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誉为“英年文采称三，当代高僧第一人”的弘一法师。在闽南十余年，抄经写偈、题联赠诗，缘结万家，留下一笔极其宝贵的财富，其墨宝达一千多件。最后在泉州唐代“甲第破天荒”的“欧阳行周(詹)先生祠”——“不二祠”，“悲欣交集”地圆寂，这真是闽南地方、特别是历史文化名城泉州的光荣。 但这位艺术大师留住泉州，却是结缘于南安。这不是他到过雪峰寺、灵应寺、水云洞或九日山，被这些名胜古迹所陶醉，而是他登葵山谒韩偓墓而神交于千载结下的因缘。 这件事没有人认真地思索和探讨过，乍一看来，仿佛是极其偶然的事，实际上偶然总是寓于必然之中。 事情发生在1933年小春十月。这一天，法师道经泉州西门外潘山集镇，意外地发现“唐学士韩偓墓道”碑，上署“嘉庆十二年三月”，下署“四明盛本立”。这使他惊喜万分，失去常态。他平时持戒谨严，情不外露，不是事出非常是不会使他这样激动。这位“冠履莫教亲紫阁，衲衣且上傍禅关”的学士，竟使他几至“袈裟和泪伏碑前”。他特此摄了一张照片，随后步履轻快地一路问去，直上葵山谒韩偓墓。墓在南安县丰州北向七八里处，葵山之阳。其山叠石如荚，号叠经石，又形似葵花故名葵山。上山过九皋桥，经唐左仆射傅实墓(俗呼金钗墓)，再上二里许便到墓所。墓碑已不存，仅余荒废之墓土一堆，及朴拙之石刻、石将军四、石马二、石虎二、石羊二。地极荒僻，人迹罕到，惟西边山谷内有一村曰杏塘，传为学士寓南安时，于其处种杏成林故名。法师既如此激动而来，见到如此荒凉一片，此景此情可以想见。 此后，他常追寻韩偓旧迹，登韩登临处九日山，南安寓址及其寿终处龙兴寺等。就因为这个偶然发现，他决定留在闽南。如法师致夏丐尊书所说：“朽人十四年前，无意中居住闽南。”①从此，他编访韩偓在泉州、南安、惠安一带所到过的地方，并十分欣赏学士在这一带写过的几首诗：《钓龙台》(在九日山)：“无奈离肠日九迥，强舒怀抱立高台。中华地向天边尽，南国云从岛上来。四序有花长见雨，一冬无雪却闻雷。离官紫气生冠冕，试望扶桑病眼开”。 《南安寓止》：“此地三年偶寓家，枳篱茆屋共桑麻。蝶矜翅暖徐窥草，蜂倚身轻浪著花。天近函关屯紫气，水通吴甸浸晴霞。岂知卜肆严夫子，潜指星矶认汉槎。” 《梅花》：“梅花不肯傍春光，自向深冬着艳阳。龙笛远吹胡地月，燕钗初试汉宫粧。风虽强暴还添思，雪欲侵凌更助香。应笑暂时桃李树，盗天和气作年芳。” 《安贫》：“手风难展一行书。眼暗休寻九局图。窗里日光飞野马，案头筠管长蒲芦。谋身拙为安蛇足，报国危曾捋虎须。举世可能无墨识，未知谁拟试齐竽。” 此后还着手搜集韩偓的资料，嘱其弟子高文显编著韩偓传记；并自撰《香奁集辨伪》，力排众议，认为该集不是韩偓写的。一九三六年，高文显编辑《韩偓传记》毕，呈交法师审定，法师为此还虔诚地写了“韩偓牌位一纸，设备供斋以祀”②。这些情况难道是偶然的吗？肯定不是！那么有什么必然的联系呢？ 韩偓的经历和法师不尽相同，但其生活的某方面，其思想感情的幽灵，却神遇于千载之后。 韩偓，万年人，字致尧，小字冬郎。唐龙纪进士，昭宗时官至兵部尚书。朱全忠跋邑，忌偓，贬偓邓州司马。哀帝时复召还故宫，偓恶朱全忠因避闽依王审知，侨居南安。终年不食梁禄。龙德三年卒于南安丰州龙兴寺。史称唐宋完人。 偓十岁能诗，其姨父李瘿隐赞他“雏凤清于老凤声”，高才情、词靡丽，风流倜傥，初喜为闺阁诗，后遭故远遁，出语依于节义，慷慨激昂，迥异常时靡靡之音。行书亦可喜，《题怀素草书》诗云：“怪石会秋涧，寒藤挂古松，若教临池畔，字字恐成龙”。不是深味妙趣，出语不能达此。 法师俗姓李，名叔同(1880-10-23——1942-10-13)出家后法名演音、号弘一。