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8月31日泉州解放，9月9日，在泉州的南下干部与本地干部会师，宣布成立泉州军事管制委员会（简称军管委）、泉州警备司令部、福建省第五行政督察专员公署和公布各县县委书记、县长的名单。9月10日，由刘景沂同志带队的南下干部与我带队的原地下党环城区工委的本地干部到仁凤街接管国民党的东北乡公所，并共同相处和工作了一段时间，现把当时的一些情况回忆如下： 接收东北乡公所 9月10日上午，刘景沂同志带领的南下干部与我所带领的环城区工委的本地干部按事先约定的时间和地点，前往东门外仁凤街接收原国民党的东北乡公所。 我们到东北乡公所时，原来的乡长、工作人员都跑掉了，只留下一个看门的所丁。这个所丁是山东人，已四、五十岁了。我们去接收时，这位所丁还在，还有一些围观的群众，首先由刘景沂代表军管会和晋江县政府宣布接管原东北乡公所，讲明了如何对待旧人员的几条政策。他讲话时，因不懂得讲本地话，由我当翻译。刘景沂同志讲的普通话虽然不是很难懂，但带有许多河北地方腔，而我又是第一次为北方人讲普通话当翻译，很吃力，有些话听不懂，还要停下来再问一遍，真是出洋相！ 刘景沂同志讲完后，让东北乡公所的所丁带我们去清点和接收乡公所的东西。该所丁向我们一一介绍，这里是办公室，这里是档案室，这里是关人的小牢房……等等，并把他裤带上挂着的一大串锁匙交给我们。 清点后，我主张把国民党的那些档案材料统统烧掉，刘景沂同志连忙制止说：“不要烧掉，其中有些档案对我们还有用，如田赋的清册，那是国民党经过丈量田地后决定各户应交多少钱粮的清册，如果我们把它统统烧掉，那我们要靠什么去征粮呀？”幸亏刘景沂同志及时提醒，要不然付之一炬，就会给我们以后的工作带来多大的麻烦呀。 还有一件事，就是东北乡公所的那位所丁，我也是主张理光头、清一色，统统滚蛋！刘景沂同志对我说，他如愿意，把他留下来有好处，我们刚刚把乡公所接收过来，许多情况还不熟悉，把他留下，可以为我们当耳目，为我们所用，反正大权在我们手中，不怕他一个人，而且他是比较低下的所丁，不会出什么事。我同意刘景沂同志的意见，把他留下来工作一段时间，因他有家庭，而我们当时是供给制，只够自己一个人生活，养不起老婆、孩子，因此，不久他就辞职回去，后来一直不知道他的去向，估计是带着老婆、孩子回北方去了。 第一次过春节的加菜纠纷 1949年10月份，就在现在丰泽区的辖区内成立了中共晋江县第三区委会和第三区公所，南下干部在区委会和区政府担任主要领导的有：刘景沂同志担任区委书记，赵振辅同志担任组织委员，由白全民同志担任区长，张文思同志担任农会主席；本地干部在区委会、区政府任职的有：我担任区委宣传委员，陈天彪同志任区公所秘书，黄笃初同志担任区公所财粮助理员、许振声同志担任区公所文教助理员，萧祖沛担任公安特派员，黄衍钦同志担任区公所文书，李昆玉同志担任民政助理员，何为义同志为青年干部，刘炳煌同志为区中队副中队长，还有一些同志的职务已经忘记了。不久，又调来一位本地干部叫庄建国同志担任副区长，1950年他调走后，由我继任副区长。 当时区委会和区公所的干部绝大部分都分别下到各个村子里去工作，每个人的工作积极性很高，任务也完成得很出色。不久，泉州解放后的第一个春节，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第一个春节到了，区委会和区公所特地通知大家都回来区公所（当时还设在仁凤街原国民党的东北乡公所），区委书记刘景沂高兴地对大家说：“几个月来，大家都下乡去，工作很辛苦，今天大家相聚在一起，过第一个春节，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为欢度中国春节这个传统节日，我们要好好聚一聚，乐一乐，加一点菜。”他讲后大家讨论要怎样加菜呢？结果你一口，我一舌，争论不休，本地干部说“可炒米粉！”南下干部说“可包水饺！”南下干部不知我们炒米粉是怎么一回事，本地干部也不知包水饺是怎么一回事，大家高声争论，谁也说服不了谁。坐在一旁的区长白全民站起来讲话了，他说：“大家不要争了，既然本地干部不爱包水饺，南下干部也不爱炒米粉，那就分开煮吧！本地干部爱吃炒米粉去炒米粉，南下干部爱吃水饺就去包水饺。”这建议好，一下子就把大家的争论解决了，分两摊大家分头煮。 