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渚港离泉州城约10公里，和稍大一些的现代港口相比，或许它是个不显眼的地方。但是，研究历史的人对它却格外兴趣，因为1974年在这里发掘了一艘足以见证中世纪刺桐港辉煌岁月的宋代海船，以致常有人误以为泉州港指的是后渚港，其实不然，后渚港只是泉州港众多支港中的重要港口之一。 ——海交馆的雄姿 后渚港位于泉州湾内，宋为临江里，元为后渚铺，清属三十六都。它的西北面有桃花山的支脉为天然屏障，背山面海，可作了望台和防卫炮台的金山寨（后渚寨）；南面与惠安县的白沙、白崎隔海相望；向外即是晋江的石湖与惠安的琅山和秀涂，箝形对峙，形势极为险要；东北为洛阳江出海口处的小洛阳海；西南是晋江的出海口处；出泉州湾过东海便是宝岛台湾。这里水深港阔，终年不冻，四季可航，便于海船停泊和启航，同内陆交通十分方便，是泉州湾的天然良港，自古以来就是泉州通往世界的重要口岸。 后渚港还是一个海防要地。据《元史》卷210<列传97>“爪哇传”载：“至元廿九年二月，诏福建行省除史弼、亦黑迷失、高兴平章政事、征爪哇，会福建、江西、湖广三行省，兵凡二万……发舟千艘……。十二月，自后渚启航。”《新元史》<世祖本纪>亦云：“至元廿九年，大军会泉州，自后渚启行。”如此大规模的重要军事活动，选择后渚为出发的港口，可见后渚港当年不仅是一个重要的商港，在特殊的年代，也曾是一个重要的军港。 后渚港的历史，最辉煌的时期莫过于从公元10至14世纪（960－1368年），这个时期正是泉州经济、文化和海外交通贸易最为辉煌的时代，沉睡在后渚海滩近七个世纪的宋代海船便是明证。 一、海船的发现 1973年8月18日，在一次座谈会上，一位名叫陈山道的搬运工人告知厦门大学历史系的庄为玑教授：在后渚港曾经发现过许多大石板，附近的海滩上有一艘不知何年的沉船，1972年对面白奇乡曾有人来这里挖木块挑回去蒸年糕，因烧不着就不再来挖了，并引路带领庄教授等人到现场观看。庄教授以他多年的经验，似乎已感觉到这里将会有重大发现，便立即向晋江地区（现泉州市）文管会张立主任汇报，张主任十分重视，请当地海军加以保护。一个星期后，张主任再派林祖良、黄炳元、许觉等人陪同庄教授来到沉船处，捡到文物40多件，内有宋瓷等，随即起草文件，呈报省、中央等有关部门。不久，中央告电泉州加以保护。 1974年7月15日，正式开始发掘沉船。发掘领导小组由张立、林文明分任正副组长，成员有杨厚生、许清泉、吴治开、潘达生和陈汉泽；参加田野发掘工作的单位有厦门大学历史系、福建省博物馆、厦门郑成功纪念馆、泉州地区文管会、泉州中学历史科校际教研组和泉州海交馆等，参加人员有庄为玑、叶文程、王世战、刘衍坤、李再铭、李登俊、林祖良、苏垂昌、陈泗东、郑焕章、唐杏煌、郭慕良、张克奏等人；周海宇、柯孙瑶和黄炳元等负责宣传接待工作。 在各有关单位的大力配合下，经过2个月的苦战，共掘土1814立方米，这艘位于东经118°59′，北纬24°91′，距离后渚村居民点只有百余米海滩里的古船终于展现在人们的面前。1975年3月，我新华社正式发布泉州湾宋代海船出土的消息，许多国家的新闻媒体纷纷转载，并称之为“世界考古珍闻”，是“中国近年来的重大考古收获”。这艘宋代海船自1979年10月1日以来一直陈列在位于开元寺内“泉州湾古船陈列馆”里，常年对外开放。 二、海船出土物 船舱出土遗物十分丰富，有工属具、香料，药物，木货牌、签，铜、铁器，陶、瓷器，铜、铁钱，竹、木、叶、棕、麻编织物，文化用品，装饰品，皮革制品，果核，贝壳，动物骨骼及其他，计有14类69项，其中香料药物占第一位，数量最大。这些为我们科学地判断海船的航行路线，进一步研究宋代泉州的商业史、社会生活史等都提供了最直接、最有价值的实物证据。以下对各类做一简要介绍： （1）香料药物中有绛真、沉香、檀香和胡椒、槟榔、乳香、龙涎、朱砂、水银、玳瑁等。其中香料木占出土遗物总数的绝大多数，未经脱水时其重量达4700多市斤，绛真香最多，檀香次之。 （2）木牌木签共96件，其中木牌33件，木签63件。牌签以杉木略加锯削而成，有的表面未经刨平，较粗糙，大小不一。