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1年（辛亥年）10月10日爆发的辛亥革命是伟大的爱国者孙中山先生领导的影响深远的、反皇权反专制的民族民主革命。清光绪二十年（1894年），孙中山建立兴中会。光绪三十年（1904年），华兴会、光复会相继组成，翌年，联合组成中国同盟会，以“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为纲领，在海内外宣传革命思想，同改良派论战斗争，建立、发展革命组织，多次策划、发动反清武装起义，为辛亥革命准备了条件。清宣统三年（1911年），清政府出卖铁路修筑权，激起全国人民的反抗。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各省纷起响应。两个月内即有鄂、湘、赣、陕、晋、滇、黔、苏、浙、桂、皖、粤、闽、鲁、川等省先后宣布独立，清朝政权崩溃。1912年元旦，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成立，孙中山被举为临时大总统，在南京宣誓就职。2月12日，清宣统皇帝下退位诏书，宣布退位，清朝专制统治政权结束。3月，孙中山先生领导的南京临时政府颁布了具有宪法性质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为中国历史上的创举。临时政府还颁布了许多有利于发展民主制度和发展经济、社会的法令。 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政府，废黜了皇帝，结束了中国2000多年来的皇权专制主义制度，为中国的君主社会划上句号，建立了共和制国家政体，在古老的中国树起了一面崭新的民主共和的旗帜，民族、民主主义的思想得到广泛的传播，中国人民的思想获得了空前的解放。 孙中山先生在评价辛亥革命时曾说：“华侨有功革命”、“华侨是革命之母”、“慷慨助饷，多为华侨”，对海外华侨、华人在辛亥革命中创立的历史功勋给予极高的评价。旅居印尼的广大泉州籍华侨作为海外华侨的一分子，在这场波澜壮阔的民族民主革命中，或积极参加同盟会等革命组织、宣扬民族民主革命理念，或积极捐募资金支援革命经费，或潜回国内直接从事革命活动、领导和参与家乡的光复义举，为辛亥革命的成功作出了应有的贡献。 （一） 1905年中国同盟会成立后，孙中山先生派人到印尼传播革命思想、建立同盟会组织。1907年，巴城华侨成立“寄南社”，1908年春，巴城同盟会成立，以“寄南社”作外衣招牌，开展革命活动，1909年寄南社改名“华侨书报社”，购买书报，供人阅览。之后，印尼各地阅书报社如雨后春笋般快速涌现，总共设立了50多个阅书报社。这些组织名为“书报社”，实质上就是同盟会的分支机构，他们宣传革命理念，提高民族意识，号召华侨青年反皇权、反专制、争民主、争自由，为印尼华侨族群革命风气的形成发挥了重要作用。 值得一提的是泗水明新阅书报社。泗水为印尼第二大城市，泉州籍华侨的主要聚居地。1908年，以泉州华侨为基础的明新阅书报社成立，社址设在层池轩，推选蒋报和为经理，主要骨干有蒋以麟（泉州新门外树兜村人）、王振邦（南安丰州人）、吴文楚、蒋度甫（绍南）、蒋报策、蒋报料、蒋开远（俱泉州人）等。“明新”之字系由蒋度甫命名，取自四书“明德新民”之义。泗水明新阅书报社成立后，在华侨社会中广泛开展宣传爱国及革命思想。 在华侨革命党人组织革命团体、宣传革命思想的同时，还同华侨社会中的保皇派势力进行着尖锐的斗争。当时保皇派势力把改变中国情形的希望押在清朝皇帝身上，希望在维系封建帝制的基础上实行“君主立宪、开明专制”，他们极力反对孙中山的民主革命思想，破坏同盟会的正义活动，气焰极其嚣张，广大泉州籍华侨以各种方式同保皇派势力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通过《泗滨日报》、《民铎报》、《新报》等媒体抨击“君主立宪”的骗局和清王朝的腐败统治，将孙中山的一些文章译成马来文发表，广泛宣扬民主革命理念。 