祖籍浙江平湖，父为清末进士，官吏部，前辈为盐商于天津，家资巨富，五岁丧父，十岁读圣贤书，十八岁与俞氏结婚，十九岁有传其为庚梁同党，南下居上海。1905母死，东渡日本，入上野美术专门学校专习绘画，旁攻音乐，造诣极深。并组织春柳剧社，为我国新剧之滥觞。回国时携日本姬住沪，开始任教。1918年出家，在闽南十四年。抗日战争期间，在厦门与友人书，“倘值变乱，愿以身殉”，住泉州承天寺，禅房挂中堂一幅，手书“念佛不忘救国，救国不忘念佛”。在闽南一带广大教义、弘扬艺术，高风景行，被誉为“艺术文章惊海内，清风苦行著僧中”。其书法蕴籍，不矜才使气，意境含蓄，直步晋人，为近代独步。把弘一法师和韩学士的生平略加比较，可以从其春风柳絮、落红游丝中寻找其出家的踪影。 弘一法师不像韩偓那样，在政治舞台上占有重要地位，卷入政治旋涡；也没有韩偓那样“报国危曾捋虎须”、在政治上受到严重威胁，而“离肠九日回”，发而为诗，激昂慷慨，异于常日靡丽之作。法师《给俗兄子圣章疏》中说，其志愿在于弘扬文艺，为僧后，自认为“拙于辩才，说法之事，非其所长，行将以著述之业终其身”。③因此，历“戊戍变法”、“辛丑事件”、“甲午战争”都没有引起他生活方式的重大变化。因此尽管所处时代都具有国危世乱、前途渺茫的特点，而处世态度回然不同。韩偓因此而决心“冠履莫教亲紫阁，衲衣且上傍禅关”，而弘一则不可能因此而导致剃发出家。 其次，韩偓避世入闽，连自己的妻妾都分散，有的入庵为尼，自己过着“枳篱茆屋共桑麻”的生活。但弘一家庭的资产倒于票号，百万家财荡然无存，也不是造成他出家的原因。他在辛亥革命后，应陈英士聘，出任《太平洋报》文艺编辑时，意气曾为之一振。这是他经济破产之后。请看他法时填的《满江红》词：“皎皎昆仑山顶月，有人长啸。看囊底宝刀如雪，恩仇多少。双手裂开鼷鼠胆，寸心铸出民权脑。算此生，不负是男儿，头颅好。荆轲墓、咸阳道；聂政死、尸骸暴。尽大江东去，余情还绕。魂魄化成精卫鸟，血花溅作红心草。看从今，一担好山河，英雄造。”④ 那么弘一法师和韩偓的生涯有没有共同的方面呢！有！这方面就是他如此地恋慕学士的原因；也正是这一方面才能探索到法师出家的隐秘。 他们两人都是才子。弘一十岁读圣贤书，为名师所赞叹；韩偓十岁写诗，为李商隐所赏识。弘一风流倜傥，音乐，书法、绘画、戏剧件件精湛，出入舞场、妓院，为多少名流、士女所倾慕；韩偓风流儒雅，闺阁留翰，咀芝咽露，清词丽句。出入金銮殿，官人秉烛，红袖添香。而两人晚景都归寂寥，自我完善，彻底净化。这些共同点，使他与韩偓神交于千载之上并不奇怪。 弘一法师曾着手整理韩偓的事迹，为《香奁集》辨伪。说明学士这一方面，特别为法师所关注。《香奁集辨伪》主要是认为韩偓不会写这样感情肤浅的诗。因为韩偓是一个富有感情的血性男儿，其出于至情所写的诗，必定是血与泪、心与灵凝成的结晶。这也正是法师所亲身的经历和感受，而寄厚望于冬郎。绝不是认为冬郎不可写香奁诗。这也说明法师对学士，“爱之弥笃，望之弥高”但香奁诗是学士早年的作品，未能达到感情真挚，技艺精湛，也无须为他惋惜。正如法师早年写给一些妓女歌人一样，逢场作戏，未必都是珍品。 韩偓在《香奁集》序云：“自庚寅辛卯之际，迄庚子辛丑之间(公元870－881年)，所著歌诗不啻千首……厥居求生草莽之中，岂复以吟讽为意。或天涯逢旧识，或避地遇故人，醉咏之暇，时及拙唱，自尔鸠集，复得百篇，不忍弃捐，随时编录。遐思宫体，未敢称瘐信，攻文却诮玉台，何必倩徐陵作叙。粗得捧心之态，幸无折齿之惭。柳巷青楼，未尝糠粃。金闺绣户，始预风流。咀五色之灵芝，香生九窍，咽三危之瑞露，春动七情。如有责其不经，亦望以功掩过。”(注：重点号作者所加)。