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夏器字廷璜，别号锦泉，明代南安县锦田村人。年廿三，登嘉靖辛卯(公元1531年)亚魁，嘉靖庚戌(公元1550年)会试第一名。授礼部郎、徙光禄丞，改吏部稽勋郎中。 当是时，皇帝昏庸，深居简出，严嵩独揽朝政，搜罗党羽，排斥异已；趋炎附势之徒竞奔走其门下。夏器先因廷对抗直，指切权要，严嵩览而恶之；后严嵩派人招致，夏器又耻出其门下，状元竟不获中，亦不得入史馆。任职期间，又每与严嵩龃龉，与其长官议论不合，终于“十载郎官”，“席不暖而见斥”，致使怀宝奠酬，”上之不能尽尺寸，下之且以言语为罪，钳口结舌，旅进旅退，惟无成业是惧。”(《石昆峰永丰仓使序》) “十年郎官为世轻，春风未改布衣情”。(《京邸候补》) 夏器挂冠归隐后，在华岩山下筑室而居，灌园种树，凡荔枝、龙眼、来禽、青李诸美果，皆身植而手莳之。既以赏四时之繁花硕果，也借此以为生计。年八十六终。 明代史学家何乔远为其文集题序云：“其褒然南宫之选，首士大夫以应明庭，所治经义脍炙人口者，自国初以来亦仅五人焉。……而吾傅先生沉理吐丽，苍然郁然，尤陶铸于六经，而型范于群儒。”然其他四人——王济之、唐应德、瞿师道、王元驭，皆致身卿相，而夏器独浮湛郎署间，“独骑瘦马冲残雪，世路悠悠何处寻。(《京邸候补》) 清初张若羲云：“先生弃簪缨如敝屣，保名节如球琳……毋论知与不知，皆知先生贫，知先生贤，易世而后，不自好者闻之有惭色，自好者闻之有羡心。” 周茂源称其：“名德重乎五岳，文章炳乎三辰，”“窃以为有曾子固之风。然子固有不作诗之憾，而先生之诗学，又复温而且栗，足为后世津梁，岂不视曩贤为较胜也。” 董俞赞他：“其皎皎不滓之节，恳恳忠勤之心，初终如一日。不为利诱，不为权慑，不为水火争，不为是非炫，不为身家谋，海内翕然想望风采，”并称他的文集”内之能阐发天人性命，濂洛理学之微；外之能博综政教兵刑，治国安民之大，刃迎缕解，风动泉涌成一家之言。” 这些评价虽然很高，但都侧重于人品学问方面，而更重要的方面，即他的进步的吏治观点，道德政教之论所具有民本主义思想，却没有得到应有的评价；而这一方面才真正是他的民主性的精华，有待后人去发掘和吸取。 傅夏器虽浮湛于郎署，却处吏治教化的权衡机构，是可以为圣贤设教、立道德风范的部署，他也因此发挥其所学，其羽翼经传，称一代宗匠。”(张若羲《序》)他生于农村，长于农村，接近劳动人民，知道民间疾苦、治乱安扰之由，因此儒家的民本主义思想得以充分发挥。他虽因厄、隐居，未尝忘为世用，自云“吾属际綦运，即未有戡定雄图，而经纶调燮之策，何时忘竞竞。” 使傅夏器能为官，并为高官，民当获益。从他的治国安民的经论调燮之策可以证实。 第一、他认为为官当行直道，敢于砥柱横流，不以求生而害仁。因此 要养正气。“断之于心，顺之于理，吁之而刚果，吸之而渊深，然诺以立信，节概以成行，完洁以垂声，奋励以济变，其气几于浩然。积学以养是，积直以生是……”(《浙江金宪庄方塘墓志铭》) 要行直道。“士君子穷经以致用，其正学讲于平日，其节操植于困时。”平日，为臣之职，不应避难。近前朝之法制，行三代之直道，即使显官大吏、豪强贵族，一扦文网，不纵不随；官吏功罪，镜别不差，击断无讳。