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山光，原名杨岳，字仲觐，泉州北郊印塘里石塘村人，生于光绪十年（1884年）。父名锡彬，身任塾师，山光从小随父读书。由于他个性聪颖，记忆力强，能背诵书诗，有“过眼不忘”之称。 山光13岁时应府县童子试，以默写经书入学为秀才。一年后父亲病殁，从其堂兄杨洛底在泉州城内设塾，既当课蒙助教，又勤奋自学。后经族兄各俨介绍，往厦门建兴钱庄东家陈子挺之聘，任其子家庭教师，深为陈所器重。 时当科举将废，学校新兴。遂转到同文书院，任汉文教学，业余进修英语、算学等科。不久北上考入京师大学堂（即北京大学的前身）。毕业后东渡日本，在明治大学，专攻法学科。 山光关心国家大事，结交革命党人，加入兴中会，1905年转入中国同盟会，积极从事各项工作。宣统元年（1909）回国，到福州应试，被录取为“选士”，名目相当于“贡生”。 武昌起义后，山光在厦门与海内外同志联系，策划光复。依照厦门组织武装经验，山光商得厦、泉的同意，与同安庄育才带领灌口义勇队数十人，携带枪枝弹药支援泉州，驻扎在考棚，今鲤城区人民政府所在地。时驻军统带唐万胜持观望态度，先以三日内剪掉辫子为信，由杨山光居间以脑袋为担保。三天后唐万胜并未履约，群众责怪山光。山光向天恸哭，“以敌人失信，应一致对付。何必同室操戈？”众疑始释。泉州光复后，义勇队除协助治安外，山光还倡议组织晋江参议会，处理善后事宜。不意泉州军火库发生爆炸，革命党死伤多人，省方派人带队南下，事乃中止。山光因此告退，在泉州光复史上留下这段事迹。 中华民国成立后，山光当选为众议院的议员。他刚正不阿，进京时不带随员。在京开会时生活俭朴，每次都是步行赴会。当时军阀争权夺利，以“民意”为代表，盗窃革命果实，甚至闹出“贿选”的丑剧，北洋军阀曹锟当选执政。山光化装潜逃，坐煤车南下广州，参加孙中山先生召开的非常国会。有人提议仍选孙中山为总统，山光以到会议员仅130多人，不合法定人数，力争不可。最后决定选举孙中山先生为大元帅，以便组织讨贼之师，统军北伐。会后中山先生称赞他执法不阿，坚持法定政策，真不愧为法律学者，称其为执法楷模。 由于国事日非，难申素志，山光乃返回厦门，重操教学工作。先在省立第十三中学任教；又往福州受法政专门学校聘为教务长。后又在厦门设律师事务所，参加律师公会，但不欲出庭办案或包揽词讼，只专任各行业的法律顾问，开展法律咨询工作。又邀集同志，创办大同中学，被推举为校董事会主席，兼任教学工作；而聘请杨子晖为校长。 1937年芦沟桥事变，抗战军兴，厦门面对台湾，情况危急。山光将其家属迁回泉州石塘村故乡，自己仍留厦坚持教学，开展抗战后援活动。1938年5月初，日寇在厦门登陆，并迫近市区，他才从海后登船离岸，驶到海中时遭敌机扫射，幸未命中。船至同安灌口附近登岸，连续步行四天，才抵达泉州家中。 回泉州后应昭昧国学聘请，开讲史地及文字学训诂课程。他学问渊博，教材熟练，边讲解边板书、绘图列表，一目了然。他常把历史事件、地理形势、人文活动，构成“三维”式教学，即以时间为纵线，空间与人物动态为横线，把纵、横两线，形式生动地结合起来，如最古奥枯燥的《说文解字》、《尔雅》等，他背诵原文如流，提要钩玄，深入浅出，逐字训解，使同学听课不觉甚难。 抗日战争初期，昭昧国学改为完全中学，由山光出任校长。昭昧国学停办后，他转到晦鸣中学和培英女子中学任教。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大举南进，沿海各地惨遭滥炸，中学学校全部内迁。山光也到安溪、诗山等地，在集美高中、海疆专科学校等校，任地理教师。 抗战期间，重庆国民政府曾两次来函，要聘请他到考试院工作，都被他拒绝。他宁愿作穷教员，过穷苦生活；而不屑当国民党官员，更不愿与国民党同流合污，保持穷苦书生本色。抗战胜利后，海疆学校迁回原地，他亦随校返泉，继续执教，直至因病卧床不起而止。 山光处世谨严，勤俭治家，不随便与人往来，不轻易受人馈赠。在病中困乏的时候，家人为济燃眉之急，曾向乡邻富户告贷。他知道后力促家人归还，由此可见一斑。后自知病已不起，谆嘱子辈：“我以贫病，亦以贫死，你等当以贫自立。”困穷之气，溢于言表。 山光一生颇有著述，惜在抗日战争前存在厦门，沦陷时毁失不传。战后辗转迁移，忙于教学，没有时间撰写；少部分曾发表于《集美学刊》等刊物。 1947年病卒于家，终年64岁。 （作者：泉州市地方志编委会特邀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