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周秦时期，居住在泉州地域的闽越族先民们就擅长造舟航海，他们“以舟为车，以楫为马”、“水行而山处”。西晋时期泉州已有舟船连接海外。陈天嘉三年（562年），印度高僧拘那罗陀泛海来到中国，驻锡泉州西门外九日山建造寺翻译佛经。 入唐以后，泉州港逐渐兴起。唐武德年间（618～626年）。有穆罕默德门徒三贤、四贤来泉州传播伊斯兰教，后卒葬东郊灵山圣墓。久视元年（700年）在今泉州地域置武荣州，景云二年（711年）改武荣州为泉州。泉州建州后，社会安定，经济发展。至贞元至大和年间（785－835年），泉州升为上州，泉州的造船业已达较高水平，所造海船抗风力强，适于远洋航行，陶瓷、丝织品等成为主要外销商品，随着海外通商贸易的发展繁荣，前来泉州的外国使节、商人、传教士日益增多。出现“船到城添外国人”、“市井十洲人”的空前盛况。泉州已成为“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与广州、扬州、交州（今越南交趾）并称为中国四大对外贸易商港，海路所通国家和地区东北至高丽（今朝鲜）日本，南达南海诸国，西抵印度半岛。五代初，光州固始人王潮、王审邽及王廷彬兄弟子侄相继任泉州刺史，王氏治泉期间，招怀离散、保镜安民、鼓励生产、继续发展海外贸易。之后，留从效为泉州刺史、清源军节度使，“招徕海上蛮夷商贾”，发展海外贸易，与海外贸易相关的手工业，如陶瓷业、冶炼业、丝织业、制船业等，都得到很大发展，为海外贸易提供充足的商品货源。 在唐及五代时期，随着海上交通与对外贸易的发展，泉州已经和印尼群岛诸国有了经济、贸易往来。当时前往印尼的泉州人以船工、农民以及从事贸易活动的海商为主，一些海商在印尼进行贸易活动时，受到季节、气候等因素的影响。留在当地“住冬”。等到来年季风到来时再返船。晚唐时，泉州僧人释智宜便渡海到苏门答腊岛东部的室利佛逝（印尼古国）学习梵文，翻译佛经，开始了泉州和印尼之间的文化交流。 北宋元祐二年（1087年），朝廷在泉州设置福建市舶司，之后泉州的对外通商贸易涉及31个国家和地区，赶上并超过明州，仅次于广州。南宋，海外贸易成为朝廷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泉州港的重要作用更加显现。造船业更加发达，当时泉州舟师、水手、舵工“知地理、识天象、辨水道”，并用量天尺、指南针测量、导航，航海技术居世界领先水平。当时泉州港“风樯鳞集”，“涨海声中万国商”，成为“夷夏杂处、权豪比居”的国际大都市，与海外58个国家和地区通商贸易，与广州港并驾齐驱。 两宋时泉州与印尼之间的交往更加频繁。北宋时期古印尼的阇婆、三佛齐、新拖、苏吉丹、巴林冯、蓝无里（兰里）等国家和地区与泉州有贸易往来。这时候前往印尼的泉州人除了海商、无地就耕的农民之外，还有一些手工艺匠也前往印尼定居，苏门答腊岛西北部的兰里就是漳泉海商船舶修理、货物集散和转运的重要港口，成为泉州商人和手工业者的聚居地。南宋间立于莆田县西天尾镇的《祥应庙碑记》明确记载有北宋大观年间至南宋绍兴八年（1107－1138年）“泉州纲首朱纺，舟往三佛齐国”的事迹。南宋间曾任泉州知州的洪迈，在《夷坚志》中记载有泉州海商欲往三佛齐，船遭风触礁、漂流岛的奇遇。主持泉州市舶司达二十年之久的赵宋宗子赵汝适在《诸蕃志》一书中，也记述了泉州商人到阇婆等地经商的情况。 元朝朝廷大力扶持对外贸易。至元十三年（1276年）泉州献城降元。翌年，朝廷诏地方官唆都、蒲寿庚对外宣谕：各国海商来泉州贸易宠礼优待，往来互市各从所欲。在朝廷的鼓励、扶持下，泉州海外贸易逐渐走向颠峰，成为我国主要的对外贸易商港，泉州与海外通商贸易的国家与地区近百个，是“梯航万国”、舶商云集的东南巨镇。“缠头赤脚半番商，大舶高樯多海宝”，海外贸易超过广州，一跃成为世界大港，与埃及亚历山大港并称于世。至元二十八年（1291）年，入仕元朝的意大利人马可·波罗奉命护送阔阔真公主远嫁波斯伊儿汗国阿鲁浑汗，率领庞大船队从泉州港出海，他在游记中写道：“刺桐是世界上最大的港口之一，大批商人云集这里，货物堆积如山，的确难以想象。”50多年后，摩洛哥旅行家伊本·白图泰来到泉州，他在游记中说：“刺桐港为世界最大港之一。