闽南是著名侨乡之一。旧社会在三座大山的重压下，全国各个地区经济萧条，民不聊生，文化教育十分落后，闽南也不例外。但是，在十九世纪到本世纪三十年代日本大举入侵以前，闽南地区的经济建设和文化教育事业还是有一定的发展，这与爱国华侨的投资和乐捐是分不开的。本文拟就清末民初南安旅菲华侨吴记霍先生的爱国爱乡活动，特别是通过他对闽南地区民族工商业的投资和文教事业的捐献这个侧面，来窥探广大爱国华侨贡献于建设家乡热情的一斑。 (一)青少年时期 吴记藿，字嘉福。福建省南安县十六都诗口乡(今南安县码头公社诗南大队)人生于公元一八六六年(清同治五年)，他出身于一个普通的农民家庭，父亲吴雁亭是个身材魁梧而又耐劳坚强的农民①。 吴记藿自幼“精敏过人”②，曾就读过乡村私塾，因家境清寒，为了减轻父母的负担，他放学后经常到田里劳动或放牧，从小养成了吃苦耐劳的习惯。十九世纪七十年代以后，中国已经完全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清政府腐败已达到极点，中国人民日益陷于水深火热的困境之中，吴记藿的家乡南安也是灾荒频至，而且“鼠疫盛行，人丁损失甚多”③，失地和破产的农民与日俱增，人民无以为生，度日艰难。为生计所迫，还由于受邻里出洋谋生的影响，原已“有志向外发展”④的吴记藿，便于一八八六年，飘洋过海，侨居于菲律宾马尼拉，是年他已二十一岁。 (二)奋斗创业和投资国内企业 当时出国的华侨绝大部分是因战乱、灾荒等原因才被迫离井背乡的贫苦农民或手工业者。他们或属文盲，或仅认得几个字而已，出洋后一般都是做苦工或经营小商小贩。吴记藿虽曾就读于乡村私塾，但文化水平亦是有限的。初到马尼拉时，他也是经营小商贩工作，但他颇精敏，年轻力壮，胼手胝足，艰苦奋斗⑤，因而深为马尼拉华侨商界所赏识，便有华商林姓，聘为经理⑥，吴记藿就任经理以后，精打细算，勤奋经营，获利巨甚。经过十二年，这个仅有三千元资本的商店就变成一个拥资三百万元的大企业，这时吴记藿分得红利百余万，便辞去经理职务，自立门户。历数年后，就在马尼拉创办了吴记藿进口公司，其中有：义源布庄、长江椰油厂、丰年麻袋厂、勤农肥粉厂、竹林竹囊，汉治萍铁钉锌线厂、丰利制造食品豆油厂等工商企业。“上海、厦门、福州、天津、汉口等处均有代理”⑦一九二○年，已是五十四岁的吴记藿又同李清泉、薛敏老等华侨共同发起集资七百多万元，创办了华侨中兴银行、分行在厦门、上海、香港、欧美、日本设有通汇机关⑧，(在国内独力创办的较大企业还有上海嘉福行、上海铁钉厂)等。由于拥了雄厚的资产，吴记藿便一跃而成为菲律宾屈指可数的侨界巨商。从一九○四年(清光绪三十年)起，吴记藿多次被选为菲律宾中华总商会董事，中华布商会会长以及其他华侨社团的领袖，在菲律宾界中声望极高。 (三)参加辛亥革命 吴记藿白手起家，劳动致富，在社会上有一定的地位，财产在百万之上。但是由于当时清政府腐败无能，帝国主义列强的野蛮侵略和残酷掠夺，积贫积弱的旧中国，在帝国主义列强的宰割下，毫无国际地位可言，致使海外华侨也受到帝国主义殖民者种种的凌辱、掠夺、排斥和限制，正当权益得不到保护。如“华民侨居的英属新加坡各岛者一二十万人……赤体检疫者独施之华人。”在澳洲“凡属有利可图之事，皆禁遏华民营业。”⑩在英属非洲殖民地，华侨“只能与驴马同履车道，西人之行人行道，可以牵犬随行，不能与华民偕行。”(11)在殖民者的操纵下和指使下，吴记藿侨居的“菲律宾政府苛例频颁，排华声浪日见高涨，华侨处境艰危”。(12)甚至连吴记藿这样有地位的华商也感到度日艰难。严酷的现实教育了他，使他认识到：只有祖国的强盛，才能使中华民族振兴，华侨也才能获得应有的平等地位与得到祖国的保护。因此他便积极参加爱国和建设家乡的活动，“凡义举无不乐为提倡”。 早在孙中山先生在南洋宣传和开展革命时，海外侨胞就已深受其革命思想的影响，到了一九○五年同盟会成立以及三民主义提出以后，整个南洋“一时人心奋兴，舆论沸腾，华侨有志之士，知非随中山先生不足以救祖国之危亡，于是华侨革命思想日炽(13)，菲律宾“其首府马尼拉侨商潮倾心革命……”。