在椰城（今雅加达），开设顺美公司的华侨殷商陈丙丁（安溪县人）目睹祖国内忧外患，积极投身孙中山先生领导的革命活动。在日惹，旅居其间的安溪县华侨林辂存，时任日惹中华学校校长、日惹中华总商会顾问，到处鼓吹革命，激发侨胞的爱国热忱。 （二） 孙中山先生曾指出，辛亥革命中“慷慨助饷，多为华侨”。的确，在当时革命党人不能在国内公开筹募革命经费的情形下，海外华侨慷慨捐输，募集经费，对革命的进行作用至大，可说是辛亥革命成功的基础保障。 荷属印尼华侨以闽粤籍为多，泉州华侨人数甚众，且多为工人、店员等身处社会下层华侨，他们对孙中山先生领导的民主革命运动给予极大的同情和支持，他们不顾收入微薄，慷慨解囊，“随随便便就可以捐助二、三十元，高兴的时候捐一个月二个月的薪水也是很多，他们不管自己袋里有没有钱，总是捐了以后再来设法。” 在1907～1908年孙中山发动六次武装起义中，印尼华侨共捐助经费30000元，约占海外全部捐助额的10%，1911年的广州黄花岗起义，印尼华侨捐款32550元，另加1500元善后经费，将全部捐款额的比例上升到15%。武昌起义胜利后，海外华侨无不欢欣雀跃，支援革命的捐款源源不断地汇回国内。福州将起义而缺乏经费时，王振邦尽力筹措款项赞助，蒋以麟领导的泗水同盟会一次捐款7千元援助福州光复行动，泗水明新阅书报社经理蒋报和积极筹募大笔资金，对光复福州、厦门起了很大作用，其中援助厦门光复之用就达14700余元。有“爪哇糖王”之称的泉州府同安县华侨黄仲涵也以“轩辕后人”的名义捐献5万印尼盾支持辛亥革命。在泉州革命过程中，蒋以麟多次独捐巨资购买革命所需的军械弹药、组织敢死队所需经费以及策动清朝地方官员反正等的经费，倾其所有，慷慨解囊。蒋报料由厦门率义勇队来泉州维持治安路经安海时，捐资千元帮助安海革命党人处理光复善后事谊。日惹的林辂存也曾捐资支援革命。 （三） 辛亥革命中，印尼泉州籍华侨直接领导和参加了泉州、厦门两地的光复过程。 清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泉州旅印华侨蒋以麟受泗水同盟会的委派，回到厦门、泉州了解国内政治动态和社会情况，物色革命同志，为开展光复运动作准备。翌年，印尼华侨郭治齐（南安县蓬岛人）和吴端玉、吴昆元、吴达瑞等人也奉命到泉州，与王雨亭、王吉甫等人创建共和实进会，在泉州南街奎章巷设立秘密机关，联络同志进行革命活动。宣统二年（1910年）泗水光复会改称泗水同盟会，积极筹募革命经费，并先后选派王振邦、蒋以麟、蒋度甫等人回国活动。蒋以麟同泉州革命党人取得联系，并积极参与发展组织的工作。王振邦往来于厦门、泉州之间，在泉州树兜乡与从印尼回国的蒋报料、蒋度甫等人，秘密设立分机关于紫帽山半山宫、标其室名“耻亡窝”，准备联络南安土匪杨居等为革命武装力量而未果。越年2月，蒋以麟重返泗水时，即向同盟会报告了泉州、厦门等地的情况，泗水同盟会经开会研究，决定招募自愿回国参加革命的人员，推定募捐人员，决定发动更大规模募捐行动，以便对国内革命运动作更大的援助，选举蒋报料、蒋报和主持泗水同盟会财政，蒋以芳兼理国内财政，王少文（亦鲤城人）主持各处通讯。后蒋以芳、王少文携巨款在香港策应各地革命行动。宣统三年（1911年）国内革命形势高涨，海外志士和爱国华侨踊跃为革命活动捐助资金，踊跃回国投身革命斗争。广州起义失败后，消息传至泗水，许多爱国青年为黄花岗七十二烈士的英勇斗争精神所鼓舞，纷纷表示自愿回国献身革命事业，印尼中国同盟会泗水分会乡侨纷纷云集泉州、厦门。5月间，蒋报策、蒋以麟父子重返泉州策划起义，到泉州后，联络当地革命党人许卓然、叶青眼、黄仁敏、杨光练、苏年福、傅维彬、陈仲瑾等，从印尼回国的吴文楚、蒋度甫、蒋报料、蒋报企、蒋以芳、王少文、蒋德卿等，从南洋其它地区（星马、菲律宾、缅甸等地）回国的庄汉民、盛九昌、王重生、杨光涌等人，以及爱国学生和开明医生等，研究推动家乡革命计划。