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在历史上曾被称为奸邪，有些野史、平话称他为“拗相公”，甚至把他比成鸡、猪禽畜，发泄对他的憎恶。(附注)随着历史的发展、社会的进步、人类认识的提高，探究王安石的文章也就多起来，终于得到昭雪。无产阶级革命导师列宁称他是“中国十一世纪的改革家”。①人们已经承认他是北宋的政治家、思想家、文学家。认识到，他为挽救北宋王朝的社会危机，积极推行革新、变法，提倡新学、对内反对大地主兼并土地、对外反对妥协投降的重大意义；他提出青苗、农田水利、方田均税、免役、保甲、保马、市易、均输等新法，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人民的负担，对生产力的发展起推动作用，同时加强抵抗辽国、西夏的防御力量。 由于新法的不完善、时间太急促、人才未具备等原因，加上守旧派、大地主集团势力的强大和反对，因而出现一些混乱和怨谤。然而这必竟是次要的方面，不能掩盖它的历史功绩。 但是，参与变法最积极、最坚定、始终不易的吕惠卿，《宋史》把他列入奸臣列传；后世连其著作都毁没，连《宋史·艺文史》所载的吕氏著作，在《四库全书总目录》中再也找不到了。他一直受到最狠毒的嫉恨和攻击，被骂得狗血淋头，满身污秽。直到本世纪七十年代末，近九百年时间内，没有一个人敢为他辨诬。因为人们嫉恨奸臣，而吕惠卿史书上明明列在奸臣列传中。即使有人怀疑，也犯不着替“奸臣”说话，弄得不好，博个“物以类聚”，岂不自讨污辱！ 然而，既然这场变法运动对历史的发展起推动作用，是进步的，是变革和守旧的斗争；既然王安石已经得到异口同声的赞许，为什么人们不敢如同重新评价王安石那样来评价吕惠卿呢？问题就在于人们相信《宋史》所载吕惠卿的许许多多罪状！因此，吕惠卿是不是奸臣，就要看这些“罪”是不是罪；是不是吕惠卿的罪。 《宋史·吕惠卿》所载吕惠卿的奸状： 司马光諌(神宗皇帝)曰：“惠卿巧非佳士，使安石负谤于中外者皆其所为。安石贤而愎，不娴世务，惠卿为之谋，而安石力行之，故天下并指为众邪”。② “安石力荐惠卿为参知政事，惠卿惧安石去，新法必摇，作书偏遗监司、郡守，使陈利害；又从容白帝下诏，言终不以吏违法之故为之废法。故安石之政，守之益坚”。③ 弟升卿无学术，引为侍讲。又用弟和卿计，制五等丁产簿，使民自供手实，尺椽寸土检括无遗，至鸡豚亦偏抄之。又因保甲长散青苗，使结甲赴官，不遗一人，上下骚动。”④ “郑侠疏惠卿朋奸雍蔽，惠卿怒，又恶冯京异已，而安石弟安国恶惠卿奸谄面辱之，于是乘势并陷，三人皆获罪。安石以安国故始有隙。惠卿既叛安石，凡可以害王氏者无不为。邓绾又言其兄强借秀州富氏钱买田，出知陈州”。⑤ 苏辙条奏其奸曰：“惠卿怀张汤之辨诉，有卢杞之奸邪，诡变多端，敢行非度。”“王安石强恨傲诞，于吏事宜无所知，惠卿指摘教导，以济其恶。”“安石于惠卿有卵翼之恩、父师之义，方其求进，则胶固为一；及势力相轧，化为敌仇，发其私书，不遗余力。犬彘所不为而惠卿为之。”⑥ 空洞无物的辱骂，姑且不论，罗列的事实都应该弄清楚，端正认识。 第一、吕惠卿积极参加变法，是王安石新法的推行者、维护者，是改革运动的重要人物。如果王安石因此而成为改革家、进步思想家，吕惠卿怎么还会是“奸”？