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于战时及战后出任本会馆数届主席的周献瑞先生，原籍声安美林公社庄顶村人，乃于民国前廿七年，即清光绪十三年，岁次丁亥，公元一八八七年在厦门禾山曾厝垵出生。乃父业布贩，母治家务。他幼年就学村中私塾，熟读经史，深明大义，目睹清政不纲，国事日非，愤不能平，日后之毅然参加同盟会，献身革命，实即肇始于此。到十七岁，因家境穷困，始辍学从商，不久慈母见背，先生惨遭失恃之痛，深感理家乏人，乃于翌年与名门之后李氏女结婚，举案齐眉，情笃梁孟，他于民国前七年(公元一九○五年)携眷南渡，侨居星洲，过两年就出任星洲书报社议员，因受革命潮流激动秉救国救民大义，乃由林镜林先生介绍加入同盟会，投身革命，筹措军需，开始为早期国民革命效力，迄民国前一年，又担任露天演说队员兼书记，致力革命工作。对于当年海外的革命鼓吹，实具伟大贡献。 民国缔造，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孙中山先生曾颁给周先生旌义状一纸，对他为筹济军储踊跃输将的义举，加以旌扬。他在公元1913年，被委为国民党新加坡交通部参议，翌年转任中华革命党议员，继续为革命事业奋斗。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的那一年，他的长子炳炎，因散发抵制日货传单被捕，虽然获判无罪，仍由同盟会同志陈桢祥设法，避居其和平港的树胶园中。 公元1921年周先生由张永福介绍，加人中国国民党，自此以后，他就更以其毕生精力，忠贞无二，为革命事业尽瘁，先后出任星洲书报社副总理，同德书报社监督。北伐时济南惨案发生，他又被推为新加坡山东惨祸筹赈会董事，并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咨议，嗣又任国民政府侨务委员会委员，及黄河水灾委员会，豫陕甘旱灾委员会，闽南水灾委员会等慈善团体委员。 周先生平日热心公益，公尔忘私，在新加坡华人社会中，夙孚众望，概为各方推重。历任新加坡华侨中学、南洋女中。同济医院、中华总商会，暨其他华校，社团董事要职，以及新加坡拒毒会和福建会馆常务委员，由此可见他的仁风热肠和服务精神。 1937年“七七”，中国对日抗战序幕揭开，海外华人，激于义愤，纷组筹赈会，筹款救济难民，周先生被选为新加坡华侨筹赈祖国难民委员会的委员、查账员和宣传主任，身兼数职，工作繁重，并率先乐捐二万元以资倡导，救国不徒空言，他能说能行，不愧是个可敬的爱国者。翌年，他任总会常务委员，当时他的全部财产抵达数万元，但是为了广照激动，竟不辞毁家纾难，又倡购救国公债二万元，振臂一呼，同侨景从，其赴义恐后的精神，往往如是，对中国抗战的贡献至大。 公元1940年周先生为保存革命历史故迹、又自动斥资收购海外革命圣迹“晚晴园”国民政府因颁给“见义勇为”的匾额，来表扬他的功绩。 早在日军南侵前，他即出任南洋闽侨总会委员，本会馆主席，和同济医院副主席，在南洋华人社会中，他的声望真是与日俱增。 周先生是在抗战时期，本会馆前主席侯西反先生，为英政府加以莫须有的罪名勒令离境后，出任艰巨，继任本会馆主席，继承侯前主席的精神，协助筹赈工作，至日军南进时，本会馆会址已成为抗日义勇军总部，及后日军陷星，本会馆前后历遭日敌多次搜查，会馆什役，亦一度遭敌拘捕，惨受酷刑。 周先生幸于日军进入新加坡之前，先期携眷趋避苏吗特拉属的实叨班让，因为他素著声望，日军乃遣人前往追迫，他又辗转逃往他港，匿居于不畏株连的金门籍侨胞黄振寿家中，始免于难。但其长子炳炎，终在实叻班让被捕，解返新加坡拘禁匝月，几濒于死。次女彩月被搏押往海滨刑场，迫供乃父行止，矢口不屈，慷慨就义前，卒以胸前呈现十字金饰，竟获释放，人皆称她为“女丈夫”。可是到了一九四四年六月三日，终因日军强搜不舍，周先生卒遭日本宪兵拘捕，黄振寿也同时被逮，一起囚禁于“孟加丽”三十余天。当时环境虽然十分厌恶，但是在他被捕期间，仍有一位受过日军毒刑拷打的同侨陈贵贱，冒险寄款接济他。由此更可以看到人家对他的敬重和爱护，以及他们一门忠勇坚毅的精神。 一九四五年八月，日敌无条件投降，新加坡欣庆重光，周先生虽已届耳顺之年，精神依然十分健旺，继续与梁后宙先生、林建达先生出而领导本会馆的复兴工作，周老先生并膺选为本会馆复兴后首任主席。一九四六年，又发起组织马来亚南安总会，目的在团结南洋各地邑人，获得各地南安会馆热烈响应，分别派出代表，在本会馆召开大会，通过成立马来亚南安总会，周老先生且膺选为马来亚南安总会第一届主席。 周先生素具学养，平居尚捉刀属文，发为大义，遍刊星马各大报刊，激照群伦，尤属难能可贵。 一九六四年四月廿日，周老先生卒以七八高龄，溘然长逝，吾邑痛失哲人，华人社会更由此而失去一位英明的长者，良深悼惜。 资料来源(新加坡南安会馆金禧纪念特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