卧草浮云不记秋，忽然成殿坐岩幽。 纷纷香火来求福，不悟前生是石头。 这是朱熹游九日山所赋之诗《石佛岩》寥寥几句，讥佛笑众的落落情怀，跃然纸上。其实，朱熹早年未尝不曾笃信佛教。根据史载分析，笔者认为这首诗应该是他思想转变的明显痕迹。要了解它，必须先探索朱熹受学之源和初政所遇。 朱熹十四岁时遵父遗嘱，从建州(今建瓯)城南迁到崇安五夫里，接受白水刘勉之、屏山刘彦冲、籍溪胡原仲的教育。他“无所不学”，对佛教禅学也有所研究，这同刘彦冲、胡原仲的影响有很大的关系，当时士大夫好佛、老是习以为常的。朱熹自己回忆说：“某年十五、六岁时，亦尝留心于禅。一日在病翁(按即刘彦冲)所会一僧，与之语，其僧只相应和了说，也不说是不是，却与刘说，某地理会得个昭昭灵灵的禅。刘后说与某，某遂疑此僧更有要妙处。遂去扣问他，见他说得也煞好。②十九岁考取进士，就是用禅学的意思去答卷，“试官为某说动，遂得举”。③释氏禅宗学说是信奉主观唯心主义的，而朱熹后来创立的是客观唯心主义的理学，其思想变化开始于从学李侗之后。 李侗是程颐的三传弟子，朱熹的父亲朱松的同门学友，一生没有做过官，结茅隐居于南剑州(今南平)的山间竹林，悠然自适，平生喜欢与相知者慷慨激昂地谈论国事。绍兴二十三年(1153年)朱熹二十四岁，即将赴泉州清源郡同安县任主簿之前，第一次拜见理学家李侗，当时李侗六十一岁，朱嘉以父辈师事之。初见李侗，就以禅学问疑。他回忆说：“赴同安时二十四、五矣，始见李先生，与他说(按即谈论禅学)，李先生只说不是。某却疑李先生理会未得，再三质问，李先生为人简重，却不甚会说，只教看圣贤言语。”④从这段文字来看，朱熹初见李侗，论学未能合契，问疑再三，而每谈起自己的见解，李先生都加以否定，并叫他自己专心去读“圣贤”书、尊“圣贤”说。 然而，一个人的思想发生变化，是和他所处的时代经济，政治状况以至个人遭遇息息相关的，后者决定前者，前者又反过来作用于后者，这是辩证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朱熹在从学李侗以前，终日访师求道，热衷科举成名，毕竟涉世不深，远没有置身于社会治乱兴衰的激流漩涡之中，思想难免偏于师承的影响。但是他师事李侗，却不同以往，对一个即将上任的新官来说，是一生的重大转折。朱熹来到泉州同安，摆在他面前的是一幅活生生的社会生活画面。要是李侗的诱诲对他初登仕途，从政所遇没有多大用处，朱熹是会决择而从的。作为封建官员，尽管他做的是次于知县、县丞的主簿(唐宋皆以主簿为士人初仕之官)，但朱熹以学识超人崭露头角，他“职兼学事”，“莅职勤敏，纤悉必亲，郡县长吏事倚以决”。⑤在地方政权机构中的地位和作用不同一般。可是，区区一个同安县，就使朱熹碰到大量的经济、政治难题：由于金人侵掠，南宋朝廷屈辱议和，偏安江南一隅，以大量银捐年贡金国。统治阶级把严重的财政危机转嫁在人民身上，赋税日益繁重，农民缴纳不起。为了完成封建国家所规定的赋税额，朱熹一方面对农民“每点追税，必先期晓示”，如果有人“违限遭点”，则“定断不恕”；⑥另一方面对于“出入之簿，逐日点对佥押，以免吏人作弊。”⑦即使朱熹不遗余力，也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农民违限纳税仍然时常发生，官吏营私舞弊还是堵不胜堵。