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发展到某个阶段，它就要求某种人物出场表演。明末政治腐败，加剧了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为了镇压农民起义，抵抗外族入侵，它就必然要选择能胜任其事的角色来充当。洪承畴以其超群的文韬武略而膺此重任，结果不是以其文武兼备之才获得荣誉，而是蒙受了几百年的污辱——对内镇压农民起义，对外投降满清。 作为封建王朝的臣子，“食君之禄、忠君之事”被派去镇压农民起义，这是无法摆脱的，就象岳飞、俞大猷也不能幸免。这点姑且不论。明末以来洪承畴被指责最厉害的是他的降清。满清政府存在一天，他的降清就一点也得不到谅解。现在满清王朝已经被推翻了七十多年，离开“庐山”已经较远了，其“真面目”应可以看得见了。 我们不妨探索一下洪承畴的降清原因。 是贪生怕死吗？洪承畴于万历四十年(1612年)登进士，后来受到崇祯皇帝的信任，迁延绥巡抚，陕西三边总督，加太子太保，兵部尚书兼督豫、晋、陕、川、湘、鄂军务，镇压农民起义，虽屡战辄胜，但败绩也不能幸免，他是经常感受到死神在头上盘旋的。至于总督蓟、辽军务，强弱之势早已明若观火。虽八总兵、十三万众，死的死、降的降，松山城破仅存残卒三千有奇，早已下决定与城共存亡。同时被俘者如民仰、变蛟、廷臣都被杀，承畴岂望独生；押送盛京时，仍然“科跣漫骂”，这难道不是为了求死而是为了求生？ 是为了升官吗？难道一个降臣敢指望博得比崇祯皇帝更大的荣宠？ 那么他投降的目的是什么？洪承畴没有留下书札文章透露其中消息，而在顺治御笔批发的“御授摄政王洪大经略奏对日抄笔记”中，却记事言志，把他的心事讲得很明白。“上曰：管仲何以不死子纠？(按，管仲初扶公子纠与齐桓公战，公子纠败，管仲被俘。)对曰：君臣有分，所关者在一身；华衮大防，所系者在天下。故夫子之于管仲，特略其不死子纠之罪，而以天下为心也久矣。”又“上曰：使今日昔孔子为君为相，亦能如尧舜周公乎？对曰：只怕比周公更浑然无迹。孔子乾净无比，事事稳稳，又收得好。虽曰‘危邦不入’他却曾入，‘乱邦不居’他却曾居。所谓‘磨而不磷，涅而不淄；江汉以之，秋阳以暴之”。 这些话是留给后人探索其降清原因的最珍贵的材料。洪承畴所以不死者，正是权衡了“一身”与“天下”之间的大小，而终于以“天下为心”，忍辱负重。在论到孔子时，在“入危邦”、“居乱邦”上借题发挥，正是为了表明心迹。在他参与清王朝的建立、典章制度的施行方面，做子大量的工作，作出重大的贡献。尤其是在满汉民族矛盾如此尖锐的情况下，他想方设法避免对汉民族和其他少数民族的大屠杀，减轻对汉民族和其他少数民族的压迫、剥削、搜括和奴役。 当清兵南下时，多尔衮统率的清军，凡遇到汉民族的顽强抵抗，其屠杀是骇人听闻的，“扬州十日”、“江阴三屠”，就是血写的历史。多尔衮回北京后，把镇压江南，西南汉民族的抗清斗争任务交给洪承畴，洪承畴自然也沾上汉民族的血，这是用不着避讳的。但当时江南、福建和西南几省的抗清斗争这样激烈，清军也曾损兵折将，就再也没有出现这种惨绝人性的屠戮。 清朝定鼎后，一些重大政治、军事措施，典章制度的确立，他都尽量避免对汉民族的压迫和剥削；某些遭受战争破坏特别严重的地区，他还疏请帑币、仓粮赈济之。这在当时起了保护汉民族的作用，在根本上缓和了满族和汉族及其他少数民族的矛盾，有利于国家的统一、安定与发展。 从《经略洪承畴奏对笔记》“择其尤为要者数百条”中，可以看到当时对皇帝条陈的情况和内容。有关缓和民族矛盾方面的重要内容有如下几类： 第一类：发展生产，节约开支，抑逐利，省徭役，减轻人民负担以解民困。 “上曰：近来宰臣督抚将帅，皆朕与卿覆其品谊，察其人地，然后简任，谅不致有失。”