由余观之，即谓世界最大之港，亦不虚也。余见港中有大船百余，小船则不可胜数矣！”罗马教皇使节玛黎诺里（意大利人）来华，回国时由泉州放洋，他在《奉使东方录》中说：“刺桐港为大商港，面积广大，人口众庶。” 元朝泉州人民移居印尼群岛持续增多。至元三十年（1293年），元世祖忽必烈出兵攻打爪哇，就是从泉州后渚港出发，兵士也多以泉州沿海一带招募，后因出师不利，匆忙收兵，不少士兵流落爪哇，游历家汪大渊所著的《岛夷志略》就记载：“有病卒百余人不能去者，遂留山中（勾栏山）。今唐人与番人丛杂而居之。”元朝周致中的《异域志》也记载泉州与爪哇的杜板（厨闽）之间，每月有定期船舶往返，流寓于其地之粤人及漳泉人，为众极繁。 元明鼎替后，洪武四年（1371年）朝廷以倭患为由实行“海禁”，严申“私下诸番互市者必置之重法”，后又罢福建（泉州）市舶司，洪武十四年，朝廷再次下谕“禁濒海之民私通海外诸国”，直到封海，禁止渔民出海捕鱼，泉州的海外贸易和沿海人民的生活受到严重影响。永乐三年（1405年）才恢复福建（泉州）市舶司，并在城南设“来远驿”，以接待外国贡使，官方朝贡贸易替代自由的海外贸易形式，泉州港的海外通商以东行航线为主，基本上仅限于南洋、日本和琉球等地区。明中叶以后，朝廷持续厉行“海禁”，泉州海商却“冒禁入海”，兴起民间海外走私贸易，以晋江安平镇（安海）为代表的海贾行迹遍及东西洋的吕宋、暹罗、交趾、真腊、旧港、满刺加、马尼拉、巴达维亚、日本等地。 战乱、倭患、灾荒、西方殖民者的人口掳掠以及朝廷的“海禁”政策等诸多原因，使得泉州人民流离失所，生活更加困难，移居印尼者人数更为众多。明朝永乐、宣德年间，朝廷派遣三宝太监郑和七次下西洋，出使各国，前后共28年（1405～1433年）。郑和下西洋，或航经闽海，或直接由福建沿海启航，因此有许多泉州人受雇为船工、火长以及其它勤杂人员，还有一些从军作为使节前往南洋诸国或居留当地，促进了泉州人民的对外交往和侨居国外。永春县《留安刘氏族谱》就记载刘孟福“在南京充军，从官往番邦，故在思门哒（即苏门答腊）”的事迹。明中叶，印尼的杜板、泗水、旧港、万丹、三宝垄等地，就有成批的泉州人居留，形成华人聚居的村社。十七世纪初，荷兰殖民者侵占印尼后，通过威胁利诱等手段，将400余名华侨从万丹地区迁入新建城市——巴达维亚（今雅加达），并且任命泉州府同安县的苏鸣岗为最早的华人甲必丹。为了掠夺和榨取当地的资源和财富，需要大量的廉价劳动力，荷兰人还经常派出船队到泉州沿海一带掳掠人口，每次均有数百人遭难，他们或是在新建的巴达维亚城修建港口、城池，或是被强迫到苏门答腊的种植园和邦加、勿里洞的锡矿充当苦力。 入清以后，为切断沿海人民与据台抗清的郑氏集团的联系，朝廷厉行“海禁”，规定“片帆不准下海”。顺治十八年（1661年）又颁布“迁界令”，强迫沿海人民内迁30－50里，泉州沿海一带被夷为废墟。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施琅平台，翌年“海禁”撤销，其后“海禁”时开时禁，直到雍正五年（1727年）才废除与南洋贸易的禁令，这期间，官方贸易不复存在，泉州海商受到严重打击，民间各种海上走私贸易则随之增多。鸦片战争之后，随着厦门作为通商口岸，贸易地位上升，泉州港更是日渐衰落。 虽然泉州港雄风不再，但因人口激增、生活所迫，泉州人大量出洋，在清朝前、中期曾经出现了三次较大规模的出国高峰期，移居印尼群岛的泉州人数急剧增加。鸦片战争后，西方殖民者开始在闽、粤沿海招蓦“契约华工”（俗称“猪仔”）。清朝后期泉州府各县大批华侨出国就是发生在这个时期，据《晋江概况》记载，在道光二十七年至咸丰三年（1847－1853年）短短六年间，从厦门被诱骗拐卖走的“猪仔”华工就有一万二千多人，其中有许多是泉州地区人民，在邦加、望加锡、勿里洞等矿区，在非常残酷的条件下开采矿产，遭受了非人的待遇。印尼的勿里洞曾经是一个遍地荆棘、巨蟒猛兽时常出没的地方，清光绪三年（1877年），泉州永春的林庆吉首先乘船到达这里，此后，他率领闽粤华侨斩荆棘、辟草菜，历尽艰辛开采锡矿，使原本是荒岛的勿里洞逐渐发展成为10万人口的市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