怎么还会有罪呢？ 为了正确说明问题，先要澄清一些事实： 首先，不是“惠卿为之谋，而安石力行之”，恰恰相反，是安石为之谋，而惠卿力行之。吕惠卿还没有那样大能量。世称“王安石变法”而不叫“吕惠卿变法”就是铁定的事实。足见当时攻击者偏见。因此这场变法是“功”，首功应是王安石；是“罪”，首罪也应是王安石，吕惠卿是其次。只要看看王安石尚未当国《上仁宗皇帝言事书》便可得到证实。书中说：“今天下之财力日以困穷，风俗日以衰坏，患在不知法度，不法先王之政故也。”⑦所谓法度就是要行新政、理财政、设学校、强边防等兴利除敝的措施。熙宁二年，他被任参知政事，三年拜相。神宗问：“然则其所施设以何先？”安石曰：“变风俗、立法度，最方今之所急也。”⑧是安石当国前已设计好，当国后即付之实施。 其次，安石并非不娴世务。“熙宁二年二月，上谓曰：‘人皆不能知卿，以为卿但知经术，不晓世务。’安石对曰：‘经术正所以经世务，但后世所谓儒者，大抵皆庸人，故世欲皆以为经术不可施于世尔”。⑨一言道破当时所谓舒畅者，正是“不娴业务”的庸人。封建时代的儒者，曾标榜半部《论语》就可治天下，怎么反而攻击王安石只知经术，不懂治世呢？只是理解不同，治法各异罢了。诚如苏辙说的那样。’王安石强佷傲诞，于吏事宜无所知，惠卿指摘教导，以济其恶。”强佷傲诞的王安石，能听吕惠卿指摘教导吗？诚如是，当时多少名公大儒，怎么不对这位于吏事无所知的王安石指摘教导呢？正因为王安石对业务、吏事深明洞察，故对这些抱残守缺的名公大臣，拒之最力，因此就遭受嫉恨。但因王安石的地位，与欧阳修的关系，攻击之者，有的就采取击其骖乘的办法，因此以最恶毒的语言、最昧心的歪曲，肆意攻击吕惠卿。当然把矛头直接指向王安石、恶毒攻击的也不乏其人。御史中丞吕诲劾王安石：“大奸似忠，大佞似信。安石外示朴野，中藏巧诈。初无远略，惟务改作立异，罔上期下，文言饰非。误天下苍生，必斯人也。”(《宋史·吕诲传》)知諌院唐垧至诋安石为李林甫、卢杞；安石执政六年，更法度开边疆，天下深怨之。 以上情况说明，王安石是有主见、有作为的，而不是傀儡似地由吕惠卿指摘教导力行之的人。弄清楚事实，摆正位置后，就可以把吕惠卿安排到恰如其分的座位上——吕惠卿是新法的参与者，执行新法最坚定，维护新法最卖力。 《宋史·王安石传》载：“安石令其党吕惠卿任其事，而农田水利、青苗、均输、保甲、免役、市役、保马、方田诸役，相继并兴，号为新法。遣提举官四十余辈颁行天下。”吕惠卿在力行新法过程中，还时时察访施行的效果。一些在改革过程中必然要出现的动荡和骚乱，对他来说，这是意料之事。 当王安石地位发生动摇时，他一方面指示监司、郡守反映情况，陈说利害；另方面自己向皇帝说明不能废弃新法的道理。“故安石之政，守之益坚”。吕惠卿也因之被讽为“护法善神。”在新旧两派斗争中，即使自己处于不利地位，也从未牺牲新法以求妥协。 在保守势看来，这是罪，故树标而射之。但从肯定改革的进步意义看来，这恰恰是功，是推动历史前进的一部分力量，是应该赞许的。积极参与变法，坚决实行和维护变革，是功是罪，今天不是已经昭然若揭了呢？ 第二、吕惠卿并未曾叛王安石。他们同样因改革的失败而受到诬陷、诽谤、贬谪的痛苦，他们变革之心至死相通。 监安上门郑侠疏劾惠卿。冯京、王安国、王雱等人也多方罗织惠卿罪。惠卿辨解，三人因诬陷得罪。