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地处黄海、东海、南海海疆。天然的海岸线，优越的地理环境，沟通了中外友谊诸方面，在海外交通史的长河中，成绩卓著，特别是历史悠久的我国华侨，历代沿着这条漫长的海岩线相率出国，形成了如今人数众多，遍布于世界五大洲的华侨社会。 据史册记载。早在唐朝以前，我国就有不少人侨居国外。唐代以来，由于历史发展形式的原因，华侨日益增多；特别是鸦片战争以后，旧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在三座大山的压迫剥削下，许多人被迫远渡重洋，到异国谋生。 在国外，又面临着帝国主义、殖民主义者为发展本国的资本主义经济或殖民地经济而大肆地欺压华侨，利用华侨充当苦工。国外华侨为了适应新的生活环境，加强团结，共同反对殖民者的残酷剥削，与当地居民共同开发建设侨居国。因此，在长时期内就结成了华侨在侨居国的一种团体组织。这种侨团组织形成于十六世纪，而大量出现则是在廿世纪初。 侨团组织的名称繁多。一般分为三大类，即地缘组织、血缘组织、业缘组织。地缘组织的团体有称“会馆”，如“缅甸中华会馆”；“泰国福建会馆”“岷里拉广东会馆”；有称“亭”，如代表新加坡漳泉华侨的“恒山亭”，代表马六甲漳泉华侨的“青云亭”。血缘组织的团体有称“祠”。如“马来西亚黄氏宗祠”；“泰国黄氏大宗祠”。有称“堂”。如泰国的“是拉差江夏百福堂”；“潮洲江夏堂”。有称“社”。如“泰国黄氏江夏慈善社”。有称“公所”。如新加坡的“南安罗溪公所”。业缘组织是社会上同行业，同部门组织。如商业部门的“菲律宾岷里拉中华商会”；“三描华侨商会”。教育部门的“菲律宾华侨教育会”；“椰城华侨中学校友会”。轻工业部门如“椰城的中华机器工会”；“皮革同业会”；“藤器公会”。文化部门的“铭华联谊社”“大众社”：体育部门的“工联体育会”；“求进体育会”；“兰球总会”等。总之，侨团组织的名称虽不同，但他们一般都是居于轸域观念或意识相投而结合的组织。这种组织的形成与华侨的社会地位及民族意识有一定的关系。本文拟就侨团组织的形成做一些不成熟的探讨。 一、侨团组织的形成 侨团组织是伴随着华侨人数的增多，华侨社会地位的提高而形成发展的。据所掌握的资料看，海外侨团的形成发展是在十六世纪下半期，就是明朝海禁开放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这四百余年的时间。新中国成立后，给海外侨团的发展巩固带来了更加有利的政治地位。然而，这里探述的只是明朝中叶侨团的形成以及鸦片战争后到解放前夕，侨团的发展过程。 侨团形成的初期阶段即明王朝海禁开放到1848年鸦片战争爆发。前后约三百余年。是根据陈碧笙论华侨史的分期法确定的。这时期正是我国明王朝统治阶级大量地兼并土地，其皇帝、王公、勋皇戚、宦官所设置的庄田数量之多，超过了以往的任何朝代。而清朝时期，土地兼并和地主阶级对农民的剥削现象仍然很严重。北方满州贵族在圈占土地之外，又仗其权势继续强占和强买人民的田土。广大北方农村处处都有无恶不作的庄头，他们有“横霸田土千余顷”①，而南方的地主兼土地达到“遂有田连数万亩”的程度。②因此，三百年来，土地的日益集中，加之赋税徭役日益加重。农民只能过着衣不蔽体，食不果腹，“供税不足，则鬻男卖女”的悲惨生活。为了谋生，他们只好结队流亡异国。随着当时走私港口的繁荣，也提供了他们出国的有利条件。