忧困丛生之时，就要砥柱横流，如金玉之为坚，如松柏之为茂，不以求生而害仁。在死生去就、留香遗臭之际，有志于遂志成仁之君子，务必行直道。(《江右舒梓溪先生传序》) 要敢直谏。谏书之存也，于国有光；而其无也，适以为尤。他赞扬郭楠侍政万柱下之时，“圣政维新，号称中兴治平，而不敢默默”，摘积蠹之由，发曲灶移薪之虑，除君侧之恶，不遗余力。甚至犯龙之鳞而探其睡，以死自安。“先生之奏议，当时十未用其四五，庸讵知后之人不诵读而追思邪？受知于嗣君未必，而其受知于君子必颖。”他赞舒梓溪“其见不可而谏，谏而罪几死，不死而复谏，忧患始终无二操，要以遂志成仁，不负所学。” 那些平日读尽经典的人，一遇风吹草协便如转蓬，胁肩方笑，见颜色行事，荷承宠眷，同夫俗子尚且以为耻，而这种人竟然以为荣、实在是无耻之尤。无耻之徒怎能行直道。 第二、为官应以身作则，纠诸司以法，掣上下以正。 以身作则就是自身行直道、绝浮言、揭虚伪。行直道已如上述。他抨击当时相当一部分士大夫“饰智以惊愚，夸论以惑人，如借人之珍宝而衡之于市，如袭人之衣冠以示慵夫孺子。欺伪胜而笃实衰，辞华侈而忠信薄，聚党征会，树门立户，群不逞之徒望风蒸附，妄相标榜，希图幸信，”其发展必至使天下相率为伪，做假人、说假话、做假事。至设浮言，肆力攻击诬陷好人。这样势必导致天下疑惧和愤怒。(《毛野直令鄱阳序》) 只有本身持正，才能制止浮言、虚伪，直道才能施行，正气才能成风。 第三、为官处僚友间应坚持正义。他说，人臣之事君犹事父也，其职列于朝者，犹兄弟也。兄弟有过不能包庇，应共同督责之。但如果君父震怒，苟非罪在不赦，法无可生者，虽四海九州之人偶同列于朝，也应有手足之戚，有保护之义。不能无动于衷，甚至落井下厂，那么危急之时，对平时畏之如虎的君父，对芸芸众生的赤子，还会有什么不忍之心。这种人，危难之时只图身家性命和乌纱帽，什么亡国灭族的勾当干不出来？(《史观吾谪判泰州序》) 第四、为官应以为已之心为民，不徇私、不徇名。 “以为已之心为民”，即已所不欲勿施于人，凡事设身处地想一想。 徇利者，追求私利、横征暴敛、贪墨不法，为害之烈容易见到。徇名者之为害有时却更甚。这种人，以博得上司称赞为知，以办上司所好之事为能。为了在此目的，势必峻其刑、苛其征、严期追限，掊克聚敛，以达到奉迎取宠的目的。对其行为敢于非议的，其报复如蝮蛇之毒，如鸷击之快。这种人居下位，则难为其上；居上位，则难为其下。更有喜欢标新立异者，法度屡更以为聪明。若是者，“名为奉法而法蠹，名为治民而民扰。” 这种人一心为往上爬，为窃取高官厚禄；老百姓对这种人深恶痛绝。因此要为人民做点好事，就得心中有人民，就得不徇利、不徇名。 第五、执法当得其意，以循良为尚。 他认为“执法得其得生之意，即法令具备而不为苛；不得其意，而惟法是徇，执盈尺之纸，锻炼囹圄中罪状，某也当某律令，某也当某律例，格式具备，不过费一朝检阅而足矣……果菜之馈，集之可以成赃，言笑之微，摘之可以为罪，……而民摇手触目，辄扦法网，杨桎梏相望……虽以萧何之律案劾，民不聊生者已过半矣。”(《袁莪溪泉州府节推序》) 他认为这种苛政的由来是：“盖自循良风邈，吏以酷为威，以刻为明……其烈已久。……此由上之大吏以所尚惨酷者讽之……此民所以凋敝也。”他赞扬邑候涂桂泉，“如春风披拂物品，惨酷不形。民不幸有丽于法者，为之戚焉，原其敛恤之广，开其生出之路……至于细务，尤为留情，自朝视事至昃。