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元时代，泉州是世界上著名的贸易大港。南宋晚期至元朝初期，阿拉伯血统的蒲寿庚在泉州海外交通贸易史上是一个举足轻重的人物，特别在宋元交替过程中他起了很大的作用。由于中国的史乘，文献对蒲寿庚的身世，行藏的记录零散而片面，所以没有一个完整而系统的传载。 日本大正三年（1911年）十一月，日本学者桑原骘藏在福建进行调查时，偶然发现十三世纪后居住在泉州的蒲寿庚是阿拉伯人，引起他很大的兴趣，因而进行考证，写成《蒲寿庚考》一书。原稿载大正四年至七年日本《史学杂志》，分期发表，历经三年，对研究阿拉伯人与中国开展海上贸易活动极有影响，深受学界注意。1929年此书由陈裕青译成中文，数易其稿才于1954年由中华书局出版，至1957年先后印刷3次，共8000册。全书总129000字，但正文仅7140字，绝大部分内容是注释，共143条，另有译者陈裕青所加的按语和补注54条，都是全书最可读之处。 桑原骘藏为完成《蒲寿庚考》的研究，引用、参考了大量的中国和西方的史科。包括野史、笔记、公私记录、论文、报告。此中中国的文献资料占162种，西方的文献资料80余种，另有日本的论文报告12钟，全书分为五章；一、蕃汉通商大势，二、蕃客侨居中国之状况，三、蒲寿庚之先世，四、蒲寿庚之仕宋与降元，五、蒲寿庚之仕元及其亲族。但凡中国和阿拉伯（包括南海各国）国家的通商往来，有关国家和地区的港口，市舶司的建立，贸易制度，物产货品，水路造船，航海技术，历史事件，人物名源等等。大大小小都有涉及，并都作了评细的考证。陈裕青对此书的评价是：“征引详富，道人之所未通，于中西交通往事发明不少。非徒事襞绩旧说者可比，为史界所推重者久矣。”也许当时囿于史科限制，《蒲寿庚考》对某些问题也有所忽略或太过于简扼之处。 桑原骘藏自开始研究考证《蒲寿庚考》至今已87年，陈裕青中文译本的问世也已48年。在这期间，《蒲寿庚考》给中外研究交通史的学者提供了许多有价值的史料，对于没有条件能够阅读大量中外古籍文献的研究者来说，通过此书也可以了解中国古代海外贸易的一个大概，认识一下蒲寿庚其人其事。 这几年来，泉州古代海外交通贸易的研究成果丰富，大有进展，此中也反映了十三世纪泉州的辉煌和变故与蒲寿庚不可分割的因缘。今后如要更加广泛深入研究，而桑原骘藏的《蒲寿庚考》仍然是一部具有历史价值的参考书。所以我重读此书后。并抄录某些有关内容，作为笔记予以展示，也作为自己的学习心得。 港口舶司 自八世纪初至十五世纪未，欧洲人来东洋之前，凡八百年间，执世界通商之牛耳者，厥为阿拉伯人。其最盛之时，则在八世纪后半阿拨斯王朝奠都缚达（巴格达）以后。实际上，远在八世纪以前之东晋初期，即七世纪时，大食王始遣使来华朝贡。尔后往来渐繁。至八世纪初，回教传布日广，阿拉伯商务因之逐次东渐，遂臻唐宋互市之盛。当其未盛之时，海上贸易疑在波斯人掌握。七世纪未以前，中国僧徒航南海者，所乘多波斯船。八世纪后，除波斯船外，始有大食及其他贾舶，即阿拉伯人商业极盛之时。其劲敌也惟波斯。 阿拉伯人来华，多自波斯湾经印度洋，绕马来半岛，以抵今之广州。当时阿拉伯人称广州为“广府”。广州之外，岭南之交州[今越南地]，江南之扬州，福建之泉州，亦是自唐以来阿拉伯人通商之地。诸港中最繁盛首推广州。此外，尚有潮州之海阳，廉、钦二州[俱属广东]亦似微有贸易，他若福州、明州、温州，以及苏州之松江等，都是唐以来之贸易港，但都不及交、广、泉、扬四港。 中国贸易港自唐代设市舶使。然唐史典籍均无明文，不知创于何年。