这篇序写于丙寅年九月(即唐哀帝天佑三年、公元906年)，南安寓所。这该是可信的。韩偓死后，郑文宝还从其子韩寅亮处看到手稿。⑤ 序文中所述这段生活，正是香奁诗所由产生的生活基础，而作者自己也感到其生活之“不经”，而’望以功掩过”。这和法师青少年时代的生活颇相似。法师为风流公子之时，处故国风雨飘摇之际，曾有过感叹：“二十文章惊海内，毕竟空谈何有。听匣底苍龙狂吼。长夜凄风眠不得，度群生那惜心肝剖？是祖国，忍辜负。”(东渡前填《金缕曲》)⑥。但他感到的是：“水蚕丝尽心先死，故国天寒梦不春”、“奔走天涯无一事，问何如声色将情寄。”⑦因此，在这段期间，从天津至上海，随处访名妓、逛舞场，放荡不羁。据云，单是领带就藏了一箱。惺惺惜惺惺，恨生不同时，而以特殊形式供奉之，这也是情在理中，不足为奇了。法师曾说过：“人不难相爱，难于相知”。 法师出生在那样的家庭，士大夫家庭的霾瘅，使看不到这种名士风流的丑恶面目。但，当他作为一教师出现，站在神圣的讲台上，为圣贤说教；为人师表要处处律己。这时，他便时时感到内疚，感到自己的恶浊，强烈地感到自己的身心需要净化。如何净化呢？当他明到介绍日本某杂志一篇文章说，“断食”是身心“更新”的修养方法；“断食”能使人除旧换新、改去恶德、生出伟大的精神力量时，他便坚决地去试行。这就是法师出家的思想根源，但还不是出家的直接原因。 促使他下定决心的是彭逊之的剃度。“民国六年丁已(1917年)大师三十八岁。是年新岁，法士以居士身居虎跑寺习静。马一浮先生介绍其友人彭逊之往居虎跑，就法轮长老修习禅观。正月初八日，彭君即于虎跑出家。法师目击当时情形，颇为感动，即扳依虎跑退居老和尚了悟为家弟子，取名演音、号弘一。春假满后，仍在一师授课，但如茹素看经，并供佛像。”⑧正当他有‘净化’，“更新”的思想而拿不定主意，下不了决心的时候，这件事便一促而成之。但这是外因，是促成的条件。 那么最关键最直接的内原是什么？不知道的人当然无从谈起了，但其最亲近的同事、学生为什么都讳莫如深？这种为尊者讳的结果遂使法师出家的原因成为个谜。为了揭开这个谜，就得寻找所回避的“讳”。 请看法师《题朱贤英女士遗画集》(因为应该仔细揣摩，所以加以评注在( )之内。)：“壬子春(即1912年，法师三十三岁)，予在城东女学授文学，贤英女士始授予教(才互相认识)。其后屡以书画乞为判正(授文学判正书法，而且判正作画，次数还不少)。勤慎恳到，冠于同辈(勤慎指其治学态度，恳到当指其向老师就教之恳切，是同学中最突出的。师生的感情可见很深)。未已负疾，废学家居(这是法师应陈英士聘而任《太平洋报》文艺编辑之后。不久该报负债停刊，法师旋即往杭州。贤英再找不到老师判正肯定很痛苦，老师知道这样好的学女负疾肯定很同情)。前年(1920年)侍母朝普陀(是年法师已出家在新城贝山居月余，本想住下去，因遇障缘只好迁居衢、严等地)，礼觐观音大士，受三归依，自是信佛至笃(1912年分手后，贤英负疾，法师1916年断食求身心更新。并刻印章曰“丙辰息翁归寂之年”，意即死了，1917年皈依了空和尚为在家弟子，1918年剃发。1920年贤英女士归依观音大士。)去岁(1921年)余来沪，居城东，贤英过谈半日(时法师日本姬已东返，一学期的师生关系，阔别了八九年，一个已皈依观音大士，一个已刮发出家，尽可以毫无俗念地交谈。在俗妻子和日本姬因俗缘未断，故始终不得一见)。勉以专修持名念佛，毋务他法(念佛以息一切纷乱妄想，不要想其他门道，徒劳无益)。其时贤英至心倍受，深自庆幸(已经皈依，再无顺头之理，得老师关注理应庆幸，修福来生。也足见对老师的信任专一)。乃以幻缘既尽，殇于岁晚(身体早就负疾，身心受尽折磨，如今大彻大悟，一切尘缘都归幻影，却悲欣交集于1921年岁终之时)。