另一方面，在十五世纪，随着地理的大发现，西方出现了殖民主义国家。这些欧州国家为了积累原始资本，进行野蛮地向东方扩张，抢占殖民地，掠夺资本，毫无人道地奴役东方较落后的封建王朝国家和人民。他们为了开发新占领的殖民地，用武装掠夺的手段，拐骗华侨到海外当苦工。在国际国内这样恶劣的历史条件下，华侨出国的人数在这时期内才急剧增加，大约有几十万人至一百万人左右。这些华侨出国的身份大多数是生活所迫的广大劳动人民；少数为小商贩，出国的活动有从事开矿垦荒者；栽培蔬菜者；从事商业经营者，手工业制造者。殖民者为了更好地奴役华侨，设想了华人管华人的办法，首先按地域划分授任少部份华侨为“甲必丹”之职。华侨“甲必丹”皆由全体华侨民主选出，每三年改选一次。职务是专门处理华侨出入口之事，调解华侨内部的一切纠纷。早在一五六五年，西班牙管领菲岛后，华侨就有授以“甲必丹”之职③。当时，菲律宾土人统领称“甲必丹”为“例拉洙叨”这是对当地土著头人之称呼。而华侨统领称“甲必丹”为“例宋来”，所谓“宋来”者，即商族之化也④。也就是华侨按当地风俗成立的“甲必丹”组织。印尼巴国公堂之文献也有记华侨任“甲必丹”之事，其中的《首任甲必丹苏公鸣岗墓志》记载：“苏公鸣岗，福建同安人……西历一六一九年十月十一日，公班衙任苏公为甲必丹兼评政院议员”。《黄锦甲必丹任职时之记事》载：“巴之有甲必丹者，自和一千六百二十年，大明万历四十八年，大王然庇直郡举苏君鸣岗为我唐人之长，官衔称曰：“和勃禄”……甲必丹相承者计十一世纪”⑤。在“甲必丹”制度下，华侨的社会基础虽有所确立，然而大部份华侨因为只求谋生，并且这种“甲必丹”制度乃是华侨组织的萌芽阶段。所以华侨还是采取“各人自扫门前雪，莫管他家瓦上霜”的局面。对组织的观念薄。虽然这时期在一定的区域内也有零星地出现几个团体组织，如一七四○年设立的“巴城之公堂”；一八○○年成立的“马六甲会馆”；“马六甲永春会馆”等。但这些组织对社会作用不大，只是带有浓厚的乡土，宗族观念而已，组织松懈，所以华侨社会开始出现“甲必丹”制度及其早期出现的侨团组织，我们称之为华侨社会侨团组织形成的第一阶段。即侨团组织的萌芽时期。 侨团形成的第二阶段即一八四○年至一九四九年这一百零九年时间内，这时期，我国经过鸦片战争后已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广大人民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残酷压迫和剥削下无法为生，农村经济日益破产，出现了庞大的失业军，而旧中国又不可能安排这批失业大军。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对华战争给予古老的中国以致命的打击，闭关自守已不可能……于是旧有的小农经济制度也随之而日益瓦解，同时，可以安插比较稠密的人口的那一切陈旧的社会制度，亦随之而崩溃。千百万人将无事可做，将不得不移往国外”⑥。再加上军阀混战，土匪横行，国民党政府苛捐杂税名目繁多；拉夫抓丁民心惶惶，民不聊生达到空前未有的地步。国外西方资本主义社会随着殖民掠夺而兴盛发达，他们不但加强对东南亚、非州等殖民地诸国的开发；而且在自己的帝国内也进行了大规模的经济建设。如如美澳两洲金矿的开采；美国中央太平洋铁路的修建；俄国西伯利亚铁路的修筑等。当时又处于禁止黑奴的买卖。白人劳力价格又甚高昂。