据《新唐书·柳泽传》，开元二年市舶使周庆立向新即位玄宗皇帝献奇器，柳泽弹劾。可知开元初期已有市舶使之存在。[1982年夏，泉州开元寺出土南唐保大四年三月泉州刺史王继勋所立之尊胜陀罗尼石经幢，上镌有“州司马专客务兼御使大夫……州长史专客务兼御使大夫……粮料□□□、军事左押衙充海路都指挥使兼御使大夫……”等官职名称，说明五代泉州已与海外有贸易往来，虽然还没有市舶使，但已有官员管理制度。] 宋改市舶使为提举市舶司，简称市舶司，或更简曰舶司。元明称市舶提举司。《宋史》载其职掌：“提举市舶司掌蕃货、海舶、征榷、贸易之事，以来远人，通远物。”清纪昀《历代职官表》举市舶司职掌之大要如下：甲，关于外舶及外商，1、外船入港时检查其有无禁品；2、保管进口货；3、征收关税；4、买进政府专卖品（如香药等）；5、保护外商；6、外舶出港时检查其有无禁品。乙，关于华船往外及本国商人者，1、起程及回国时检查其货；2、征收关税。《宋会要》：“太平兴国初（979年）京师置椎易院，乃诏诸蕃国香药宝货于广州、交趾、泉州、两浙。非出于官库者，不得私相贸易。此距泉州开港早百年以上，则蕃商之来泉州盖甚久矣。当时外国输入之香药宝货，一切由政府专卖，民间不得任意与外商买卖也。” 元至元三十年（1293年）颁行之市舶则法二十二条，大体仿南宋之法。 北宋元祐二年（1087年），泉州设市舶司，40年后，宋室南渡，杭州成为南宋一代之行在。由于北方被金兵占领，一切交通断绝，经费困乏。南宋政府为增加国库收入，奖劝外蕃通商。由于泉州地近杭州，海外贸易遂年盛一年，岁入固不少，与广州不相上下。至宋元之交，竟凌驾广州之上。元时马可波罗和伊本巴都他都称泉州为当时世界无二之大贸易港。 市舶之利 《全唐文》王虔休《进岭南王店使院图表》曰：“……今年波斯、古逻本国二舶顺风而至，亦云诸蕃君长，远慕望风，宝舶荐臻，倍于恒数。臣奉宣皇代，临而存之，除进备物已外，并任蕃商列肆而市，交通夷夏，富庶于人”。[《泉州府志·封爵》曰：梁天成四年（929年），泉州刺史（王）“延彬加检校太尉，息民下土，能继父志。前后在任二十六年，岁屡丰登，复多发蛮舶，以资公用，惊涛狂飙，无有失坏，郡人籍之为利，号招宝侍郎。”] 《宋史·张逊传》：“太平兴国元年（976年）设椎易署。初年政府获三十万缗，不久增至五十万缗。益以抽解和买所得，数当更钜矣。” 广州市舶司设于太祖开宝四年（971年），杭州、明州稍后，设于十一世纪之未期。三司悉开，事在真宗咸平二年（999年）。清《粤海关志》引北宋毕仲衍《中书备对》所载神宗熙宁十年（1077年）外国贸易之统计所言：“三州市舶司（所收）乳香三十五万四千四百四十九斤，其内明州所收惟四千七百三十九斤，杭州所收惟六百三十七斤，而广州收者则有三十四万八千六百七十三斤。广州最盛也。” 南宋为奖励外国贸易，高宗绍兴七年（1137年）上谕曰：“市舶之利最厚，若措置合宜，所得动以百万计，岂不胜取之于民。朕所以留意于此，庶几可以少宽民力尔。”又绍兴十六年（1146年）上谕曰：“市舶之利颇助国用，宜循旧法，以招徕远人，阜通货贿。” 南宋李心传《建炎以来朝野杂记·市舶司本息》：“建炎二年（1128年）至绍兴四年（1134年）凡七年间，泉州市舶司获利九十八缗。绍兴末期，广泉二市舶司抽分及和买所得每年多至二百万缗。”《建炎以来系年要录》绍兴二十九年（1159年）九月条，前提举两浙市舶张阐所云：“（两浙闽广）三舶司岁抽及和买约可得二百万缗。” 南宋王应麟《玉海》记：“海舶岁入象犀、珠宝、香药之类，皇祐中（1049－1053年）五十三万有余，治平中（1064－1067年）增十万，中兴岁入二百万缗。