净业始萌，朝露溘至，可叹慨也(刚摆脱尘世烦恼，修净化之业，却如朝露，在光明到来之时消失了)。比者同学将集其画，影印辑帙，以志哀思，遽征题辞于予(同学深知老师爱贤英至深)，为记其往昔因缘如是(这段因缘怎能不记，留待后人怀念)。⑨这是一件感情上沉重折磨的事。是当老师后第一次摆脱不掉的心灵上的梦魇。 法师曾对寂山和尚哀痛地说：“师父慈悲，师父慈悲！弟子出家非谋衣食，纯为生死大事”。⑩这一件事可谓是生死大事了。一个书画如此造诣的青年，对老师如此深厚的感情，哗哗英才，闭于玄壤。何况是在如此彷徨、寂寥和痛苦中死去。法师当时恐怕解决不了内心重负，故处于极端矛盾，极端悲痛之中，而急于想摆脱、想更新、想产生新的精神力量。而正好有上述的内外因素，因此就毅然剃发出家了。妻子从天津赶来，日本姬求夏丐尊带到寺来，法师都拒不见面。这件事，在当年并不光彩，不值得宣扬，也不值得声明辩解。法师直至晚年都还谆谆告诫弟子，止谤的方法就是无言。这是有所为而发的。 历来圣人都是无过，而在于能幡然悔悟。法师对这位被誉为唐宋完人韩偓供奉，正是以此为监，来完成自己人格的升华。他一披剃之后，二十四年，过着极端清苦的生活，清水淡饭、布衲芒鞋、苦修穷经，摒绝人欲。在《盗戒释相概略问答后跋》云：“发心学律已以来，忽忽二十一载。衰老日甚，学业未就，今撷取南山灵芝撰述中诠释盗戒戒相少分之义，辑为盗戒释相问答一卷……因录太贤、藕益二师遗偈，附于卷末，用自策励焉”。(11)其律已精神令人感动。 1941年，法师已六十二岁，圆寂的前一年。他的好友黄福海往访，法师写韩偓的诗二绝赠之。其一《与僧》：“江海扁舟客，云山一衲僧，相逢两无语，若个是难能”。充分反映他此时的心境，两个人坐在一起，回顾走过的道路，谁走的路更艰辛，更有收获呢？他的努力足以自慰。(12) 法师曾以红菊自况，题诗云：“亭亭菊一枝，高标矗晚节，云何色殷红，殉教应流血。”(13)说明这是用血浇灌的花。勾画出一个经过长期苦修、付出心血代价的志尚节烈的和尚的形象。 郭沫若索字，法师写寒山大士的诗赠之。诗云：“我心似明月，碧潭澄皎洁，无物堪比伦，教我如何说。”(14)以如此光明澄彻自况。为此郭沫若称其为“澄览”大师。 这些都说，弘一法师的苦修，已经达到了预期的效果，同时实现了自己的主张：“士先器识而后文艺”、“欲艺以人传，勿使人以艺传”。其弘扬教义、与弘扬文艺人格净化，三者都达到了光辉的境界。正如卢梭在《忏悔录》所说的：“将来任何人，即使没有读过我的作品，但能用他自己的眼睛考查一下我的天性、性格、操守、志趣、爱好、习惯以后，如果还有人相信我是个坏人，那么他自己就是一个理应掐死的坏人！”“至高无上的神明呵！请你把那无数的众生叫到我的跟前来！看看有谁敢于对您说：我比这个人好！”(15) 但是，正如柳亚子先生为法师祝六十俗寿所写的诗所评价的：“闭关谢尘网，吾意嫌消极，愿将铁禅杖，打杀卖国贼！”(16) 本文资料承曾焕智同志提供，特此致谢) ① 林子青《弘一法师年谱》(以下简称《年谱》页207 ② 《年谱》页154<传贯随侍一公日记一页>。 ③ 演音《答俗兄子圣章居士》手札 ④ 《年谱》页39 ⑤ 粤雅堂丛书《五代诗话》六卷 ⑥ 《年谱》页23 ⑦ 《年谱》页19 ⑧ 《年谱》页50 ⑨ 《年谱》页77 ⑩ 《年谱》页85<丁鸿图庆福戒香记> (11) 《年谱》页178 (12) 《年谱》页190—191 (13) 《年谱》页191 (14) 《年谱》页200 (15) 卢梭《忏悔录》第一部页2、第二部页835 (16) 《年谱》页18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