所以要掠夺大批廉价的劳力必须到中国搜集，在这种形势下，我国的华侨大量涌出国外就不足为奇了，人数达百万以上，活动范围也从亚洲扩大到美、澳、欧、非诸洲。斯时出国的仍然是生活所迫的大部份劳动人民，少数的政治流亡者，失业知识分子。然而这时期的华侨因为深受殖民主义者政治上的迫害和经济上的剥削，民族意识日益觉醒，开始成为当地民族时期。 随着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涌现，世界经济发展的突飞猛进，华侨中小资本在这时期也获得了微弱的进展，他们在商品零售、土特产收购、开矿冶金、运输业、轻工业的制造、以及文化教育等部门中占有巩固的地位，少数华侨开始有资本投资于银行、信托等金融事业，但是华侨这时期的资本仍属于当地民族资本。为了反对外国殖民资本和当地官僚买办资本的要求，华侨认为非组织强有力的团体去发展社会事业和保卫已有的产业不可，再加华侨民族意识日益浓厚、觉醒到应当组织团结，联络侨胞感情，以互通声气，传中华之文化，图谋桑梓福利及社会福利。因此，这时期，海外侨团组织纷纷成立，并且已达到成熟阶段，十九世纪末，以天地会，三合会为中心的闽侨，粤侨秘密会党活动相当活跃，一八六二年至一八七二年，海山会党头目叶来率众开发马来亚雪兰莪州，被任为“甲必丹”。一八八四年，西婆罗州兰芳公司会党发动反抗荷兰阴谋吞并的起义，这些会党的组织大部份是受到我国太平天国运动的影响。还有一八六八年成立的“小吕宋岷里拉广东会馆”。一九○○年成立的“菲律宾华侨善举公所”，“菲律宾岷里拉中华商会”，“印尼吧续中华会馆”，“马六甲南安会馆”，一九○七年成立的“三宝垅侨商会”。“槟城南安会馆”。一九一○年成立“印尼棉兰中华商会”。一九一四年成立“菲律宾华侨教育会”。一九一五年成立的“柔佛州南安会馆”。一九一九年成立的“槟榔屿晋江会馆”。一九二○年成立“碧瑶中华商会”。一九二一年成立的“缅甸中华会馆”。一九二四年成立“菲律宾服务围江同乡会”。一九二七年成立“新加坡南安会馆”。一九二九年成立“菲律宾江夏黄氏宗亲总会”。一九三九年成立“望加锡南安同乡会”。“雪兰莪南安会馆”。“新加坡洪氏公会”等。因为资料有限，不能一一指出，然而由此可以推理：凡是华侨在所在国分布的地方越广，开设的行业越多，侨团组织也就随之扩大及增多。 根据一九四二年侨委对侨团的统计，其中泰国侨团共有二百七十三个，马来西亚侨团共一百八十五个，全球各国的黄氏宗团组织共九十九个，其中是菲律宾六个，马来西亚二十一个，新加坡十三个，泰国七个，缅甸一个，美国三十个，加拿大一个，墨西哥一个，古巴一个，国内的台湾九个，香港三个⑦。总之，有华侨足迹的所在国，绝大部份都有出现侨团组织，各个团体组织成立的原因大同小异。第一，同区域的或同派别的。第二，同行业。第三，意志相投的。第四，同一主义奉行的等要素来促成。然而，最关键还是取决于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华侨本身的社会地位和经济基础，所以，海外侨团组织不是同一时间内同时组织，而是按条件的成熟来组织，有的在十七世纪，有的则是在十九世纪、廿世纪初才成立。 每个侨团组织的形成情况大致相同，由小到大，由人少到人多。首先是由一个或几个较有名望的侨领发动组织，进行宣传组织团体的必要性，当团体组织成立后，马上就建立董事会，由华侨自己选出本团组织的主席或会长、副支长、秘书、董事委员。董事会成员一般在八个以上，廿个以下。