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2年12月，我在泉州海外交通史博物馆李玉昆同志陪同下，考察了清源山碧霄岩摩崖雕刻的喇嘛教三世佛造像并写入了拙著《中国石窟与文化艺术》。此后，我在《中国文物报》1995年12月3日号上又有专文论述，指出这铺造像“是我国现存时代最早、保存最好、位于最东南的梵式三世佛造像，弥足珍贵。”造像的“功德主阿沙是西夏人”，“又为研究党项羌人在元代的情形提供了新资料。” 今应清源山风景名胜区管理处之邀，二访泉州，拟再谈一下相关问题，以表谢忱。 一、关于西夏至元代三世佛诸问题 西夏之信仰三世佛，见于《凉州重修护国寺感通塔碑》（立于崇宗天祐民安五年，1094年），今存甘肃省武威县文庙内。该碑有汉、西夏文。西夏文中，记述重修护国寺感通塔竣工，于天祐民安五年正月十五日“作大斋会，说法忏悔；安设道场，诵读藏经。剃度三十八人，曲赦殊死罪五十四人。令准备种种鲜花、明灯、香净水，一一不缺。大小头监、种种匠人等之官诺，各依上下，与者多夥。五色瑞云，朝朝盈口噙金光；三世诸佛，夜夜必绕现圣灯。一现一灭，就地得道心涌喜；七级悉察，福智俱得到佛宫。” 喇嘛教三世佛是十二、十三世纪以来寺院正殿供奉的主要佛像。著名的元都大圣寿安寺（俗称“白塔寺”，1288年竣工），其正殿推测即供奉三世佛。《经世大典·工典·画塑》亦多记三世佛，如“武宗皇帝至大三年（1310）正月二十一日，敕虎坚贴木儿丞相，奉旨新建寺，后殿五尊佛……，前殿三世佛……正殿三世佛三尊”是“拟高良河寺并五台佛像，从其佳者为之。”所说“高良河寺”，即中统七年（？）始建的大护国仁王寺，至元十一年成（1274），胆巴（1229－1303）住持之。仁宗“延祐四年十月九日敕（1317）：用鍮石铸燃灯、弥勒佛二，普庆寺安奉。”这里的燃T佛，就是三世佛中的过去佛；弥勒佛是三世佛中的未来佛。延祐“七年十二月六日，进呈玉德殿佛样，丞相拜住、诸色府总管朵儿只奉旨，正殿铸三世佛，西夹铸五方佛，东夹铸五护陀罗尼佛。” 但是，保存至今的元代三世佛只有二组，即杭州宝莲山南坡的宝成寺摩崖石刻三世佛（约作于至治二年，1322年）及泉州三世佛。而杭州所存者，不但比泉州的晚三十年，而且佛头皆无，手臂多残。北京白塔寺三世佛早于泉州者四年，惜已无存，如欲复原白塔寺三世佛，唯一可资参考者就是泉州三世佛。 今存西藏自治区文管会的“镀金佛龛”（长95、宽48、高85CM），龛内供奉三世佛，乃清代文物。其中，过去佛为燃灯佛、现在佛为释迦牟尼佛、未来佛为弥勒佛。前二佛皆作降魔触地印，弥勒佛作禅定印。据此可推知泉州三世佛中，居左者（手托钵）是燃灯佛；居中者是释迦牟尼降魔成道之相；居右者是弥勒佛。 按，过去佛汉地亦有用迦叶佛者，表过去七佛，此处用燃灯佛。该佛梵名“提和竭罗”，又译作锭光佛。《智度论》九云：此佛生时，通身光亮如灯，故名燃灯佛。《瑞应经》云：燃灯佛时，释迦菩萨名儒童，以重金买五茎莲花献佛，又解发布地以申供养。佛因授记日：是后九十一劫（贤劫），汝当作佛，号释迦文如来。 拉萨市布达拉宫所藏刺绣三世佛，记云清乾隆甲子年（1744）仿唐代卢椤伽所造之三世佛，纯系汉地样式。其中过去佛、现在佛均作说法印，未来佛作转法轮印。三佛头上，各有宝盖；释迦左右，有二弟子；三佛之下，有四大天王。观其形象，似是明代式样而非唐代形制。汉地寺院也有供奉“横三世佛”的，即中尊释迦牟尼，左尊东方药师琉璃光佛，右尊西方阿弥陀佛。 二、谈佛像的形制问题 喇嘛教造像是西藏艺术家吸收了印度和尼泊尔造像艺术的成果而创造的，具有鲜明的特色。公元1200年，纽瓦尔族的阿瑞马拉统一了加德满都河谷，建立了马拉王朝。