事实是三人诬陷惠卿，怎能说是惠卿并陷三人？安石也决不至于“以安国故，始有隙”。即算有隙，何得就说是“叛”？以私交为标准，则两人终以真相大白而蒂芥水消；以新法为标准，则惠卿始终力行之。不像蔡京投机新法：一旦保守派复辟，司马光急于复旧，限五天为期改免役法，连热心于复旧的官吏都不能如期实现的，他却办到了，以此谄媚旧党，不择手段地往上爬。 苏辙抓住这一空隙大做文章，说安石于惠卿有卵翼之恩、父师之义，及势力相轧，化为敌仇，犬彘所不为而惠卿为之。这是故意夸大王吕之间的误解，起挑拨离间的作用，以使各自孤立而击败之。然而，这一场矛盾斗争并不是惠卿挑起的，也不是在惠卿与安石之间的斗争。惠卿是受害者。事情经过如下： “熙宁八年二月，安石复相，以子雱为龙图阁直学士。雱辞，惠卿劝帝允其请，由是嫌隙愈显。惠卿为蔡承禧所击，居家俟命，雱讽御史中函邓绾复弹惠卿与华亭县张若济为奸利事，置狱鞫，惠卿出守陈。”⑩这说明嫌隙系王方所挑起，挑起原因是自己假意辞龙图阁直学士，而惠卿却认为他辞得有理，使他弄假成真，其曲在王雱。 “华亭狱久不成，方以属门下客吕嘉问、练享甫共议，取邓绾所列惠卿事，杂他书下制狱。安石不知也。省使告惠卿于陈，惠卿以状闻，且讼安石曰：“安石尽弃其所学，隆尚纵横之末数，方命矫令，罔而耍君。此数恶力行于年岁之间。虽古之失志倒行而逆施者，殆不如此。”又发安石私书曰：‘无使上知者’。帝以示安石，安石谢无有，归以问雱，方言其情，安石咎之。方愤恚，疽发背死。安石暴绾罪云：‘为臣子弟求官及荐臣婿蔡卞’，遂与亨甫皆得罪。绾始以附安石，居舍职。及安石与吕惠卿相倾，绾极力助攻惠卿，上颇厌安石所为。绾惧失势，屡留之于上，其言无所顾忌：亨甫险薄，方事雱以进，至是皆斥”。(11) 从以上经过看来，惠卿受到王雱一伙的诬陷，误认为是安石所为，因而认为安石如此行为极不可取，虽古之失志倒行而逆施者，殆不为此。王雱、邓绾等都是王安石的心腹，惠卿哪知道非王安石所为。惠卿以状闻，也仍然只限于为自己辨白，不能以此就认为是倾陷王安石；倒是吕惠卿才是真正受到倾陷。这些都是邓绾、练亨甫诸人兴风作浪·挑拔离间所造成。而这些人都因王安石觉察而奏劾贬斥之。王安石始终是光明磊落的。足见以此责罪吕惠卿太不公正。难道诬陷人者无罪，而受诬陷者反而有罪？更何至于“如惠卿之恶，纵未正典刑，犹当畀四裔，以御魑魅”。倘按这种逻辑推理，吕诲论王安石：“于是吕公著、韩维，安石借以立声誉者；欧阳修、文彦博，荐已者；富弼、韩琦用为侍从者；司马光、范镇交友之善者，悉排斥不遗余力”，(12)更该如何处置呢？实际上，误解发生，而公开辨明；政见不同，而择人有取舍；任人唯贤，忘私人恩怨，这样做正是光明磊落的高尚品质！保守派所以如此暴跳，只是因为他们的权益受到损害罢了。 王吕之间的关系，他们自己最有发言权。吕惠卿对王安石如何，还是让王安石自己来说明。 安石《答吕吉甫书》：“某与公同心，以至异意，皆缘国论，岂有它哉！同朝纷纷，公独助我，则我何憾于公？人或言公，我无与焉则公何尤于我？”《再答吕吉甫书》云：“闻有太原之除……相见无期，惟刮摩世日，共进此道，则虽隔阔，常若交臂，虽衰茶懵眊。敢不勉此。犹冀未死间，或得晤语，以究所怀。”(13)从安石罢相，乃至退隐，惠卿在位，乃至贬除，他们间仍然“常若交臂”，仍然对共同关心的国事，欲加探究。