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3年春节过后不久，泉州市委书记张田丁同志召集我和市文化局吴荣洲局长开了一个小型的会议，传达了省委、省政府关于做好准备工作，迎接科威特客人到我市参观考察的通知，部署修复清净寺和灵山圣墓的工作。参加会议的还有当时分管文教和统战工作的齐世和副书记和省文化厅朱展华副厅长。 一、事情的起因 我国实行对外开放政策以后，许多外国友人纷纷到我国开展经济、文化交流。当时科威特向我国政府要求到泉州考察伊斯兰史迹，这在当时引起巨大的反响。新华社在《国内动态清样》刊载了《泉州伊斯兰古迹值得重视》一文，引起中共中央胡耀邦总书记的重视，并专门作批示。福建省委、省政府为此专门下发文件，要求泉州市委、市政府务必引起高度重视，做好各项准备工作，并拨款50万元作为专项经费。这件事在社会上也引起很大的轰动。老百姓中间流传着科威特准备在泉州投资修建什么什么工程的消息，上上下下对科威特客人来访怀着一种期望的心情。 会议决定由齐世和副书记牵头负责修复工作，成立修建小组，由我担任组长，吴荣洲同志任副组长。我主要负责清净寺的修复工作，吴荣洲同志负责圣墓的工作，会议还研究了修复工作的有关问题。 二、拆迁安置清净寺内的住户 经过“文革”破坏，清净寺和圣墓已经是满目疮痍。当时，清净寺里居住着12户居民（其中11户是回民），他们大多是世代居住在这里的老住户。80年代初，城市建设还很落后，清净寺的居民居住条件十分差，建筑物大多是老旧的砖木结构的老式民房，还有许多自己搭盖的建筑物，杂乱无章，整个寺院如同一个大杂院。平时进入寺内，到处是尿缸、泔水缸，晾衣服的竹杆七横八竖，地上污水横流，空气中烟熏火燎，更为严重的是社会上群众中对文物保护观念淡薄，清净寺、圣墓的文物都遭到不同程度的破坏。清净寺的门楼、奉天坛和明善堂等主体建筑破损严重，永乐皇帝的“圣旨”石碑翻倒在地上。圣墓更像一个杂草岗，伊斯兰先贤的墓葬与夕阳蓑草为伴寂寞荒凉。 修复工作的困难主要在于妥善地迁移安置清净寺内的住户。我们按照既要做好文物修复，又要保护拆迁户利益的原则，制定了一个拆迁方案，报市委批准以后，就着手拆迁工作。 我们首先召开回民大会，传达省委、省政府指示精神和市委、市政府的决定，做好拆迁户的思想动员工作，公布拆迁政策：1、建设回民楼安置拆迁户。2、按1：1的原住房面积补偿安置。安置房屋面积超过原有房屋面积的，超出部分按建筑造价的70%收费。3、搬迁过渡期间，由市政府提供过渡房安置拆迁户，费用全部由政府支出。4、先搬迁，先安置。 由于政策对头，措施得力，拆迁工作得到拆迁户的支持，拆迁工作进行得比较顺利。前后20天左右的时间，拆迁工作就基本完成。当然，在这个过程中，不可避免也会出现不同的意见看法，但我们在始终坚持原则的情况下尽可能地照顾拆迁户的要求，做到政策性和灵活性相结合。如拆迁户郭先生，是一位在回民当中有代表性的人物，是回族委员会成员、市政协委员。由于子女多，分配的房子不够居住，一时不能搬迁，影响拆迁工作。恰逢全国伊斯兰教协会副会长（名字记不起来了）来泉州视察工作，当天在宴请副会长的时候，我们请他帮助做工作，他一口答应说：请郭先生一起吃饭，席间，他对郭先生说：修复清净寺是一件大好事，我们要支持政府的工作，个人有什么困难，政府帮助解决，自己也要主动想办法，否则对教会对本人都没有什么好处。郭先生很受启发，当场表示要支持拆迁工作。过后我们也积极向有关部门争取，尽量满足郭先生的要求。对于个别无理要求阻碍拆迁的，我们也坚持按照政策给予处理，保证拆迁工作的顺利进行。 清净寺的拆迁工作，是改革开放以后，我市最早的一次政府拆迁行政行为。由于我们的工作做得比较到位，照顾了群众的利益，得到当事人的拥护。二十余年的时间一下子就过去了，至今他们当中的许多人，还对我们的工作给予很好的评价，与我们参与拆迁工作的同志保持很好的私人关系，这才是让我们感到最大的安慰。 三、恢复清净寺原貌，整治圣墓周边环境 修复工作按照“修旧如旧”的原则进行。修复的部分：清净寺重点修复门楼、奉天坛和明善堂三大古建筑，保护两方“重建碑”。修整的部分：“永乐皇帝圣旨碑”在大门迎面的院子里新建一堵墙把它立起来。