(14)一九一一年春，同盟会南方支部派同盟会“香港日报”经理李萁前往马尼拉拜访福建籍医生郑汉淇。“议辟同盟会，汉淇号召同志即日成立团体，”许多华侨争相加入同盟会，吴记藿也是把救国的希望寄托于孙中山领导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他一马当先，加入同盟会。入会后即被任命为中国同盟会驻菲律宾专员，从此便开始了有组织的爱国革命活动，同盟会菲律宾分会创办了《公理报》。吴记藿为此极力奔走，并出资相助办报，担任了该报的常任董事。一九一一年辛亥革命在武昌爆发并迅速席卷全国，消息传到海外，广大华侨奔走相告，欣喜若狂，并积极以实际行动支援革命。吴记藿更是尽心竭力，他“暗中召集同盟会同志，汇款辅助”，从经济上支援辛亥革命。一九一二年中华民国临量政府在南京成立，特别表彰了广大华侨在辛亥革命中的贡献。吴记藿“被举为临时海外顾问，得奖甲等嘉禾章，由是名字大噪”(17)。他在菲律宾侨界中声望更高了。 辛亥革命虽然推翻了清朝封建帝制，获得了可喜的成功，但是革命的果实却被窃国大盗袁世凯所篡夺，中国半殖地半封建的社会并没有改变。袁世凯倒台以后，又出现军阀混战的大乱局面，帝国主义侵略势力仍在中国横行无忌，民族危机依然万分严重，作为“海外孤儿”的华侨之境况丝毫没有改变。一九二四年，吴记藿“与诸闽侨组织救乡会，联络海外华侨共策救乡”。(18)为挽救祖国危亡做了大量工作。一九二六年国内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北伐战争，吴记藿等救乡会华侨又在马尼拉创办了《新闽日报》，积极向海外侨胞宣传和介绍革命，以鼓动华侨起来支援北伐。一九二七年吴记藿将华侨救乡会改变为菲律宾中华国民协会，鼓动华侨踊跃捐款，并带头捐出巨款；在他的宣传和带动下，广大华侨纷纷慷慨解囊，数日内便募集了十万余元，汇到祖国，支援了北伐，一九二八年，“济南惨案”发生后，广大华侨纷纷通电声讨日寇暴行，全国人民同仇敌忾，吴记藿目睹外侮日增，更是义愤填膺，在当时“航空救国”舆论的影响下，他抱着一颗赤诚爱国之心，派其儿子吴启标回国，在福建厦门创办了民用航空学校，不惜重资聘请中外飞机师三名，每年招生五十名，所费达数万元，学校开办数年，先后共费二十多万元，均由他全部独力资承担。吴记藿爱国心切，他冀望通过办航校为祖国培养一批空军人才，借以增强国防力量，抵抗外侮。但在反动政府的强迫下，这所学校最终是被国民党厦门要港司令部接收，并于短期内予以解散，而以赠送“关怀祖国”，“为国捐输”二匾额了事，这就不是他始愿所能及的了。 (四)热心文化教育事业 华侨久居国外，受到资本主义思想的影响，同时也接触到一些资本主义社会的先进技术，深深感到了文化教育不发达是中国落后的一个重要因素，要使祖国转弱为强，必须大力发展文化事业，启迪民知，挽救祖国危亡，因而在华侨中逐渐形成了“教育救国”的思潮。早在一九○九年(清宣统元年)，吴记藿就回国办学。他首先在家乡南安创办了私立诗版，诗鳌两所学校，继而又与几名华侨在南安诗山区创办了进化小学等几所学校。又于一九一九年又在泉州城内的宏博独资创办了嘉福学校，聘请好友，泉州名流，前清进士吴桂生为校长，并聘有张仰薇、黄涵清、庄丕启等泉州有名望的教师来任教。学校规定：“学生一概不收学费”，(19)对于上夜校的工人、店员的子女除免学费外还发给助学金，因而学校“一时声誉大著，各地学生争相报名，全校学生五百名左右，实为当时泉州各校之冠，每年经费达万元”。嘉福学校前后办了六年，至一九二四年，因地方军阀混战，强占校舍为营房，校内设备悉被毁坏，才被迫停办。除了独资创办学校外，吴记藿还积极赞助和扶持其他学校的发展和建设，如捐给泉州培元中学五千元，并出资在校内建造了一座“记藿堂”。再如对诗山职业学校、泉州华侨子女公学、上海南洋高级商业学校，南安洪濑怀南学校，南安码头怀德学校、安溪南星中学、泉州平民学校等都捐赠巨款，大力支持办学，同时还计划创办闽南中医学校为发展我国传统的优秀医学培育人才。