把这种情况说成是“叛”，是“倾轧”，实在是居心叵测，适足以暴露攻击者的偏见，庸俗及浅陋。 如何认识吕惠卿——吕惠卿是怎样的人？ 可以肯定，吕惠卿的政绩旧史是不会大书特书的。保存在史书上的某些政绩，是史学家在贬斥某此历史人物时，必然要写出部分历史事实，作为贬斥的事例引用的。姑就以其所引例事而论。 《宋史·吕惠卿传》载：“熙宁初，安石为政，惠卿方编校集贤书籍，安石言于帝曰：“‘惠卿之贤，岂特今人，虽前世儒者，未易比也。学先王之道而能用者，独惠卿而己’。”王安石这样评价当然有根据；神宗皇帝也不是昏君，可以由王安石胡谄。这种学先王的道而能用的思想，就是新学的思想，也就是新法的思想基础。 吕惠卿参知政事，王安石《贺吕参政启》云：“窃闻明命，登用大儒，是宜夷夏之交欢，岂特亲明之私庆！”(14) 事实证明，吕惠卿就如王安石所评价的！ 吕惠卿是变法的积极参与者、坚决的执行人、忠诚的维护人，对改革运动有许多贡献。即使被诬陷、打击、出任州郡(四知杭州、知延州、知太原、建宁等)对发展生产、抵御强敌，仍然力行之，卓有成效。其忠于宋王朝、忠于新法，至诚怛恻。这样的大臣，实在不可多得。 吕惠卿不仅善于理政，并且善于治军。 吕惠卿知延州，“始，陕西缘边又蕃兵各自为军，每战则以蕃部为先锋，而汉兵城守，伺便乃出战。惠卿始合为一。先蒐补守兵而出其选以战，随屯置将，具条约上之。边人及议者多言不可。路都监高永亨，老将也，争之力，奏斥之。会番部屈全乜将入寇惠卿以近日帅臣多养威持重，乃将牙兵按边。启师于东郊，遂趋绥德，抵无定河，历十有八日乃还。”(15) “绍圣中，吕惠卿复知延州，途出西都。时程伊川居里，谓门人曰：‘吾闻吕吉甫，未识其面，明旦西去，必经吾门，且一见之。’迨旦了无所闻，询之，则过已久矣。伊川叹曰：‘从者数百人，人马数千，能使悄然无声，驭众如此整肃。在朝虽多可议，而才调亦何可掩也。’厥后，夏人欲以全师围延安，惠卿修米脂诸砦以备寇。寇至，欲攻城，城不可近：欲掳掠，则野无所得；欲战，则诸将按兵不动；欲向南则惧腹背受敌，留二日拔棚去。小人固有其才哉！”(16) 在北宋后期，像吕惠卿这种治军、御敌才能的人可惜太少！至于番汉合一这一措施，不仅是治军、调动全军的积极性、提高战斗力的手段，而且是一种正确的民族政策。这充分反映吕惠卿的进步思想，远远超过他同时期的政治家和思想家。从这一方面也可以探索吕惠卿支持变革的思想基础。他不像那些官场中的赌徒！但即使是如此功绩，如此正确的措施，也仍然被指责为罪。即使是《宋史》作者——少数民族的脱脱，也仍然沿袭宋代保守派官僚的偏见。足见是非颠倒何等程度。加在吕惠卿头上罪状，大多有类于此。 如：惠卿袭夏人于聚星泊，史曰：“哲宗敕疆吏勿侵扰外界，惠卿此举，夏人遂寇鄜延”。(17)正如满清政府之责林则徐禁烟一样，不责腐败无能的封疆大臣不能御侮，而陷能却敌御侮的林则徐。 吕惠卿治学严谨，务实用。 《泉州府志》引《闽书》载：“刘后村曰：“考亭(朱熹)论荆公、东坡门人、宁取吕吉甫(惠卿)，不取秦少游(观)。基偏差以为吉甫犹看经书，少游翰墨而已。孙鸿庆觌序其文谓：辞严义密，追方作者。”(18)程颐、朱熹是当时所景仰的正统派的儒学大师，岂是随便称许“奸臣”的人。 再如，“会学校贡举，惠卿乞选通经术、晓政事之人主判大学，以有学行艺术为教授。