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在丰泽区发现好几座埋藏于地下的古墓葬，由于种种原因都没有进行科学的考古清理发掘，故均未见发表考古发掘报告。本人曾参与其中两座唐墓的调查考察，因一墓的随葬品被盗挖一空，一墓的墓室被摧毁，均无法进行科学的考古清理发掘，于是谈不上有考古发掘报告发表。但这两座墓对于研究丰泽区乃至泉州地区的古代历史和墓葬文化是有较高的价值，应有点滴记录存世，以供有关专家、学者进行研究时参考，因此，本人现将所了解的情况作个简要的记述。 一 后路护厝山唐墓 1988年7月间，原鲤城区城东乡城东村后路自然村（今属丰泽区华大街道），一位农民驾驶一辆拖拉机在该村外护厝山机耕路行驶时突然轧开一个小洞口，钻进洞内发现是座古墓（具体地点在今华侨大学附中的后面）。他没有及时向有关部门报告，致使许多农民擅自钻进墓内乱挖盗掘，将随葬品洗劫一空。过了一个多月，当时城东乡文化站的负责同志得悉后才向泉州市文管会汇报。9月19日，本人和林宗鸿等几位同志前往调查考察。 这座墓系单圹券顶砖室结构，除墓顶盖被拖拉机轧开一个小洞口外，尚基本保存完整，但墓室内的淤泥和铺地砖被农民盗掘得一塌糊涂，棺木和尸骨的痕迹一丝无存，随葬品也全部掏空。察看墓之四周，无发现有任何随葬品的残片，估计所有随葬品都还保存完好，而且没有一件被农民当场捣毁，但不知农民盗掘后将它们藏之何处，连一件也无法追回。 该墓座北向南偏东3°，由甬道和墓室组成，平面呈“凸”字形，全部用橙黄色的墓砖砌筑。甬道位于墓室前壁的正中，券顶，平面长方形，长0.62米、宽0.70米、高1.50米。墓室，券顶，平面长方形，长4米、宽2米、高2.50左右，后壁设一小龛。从面积来看，它应属小型的砖室墓。 墓砖有两种，一为长方形砖，一为楔形砖。长方形砖，长42厘米、宽19厘米、厚5.5厘米，平面一面压印粗绳纹，一面光素；侧面大多素面，有的一侧模印铭文：“武吕□中 平安大吉”、“咸亨二年 大方”。楔形砖，长、宽和一横侧的厚度与长方形砖一样，另一横侧厚度为3.5厘米左右，有的模印铭文：“上柱国刺史 武吕 乾封二年”。“乾封”和“咸亨”是唐朝第三个皇帝唐高宗李治的第五个和第七个年号，乾封二年即公元667年，咸亨二年即公元671年。于是，从墓砖的纪年铭文来看，此墓应是盛唐时期的墓葬；由于出现两个不同时间印制的纪年墓砖，因此若具体加以断定，这座墓当是唐咸亨二年（671年）的墓葬。 那么，这座墓的主人是谁？是否是墓砖上所印的铭文“武吕”？1939年，时任集美中学史地教员的庄为玑先生曾在安溪县后垵乡下社村（今安溪县城厢镇土楼村）的顶园山发现六座唐墓（1955年安溪县博物馆又在同一地方发现一座），其墓砖上就印有“武吕平安大吉”或“上柱国刺史武吕乾封二年中”等铭文。据他认为“武吕”是墓主人，并在《安溪唐墓之初步研究》一文中考证，“武吕”即是武则天之叔子武惟良或之族人。武惟良是山西并州文水人，受封四川始州刺史，乾封年间被杀，他怎会安葬到数千里之遥并与之毫无关系的泉州地区呢？这纯然是牵强附会，无稽之谈；或说是武则天的族人，也拉扯不上来，查《八闽通志》、《福建通志》、《泉州府志》以及安溪、晋江诸县志，根本找不到受封上柱国刺史的武吕之人，甚至连武姓其他人也没有。再者，墓砖上印有“武吕”的墓，除丰泽、安溪外，在晋江市内坑镇砌坑村思母山、惠安县螺阳镇东风村上村自然村山仔头、南安市水头镇唐店村覆船山也都各发现一座，而且南安覆船山这一座的墓砖上印有“永徽五年”的纪年铭文。“永徽”是唐高宗李治的第一个年号，“永徽五年”即公元654年。这样迄今所发现此类墓葬的明确纪年就有永徽五年（654年）、乾封二年（667年）、咸亨二年（671年）三种。于是，若认定“武吕”是墓主人，那为什么其墓葬会遍布泉州地区这么多地方，而且安葬的时间不一致？又至目前在唐墓的墓砖上未曾发现印有墓主人的姓名之例。因此说，“武吕”不可能是墓主人。再者，就目前所知，此类墓仅在泉州地区发现，别的地区没有，这亦令人费解。所以，“武吕”之类的墓尚是个谜，还有待于今后的继续发现并进一步探索研究，以揭示其所蕴含的文化内涵。 二 潘山榜眼山唐墓 1993年4月30日，原鲤城区北峰镇潘山村（今属丰泽区北峰镇）一农民前来泉州市文管会报告，说4月中旬该村农民潘荣治在村后榜眼山（又名“李厝山”）建房挖地基时发现了座古墓，擅自将其摧毁，并把取出的坛坛罐罐藏之家中。5月1日，本人偕同林宗鸿、黄天柱前往潘山处理此事，追回被潘荣治藏于家中的随葬品。 墓已全部毁坏，并埋上地基建房，无任何痕迹可寻；墓砖大部分被搬到潘荣治的草间（存柴草之处）堆迭成壁。根据潘荣治的口述判断，此墓有可能也是“凸”字型单圹券顶砖室墓。墓砖有长方形砖和楔形砖两种，为红和灰黄两色。楔形砖未见完整者；长方形砖，长42厘米、宽18厘米、厚5.5厘米，光素面，一横侧模印蕉叶、龙、凤、团菊等纹饰。 追回的随葬品计17件，均为陶瓷器，即青瓷盘口壶1件、青瓷双耳杯1件、青瓷三足炉1件、青瓷小瓶2件、青瓷双系小罐3件、青瓷插器5件（其中4件已残）、青瓷小钵1件、陶灶1件、陶小勺1件、陶鼎1件。这些随葬品数量不算少，但未尽完整，有的可能挖掘时不小心捣毁而被抛弃。 蕉叶、龙、凤、团菊是唐代基砖上较为常见的纹饰；又从青瓷器的造型来看，大件器物较为瘦长，并出现不少矮小的小件器物。具有明显的唐代风格，因此，断定此墓应是唐代墓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