元代的雕塑艺术大师阿尼哥（即八鲁布，1245－1306年）就是尼泊尔人。 现存较肯定的西夏及蒙元早期佛像不多，我们试分析两例以观其形制。其一是哈拉浩特（内蒙古额济纳旗的黑城遗址，西夏的黑水镇燕军、元代称亦集乃城）出土的锦布着色的释迦牟尼佛画（80×52.5CM）；其二是甘肃省张掖马蹄寺第7窟（俗称“藏佛殿”）的石雕佛像。两相的共同点是，螺髻宽额，面相扁圆，丰肩右袒，细腰舒膝，螺髻作小半球状（或尖塔状）。衣领部分呈3字形曲线，左肩搭袈裟一角。从前者佛画上可观察到袈裟为红色，但在领口、袖口、腿口及左臂间的部位，均镶有黑色带饰，其上有金色小花。这类作法又见于11－14世纪其它佛像上。例如一件十四世纪的药师佛画像（锦布着色，100.3×77.5CM），该佛穿黄色有碎花的袈裟，领口、袖口、腿口及左臂间的部位镶有红色带饰，而带饰之边，缀以金色联珠装饰。 这样，我们仔细观察泉州三世佛像，可知其袈裟之领口有3字形带饰；左肩有搭上的衣角；左臂上、袖口、腿口也有带饰。它们较之西夏之佛像最重要的变化有二点，一是肉髻变大，顶有宝严；二是双耳加长，垂至肩头。此时上距西夏亡国已七十年左右矣。 北京故宫藏一金铜释迦牟尼佛，铭文云：“岁次丙子至元二年八月望日谨题”即1336年之作，较泉州佛像又晚四十四年，肉髻乃呈较大的半球形，共余项目变化不大。 泉州三世佛的头光及身光，今均为素面，推测当年应有的彩绘之“四拏”。我们参考上述马蹄山北寺第7窟之佛像，可知“头光”之上有大鹏（伽噌拏，表“慈悲之相”）；两侧有摩竭（那啰拏，表“保护之相”）；“身光”两侧上部有兽王（舍啰拏，表“自在之相”）；下部有象王（救啰拏，表“善师之相”）。此“四拏”亦见于大德十年（1306）松江府僧管主八为《碛砂藏》（原雕于江苏吴县延圣院，时间在1225－1228年间）补雕的扉画之上。而北京昌平县居庸关永明寺过街塔基门券上所雕之“五拏”，作于至正二年（1342），格鲁派（黄教）之“六拏”，则出现的更晚。清代工布查布译《舍利佛问造像量度经》（或即《元史》中所说的《尺寸经》？），对“六拏具”有详细说明。需要指出的是，西夏时代，“四拏”似尚未普遍采用。 三、关于功德主阿沙及相关问题 我们早已指出，泉州三世佛是至元壬辰间（1292年）灵武唐吾氏广威将军阿沙所作。此人身世见于《大元肃州路也可达鲁花赤世袭之碑》碑身高236、宽91、厚30CM，由将士郎、云南嵩明州判官段天祥撰文，圆通慈济禅师、肃州在城洪福寺住持定慧明书丹并篆额。立于至正二十一年岁次辛丑（1361年）。 该碑在明洪武二十八年（1396年）筑酒泉城时被破为两半，镶于东门门洞内两侧。1962年拆迁至酒泉文化馆。此碑正面刻汉文，背面刻回鹘文。 依此碑文，可列出阿沙的世系如下： 碑称：“唐兀氏举立沙者，肃州阀阅之家”，显然他是党项羌人。举立沙者，姓“举立”，或写作“左立”、“作立”，音相近也。因此，阿沙全称应是举立阿沙。太祖皇帝（成吉思汗以阿沙）为“肃州路世袭也可达鲁花赤”，时当在1226年夏至1227年七月成吉思汗去世之前。按：肃州路为下路，达鲁花赤是从三品。“宪宗皇帝（蒙哥）赐以虎符”，时当1251－1259年间。世祖皇帝（忽必烈）时，“升昭武大将军、迁甘肃等处宣慰使”。元代武散官共三十四阶。昭武大将军是第七阶、正三品。元世祖中统三年十二月（1262）立十路“宣慰司”，其官为宣慰使，目的是削弱汉人世侯的权力。行省定制以后，也曾在一些地区设立宣慰司。阿沙得此职应是较晚的事，因为壬辰间他才是“广威将军”（武散官第十三阶，正四品）、泉州路达鲁花赤（监临官），从三品。 阿沙的长子刺麻朵儿只，官至肃州路达鲁花赤，后来可能当了刺麻（即喇嘛，藏传佛教的“上师”），藏语“朵儿只列朵四”，义为美妙金刚迥遮施食也。