自京师至诸州皆建学，取以经义，策以时务，殿试专用策问。于是王安石罢制举。冯京争之，惠卿谓制科止记诵，非义理之学，遂罢。’(19)在全国范围内，从中央到地方，学官、教授全改由经过中书或国子监选择的人充任。这是科举内容的一大改革，它必然对全国学风起根本区别。中国科举制度不能彻底走选择经邦济世的实用之才，不知坑害了多少人。吕惠卿这一倡议的重大意义是不应忽视的。他本身的治学精神就是走“通经术、晓政事”的道路，故安石称“学先王之道而能用者，独惠卿而已”！ 其发为文章“辞严义密”，连攻击他很卖力的苏轼，都不得不承认“吉甫终会作文字”。 吕惠卿的著述有：《孝经传》一卷、《道德经注》四卷、《论语义》十卷、《庄子解》十卷、《文集》一百卷、《新史吏部式》二卷、《奏议》七十卷、《县法》十卷、《弓试》一部、《建安茶用记》二卷。这些著述都是新法的精神支柱，属新学的组成部分。 他的为政、治学和著述是互相联系的。他学而知时政的症结，并运用所学以济世，随着时迁世异而知所以变易。莫怪惠卿一被任命参政事，王安石会视为“登用大儒”，而非常庆幸！可惜的是，当时保守势力如此顽固和强大，使惠卿偃蹇坎不能尽施怀抱，反而蒙受几百年的污辱！ 了解一下吕惠卿的家庭环境，对更好的认识吕惠卿是有帮助的。 一个人物的成长，和他的家庭环境有很密切的关系。虽然历史上父子不同道，兄弟不同轨者之有，但不能因此而否定家庭环境对一个人的影响。看看吕惠卿的家庭成员，也可以加深对吕惠卿的认识。 吕惠卿的父亲吕，初为漳浦令，座葬葵山下，官虽不大，而政绩显著，对民能爱而教之，对敌敢御而歼之，对豪强、刚直不阿，敢穷治之。 《宋史·吕惠卿传》载：“父习吏事，为漳浦令。县处山林薮翳间，民病瘅雾蛇虎之害，教民焚燎而耕，害为之止。通判宣州，依智高入寇，转运使檄与兵会，或劝勿行，不听，将二千人蹑贼后以往，得首虏为多。为开封府习录，鞫中人史志聪役卫卒伐木事，吏多为之地，穷治之，志聪谪去。终光禄卿”。 吕惠卿兄弟进士出身者九人。弟升卿为侍讲，《宋史》说他无学术。但作为侍讲也不容滥竿充数，而是要一一听之的。当王安石以新学为新法服务时，他为(诗)(书)释义，经神宗裁定颁行天下。至于说和卿“制五等丁产簿，民不胜其扰”，这在新法试行中，使用某种方法欠妥，或民众不习惯，这是新法实施过程中存在的问题，或新法本身的局限，有的很快就纠正了。这也不能说明一个人品行气节如何，更不能说是罪。 吕惠卿一个妹妹甚贤慧，是妇女的典范。福建提刊、直龙图阁柯述，特为写了一卷《温陵贤母传》，后许毂续之。见《宋史·文艺志》。 蓬生麻中，不扶自直。惠卿为政、治军，不也有他父亲的遗风吗？ 可惜，吕惠卿从未稳定地受到信任和使用。 “大观四年(1110年)，用张商英荐，召为观文殿学士，充醴泉观史。惠卿自置相后最为偃蹇。绍贤间再起，因当预政，而章惇、蔡京百计扼之，故转徙外服，老于为帅，至是再起。故其谢表云：‘历官三十八任，受恩虽出于累朝；去国四十三年，留侍方从今日。”徽宗大喜，书扇赐之。众谓必相矣，而何执中，郑居中方攻商英，明年政和元年(1111年)，商英置知河南，惠卿复以本官致仕。未已卒，年八十。赠开府仪同三司，谥文敏。”(20) 惠卿生于晋江安海西垵村，嘉祐二年(1057年)第进士，为真州推官，曾公亮荐为集贤殿校勘。自第进士至死的五十三年中，外任就有四十三年，再除去居丧守制、居家俟命，其在朝任职不上八年。