较完整石墓盖外，在同一地点。还出土了3座墓盖残石，均为白花岗岩质。残余尺寸分别为原来的1/5至1/2不等。形制大都为大型塔式须弥座座石，分二层至四层，逐层缩小，中空，雕六个莲心状座脚，纹饰分别为莲瓣纹、如意云纹、细卷云纹等。 在上述石墓盖中，仅有二座（较完整的大型六座脚塔式弥座墓盖座石）雕刻阿拉伯文。位置均在座石上层一端，面积约为15×30平方厘米。经有关专家辨认翻译，其中一座阴刻伊斯兰教《古兰经》名句：“人人都要尝死的滋味。”另一座则浮雕“已故的□□□□□□之墓”字样。 近几十年来，泉州市区涂门街、东门、南门等区域多有零星的伊斯兰教墓葬石刻出土，但在一处小面积的文化堆积层中一次性发现如此多的伊斯兰教石墓盖，这在泉州乃至国内，则尚属首见。 石墓盖出土后，其中的21座（包括残件）被及时取出运往泉州海交馆陈列。其余的8座，由于有关方面的干预，滞留原处，并于9月26日一度运至灵山圣墓安放。直至9月27日，才在市文化局协调下，又重新启运，交由海交馆收藏。 首战告捷，我们对发现获取更多伊斯兰教珍贵文物充满了信心和期望。从9月28日至10月4日，根据当地群众提供的线索，泉州海交馆考古人员密切配合拓改工程队，分组轮班，乘胜追击，对津头埔东南的“方窟”与西南的“大池”二处可能埋有伊斯兰教石刻的池塘遗址，进行为了为期七天的清理挖掘。结果天从人愿，又先后发现了9座伊斯兰教石墓盖，8座墓盖石残件，以及石柱、石柱础等教寺建筑构件。 9座石墓盖中，3座出土于“大池”，6座出土于“方窟”。8座墓盖残件则大都是在“方窟”发现的。 这次发现的伊斯兰教石墓盖，其形制与此前出土的26座石墓盖基本相同，大致亦可分成大、中、小三种类型：塔式须弥座，分二层至四层，逐层缩小；中空或实心；雕六个座脚或平底；纹饰为莲瓣纹、卷云纹或素面；不见阿拉伯文雕刻；除整石雕成的外，也大都不见顶盖石。 石柱若干件，出土于“方窟”。白花岗岩质，均系残断，残长1～2米不等；横截面呈圆形，直径为32～36厘米。打制较为精致，上端呈梭形（卷杀），有凹形榫。 石柱础2件，分别出土于“大池”和“方窟”。白花岗岩质，形制古朴：整石雕成，且分上下二部分，下部为正方形，上部呈覆盆状。方形底边长约90厘米，厚约17厘米；覆盆状础最大径为54厘米，高12厘米；通高29厘米。这种形制俗称“草帽”形，为唐宋时期流行作法。 好事总是接二连三。随着拓改工程的进展，从11月中旬到12月中旬，在津头埔“方窟”遗址和司法大楼前的排水管道施工中，又陆续发现了6座伊斯兰石墓盖，分大、小二种类型，其形制与前二批出土的同类石墓盖基本相似。其中，最小的一座出土于“方窟”，底长88.5厘米，宽41.5厘米，通高20厘米，系整石雕琢而成，白花岗岩质，分成二层通体素面，实心，平底，顶盖横截面呈圆拱状。最大的一座发现于司法大楼前，为白花岗岩质，整体中空。底层211.5厘米，宽92.5厘米；上层长162.5厘米，宽43厘米；通高53厘米。分成四层，制作精美：底层雕有六个莲心状座脚，间饰如意云纹；第二层雕饰缠枝花纹、如意云纹及莲花纹等；第三层雕双层覆莲瓣纹；第四层浮雕一圈阿拉伯文（文字内容尚待翻译），外缘饰以边框。顶盖石已失。在津头埔区域发现的所有伊斯兰教石墓盖中，这是最大的，也是最精美的一座，惜已残破。 至此，在短短四个月中，津头埔发现的伊斯兰教石墓盖总数累计达52座（包括残件11座），并有若干教寺建筑构件，全部由泉州海交馆收藏陈列，我们小组的任务也圆满地划上了句号。 纵观出土的52座伊斯兰教石墓盖和教寺建筑构件，以及对石刻出土情况、载籍资料的综合参考分析后，笔者作如下粗略思考，不妥之处，祈识者斧正。 1、石墓盖所属年代应为宋元；津头埔是宋元时期旅泉阿拉伯穆斯林的一处聚居暨墓葬区。虽然这批伊斯兰教石墓盖多数无文字雕刻，而个别有文字雕刻的也未能据以断代，但如果把它们所具有的形制、纹饰等特征，与泉州海交馆所收藏的宋元同类墓葬石刻作一比较，显然极为相似，如出一辙。再从它们的材质（白石多宋刻，青石多元刻）上看，也很能说明问题。据此，初步可认定，它们是宋元时期的伊斯兰教遗物，下限当不晚于元末，因为就这批石墓盖尤其是辉绿岩质的来说，与馆藏、同样是辉绿岩质的明代伊斯兰教石墓盖的繁褥华丽风格相类比，实大相径庭。 津头埔一带在宋元时期位处泉州罗城外东南、通往世界东方第一大港“刺桐港”（即今后渚港）的古道旁。