埔女的服饰独特，别具一格。她们身穿褐色的衣服，下穿黑布裤，头发盘到脑后，绾成一个圆髻，用鲜花串成花环，俗称“簪花围”，簪戴在绾髻四周，中间插一根象牙筷子。她们挑着海鲜到泉州沿街叫卖。 埔女的这种服饰，有研究者认为是宋杨八姐服饰的遗风。他们说：除埔女之外，东海妇女也普遍流传有一种奇异服饰的生活习俗。据传这种习俗与宋代杨文广、杨八姐有关。当年杨家将来闽平十八洞，即包括在东海地界内的白鹿洞和蝴蝶洞。因当时杨八姐所穿戴的服饰奇异，东海妇女便纷纷效仿之。其服饰的主要特点是，宽袖长衫，斜领长襟，脚上缠足，穿有带钩的“公鸡鞋”。1（1） 关于杨文广平闽十八洞的事，厦门大学历史系叶国庆教授在《平闽十八洞研究》中有精辟的论述。认为“平闽十八洞”是借宋名将杨文广之名，其实是演唐初陈政、陈元光父子入闽平峒蛮、辟草莱之事迹。他说：按史无杨文广平闽事，然开辟闽疆，则确有其人。《漳州府志》载：唐总章间，陈政、陈元光父子暨部将李伯瑶、马仁等五十八姓入闽，驱峒蛮、辟草莱；元光与蛮酋蓝奉高战于岳山，为奉高手刃而卒。《平闽十八洞》文广部下亦有李伯苗、马殷其人，闽王之名亦为蓝凤高，是则《十八洞》一书，乃演唐陈元光平闽之事无疑。2（2） 李亦园教授根据《平闽十八洞》书中的叙述，列出南闽王辖管下各城池与洞府名称、洞主及其位置。其中泉州地区的有寿仙洞：洞主水偃，地在泉州府南安县外沙。铁松洞：洞主林清，地在安溪县。3（3）根本没有泉州的白鹿洞和蝴蝶洞。蝴蝶洞，洞主鬼月姑，地在镇海岐尾海滩。 杨文广没有来闽平蛮，看来说埔女服饰受杨八姐服饰的影响是没有什么根据的。 还有研究者认为，埔姨的簪花围是宋元时代遗留下来的阿拉伯人的风俗4（4）。 埔女的簪花围是否为阿拉伯人的风俗？首先我们看看有关阿拉伯人服饰民俗的记载。元朝汪大渊、明朝巩珍、费信都曾到过阿拉伯国家，见过阿拉伯人的服饰，在他们的著作中都有记载。 汪大渊《岛夷志略》“波斯离”条，“男女长身，编发”；“麻呵斯离”条，“男女编发”；“麻那里”条，“男女辫发以带捎，臂用金钿”；“班达里”条，“男女丫髻，系巫仑布”；“天堂”条，“男女辫发，穿细布长衫，系细布捎”等。 巩珍《西洋番国志》“天方国”条，“男子缠头，长方浅鞋，妇女盖头，卒不能见其面”；“阿丹国”条，“王与国人皆奉回回教门，说阿剌必语。妇人亦服长衣，肩顶佩珍珠宝石璎珞，如中国所饰观音状。耳带金厢宝环四对，臂缠金宝钏镯，足指亦带环。又用丝嵌手巾盖头，只露其面。” 费信《星槎胜览》“忽鲁谟斯国”条，“女子编发四垂，黄缭（一作漆）其项，穿长衫，出则布缦兜头，面用红青纱一方蔽之，两耳轮用挂珞金钱数枚”；“阿丹”条，“男女拳发，穿长衫，女若出，则用青纱蔽面，布幔兜头，不露形貌，两耳垂金钱数十枚，项挂璎珞”；“天方”条，“妇女编发盘头”等。 他们所见阿拉伯妇女的服饰是“穿长衫”，头“辫发”、“编发”、“编发四垂”、“编发盘头”、“拳发”、“丫髻”，并没有簪花的记载。头上，“盖头卒不能见其面”、“用丝嵌手巾盖头，只露其面”、“用青纱蔽面，布幔兜头，不露形貌”。阿拉伯的妇女注重耳饰、项饰与臂饰，如“臂用金钿”，“肩顶佩珍珠宝石璎珞，如中国所饰观音状。耳带金厢宝环四对，臂缠金宝钏镯，足指亦带环”，“两耳轮月用挂珞金钱数枚”等。 宋元时期居住在中国的阿拉伯妇女的服饰，宋人庄绰《鸡肋编》载：“广州波斯妇，绕耳皆穿六带环，有二十余枚者。”5（5）元时回回人喜穿斗篷，缠头或盖头，妇女用头袖作盖头巾，喜用珠翠装饰，与中世纪阿拉伯人装饰无异。6（6）也不见有簪花围的记载。说埔女簪花围是宋元时期阿拉伯人遗留下来的风俗也是难以令人信服。 其实，以鲜花簪首作为一种民俗事象，早在汉代已经出现。四川成都杨子山西汉墓出土的女俑，就在发髻正中插一朵硕大的菊花，菊花两旁还依附数朵小花。7（7） 汉代以后，簪花之俗在妇女中历久不衰，所簪之花大多为时令鲜花。如： 茱萸：梁简文帝《茱萸女》诗：“茱萸生狭斜，结子夏御花。遇逢纤手摘，滥得映铅华。杂与鬟簪插，偶逐鬓钿斜。” 蔷薇：（梁）刘缓《看美人摘蔷薇》诗：“钗边烂熳插，无处不相宜。” 梅花：（梁）鲍泉《咏梅花》诗：“可怜阶下梅，飘荡逐风回。度帘拂罗幌，萦窗落梳台。乍随纤手去，还因插鬟来。” 石榴：梁简文帝《和人渡水》诗：“婉婉新上头，湔裾出乐游。带前结香草，鬟边插石榴。” 杏花：（唐）朱揆《钗小志》：“阮元姬插鬓用杏花。” 棠梨：（唐）元稹《村花晚》诗；“三春已暮桃李伤，棠梨花白蔓菁黄。