晚年徙居南安朴里。但考查他在朝在野所作所为，其政绩、军功都十分显著，绝不是一般昏官庸儒所能企及。尊重他信任他的是改革家王安石、攻击他诬陷他的有两大派：一派是保守派，如司马光、吕诲、苏洵、苏辙等；一派是奸邪佞臣，如蔡京、章惇曾布等。他是什么样的人不是很清楚吗？ 吕惠卿是怎样的人，在王安石变法的性质未被正确认识时，旧史学家囿于偏见和局限而判定错了，连王安石都被列为奸邪，这原不足为奇。而现在，王安石变法的性质和历史意义，已有正确的认识，革命导师已为之做出结论，如果和王安石紧连在一起的吕惠卿，还仍然囿于旧观点，沿用旧史的错误评价，那肯定是错误的，也是对历史的不负责任，对历史人物的不公正。应该有勇气为之洗雪污辱，敢于承认：吕惠卿是一位重要的改革家。 反对派为了搞臭对方，常常不择手段，任意歪曲事实。只要看一件小事便可想见。孙莘老《春秋经解》云：“荆公弟子陆佃、龚原治《春秋》各有撰述，凡遇疑义辄以为缺文。荆公笑曰：‘缺文如此之多，则《春秋》乃断烂朝报矣’。语为陆、龚而发”。(21)而《宋史》竟写成王安石“黜《春秋》之书，不使列于学宫，至戏目为‘断烂朝报’”。如此居心，使后世读之者，不禁为之悚然！吕惠卿蒙受的不白之冤，见之于正史者就已不少，其他稗官野史就更不用说了。 吕惠卿所以受尽诽谤，历尽坎，其原因在哪里？正如王安石所说：“人习于苟且非一日，士大夫多以不恤国事、同俗、自媚于众为善。上乃欲变此，而某不量敌之众寡，俗出力助上以抗之，则众何为而不汹汹”。(22) 弄清吕惠卿的是非功过，还他真正面目，不仅仅是关系吕惠卿一个人的事，而且关系到我国十一世纪这场重大变革运动的大事，由此还牵连到当时许多人物和事件的认识。同时说明一个问题：中国历史上，重大变革时期的事件和人物，还有大量的工作要做。做好这个工作，可以使一切变革者理直气壮地坚持下去，把胜败利钝、安危得失置之度外，坚信历史是他们写的！本文只是一个大胆而浅陋的尝试，企望得到批评、指正！ ① 《列宁全集》第10卷<修改工人政党的土地纲领>·(152页注2) ② 《宋史》卷471列传231<吕惠卿>②同上。 ③ 同上。 ④ 同上。 ⑤ 同上。 ⑥ 同上。 ⑦ 《王文公文集》卷第六<答吕吉甫书> ⑧ 《宋史》卷327列传86<王安石》 ⑨ 同上。 ⑩ 同上。 (11) 同上。 (12) 《宋史》卷321列传80<吕诲> (13) 《王文公文集》卷第六<答吕吉甫书> (14) 《临川先生文集》八、启<贺吕参政启> (15) 《宋史·吕惠卿》 (16) 《清源文献》卷33<程伊川叹赞吕惠卿> (17) 《宋史·吕惠卿》 (18) 《泉州府志》卷二古七拾遗上引《闽书》条 (19) 《福建通志》列传宋三<吕惠卿> (20) 《宋史·吕惠卿》 (21) 肖穆《敬孚类稿》②跋 (22) 《王文公文集》卷第六<答司马諌议书>补记： 1、王安石盛时，苏曾写“辨奸论”一文，讥安石不近人情，有一段写“今也不然，衣臣虏之衣，食犬之食、囚首丧面而谈诗书、此岂其情也哉……。” 2、始，惠卿逢合安石，骤致执政，安石去位，遂极力排之，至发其私书于上，安石退处金陵、往往写“福建子”三字，盖深悔为惠卿所误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