木牌有八边形或方形，无穿孔或其它悬挂痕迹；木签有长方形、菱形、楔形和钉状形等多种形状，腰部或上部或两端两侧都刻有凹槽，以便系上绳子。这种牌签出土时绝大多数夹在各舱残存货物或腐蚀质沉渣之中，有的出土时还结有细绳残段，其中有“朱库国记”一件还缠着成捆的绳子，它和货物关系密切，应是货牌货签。牌签上保留着墨书文字，墨迹可辨的88件，从文字内容上看，有的是地名，有的是货名，有的是人名或其它名称。 （3）铜钱504枚，其中唐钱33枚、北宋钱358枚、南宋钱71枚，残碎钱42枚。特别是两枚铸于度宗咸淳年间（1265－1274）的“咸淳元宝”，是此次海船出土铜钱年代最晚的。 （4）陶瓷器数量也不少，瓷器的釉色有青釉、黑釉、白釉和影青等数种，器形小碗类为多，陶器，釉色有青釉、青黄釉、酱色釉、紫色釉和黑釉，器型以瓮、罐为多。窑口有建窑、龙泉窑和泉州地区各窑址的产品。 （5）铜铁器出土不多，有铜钵残片、铜勺、铜钮和铜钩等。 （6）木器大部分是船员的生活用具，有的似工具。 （7）编织物有竹编、叶编、麻编及棕、竹、藤、绳索和藤帽等。 （8）皮革制品残段一件，附着在一块竹编上。 （9）文化用品有木质象棋子21枚，出土于不同船舱，有两种形式，其中一枚书写刻制俱精，其余20枚制作较为粗糙；印刷品残件1件，上有“且了浮生一载”可连续的句子，是一件宋版印刷品残片，可能是船上人员的读物。 （10）装饰品有珊瑚珠和玻璃珠各一件。 （11）果核壳有14件椰子壳，其中一件完整，其余均残缺，有挖孔加工迹象，似作有具；80个果核，包括桃、李、杨梅、杏、橄榄、荔枝，以桃为多，荔枝次之，杏只有一个，这些果品都属我国南方产物，又绝大部分是夏令水果，出土数量有限，应是船员的食后遗物。 （12）船舱内出土的贝壳有货贝和环纹货贝2000多个，水晶凤螺1个、篱凤螺3个、银口凹螺2个和汝玉螺1个；白珊瑚重14.9克，群体为树枝状，灰白色。 （13）动物骨骼有猪骨19件、羊骨8件、狗骨2件、鼠骨38件、鱼骨和鸟骨9件；船体还有诸如船蛆、马特海笋、中华牡蛎等附着生物。 （14）工属具有樟木质绞车轴残段一件；竹缆残段一件；铁搭勾一件；竹尺一件，与1975年福州南宋黄升墓出土的木尺长度颇为近似；木槌一件；木灰刮板一件；凿柄一件；铁斧及钉送各一件。 （15）其他有玻璃2.5克、齐氏魟结鳞45克、黄色有机物约0.33克，另外还有些许矿石和砾石。 三、海船出土现状和结构 海船出土时船体基本保持水平，自舭部以上结构和桅、舵、帆、碇等属具均已不存，残存体从其型线看，都属于水下部分。船体以上堆积层和船内均为淤积细密的海泥，据专家的科学考察研究认为，这是因为“海船上部的地层是海泥在静水环境沉积形成的，地质学上称为‘湾相堆积’或‘海湾相’。具体地说主要是由于海潮加上江水带来的细泥，在特定地点长期交互沉积的结果。这说明宋代以前后渚的海面是一片有较大水深的港湾，这艘沉船沉没后，由于这里的长期堆积和地壳的缓慢上升，海岸线外移，形成为后来的海滩，而海船也就被海泥覆盖在其中。”海船船身残长24.20米，残宽9.15米，复原长度达34米，宽11米，载重量200吨。以下是其结构的简要介绍： 福船船型：底部削尖，两头高翘，船身扁阔，平面近椭圆形，恰如徐兢在《宣和奉使高丽图经》所称“上平如衡，下侧如刃”，属典型的福建制造的尖底海船，吃水深，稳性好，是综合快速性、耐波性和加工工艺等多种性能要求而设计的。 多重板：船壳为二至三重构造，船底用二重板叠合，船舷用三重板叠合，船壳板都以整木裁制，船内接近龙骨处的第一和第二路板用樟木，其余则有杉木；壳板的拼接采用平接与搭接混合使用，不论是横接或纵接都予以子母榫榫合，并塞以麻丝、竹茹和桐油灰捣成的艌料，再加上铁钉。这种先进工艺确保了船壳的坚固耐波，有利于长时间的远洋航行。 水密舱：全船隔舱板虽残缺不全，但原舱位依存，12道隔舱板将船内分为13个隔舱；隔舱板一般厚度为10－12公分，板与板之间都用榫合，用材多取耐水性好的杉木；第一舱和第六舱有头桅座和主桅座，均用巨块樟木制成；各舱都有水密设施，除舱壁靠近龙骨处留有“水眼”外，所有的舱壁锔联得十分严密，其密封程度极高，水密舱可增强海船的抗沉性和船体的坚固性，而且便于货物装卸。