根据宋代政府规定“化外人，法不当城居”，这城外之地遂成当时旅泉“化外人”（阿拉伯人）聚居暨墓葬区之一（阿拉伯人素有把居住区和墓葬区混在一起的习俗）。自20世纪30年代以来，在这一带曾多次发现数以十计包括墓碑和墓盖在内的宋元伊斯兰教墓葬石刻。举其要者，如1931年，出土土耳其人施哈伯·敦牙乌丁·本·达乌德巴拉沙洪军事长之子墓碑；1940年，出土一方元大德七年（1303年）阿拉伯人奈·穆罕默德·本·阿卜杜拉墓碑石；50年代，在一个池塘中发现30座左右大小不一的伊斯兰教石墓盖，后移往涂门街清净寺；1978年，出土和加·鲁旨米拉·奥丁·本·葛瓦姆丁墓碑石；80年代初、中期，在前坂村及津头埔水闸东侧旧护城河二处地方，又先后发现若干伊斯兰教石墓盖，后为泉州海交馆收藏；90年代末，又出土如此之多的宋元伊斯兰教石墓盖，绝非偶然。如果把这一连串发现综合起来分析，便不难得出这么一个必然的结论：津头埔是宋元时期侨居泉州的阿拉伯穆斯林的一处墓葬区。 2、津头埔此次出土的所有石墓盖均非原墓葬。理由列下：从最先发现的第一批29座（包括3座残件）石墓盖来看，第一，根据伊斯兰教葬俗，其墓葬朝向一般是南北向或稍偏，而我们现场看到的石墓盖却大致呈东西向，不合规范；第二，有叠压关系的最底层石墓盖，再往下已是原生土（海土），而不见墓圹；第三，石墓盖成“一”字排列，一座紧挨着另一座，没有或几乎没有间隔，这是不正常的；第四，石墓盖直接互相叠压，中间无文化堆积层；第五，现场找不到一件顶盖石或墓碑。 其后发现的另外二批15座石墓盖和8座墓盖残石，虽然大都没有叠压关系，但其下亦不见墓圹，置放横七竖八，杂乱无章，人为破坏的迹象就更为明显。 综上所述，这52座石墓盖（墓盖残件），显然早已被破坏、扰乱、移动过，均非原墓葬。至于原墓葬毁弃于何时？据载籍推则，当在元末泉州历时十年的“亦思巴奚”战乱期间，而移作他用，则在此后。 3、这批石墓盖造型的大小，纹饰的繁简，文字的有无等，只是不同历史时期不同墓葬形制的体现，或者说是蕴含了一定时期伊斯兰教徒的某种人生观念，对宗教文化的理解，等等。而并不反映、代表墓主人的贫富等级差别。一般来说，早期的比较简朴无华，晚期的相对精美。 4、宋“也门教寺”遗址在津头埔一带的说法进一步得到确证。1940年，在津头埔附近的“通淮门”城基遗址中曾出土一方双面浮雕阿拉伯文的辉绿岩质石碑。后经厦大历史系教授、泉州地方史专家庄为玑先生和泉州海交馆伊斯兰教研学者陈达生先生考证，认定系北宋时旅泉也门人奈纳·奥姆尔所建的伊斯兰教寺即“也门教寺”之门楣建筑构件。1956年，庄为玑教授复于津头埔一个干涸池塘（即“方窟”）中，看到有几根大石柱，经考察认为乃伊斯兰教遗物。后据此并结合前出土的门楣石，进而提出“也门教寺”遗址在津头埔的说法。1995年涂门街拓改时，泉州海交馆考古人员在通淮门遗址又发现了数根大圆柱子。因此地与津头埔近在咫尺，遂疑为“也门教寺”建筑构件，毁弃后于明初修城时移此作城墙基础，一如四十年代此地发现的门楣石。这些石柱上端均呈梭形（卷杀），风格独特。梭柱是我国唐代建筑流行的一种营造法式，宋代仍有这种遗风的滥觞。此次，颇具宋代遗风的石柱、石柱础相继在津头埔出土，自然会让人把它们和前几次的教寺建筑构件联系起来，从而使得宋代津头埔一带建有伊斯兰教寺——也门教寺的扑朔迷离的说法逐渐明晰起来。由此，是否也说明也门教寺是一座中西合璧的伊斯兰教建筑？ 泉州为我国历史文化名城之一，“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当宋元之际，海外交通发达，一度跻身世界东方大港之列，来泉经商传教的外国侨民（主要是阿拉伯人）数以万计。所谓“缠头赤脚半蕃商”、“回半城”（“回”指伊斯兰教徒）、“蒲半街”（“蒲”指宋末元初的阿拉伯大商人蒲寿庚及其家族）云云，就是对泉州当时这一盛况略带夸张的生动描述。这些阿拉伯穆斯林在泉州建有六、七座清真寺，与当地人和睦相处，有的与当地女子通婚，定居居于泉州，卒葬于泉州。此次津头埔发现的大批伊斯兰教石墓盖以及教寺建筑构件，便是这段中外经济文化交流史的实物见证。尽管石墓盖并非原墓葬，建筑构件亦属个别，但它们对于研究宋元时期侨居泉州的阿拉伯穆斯林的住居情况和墓葬形制仍具有重要的历史与考古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