放余邑虽剧，以侯宽处之，无病民亦无废事。”(《邑侯涂桂泉旌奖序》) 第六、为官要称职，惟其成而已。 他说，“君子之仕也，惟其成而已。苟其成也，虽以仓库之职而不为歉；其不成也，虽以卿相之尊而不为宠，何哉？立乎人之本朝，而道不行，古人耻这。故有辞尊居卑，辞富居贫，为委吏而以会计当者，惟成而已矣。”(《石昆峰永丰仓使序》) 他认为官无论大小，用之大则大，用之小则小。君子应该致力于积学、养气，以备时用；不论用于何所，都能发挥其所学。 第七、当官当稽古求今，以求可师可法者。 朱肖简欲赴清江县为县令，他勉励云：“君之清江，稽古求今，将无有为成人通达政体而可咨者乎？将无有乡先达，风采矻矻、可象可仰者乎？将无有宦绩于斯，其建明、其树立、可为师者乎？” 用现在的话说，就是要调查研究、熟悉地方情况，向老一辈有建树者学习。避免下车伊始，即发号施令、盲目行事。 第八、武将应以披坚执锐、破军斩将、捍边蹶狼为大节。 泉州指挥使童新泉抗倭死节，他为之序曰：“然以一身之死，愧鄙夫退懦之心，以膏雉薄、润土壤之余魄，而厉霜雪、光日月、扶人纪于不附，则身虽死而犹不朽也。” 其门婿唐乔桢继任为泉州指挥使，则勉之曰：“武胄之孝，方且披坚执锐，积多以为禄；方且破军斩将，勒铭以为誉；方且捍边疆、蹶狼、裹足承宠……。况今天命降威，世故滋艰，陆之所可通者，豺狼其居，水之所可通者，蛟鳄其藏，是志士旰食之秋，为忠为孝之日也。” 第九、治者、使民受教化，改习俗，归于法制仁义，非学校无以矣。 他认为“天下之务有若迂而实争者，学校是已。”办学校、开教化才能达到治。有些地方五帝三王不能臣治，如今尽驯伏于法制之下，就是“以诗书化其陋习，礼义驯其桀性，”所以能消其剽攻争斗之俗，而归于法制仁义。 历史上称颂盛世，皆称“文治”，而称严刑峻法为“暴政”；而为暴政者都寿命不长，为自身祸、为子孙殃。 以上九条，至今读之，仍然令人敬佩不己。 作为一个封建时代的知识分子，受到权奸的排挤如此，一无怨言，而于吏治、教化、法制反复言之；揭时弊、为民请命喋喋不能休止。 他的一些言论，如为忠为孝为仁义等，都以儒家思想为指南，受到时代的局限，打上时代的烙印。但以上议论，对于树官箴、正直道、去虚伪、苏民困、开教化、捍边守土等，无疑是有进步意义的。可惜他无力推行，正如他的诗《行路难》所感叹的，“朴忠自古无与立，直道由来最难容。”《观贾玉行》云，”其用随时变，其权尽在君，”徒叹奈何！但他仍然幻想能有用于国家，而最后终于失望，“我年如吕父(吕尚)，安得岐周侯(文王)。”(《赠乔纯所》，)“纵怀报国志，对月徒依依”！(《冬怀》) 难怪清初大诗人吴伟业(梅村)称他：“自其初举制义根据经术，不肯纤靡以投时好……进不为利，退不为名，终身廖落……虽其垂世不朽之文，亦既穷年矻矻、深沉有得矣……。士君子隐居读书谈道之下，而未免怅然于公之不遇也。由今观之，如先生者，何可得哉！何可得哉！” 这也就是封建时代正直、清廉、为民请命的士大夫、知识分子的普遍遭遇，原无足奇怪。然重读历史，却应该给予正确的评价，发现其价值，而有所借鉴。 1982年4月 注：文中所引用对傅夏器的评述，均见《锦泉傅先生文集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