当船体部分受损时，不致影响其他部分。 龙骨：用两段松木联接而成，全长17.65米，主龙骨长12.4米，断面宽0.42米、厚0.27米；尾龙骨长5.25米，断面尺寸与主龙骨相同；龙骨前端与艏柱接连；主龙骨两端的接头用斜直角法榫合。由于全船的12道隔舱板与船壳板联成一体，在交接处又附贴着许多粗大的肋骨，由此肋骨与底部的龙骨组成了一个坚固的立体三角形，使整个船体的横向和纵向强度均大大增强。 保寿孔：主龙骨两端横断面均挖有象征吉祥的“保寿孔”，它的断面分上下两部分，上部有7个小孔，径2.5公分、深2.8公分，内各置放一枚铜钱或铁钱，下部有一个大圆孔，径11公分、深2公分，内各放铜镜一面。“保寿孔”排列形状，上部7个小圆孔状若北斗星；下部大圆孔为满月形，此排列叫做“七星伴月”，象征吉祥；或说前者象征七星洋，后者象征大明镜，寓有明镜照明七星洋的暗礁险滩，使船安全航行之意。这是泉州打造远洋木帆船特有的传统做法，至今仍有保留。 四、海船的意义 1、后渚港宋代海船的发现，有力地批驳了某些西方学者长期所持的中国人是个“不擅于航海的民族”的谬误。在航海与造船方面，中国人创造过许多世界第一，而且几乎每一项发明都对世界造船业产生过巨大影响，有的甚至引发了船舶制造的大革命。后渚港海船的发现，再现了古代海船的制造技术，如水密隔舱结构、龙骨的设置、多层板的运用、橹和船舵的使用等等，它是福船的标本，每一个局部、每一个细节，都蕴含着科学原理，体现了中国人在漫长的航海历程中获取的智慧结晶。 2、后渚港宋代海船的发现，揭开了我国造船史及海外交通史研究崭新的一页。宋代海船被1984年专程前来参观的英国著名的科学史专家李约瑟博士称为“是中国自然科学最重要的发现之一”，它引起了海内外专家学者极大的兴趣，在学术界迅速掀起了研究中国海外交通历史、泉州海外交通历史的热潮。1979年3月26日——4月4日，“泉州湾宋代海船科学讨论会”在泉州隆重召开，来自北京、上海、广东等11个省（市）57个单位的150多名学者出席会议，提交论文65篇。这些学术论文从造船学、历史学、考古学、地质学、化学、海洋生物学、医学、药物学等许多学科，对古船进行专门深入的研究，取得了很大成果。会议期间，与会者倡议成立“中国海外交通史研究会”，推举朱杰勤教授任会长、田汝康教授任副会长、林文明同志任秘书长，会址与秘书处均设于海交馆，并决定与海交馆联合出版学术刊物《海交史研究》。中国海交史研究会的成立和《海交史研究》的出版，无疑是中国学术史上一项有影响的举动，它们标志着中国海外交通历史研究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至今，中国海交史研究会有会员500多名，《海交史研究》已出版41期，被国内外一百多个学术机构、图书馆等所收藏。 3、后渚港宋代海船的发现，改变了泉州海外交通史博物馆的命运。海船是“国宝”，也是海交馆的“镇馆之宝”。1979年10月1日，一座建筑面积1300平方米的“泉州湾古船陈列馆”在开元寺内东侧落成并正式对外开放，这是海交馆自1959年创建以来的第一个固定陈列，海交馆因此成为中国最有特色的少数博物馆之一。通过它，广大观众可以了解到更多的古代造船技术、航海知识以及海上交通贸易的历史，从而弘扬中华民族优秀的海洋文明。它名闻遐迩，许多国家政要、著名专家学者慕名纷纷前来参观。 4、后渚港宋代海船的发现，培养了在国内外有一定影响的古代沉船保护的专业人才，海交馆也因此成为一个海洋出土文物的保护处理和研究的重要基地。 5、后渚港宋代海船的发现，证实了马可·波罗确实来过中国。这位13世纪意大利的旅行家在他的游记中，描述了水密隔舱、多重板等等许多造船细节，被许多人看做是子虚乌有，甚至有人以游记中的某些漏洞和不足否定它的价值，否认马可·波罗曾经到过中国的事实。毫无疑问，后渚港宋代海船的发现，对马可·波罗学的研究具有重大的意义。 主要参考资料： 福建省泉州海外交通史博物馆编：《泉州湾宋代海船发掘与研究》，海洋出版社，1987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