参加组织的会员一般有两种：一种是集体名义为主的，如商号的永远会员，个人永远委员；另一种则是集体的普通会员，个人普通会员。每个团体人数不定，有数百人至一千人，有十人至百人。董事会成立后即订立团体组织的宗旨及章程，宗旨是组织团体的目的，章程指团体组织的有关董事、会员、外交事务等事项的工作条例。侨团组织成立，就马上定会址，并且定期出版团体组织的刊物，泉州海交馆搜集的有关侨团组织的刊物达近百本。其内容丰富多采，记载着有关华侨社会的生活，经济建设，文化教育等情况，以及对祖国人民的政治、经济、文化建设等报导。还有对华侨领袖的怀念，祖国文化遗产的描述，历史沿革的考证等从而丰富了华侨本身的文化生活，加强华侨对侨居国的经济文化教育的建设，加深华侨对祖国人民的怀念，以及发扬华侨爱国、爱乡的优良传统。 这种侨团组织是在华侨社会华侨自发的一种群众性组织，与我国明清时期的会馆有相似之处。 我国会馆之设始于明朝而盛行于清朝。据收集到的明朝四十所会馆资料，以及清朝北京的四百四十五所会馆的资料，归纳有如下四种类型：第一，以地域名馆，是以强烈的地域关系和观念为建设基础，规定地域范围的同乡提供居停、聚会的方便。第二、会馆为同乡组织，为同乡在北京仕官、士绅、士子的居停、聚会之所。第三，是北京的少数会馆和苏州、汉口、上海等工商业城市的大多数会馆是工商业者同乡行帮会馆，如“广东明代的三十六行”。第四，是四川移民会馆⑧。这些会馆都是异乡流寓之人创建的，每所会馆都有一定的地域范围，都供奉着本乡本土习惯所尊奉的神纸和乡先贤。而侨团组织的会馆商会，与我国的会馆，同乡行帮会馆类型是一致，并且建立的年代也属明清时期，只不过是其会馆是建立于海外异国，华侨是我们中华民族一个组成部份，所以他们创建的侨团组织也可看出是我们祖国会馆的一部份。 二、侨团组织对社会的贡献 侨团组织从一开始成立到现在，一般都保持正常的活动，虽然有些侨团在本世纪四十年代初，因为日本南进，组织受到破坏一段时间，但到抗日战争胜利后的一九四六年乃恢复原组织，开展正常的会务活动，他们活动的范围很广，对于社会的进展，起过了积极的推动作用。除了具有本会的事务工作外，如会址的迁移，组织的扩张，谋会员的福利，救济贫侨，资助难侨贫侨回国，调解华侨内部的纠纷，办理交涉事件，以集体名义向侨居国政府办理有关侨胞正当权利等事务；还有成立“会刊”编辑部，进行办会刊，宣传国内外大事，歌颂先贤的美德，古今中外的文化历史，以及华侨社会的文化生活等。 其次关怀桑梓的利益，为支持家乡的革命运动而募捐，为家乡天灾的赈济，人祸的施将，文化的推进，教育的建设，力所能及地协助家乡办公益事业。如：宣统元年春(公元1909年)，建立的南安县金淘公社道南小学，是在菲律宾南安侨团，爪畦的印尼侨团，槟城的马来亚侨团等的募捐下成立扩展的⑨。1913年至1933年以陈嘉庚为主的新加坡同安会馆先后建立了同安县的幼儿园、医院、图书馆、体育馆、科学楼和教育推广部，统称集美学校，使同安人们称之为“尽尾”的荒僻渔村逐渐成了黉宫校舍栉比，书声歌声相闻的集美学村⑩。在陈嘉庚先生的带头和宣传下，各地的侨团及华侨在家乡兴办教育公益事业形成了风气，较著名的有李光前先生创办的李氏基金委员会在梅山先后设立国专小学、国专医院、国光中学，以及华侨大学、厦门大学部分校舍等。总之华侨及侨团在自己的家乡创办的教育公益事业例子，不胜枚举。 另外，侨团对自己的民族国家这有也是无比地关心，凡是有关祖国的生存问题，无论是内政或外交等。