在国外，一九一一年，正值辛亥革命爆发，菲律宾华侨更加认识到发展教育的重要性，为了扩大对华侨的教育面，使广大华侨子弟都有接受祖国优秀文化和西方先进文化教育的机会，马尼拉华侨将“华侨中西学校”从华侨举善公所中脱离出来，另由华商设立董事会，以求能专心一意地办好学校。吴记藿亦是此举的积极参与者，担任了该校董事。此后，中西学校的教务日益繁荣、改善。除白天上课外，还增设了夜校，这样使白天需要上班的华侨工人、职员等都有受教育的机会。吴记藿关心教育事业，热心办学的精神深受国内外同胞的称颂。 (五)开展公益活动 作为爱国华侨和侨办领导人物的吴记藿，对于家乡和侨胞的公益慈善事业也是很热心和关注的。一九二○年我国华北地区发生了特大旱灾，灾情十分严重，为了帮助受灾的同胞解决困难，渡过灾荒，菲律宾中华总商会成立了“华北赈灾筹备会”，吴记藿主动挑起了该会的募捐员这一艰苦的工作，穿街走巷，不辞劳苦，广泛地发动华侨捐款救灾，并首捐五千元为倡导。在各募捐员的共同努力下，“募捐赈款达三十余万元，汇归祖国施赈”。(21)一九二二年广东汕头等地遭到台风袭击，酿成灾害，损失重大，一九二九年河南、陕西、甘肃发生了灾荒等，菲律宾华侨又成立了“豫陕甘两粤筹赈委员会”，吴记藿担任了该委员会委员，对于筹赈救灾工作“无不悉力以赴”。(22)一九一九年华侨陈肖机以发展闽南交通事业的名义向菲律宾华侨捐募“泉安汽车公司”(泉州至安海)的股份时，吴记藿便欣然认购巨款，并就投资中拨出了银三万五千元，捐助泉州地方公益慈善事业，其中捐助泉州花桥善举公所一万元，泉州温陵妇人养老院一万元，温陵男人养老院五千元，使这几个慈善公益机构有了固定的资金。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泉州的花桥善举公所(今泉州赠药局)，这是一八九九年由泉州地方开明人士张大河、曾振仲，吴桂生等人发起创办的扶贫济困的慈善机构，至今有八十多年的历史了。各地华侨都积极汇款寄药，而吴记藿则每年必捐巨款，十分热心。据善举公所一九三○年《庚午年征信录》记载：这一年吴记藿等人经手向菲律宾侨募款共有十九宗，大银六○一四余元，其中单是吴记藿即捐了五百元。此外，吴记藿对泉州公立中医院，泉州惠世医院，福建平民医院，诗山同仁等单位“亦各捐助巨款，或认捐常费”。(23) (六)同殖民地当局的斗争 在侨居国菲律宾，吴记藿对于保护华侨的正当权利，保护侨胞生命财产安全等方面的事情，也是非常关心的。对于殖民者或当地政府损害华侨利益的言论和行为都进行坚决的斗争。最突出的是一九二一年的“抗争西文簿记案”。一九二一年，菲律宾政府颁布了歧视华侨，打击华侨工商业的“西文簿记律”，在华侨中引起了极大的反响。“西文簿记律”中有：“凡个人商店、公司或社会，在菲律宾经营商业、工业或他种工业或他种业务，按现行律例，均须用英文、西班牙文或任何菲文登记账簿，否则认为违法……、违反此项条例者……”将予以各种惩罚等款项。这是一个欲置广大华侨于绝境的法案。对此，旅菲华侨人人义愤填膺，为了保护华侨在侨居国的正当权利，菲律宾中华总商会立刻召集了全菲九十七个华侨团体，成立了华侨联合会，奋力抗争，要求菲律宾政府立即取消此项律例，同时委派吴克成、薜敏老二位侨老为侨界代表从各方面进行申诉，据理力争。吴记藿被推选为华侨联合会副主席，并兼管了经济部的工作，在抗争斗争中起了较大的作用。在菲律宾华侨的共同努力下以及在海外各地侨胞和祖国同胞的大力支援下，经历六年的“西文簿记案”最后以华侨的胜利而告终。这一斗争的胜利对于保护海外各地华侨在国外正当权利起了巨大的作用，极大地鼓舞了华侨的斗志，增强了侨胞的团结。 (七)晚年的活动 一九二八年，吴记藿已是年逾花甲，而且又是体弱多病，但却仍然是壮心不已，念念不忘发展家乡的建设事业。这一年他和李清泉、薜敏老、黄奕住、陈迎来等十余名华侨，集资一百万元，共同发起创办“福建造纸厂”，并于一九二九年在福州购买地皮，定下厂址，准备开始动工兴建，并从瑞士进口了许多机器和附属设备。