在《经世大典·工典·画塑》中，多次提到“诸色府总管朵儿只”，我们不知是否即是此人。 泉州三世佛造像记云：“福建江西等处行中书省参知政事般若帖穆尔”称阿沙为“先伯”，则他就是阿沙弟弟之子。“参知政事”每省二员，从二品官。依《元史·百官志七》可知，至元十四年置江西等处行中书省，十五年并入福建，十七年，福建自为行省，设于泉州。二十二年，福建行省并入江西。二十三年，又以福建行省并入江浙。此后，福建行省何时又并入江西，《元史》无载。据此造像记（至正二十七年），则知元末福建行省最后又并入江西矣。 造像记又称“同安县达鲁花赤寿山”是阿沙的外孙。按泉州路下辖晋江、南安、惠安、同安、永春、安溪、德化七县，同安为不满万户的下县，其达鲁花赤是从七品官。 总之，阿沙一系虽是唐兀氏（或作唐吾氏、唐古特）色目人，却享有蒙古人的特权，担任要职，他们甚至取了蒙古式的名字，或已蒙古化矣。 四、南宋亡后喇嘛教在江南的推进 元兵入临安（1276年二月），少帝赵（1270－1323）及其母全太后被送往大都（北京）；不久，又将太皇太后谢氏（1210－1283）也送往大都。次年，赵被封为“瀛国公”、其祖母谢氏被封为“寿春郡夫人”，而其母全氏被送往正智寺为尼，时约二十多岁。 但是，江南人民反元斗争此起彼伏。至元十六年二月（1279），陆秀夫负末帝赵昺蹈海，壮烈而死，南宋才真正灭亡。至元二十四年（1287），“敕令沄国公往脱思麻路习学梵书、西蕃字经”。按“脱思麻路”即今青海省东部，是十一世纪藏传佛教复兴和北传的重镇。至元二十五年十月（1288），又令沄国公学佛法于吐蕃。藏文史料表明，“缅孜地区”（即蛮子地区，指南宋）的“拉尊”（即国王出家持戒者）曾担任过“萨迦寺”的“总持”。萨迦寺位于日喀则西南的仲曲河两岸，1268年始建，此时该寺住持是夏尔巴·绛漾·仁钦坚赞（1258－1306）。 此后，沄国公移驻甘州（甘肃省张掖），可能在马蹄山的“马蹄寺”（藏语“玛提”，意为母亲的印章，汉人呼为马蹄寺），此寺明永乐十四年（1416）改名普观寺。元末人葛权《庚申外史》记少帝赵轶事云：“国初，收江南归附，时沄国公幼君也，入都，自愿为僧白塔寺中，已而奉诏居甘州山寺。”元英宗至治三年四月（1323），“赐沄国公合尊死于河西。”时年虚龄五十四岁，而南宋灭亡已四十四年矣。藏文《雅隆尊者教法史》亦记述了沄国公被杀，“其血如乳”（白色）的事件。 江南人民的抗元斗争是蒙古统治者最头痛的问题。1287年桑哥说：“江南归附十年，盗贼迄今未靖”；1289年月律鲁说：“江南盗贼凡四百余处。”蒙古统治者对付局势一是靠血腥镇压，二是乞灵于喇嘛教（特别是大黑天神“麻曷葛刺”）。 至元十四年二月（1277），“诏以僧亢吉祥、怜真加加瓦并为江南总摄，掌释教。”怜真加加瓦即杨琏真加，或说是吐蕃人，或说是西夏人，他除扩充寺院、在杭州飞来峰雕佛像外，还发掘南宋陵墓、拆毁宫殿，在南宋陵地造白色喇嘛教式大塔，称“镇南塔”，用以镇压南宋“王气”。 泉州造三世佛时，正是杨琏真加（？－1305）气焰高涨之时，杭州宝成寺三世佛的左侧造麻曷葛刺，（MA－HAKALA）泉州清源山是否也造过此大黑天神麻曷葛刺？还有待深入调查。 然而，统治者强行推进的喇嘛教与汉地固有的佛教形成强烈撞击，靠政治强权加以维持；一旦元朝解体，汉地的喇嘛教即亦告终止。残存于中国汉地的元代喇嘛教遗迹，恰恰成了历史的见证。当然这也是中华民族文化遗产的一部分。值得认真研究。 1997年11月5日写于洛阳 作者单位：龙门石窟研究所 名誉所长、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