侨团都是做到尽力地赞助，在支援祖国各时期的革命斗争中，侨团都作过了一定的贡献，特别是辛亥革命时期，各侨团都以集体名义发动华侨捐款，大力支持孙中山先生领导的推翻清王朝的斗争，积极地在各侨居国成立孙中山先生创办的“同盟会”。当武昌起义消息传到海外时，华侨奔走相告纷纷集会庆祝，游行示威，扯下清朝龙旗，挂上革命旗帜(11)。庇能东南亚同盟会总部当收到10月11日从武昌、上海发来的电报，要求财政上支援时，即马上汇二万元(新加坡币)到上海应付紧急的需要(12)西贡兴仁社8、9月间已筹得十万元；武昌起义后“再筹得二十万元”，悉数汇回祖国，以裕军需(13)仰光同盟会汇港币一万元(缅币28万元)，至香港《中国日报》转交孙中山先生(14)。11月中旬，缅甸同盟会发出告全缅同胞书，指出：“临陈诸君舍身救国，吾侪是黄帝子孙，筹饷接济，断难放弃责任”。华侨响应，踊跃捐输，共捐得四十万元，(缅币)(15)。南洋的同盟会，为支持辛亥革命，进行大力地宣传革命书籍刊物，翻印邹容著名的革命著作《革命军》一万册，改名《图存篇》(16)。在南尖等各地传播，有部份华侨还设立报刊，如新加坡的《国民日报》、《民报》以及《兴华报》，缅甸的《仰江新报》等(17)。在经济上大力支持革命，当时陈嘉庚在新加坡被选为福建保安会会长，曾向福建平崇局拨款二万元，加上大部分的募捐，先后电汇交福建都督府二次共三十万元，作为应急保安救济用途(18)，总之，华侨不仅从精神和经济等方面支持了辛亥革命，而且亲自回国参加革命武装斗争，甚至抛头颅，洒热血，把生命贡献出来的，也不乏其例，如新加坡华侨“自备川资回国从戎”的“前后相望于道”(19)，缅甸同盟会分会号召盟员组织两队“义勇队”分别返福建、广东参加革命。武昌起义后的一个月内，马来亚华侨约有二千人回国参加革命(20)；美州同盟会总部组织华侨革命飞机团，回国参加革命并以“美州三藩市飞行器公司”名义，筹募经费，征集飞行，助理人员。因此，华侨堪称为“革命(指旧民主主义革命)之母。 抗日战争时期，各侨团也联合成立“抗日筹账会”，以集体名义广泛发动侨胞“献金救国”。 解放后，为发展祖国的工农业生产，各侨团也投资祖国办工厂、建农场、修桥造路、繁荣祖国的经济建设；为发展祖国的文化、教育、卫生等部门的建设，各侨团还以集体名义集资兴办学校、医院、影剧院等活动场所。从而进一步提高祖国人民的文化教育水平。商业方面，提倡国货，促进中外贸易的发展以及中外人民友好往来。 再者，侨团在对外工作方面，也做过了一些不可磨灭的贡献。为促进中外人民的友谊，进行大力宣传华侨对侨居团谋福利的贡献。使国内外人民明确地了解到华侨在居住国的社会地位；而且，侨团对居住国的政府或人民部尽力地从事联络，务求彼此了解，彼此互相合作，互相尊重，共同建设好侨居国。为了促进侨居国社会经济和文化的发展，侨团积极地组织华侨与当地人民共同一切当地的物质资源；关心当地人民的利益。当地人民有遇到天灾人祸，侨团就积极地筹备捐款，给当地人民以无私地赈济；为促进居住国文化教育的发展，侨团动员华侨在居住国兴办学校、建医院、创办报刊杂志，活跃当地人民的文化教育。特别是在我国资产阶级改良派的推动下，一九○○年巴城中华会馆首先办起“维新学校”——即“巴城中华学堂”。在侨团办学风气的鼓舞下，许多地方的华侨纷纷在侨居国办学校，如陈嘉庚老先生在《回忆录》中提到的新加坡几所学校，都是这时期兴办的，有1897年的养正学校；1906年的启发学校；1906年的端蒙学校；1907年的道南学校；1911年的育英学校等。