……渡江之初，连年用兵，月支犹不过八十万。” 渡江之初东南岁入满千万。逮淳熙末（1189年）遂增至六千至六千五百三十余万缗。六十年增至六倍半。绍兴二十九年（1159年）七月，当时统制钱，总制钱（俱北宋至南宋新税，如今之附加税、消费税等）收入约千五百万缗，当常赋之半，则其总岁入当为四千万缗，而此年（泉广）市舶司获二百万缗，居岁收入总数二十分之一，其于国家财源上占重要地位可想。 宋元以后，外国互市之利尤为政府不可缺乏之财源。明中叶以后，财政艰窘，政府与地方官皆欢迎互市，意在得利，非必出于怀柔也。 香料奢风 宋代蕃货中，最主要者为香料。明武宗正德九年（1514）时，南海互市以香料为主。因需用量大，此项输入可得极大之利。此不独明代为然，宋代即已如此。《宋史》记，宋之经费，茶盐矾之外，惟香为利博，故以官为市。 唐宋二代用香料之多惊人。南宋陆游《老学庵笔记》：“京师（开封）承平时，宗室戚里岁时入禁中，妇女上犊车，皆用二小鬟，持香球在旁，而袖中自持两小香球。车驰过，香烟如云，数里不绝，尘土皆香。当时权贵需香之多即此一端可见。” 又南宋张知甫《张氏可书》记，一海贾携真龙涎香二钱，有出价二十万缗者，不应，索之三十万缗（？）则当时香价之贵可想。 吴正仲云：“渠为从官，与数同列往见蔡京，坐于后阁。京谕女童使焚香，……已而报云香满，蔡使卷帘，则见香气自他室而出，霭若云雾蒙蒙，满座几不相覩，而无烟火之烈。既归，衣冠芳馥，数日不歇。计非数十两不能如此之浓也。”其奢侈大抵如此。真龙涎二钱价至二三十万缗，京一用数十两，不知费至何若。宜诸蕃以中国为大市场也。 宋陆游《避署漫钞》引《闻见录》云：“宣政宫中，用龙涎沈脑屑和蜡为烛，两行列数百枝，艳明而香溢，钧天所无也。南渡后久绝此。惟太后因銮沙漠，复值称寿，上极天下之养，用宣政故事，然仅列十数炬。太后阳若不闻。上奉邑，问此烛颇惬圣意否？后曰，尔爹爹每夜设数百枝，诸阁亦然。上因后起更衣，微谓宪圣曰，如何比得爹爹富贵。” 当时用香多者，非独权贵为然，贤如赴抃也不能免。叶梦得《避暑录话》记：“赵清献公好焚香，尤喜熏衣。所居既去，辄数月得不灭。衣未堂置于笼，为一大焙，方五六尺，设熏炉其下，常不绝烟，每解衣投其间。” 熏衣之香数月不灭，非舶货不能如此，贤者而如此，无惑乎当时之风尚矣。 [后梁（907－923年），泉州刺史王延彬，一天要用一块手巾和一把梳栉，一天要换一身内外衣服，换下的衣服要放在箱笥里用龙脑香熏藏。] 香料需用既多，故价甚昂而名贵。彼时服官南海者，务多购香料以遗权要，为进身之阶。如广东转运使燕瑛因沈水香得应天府尹，人称香燕大尹。两浙市舶使张苑以进笃禄（笃褥）香为直秘阁学士，人称笃禄学士。广东经略使方滋德以献香蜡烛得沾秦桧之恩顾。汉雍仲子进南海香物拜为涪阳尉，时谓之香尉。盖此风萌于汉代也。 《铁围山丛谈》记：“（政和四年）时于奉宸中得龙涎香二琉璃缶。……分锡太臣近侍，其模制甚大而外视不甚佳，每以一大豆之，辄作异花气，芬郁满座，终日略不歇。于是太上大奇之，命籍被赐者。随数多寡，复收取以归中禁，因号曰古龙涎为贵也。诸大珰争取，一饼可值百缗。” 香价既贵，故坊市所贩鬻者颇多膺杂。《梁书·中天竺》：“大秦采苏合，先笮其汗以为香膏，乃卖其滓与诸国贾人，是以辗转来达中国，不大香也。观此，知自古舶来香油纯良者少，及来中国，经奸商之手，薄杂尤甚。宋鲁应龙《括异志》记华亭黄翁，海盐倪生，嘉兴周大郎，皆以不正之香商重罹天罚，可知当时香商奸谲者多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