一九三二年，这个厂正式开工生产。“被列为全国十大化学厂之一”(24)但是，在旧中国，三座大山的压榨下，这个工厂的生产始终得不到很好的发展，年年亏损，仅一九三二年——一九三六年几年间，就亏损了七十九万多元，占资本总额80%，至使“二十多年来从未发过半文股息(25)。在世界经济危机的冲击下，更由于抗日战争期间敌机的数次轰炸，“厂房几成灰烬”(26)，内运山区保存的重要机件又遭到极大破坏和损耗，一九四八年勉强复生产，但当时国货膨胀，经济混乱、工厂终于在一九四八年五月间的一次机件损坏事故后而一蹶不振，宣告停工。侨胞振兴祖国，繁荣家乡的愿望终于幻灭，百万资本的华侨企业，付诸东流，直至全国解放后，福建造纸厂才重获新生……。 一九三一年，当时泉州和厦门之间的交通十分不方便，船运要通过离泉州较远的秀涂，而泉州至秀涂的陆路交通又十分落后，多是些坎坷不平的羊肠小道，加上军阀混战，盗匪横行，造成了华侨出入国旅运上的严重困难，因而吴记蕾下决心在泉州创办汽车公司，决定修建泉州至秀涂之公路，并计划了以后兴建后渚码头等项事宜，以期实现水陆联运，促进进出口业务的发展，同时还决定公司每年盈利的大部分捐献给泉州地方公益事业。一九三一年吴记藿回到了祖国，以二十五万的资金独力创办了“泉秀民办汽车公司”。公司的成立，深得泉州人民和华侨的欢迎和支持，公司开张后不久就已初具规模并开始营业了。拥有汽车八部，还有修配车间、材料库，站房等相应的设施，职工近百人。“泉秀公司”后来还与厦门的“泰利轮船公司”订立合同，实行水陆联运。同时公司还买回了大部分钢板，雇请了二名德国工程师设计并准备开筑后渚码头。但是由于地方的连年战乱，汽车被征用，公路被破坏，准备修筑码头的钢板则被伪军钱东亮部用去防御工事，故“泉秀公司”业务不振，年年亏损。一九四二年，即由吴桂生、曾振仲、叶青眼等人与“泉安公司”接洽，全部转让给“泉安公司”，“泉秀公司”，至此宣告解散。 吴记藿本人因年老多病，更兼创办“泉秀公司”之操劳，深感体力不支，在一九三二年便将公业务委托泉州地方人士吴桂生、曾振仲、叶青眼等人辅助其儿吴启标共同经营管理，自己回到菲律宾休养，抱病素食。但终是因多年积劳成病，未能恢复元气，于一九三二年六月十九日在菲律宾逝世，享年六十六年。 吴记藿先生一生勤勤恳恳，艰苦奋斗，侨居国外，劳动致富，目睹内忧外患，深感拯救中国，匹夫有责，积极投身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运动，热心兴办祖国文教事业，积极办学以及关心人民疾苦的慈善之举，这种爱国爱乡的精神是十分可贵的，也是令人钦佩的；吴记藿先生冀望祖国独立强盛，但是由于时代和阶级的局限性，他不可能正确认识到中国社会的性质，因而也就不可能找到真正解救中国的正确途径，而走上了“实业救国”、“教育救国”的道路，这当然是行不通的，但纵观吴记藿先生一生之业绩，他的爱国思想和爱国行动是足堪称颂的，他不失为一位模范的爱国华侨先贤。 　 注：①、②、④、⑥、(13)、(17)、(18)、(19)、(24)(《菲律宾岷里拉中华商会三十年纪念刊》(附录已故的华商小传——吴记藿，页183) ③、《南安县志》卷十二，田赋，页6－7 ⑤、(12)、、(21)(《旅菲华侨吴记藿热心兴学》，见《泉州文史资料》第六辑，页17 ⑦、⑧(吴承洛：《菲律宾工商考察记》，第四编：“华侨在菲岛之工商业”，页1，4) 、⑩、(11)(《清季外交史料》第二○二卷、磁10、8、9) (14)、《建国月刊》第六卷，第4、5期合刊，页8冯自由《革命逸史》第四集，页180 (22)、(23)(高祖儒《华商拓殖菲岛史略》、52页) (25)、(26)、(林金枝：《旧中国晋江地区华侨的国内投资，页36见1980年晋江地区华侨史讨论会论文第19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