总之，侨团为发展侨居国人民的文化教育，打开了建学的先例。 侨团对居住国人民的反帝、反殖、反霸，争取民族解放和维护国家独立的正义事业，也一贯给以热烈的同情和支持。早在1593年侨居在菲律宾的藩和王等华侨揭杆而起，怒杀西班牙殖民总督G、P、拉示马仁迎示等殖民者的正义行动，为菲律宾人民除掉一大害。十九世纪末华侨刘亨赙亲自联络和率领三千名华侨参加菲律宾人民革命军，与菲律宾人民并肩作战，痛击西班牙殖民统治者，获得了当地居民称之为“将军”的尊号。被菲律宾人民称之为“国父”的菲律宾华侨黎刹，为菲律宾人民反抗西班牙殖民者争取独立而英勇斗争，并于1896年为当地民族的独立解放献出自己的生命。廿世纪初在伟大的俄国革命中，数万俄国华侨参加了红军、游击队，护矿赤卫队和工人巡罗队，同俄国劳动人民一起，为建立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而英勇战争。廿世纪三十年代，日本南进时，东南亚各国的侨团纷纷组织华侨为“抗除救亡会”，与东南亚各国人民共同反对日本侵略者，在各国的抗日纪念碑上，华侨烈士占的比例是不少的。 在近代的和平时期内，侨团对侨居国政府的政策，策略都是无比尊重。其中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华侨还参加了他们的国籍，对于居住国应办事务，侨团都以和平的态度求其完满地解决。 总而言之，海外侨团组织对增强侨胞的团结和自卫，以及对祖国和侨居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建设；对中外人民的友好往来，各方面都起着一定的作用，她不仅是服务于华侨社会的一种组织机构，而且是我国华侨在国外的一种基本结构。所以，对于侨团的形成以及侨团在社会上的贡献的研究探讨是很有必要的，可以从正面了解到华侨在国外的政治、思想、生活诸状况，是进一步探讨华侨史的一个很好课题。本文因为缺乏大量的国外资料故对侨团组织的探讨。只能提出一些肤浅的看法，可能有很多地方出入，请同志们批评指正。 ① 《雍正石朱批谕旨》第五册《李维钧奏疏》 ② 《阅世编》卷一、田地 ③ 《菲律宾岷里拉中华商会三十周年纪念刊》 ④ 同上。 ⑤ 同上。 ⑥ 《马克思论殖民主义》人民出版社1962年北京P364～365。 ⑦ 《泰国福建会馆》会员录。 ⑧ 《明清时期的会馆并非工商业行会》载《中国史研究》1982年第2期。 ⑨ 《道南学校甘周年纪念刊》。 ⑩ 陈毅明《试述陈嘉庚的“兴学救国”活动》 (11) 黄应云《武昌起义后华侨对广东光复和反袁斗争的贡献》《暨南学报》1982年4期。 (12) 颜清澄《华侨与辛亥革命》(THE OVESEASCHINESE AND 1911 REVOLUTION)P239。 (13) 《西贡兴仁社史略》《柬埔寨华侨志》。 (14) 黄绰兴《同盟会的活动》。 (15) 徐布隐《缅甸华侨与中国同盟会史》下。 (16) 陈允敦《辛亥革命前后的南洋的南洋华侨。 (17) 陈允敦《辛亥革命前后的南洋的南洋华侨。 (18) 同上。 (19) 黄汉铜《华侨对辛亥革命的支持》。 (20) 颜清澄《华侨与辛亥革命》(THE OVESEAS CHINESE AND 1911 REVOLUTION)P23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