炒米粉比较容易，本地干部很快就煮好吃完了；南下干部的水饺还没有全部包完，但已先煮一些了，捞起来后放在一边，等待全部煮好大家一起吃。我和几位本地干部不知道水饺是什么样子？好吃不好吃？就走过去拿起筷子挟一个起来尝尝，觉得好吃，又再去挟一个，其他同志也去挟一个起来尝尝。赵振辅同志看见非常着急，赶快跑过来把锅盖压着，大声说：“你们不能吃，你们不能吃！我们没有吃你们的炒米粉，你们也不能吃我们的水饺！”说完引起大家哈哈大笑，我们也不好意思再去吃他们的水饺了。 南下干部与本地干部各有长短 当时全区干部只有二十左右人，其中南下干部六、七人，本地干部十几人，各有明显的特点，主要表现在如下四个方面： 一、南下干部年纪比较大，本地干部都是一些年青小伙子。 南下干部是中央为解放南方几省，解决这些地方干部缺乏问题而组织南下来的，他们多数是在抗日战争时期就参加了革命，在北方基本上已担任过相当的职务，并在南下路上，已初步把各级的班子搭起来，所以多数已是三十左右岁的人了，如三区的组织委员赵振辅同志，是当时到三区来的南下干部中比较年轻的一个，但也已二十五、六岁了。而本地干部绝大多数是临解放时才参加革命的小青年，参加革命前基本上都是学生，当时才二十左右岁。如1949年，我才十九岁，1950年当副区长时也才二十岁，所以许多人叫我“简仔区长”。 我后来得知，在南下路上就已初步确定出晋江县第三区的区委会、区公所的领导班子，区委宣传委员是杨培礼同志。他们南下到泉州后，发现有一大批本地干部可安排。我被安排为三区区委的宣传委员后，杨培礼同志怎么办？只好临时调整到别的区（现洛江区罗溪）去安排。 由此可见，当时在三区工作的南下干部与本地干部，平均年龄相差十岁左右。 二、南下干部的文化较低，本地干部的文化程度高。 来三区的南下干部基本上都是农民出身的工农干部，文化程度比较低，只有小学程度，有的还没有读过书，参加革命后才学一点文化；而本地干部绝大多数是中学生，有的读过师范，个别还读过大学，文化程度较高。有一次，我与刘景沂等同志去晋江县（当时的县城还在现在的鲤城区里）参加扩干会，会上县委书记张格心同志布置了当前工作，很重要，我怕记不清、记不全，就向坐在我旁边的刘景沂同志借他的笔记来对一对，看他的笔记本，记得很多，但有许多错别字，如把“剿匪反霸”写成“抄一反巴”，四个字错了三个字。还有些字，他认不得，无法记，只在本子里画个○圈，做个记号。但是他们以对革命工作高度负责的精神，出色完成各项工作。 三、南下干部对本地的情况不熟悉，又不懂得讲本地话，要联系群众、开展工作都很困难，讲话要靠翻译。而本地干部既能讲本地话，又多数是本地人，对本地情况很熟悉，做群众工作很方便，走进村里，群众东呼西应，非常亲切。有一次，区委书记刘景沂到第一工作组（即现在北峰镇一带）检查工作，刚好我们在开各乡干部会，我请刘书记在会上讲话，他讲了几句，很简短，很有力。为帮助乡干部更好地领会刘书记的讲话精神，我询问一位干部：“你对刘书记的指示感觉如何。”本想根据刘景听同志讲话的精神，在几个方面再强调强调。谁知这位乡干部回答：“刘书记讲话，我‘鸭仔听雷’不会晓听！”大出我意料。 由于当时南下干部不懂得讲闽南话，而当地的干部、群众又听不懂他们所说的普通话，所以曾出现一起刘苦买辣椒的大笑话。 刘苦，南下后任三区庶务，经常要去街上买菜。有一天，他在东街看见一位女小贩肩挑卖蔬菜，刘苦同志要向她买辣椒，那女小贩不但不卖他，还骂他“夭寿！”刘苦同志气呼呼地回来，发啰说：“你们泉州人真不讲理，没礼貌，东西不卖我还骂人！”我不知发生什么事，就问他到底怎么一回事？刘苦同志把经过再说一遍，我听出来了，一定是刘苦同志不懂讲本地话，那位女小贩也听不懂刘苦同志讲的带有北方味的普通话，误把刘苦同志用普通话讲的“辣椒”当成本地话的男人生殖器，所以不但不卖他，而且骂刘苦同志“夭寿”。我费了好大的劲才把其中的误会讲清楚，引起在场同志的哄堂大笑，刘苦同志才说：“原来如此，倒霉！” 四、南下干部工作经验丰富，本地干部热情高、干劲大，但缺乏工作经验。 由于南下干部多数是已在北方工作多年的干部，我们这里刚解放需要做的一些工作，他们在北方已做过了，懂得怎么做，工作比较有经验。而本地干部虽热情高、干劲大，对本地的情况熟悉，容易做群众工作；但对解放后要做哪些工作，如何做，缺乏经验。有位本地干部还发生过这么一回事，区里布置他下乡去向群众征粮，他竞拒不执行，区委认为我是本地干部的头头，叫我去做他的思想工作。