门楼原来的石头楼梯，由于破损严重，已不能恢复，只好在原来的基础上，安装一座临时用的铁梯。圣墓清理了周边的环境，并新建一座办公楼，供接待、管理使用。 清净寺共花费工程款35万元，圣墓大约花费15万元。工程期大约4个月的时间。 经过修复，清净寺和圣墓面貌焕然一新，得到社会各方面的好评。省、市领导来参观都感到很满意。当年国庆节前，省委宣传部何少川部长带人来清净寺参观感到十分高兴，他说：“以前带人来，只走到门口就不敢进入里面，现在好了。” 四、中央考察组来泉 1983年4月，根据胡耀邦总书记的批示，中共中央宣传部郁文副部长牵头组织国务院宗教局、文化部文物局等八大部门的专家联合组成“中央考察组”来泉实地考察。他们一个重要任务就是要考证关于伊斯兰教的三贤、四贤来泉传教，死后葬在泉的史实。考察组到达泉州以后，省委书记项南专程到泉州会见考察组成员，并委托张格心副省长参加考察。考察组在泉州活动三天，采取与本地的文史工作者座谈，实地考察的形式，全面考察、考证泉州伊斯兰史迹。由于时间久远，史料匮乏，考察组对三贤、四贤的问题也不能形成结论。在最后的汇报会上，项南书记说：还是要求大同存小异，（科威特）客人马上就要来了，（如何向客人介绍）我们要有一个统一的口径，在没有更有力的说法的时候，还是以何乔远（明代史学家）的说法为准。与会的专家同意项南书记的看法，并在这个基础上形成《座谈会纪要》上报中央。 五、项南书记亲临清净寺视察 我们的工作能够顺利开展，是与各级领导的支持分不开的。 在拆迁工作比较紧张的期间，我每天几乎都呆在清净寺里办公。有一天，黄秋润急急忙忙跑进我的办公室，说：“项南书记来了。”我急忙迎了出去，还没到门楼，项南书记已经走进大埕了。 我向他汇报了拆迁工作进展的情况。 他问我：有什么困难。 我说只剩下一户工作还没有作好，当事人有不合理的要求，影响拆迁进度。 项南书记在了解问题的症结主要在于对方的无理要求以后说：剩下这户“钉子”，要坚决拔掉，全部拆除，寸土不给。 项南书记的表态，在群众中引起很大的反响，也对这一个拆迁户形成很大的压力，过后他就主动来要求拆迁。 六、一个意外的结果 修复工作完成以后，有一天，张田丁书记要我到他的办公室，给我看一份国家文物局通过省文化厅转交泉州市政府的文件。文中指责：“泉州修建清净寺未经中央批准，擅自动工修建，改变了原来面貌，违反文物保护法，必须追究破坏责任。” 张田丁书记讲：我们努力得要命，他们却来指责我们。问我有什么意见。 我当时也觉得很不可理解。然后我以市政府的名义草拟一个文件，经领导同意上报国家文物局，主要内容如下： （一）关于未经中央批准的问题，我们认为：前有胡耀邦总书记的批示和福建省委省政府的文件，后有中央考察团的论证及所产生的《座谈会纪要》；修复工作自始至终都是在上级党委政府和文物管理部门的专家学者的领导、指导下进行的。国家文物局的指责是没有根据的。 （二）关于改变原来面貌的问题，我们认为全部修复工作都是在“修旧如旧”原则指导下进行的，基本达到修复保护的目的，有改动的部分只有门楼架设铁梯，和永乐皇帝圣旨碑的修复，由于门楼原来的石梯如果要按原来的样子修复，必定要对现有的门楼进行更大规模的拆建，不利于文物保护。架设铁梯的办法对文物既不会产生新的破坏，又能起到方便起落的作用，是一个两全的办法。圣旨碑由于原来安置的状态已经不可考证，目前的修复办法也是一个好的权宜之计。 文件上报以后就再也没有什么说法，不了了之。 当然，对我们工作肯定的还是主要的。当年11月，西北五省区在西安召开伊斯兰学术讨论会，特地邀请我赴会，并在会上发表论文。 事后，陆续有许多专家来参观，并帮助我们编辑《伊斯兰教在泉州》一书。 时光荏苒，倏忽二十几年的时间一下子就过去了，往事历历，仿佛都是在昨天发生的事。特别是现在，清净寺、圣墓等史迹正在成为我市申报世界文化遗产的重要文物，成为世界和我们子孙后代的珍贵文化遗产，而我们参加保护建设的人或者随时间的流逝而被遗忘了，但是我们的工作却世代永存，这是让我们感到欣慰的。 (插图作者：（摄影 李晓川）) 泉州清净寺 （摄影：李晓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