蒋以麟倡议在清源山赐恩寺召开由各派革命党人陈仲瑾、庄周生、许卓然、林含碧、陈世外、苏炳偕、杨光练、黄仁敏、叶青眼、盛九昌等共11人参加的秘密会议，秘密会议着重讨论了光复泉州的计划，决定暂以小开元寺为秘密会所，以策动驻军协台唐万胜反正为主要任务，同时建立革命武装，加紧购置枪械弹药，作好武装举义准备，密切同福州、厦门、漳州及泉州府所属各县革命党人的联系等事项。泗水晋江籍华侨桂瑞芳也于这时冒险携带《图存篇》、《唤醒国魂》等进步书籍回到晋江安海，并由其子桂华山和同学缮抄百余份在街上张贴，进行革命宣传。8月，泉州、厦门、漳州等地同盟会会员蒋以麟、林含碧、王振邦、叶世春、黄杏孙等数十人在厦门合昌客栈召开联席会议，商讨厦、漳、泉三地革命光复事宜。此后泉州同盟会会务及革命准备工作进展加快，如联络南安、惠安以及晋江同志，扩充会员、招募敢死队20名，拥有长短枪25支，由陈世外负责在新门外宿燕寺加以训练，同时，杨光练亦在宿燕寺配合湖南技师秘密制造炸弹，做好武装起义的准备工作，并加紧促成唐万胜反正。 武昌起义（1911-10-10日）成功后，泉州官绅商学各界鉴于地方不靖，由地方绅士林冲鹤、吴桂生等于10月21日在考棚召集会议，成立保安会组织以维持治安，同盟会一些重要会员也参加。会后，蒋以麟站在考棚口向群众发表演说，号召群众起来革命，推翻清王朝的统治。时逢知府管元善乘大轿从会场而出，被蒋以麟当众指斥。当晚，管元善逃之夭夭。10月底，泉州革命党人齐集小开元寺，正式成立泉州同盟会机关部，蒋以麟被推举为会长兼军务股长。在泉州的光复斗争中，晋南重镇安海首先发难。11月7日晚，驻安海清军与杏芳林酒店人员陈长（安海西宫人）发生争执，引起民愤，革命党人随即鼓动群众包围都司衙门和汛防衙门。清兵逃跑，革命群众先焚毁都司衙门、汛防衙门和驻军营地，后又捣毁大埕头的粮局，拆毁分县衙门，革命军贴出告示，宣布安海光复。之后，福州、厦门先后光复的消息传到泉州，革命党人群情激扬，但因革命力量大多为归国华侨商人、当地知识分子、开明医生及爱国学生，武装力量不足，对泉州府、晋江县及驻军的策反工作尚未见成效。于是，同盟会机关部决定由蒋以麟代表前往谈判。蒋以麟身藏短枪，腰系手榴弹，单身赴军衙与驻军统领唐万胜谈判，他对唐万胜晓以利害，许给千元银元助饷（当时清朝政府已欠驻军兵饷四个月），唐万胜迫于形势，接受条件，同意反正。为争取晋江知县黄逢年，他还赠予安家费三百元，知府管元善已于日前携眷逃走。于是1911-11-18日（农历九月廿八日）泉州革命党人齐集小开元寺，由此出发，先后到泉州府衙、晋江县衙、协台衙门，举行升旗典礼，放礼炮、奏乐，泉州和平光复，各县亦闻风响应，自动反正。 厦门辛亥革命胜利则得力于印尼南安籍华侨王振邦。 王振邦于宣统二年（1910年）奉命从泗水回到厦门开展革命工作，在厦门中街（归新路街）挂外籍招牌的万成客栈建立联络站，是当时厦门同盟会的主盟人、负责人，他积极进行革命宣传活动，秘密刊行革命党人邹容的《革命军》（即《图存篇》），发展同盟会组织，吸收同盟会会员，在驻厦清军中进行策反活动。宣统三年（1911年）三月，王振邦得到革命同志密讯，将在广州起义，王振邦与杨杰、陈又让遂赶到广东准备参加武装起义，抵广州时黄花岗起义已告失利，王振邦返厦门，与陈天锡、黄志明、林振寿等人筹划光复厦门义举，在厦门万美信局王添良寓所设立秘密机关，联络驻厦水口、禾里山、磐石各炮台以及各营盘防勇，准备策动武装起义。泗水华侨蒋报烟开设于厦门番仔街的合昌客栈，原先是接待泗水侨客的，这时则成为泗水同盟会驻厦门秘密机关。 泗水华侨蒋报料、蒋德卿、吴文楚、蒋瀛初、蒋瀛州、蒋报安、蒋以芳等也来到厦门，参与光复行动。10月，武昌起义成功，全国革命情绪空前高涨，举义光复活动风起云涌，当时广东潮汕地区计划起义，王振邦运炸弹赴汕头支援。为光复厦门，王振邦积极组织联系，筹措军需，建立了一支由蒋瀛州、蒋德卿、蒋以饮、蒋报安、杨有本等组成的56人的华侨炸弹队，11月14日，在当地革命同志的协助和海外归侨的支持下，举义成动，厦门和平光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