除了统治阶级的横征暴敛以外，土地兼并、豪强侵凌之风也在闽南一带蔓延加剧，朱熹虽然对此不满，但还找不到防止的措施，对“以力强得人善地者”，只能愤而题其上曰：“此地不灵，是无地理；此地若灵，是无天理。”⑧统治阶级对金屈辱无能，对内残酷压榨，迫得农民实在生活不下去了，于是纷纷起来反抗。绍兴二十五年(1155年)夏，同安饥民举行暴动，包围县城，欲使县统治者“死无处所”。朱熹与盐税吏曹广德守备以前曾被农民军政攻陷的西北薄弱地带，由于朱熹“勉慰士卒，士皆感奋为用”，⑨农民军才被弓箭手射杀而溃。朱熹后来作《射圃记》，对统治者如何运用刽子手的职能加以详细总结。仅上所述，凡此种种，在年轻的朱熹眼里，社会纲纪、礼俗已沦丧废弃，农民起来“犯上作乱”使尊卑贵贱的等级制度无法维持，真是世风日下，国将不国。 满怀政治抱负的朱熹，十一岁就在其父亲引导下，学习《昆阳赋》中的历史经验，考虑如何象汉朝刘秀的军队那样，获得兴复国家的重大转机；十八岁“举建州乡贡”，“三篇策皆欲为朝廷措置大事”。⑩面对阶级矛盾日益激化的社会现实，朱熹怎能不辗转深思，对自己以前所学之良莠来一番重新认识，择适而从，寻求挽救社会于垂危的理论工具。释氏禅学要人们忍受今生的苦痛，寄望于来世的一大套说教对于以暴力起来造反的农民，已经不是灵丹妙药了。而“圣贤”宣扬三纲五常的伦理道德。要人们安贫守道，重振纲纪，厉行风俗，维护封建社会的等级秩序，必须回到孔孟那里去找依据。朱熹反复李侗言释氏之非，教尊“圣贤”之书的话，觉得在关系到社会治乱的重大问题上，李侗是有远见的。这正是朱熹能够接受李侗教诲，发愤攻读“圣贤”之书的原因所在。所以，朱熹在同安任内，依李侗教导，在从政、“职兼学事”之余，“遂将那禅来权倚阁起，意中道禅亦自在，且将圣人书来读。”(11)连因差外出也不忘读书，于“体究公事处，夜寒不能寐，因看得子夏《论学》一段分明。”(12)在读书过程中，朱熹不断总结学习方法，认为“索居独处，好用工(功)夫，方精专看得透彻，未须便与朋友商量。”(13)这时他把读书的主要精力放在思量“义理”的融会贯通上；有时为了搞透一段文字的“义理”而废寝忘食，“凡三、四夜穷究到天明。”(14)绍兴二十六年(1156年)秋，同安任满，行李已先运走，朱熹在郡中等批文，没有书读，于馆人处借得《孟子》一册熟读，方晓得养气一章语脉。”(15)就这样，朱熹“竞尺寸之阴”，(16)对孔孟之书，反复“读来读去，一日复一日，觉得圣贤言语渐渐有味，却回头看释氏之说，渐渐破绽罅漏百出。”(17) 由理会得“昭昭灵灵的禅”到“回头看释氏之说，渐渐破绽罅漏百出。”不能说不是思想上的一大转变。然而，尽管朱熹此时已熟谙不少“圣贤”之书，但他决不是一个只在书中找依据的腐儒。他在泉州三年整，对闽南盛行佛教，寺院遍布，释氏踪迹到处可寻，难免是会有所感想的。当他游览九日山，对袒胸盘足，高坐莲座的巨大石佛追根究源，发发议论，赋诗以明心迹，也是很自然的了。 九日山西峰石佛系五代末年割据泉州的节度使陈洪进倡刻。朱熹在《石佛岩》诗中通过揭示石佛的来历：原来是“臣草埋云”，不食人间烟火，不懂人情味的大石头，高耸于山顶的最高处，俗名“通天蜡烛”；由于人们笃信佛教，使它能够改头换面而“成殿坐岩幽”，从此得到祈求偶像的“纷纷香火”。石佛原来如此，面对着它，朱嘉难免想到自己，对佛教禅学亦曾师其人，尊其道，求之切，省悟之情油然而生。