村中女儿争摘将，插刺头鬓相夸张。” 玫瑰：（五代）李建勋《春词》：“折得玫瑰花一朵，凭君簪向凤凰钗。” 茉莉：《烬宫遗录》：“后喜簪茉莉，坤宁有六十余株，花极繁。每晨摘花簇成球，缀于鬟髻。”8（8） 一般情况，春天多簪牡丹、芍药；夏天多簪石榴花、茉莉花；秋天多簪菊花、秋葵等。也有簪宫花的，宫花是用罗、绢、通草等原料制成的。节令不同，所簪花也不同： 上元夜，“妇人皆戴珠翠、闹娥、玉梅、雪柳。”9（9）“闹娥”，剪彩做成花或蝶、虫的形状。“玉梅”，以白绢做成的梅花。“雪柳”，以绢花装簇的花枝。 端午节，“茉莉盛开，城内外扑戴朵花者，不下数百人。”10（10） 立秋，“都城内外，侵晨满街叫卖楸叶，妇人、女子及儿童辈争买之，剪如花样，插于鬓边，以应时序。”11（11） 重阳节，“都人是日饮新酒，讯萸簪菊。” 除了妇女簪花，唐朝已有男子簪花的现象，到了宋朝已日益普遍，而且还成为某些典礼的仪节。《宋史·舆服志》载：“中兴，郊祀，明堂礼毕回銮，臣僚及扈从并簪花，恭谢日亦如之。”可见当时参加重要典礼的百官及随侍人员都要簪花。在民间婚仪中，按照宋朝婚俗，新郎可以“戴花一两枝，胜一两枚。”胜即花胜，古代的一种首饰。宋朝朝廷宴会，“尝以春秋之季仲及圣节、郊祀、籍田礼毕，巡幸还所至设宴，惟从官预，谓之曲宴。”皇帝要给群臣赐花，由中使为之插戴。朋友之间的便宴也可以簪花。如果遇到国家大灾之年、瘟疫、忌辰等，则不可以簪花。12（12） 簪花除了有审美之外，还有避邪的象征意义。“茉莉花能驱鬼，戴上菊花能长寿”等。13（13） 簪花是中国古代妇女装饰的遗风，在泉州高甲戏《桃花搭渡》的唱词中有“四月围花圈，一头簪两头重。”泉州地区的惠安洛阳、南安丰州、洛江河市、双阳等地，很多妇女至今还保持“簪花围”的风俗。14（14） 关于埔女的服饰，李亦园教授有精辟的论述，他用人类学族群关系来解读。他说：我这里所说的结构关系是指族群之间的结构关系。族群关系常因文化特质的强调而形成所谓结构对比，在惠安人族群的结构对比意义上，表现在惠东人与崇武人构成对比，他们各自拥有各自的传统，他们彼此之间不只合作也同时相对立，崇武人多少看不起惠东人，惠东人多少要和崇武人有分别，这种对立的关系，可能就是导致惠东人保持原有特色的原因。这一点是我从早期经验得来的，住在泉州城里，早上一定会遇到从晋江一带挑卖牡蛎进城来的人，我们以闽南语称她是“埔姨”的渔村女。这些“埔姨”大都有特殊的服饰，戴有大笠子，颇有惠东女的特色，她们如果不穿着奇怪的话，我们就以为她是冒充的，她的牡蛎就不好，一定是要穿着那种形式的衣服的人来，我们才会以为她是与我们不同的另外一种人，她的牡蛎才是好的。这种族群识别的观念，是族群关系结构最明显的表现。换而言之，这是一种藉服饰的差异，以分别不同群体的做法，不同的服饰用以族群交易关系上是一种判别的“商标”，在族群互动上是一种辨别，在族内则是一种认同。15（15） 总之，埔女的服饰具有族群的特征，在交易关系上是一种判别的“商标”，在族内则是一种认同。埔女的簪花是中国古代妇女装饰的遗风。 注释 1（1）陈水德、温太平：《东海文化之光》，中国文联出版社2000年。 2（2）叶国庆：《平闽十八洞研究》，《厦门大学学报》1953年。 3（3）李亦园：《平闽十八洞的民族学研究》、《李亦园自选集》，上海教育出版社，2002年。 4（4）陈泗东、庄炳章主编：《中国历史文化名城－泉州》，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90年。 5（5）庄绰：《鸡肋编》。 6（6）邱树森：《中国回族史》上册，宁夏人民出版社1996年。 7（7）沈仲常：《成都杨子山的西汉墓葬》，《考古》1955年第三期。 8（8）周汛、高春明：《中国古代服饰大观》，重庆出版社1995年。 9（9）周密：《武林旧事》卷上，元夕。 10（10）《西湖老人繁胜录》端午节。 11（11）吴自牧：《梦梁录》卷4，七月。 12（12）张庆：《宋代的簪花习俗》，《文史知识》1992年第5期。 13（13）蔡铁民：《惠东妇女头饰辨析》，《惠安民俗》厦门大学出版社1997年。 14（14）同（4） 15（15）李亦园：《两岸惠东人的比较研究：理论架构与探讨方向》，《惠东人研究》福建教育出版社1992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