我找他谈话，说不要怕下乡，工作不能怕苦怕累。他说我不是怕苦怕累，而是因为解放前向群众宣传要反对征粮、反对征税、反对抽丁，现在解放了，怎么又要征粮，叫我如何向群众宣传？如何改口呢？”原来他满脑子是空想社会主义，所以对解放后还要征粮不理解。把需征粮的道理讲清楚后，这位同志就愉快地接受任务而去，而且任务完成很出色。我们许多本地干部在与南下干部相处工作期间，向他们学到许多知识，尤其是工作的方法和经验。当然，当时的南下干部也离不了本地干部，如果没有本地干部一齐去工作，他们几乎寸步难行，工作也难于开展起来。 团结互助 相得益彰 由于南下干部与本地干部各有所长，各有所短，大家团结起来，取长补短，互相配合，因此，克服了许多困难，出色完成各项任务。当时，我们很尊重南下干部，南下干部也十分关心爱护我们本地干部。当时，三区的工作在晋江县名列前茅，这是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因素。 如当时“西北洋”（今北峰镇普明、潭尾、马脚埔、欧厝、塔前、塔后、坑尾和田庵一带）有个“土皇帝”吴友根，是个大恶霸，地下党根据群众要求，曾两次准备处决他都没成功。解放后要向一些有钱、有势的人借钱去支前，当时，南下干部刚来不久，不知那些是比较有钱、有势的人？我们向他们介绍了情况，就决定向吴友根借粮几十担，吴友根不肯交，区公所就派人把他抓起来，我们高兴极了，认为吴友根这次是“十身不够死”了。谁知不几天区公所就把吴友根放了，我们不理解，很有意见，向区委书记刘景沂、区长白全民同志提了意见。为此事，刘景沂同志专门到第一工作组的驻地花园头村找我，对我解释说：“吴友根不肯交给我们派给的借粮任务，我们把他抓起来；抓起来后，他把借粮的任务如数交了，我们把他放了，不好一直关在区公所。”我把吴友根的罪恶细说一通，刘景沂同志仔细听，还把我反映的要点，记在他的本子上。我讲完后，刘景沂同志想了想，说：“这是两码事，要分两步走，我们向他借粮，他不交，我们把他抓起来，他交了，我们不能不放；你反映他的罪恶，那是接下去剿匪反霸的事，你们要深入发动群众，掌握其罪证，再开斗争大会大斗他，区政府就可根据其罪恶来处理他。”说后又帮我们研究了下一步的工作计划，使我们消除误会，又明确了方向。 1950年初，我在新生乡（现洛江区桥南村、杏宅村一带）参加土改工作，匪首郭万年率领几位匪特骨干从乌龟岛夜潜回乡，企图进行破坏活动，被我们发觉，立即组织民兵围歼，战斗很激烈。刘景沂同志在区里闻讯，立即亲自组织和带领第二工作组（今城东镇一带）、第三工作组（今东湖至圣墓一带）、第四工作组（今东海镇一带）的干部、民兵前来支援，共同消灭了这股匪特。 在生活上，当时南下干部与本地干部的差别也很大，他们爱穿黑色的圆口布鞋，冬天要穿棉衣，但洗衣服、洗脸、刷牙等却不如本地干部讲究。当时实行供给制，冬季每个干部都发给做棉衣用的棉花和布，本地干部不习惯穿棉衣，怎么办？许多人都把棉花拿去送南下同志，让他们把棉衣做得更厚一点，而南下同志都把他们用不完的肥皂等送给我们。 大镇反时，经常要召开公审大会，审判和处决一些罪大恶极的反革命分子，会场经常选择在庄任村、西福村前“五里亭”附近。每次大会都要有个区委或区公所的主要领导去宣判和讲话，而这个代表区委、区公所去讲话的任务，区委、区长经常叫我去担任。我知道在区主干中，不但是因我能讲本地话，而且有大胆使用我、培养我的意思。 有一次，我到城里的东街参加晋江县扩干会，会上县委领导点名表扬了我，当时我竟紧张得冒出冷汗！原因是我们许多本地干部平时走路都打赤脚，有时需要穿鞋子也不爱穿公家发的黑色圆口布鞋，而是爱穿街上卖的有底黑色力士鞋（俗称“乌万里鞋”）。想不到当时的晋江县委书记张格心同志竟在扩干会上表扬我生活艰苦朴素，下乡经常打赤脚。他在台上表扬，我在台下冒冷汗，因为当时干部打赤脚走路的很多，何止我一个呀！这是我们的生活习惯，怎能提高到艰苦朴素高度去表扬？！如果要表扬，怎能只表扬我一个人？因此，张格心同志在表扬时，我把头低下，不敢抬头起来接受表扬。我想，这一定是区委书记刘景沂同志把我们的生活习惯误认为是艰苦朴素的事例向县委汇报，县委才在扩干会上如此表扬我。 由于当时在三区的南下干部与本地干部团结的很好，相互间关系很融洽，工作也做得很愉快、很出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