进而朱熹以颇有讥意的“不悟前生是石头”之句，来暗喻自己的思想转变，写的虽是石佛之“不悟”，本意支承抒发自己之“悟”。同“回头看释氏之说，渐渐破绽罅漏百出”可互为印证。 如上所述，看来朱熹这首诗该是作于同安任上的中、后期。在同一时期内，朱熹的思想异常活跃，“出佛”的心迹时有流露。由于他潜心读书，得以从释氏禅学中解脱，因而他同情九日山石佛院的僧人终日寂寞之苦，以诗赠曰：“因依古佛居，结屋寒林抄……岩中老释子，白发对青山”。(18)绍兴丙子(绍兴二十六年)朱熹外出，途经小盈，赋诗云：“今朝行役是登临，极目郊原快赏心。却笑从前嫌俗事，一春牢落闭门深。”(19)朱熹意识到从前迷恋佛教禅学是虚幻空洞，不务俗事的。而今从政奔走，得以“极目郊原”胜似“一春牢落”，庆幸之情，洋溢于字里行间。因此，他又在题《囊山寺》中，抒发了“不学塔中仙，名涂定何事”(20)的“人世”胸襟。 综上所述，朱嘉的思想转变，是李侗的启迪和他亲身置于南宋泉州地区的社会现实，从“圣贤”书中寻求治国理论的结果。由于李侗使朱熹受益不浅，朱熹归自同安，不远数百里，徒步从之。以后又数度辞去复来，悉心求学，被李侗誉为“吾党鲜有”的人物。后来，朱熹“出佛”，却不象李侗那样超脱，也没排脱宗教的樊篱。他后来创立的理学——庞大客观唯心主义思想体系，成为封建王朝维护等级制度、防止人民反抗的思想工具。 朱熹官簿同安、从政、讲学、游历足迹遍及泉南各地，所到之处，诗赋题字不胜枚举。他在泉州孔庙前竖立“海滨邹鲁”四字石碑，大概是用“圣贤”孔孟的故乡作喻，来赞扬泉州的文风之盛，并以此纪念泉州地区这个使他转变思想趋向成熟的东海之滨吧。 关于朱熹的思想转变，清人王懋竑纠正过前人认为朱熹四十以前皆出入释老之误，指出其“出入释老十余年”，(21)是指十五、六岁至二十六、七岁之间。他说，朱子自受延平(李侗)后，断然知释氏之非。(22)笔者对于朱子学说，远没有臀肌分理的探讨，也并不具备考扰学方面的知识。只不过是因为土生土长于“泉南佛国”，在地方志里屡见《石佛岩》这首诗，觉得他是朱熹早期思想转变的重要脉络之一。因此，拿它联系朱熹师事李侗，领簿同安所遇所为，以一隅之见，稍加补正，肯定王氏的正确，就教于史学界诸同好。 附注：本文初稿后，承蒙福建师大陈元熙老师提出修改意见，在此致谢。 于泉州师专 1983年11月3日 ① 泉州府志·名山志》其中“忽然成殿坐岩幽”的“然”字，原文为“肰”字，诸工具书上查无此字，故以民国《南安县志·艺文志》为据。 ② 《同安县志》卷四十一。 ③ 同上。 ④ 同上 ⑤ 《朱子行状》，参阅熊铁基：《评朱熹的政治思想》 ⑥ 《朱子语类》卷一○六。 ⑦ 同上。 ⑧ 《同安县志》卷四十一。 ⑨ 《同安县志》卷十四。 ⑩ 《朱子年谱》参阅熊铁基：《评朱熹的政治思想》。 (11) 《同安县志》卷四十一。 (12) 同上。 (13) 同上。 (14) 《朱子语类》卷一○四。 (15) 《同安县志》卷四十一。 (16) 《朱子集》卷六十八。 (17) 《同安县志》卷四十一。 (18) 《朱子文集大全类编》第二册诗赋词调。 (19) 同上。 (20) 同上。 (21) 《朱子集·答江元适》卷二十九。 (22) 参阅张立文：《朱喜思想研究》第5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