说明他参与了国家大政，是起重要作用而不是无足轻重的人物，足以证明他的奏对的重要影响。 “上问：明代虽经太平，然诸事未曾整理，最重要者以何为先？对曰：丰、派、萧、砀，自古盗贼出没之区，如直隶、山东，尽可开沟洫修水利，治其土田以省漕运。乃置之不理，安坐待哺于东南，使江淮之间有窃发者中梗漕运，则青、冀、衮、豫、幽、并之地无以取给矣。上曰：此著却是可虑，卿当计画而行。” “上问切时要务。对曰：兴北方水利以省漕运之烦，除天下要厄塞、要害留兵外，其余城守半用兵民，即厄塞要害处宜仿屯卫之制，以省养兵之费，而厚官俸，以苏民困，是切时要务。” “上曰：昨日有人谐阙而陈某处可以凿山取铜，即于某处置炉两所采铜铸钱，卿意以为何如？对曰：不可，前车其后鉴也。洪武年间，有府军前卫老校丁成言，‘河南、陕西州地，有旧产银矿，前代皆赏采取，岁入其课，今锢闭已久，采之可资国用”。上谓待臣曰，‘凡言利之人，皆戕民之人也。朕闻元时，江西丰城民告官采金，其初岁额犹足以所办，经久民力消耗，一州之人卒受其害。盖物产有时而穷，岁额则终不可减，有司贪为已功而不肯言，朝廷纵有恤民之心而不能去。如此番所请，事同一例，可以为戒，岂宜效之。”上曰：“善。”由是言利之臣皆寝议不行矣。 “近日臣工其用人理账之疏甚多，苦未中肯綮。对曰：今之用人，每恨无去处，而不知其病根在来处；今之理财，每恨无来处，而不知其病根在去处。天地之菁华只有此数，若去处可节，则来处日裕矣。上曰：卿言甚合朕意，凡明季一切无益之费，卿瓦有堂官妥议，请罢举行以裕来源。” 上问：世间如何能热闹？对曰：要热闹须耐得几年冷淡。人俭朴了方能富厚，但教俭朴须兼勤劳。自宫府尚俭朴、与民休息，自然民气日复，若只要外面热闹，就使百项具举，到处兴役……此皆者之膏血，安能使家给人足。” “昨有人奏，遣使驰驿郡县，按亩而图，以除积弊，可举行否？对曰：方今天下初定，日不暇给，度田之令、均丈之法有所不及详，而中原之地，弥望荆榛，亦无从按亩而图也。目下举行似非急务，俟中原廓清、生养休息，五六十年后，可举行于天下也。”顺治皇帝知道田亩有隐报者，急于征税，以增加收入。如此一来，中原百姓肯定要大受骚扰，并增加大量负担，承畴坚决劝阻。 以上几则奏对，说明满清开国初期账政支绌，想通过开矿铸钱、丈地增税、为了粉饰太平还想显示“热闹”气象，洪承畴深知皇帝意图，事事劝阻，并以发展北方生产，减兵少费，节约开支等办法解决之，而让百姓得以休养生息。 第二类：阐述学习汉文化的重要性，陈述施仁政的利害，制止对汉民族的屠杀。 “上问：目今之务以何为急著？对曰：圣学为急著。圣学不新，人才不出，气运不转。是以陆贾劝汉高祖读书，有‘马上得之，岂能马上治之’之语。诚圣学勤惰之所关，即天下国家人才、气运、理乱之所关也。” “上曰：历代国祚何以一长一短？对曰：汉唐虽杂霸，尚能借仁义而行，故国祚自三代而下最为长远；秦、隋、南北朝五代，皆以不仁立国，故其祚如彼之促，斯可以为万世鉴矣。” “上曰：昨廷臣有议宋代人才优于他代，明却人才少，想因太平年久，英华散了，所以不生人才。对曰：亦是靖难时摧残太甚，上帝怒而不生。秦始皇把几个读书人坑了，直至国亡无一人死者；只有一个东陵候，后来亦为萧相国诸公门客。就是新莽、隋炀皆有死节人，独秦无之。” “上曰：卿看朕可有人所不及处？曰：至尊(人所)不及者惟不可嗜杀人。虽明季误国奸党亦不曾诛族；尚有为近臣者。前年以大臣亲族有以叛逆论者，他已自分连坐，乃宽之不问，下谕曰：‘岂有人做此等事而不谋之宗族’何等圣明。不独前代缇骑，传之北寺东厂，刑罚严酷，即三代以前亦有相及之典，故(甘誓)(汤誓)俱曰：‘予则孥戮汝。’如此盛德，真越绝千古矣！” “上曰：朕试人之法，倍难宰(相)(督)抚，何术方不受欺？对曰：敷奏以言，明试以功，立论最为宏通，可以为法。上曰：如此看来，(虞书)还是不可不熟读。对曰：岂(虞书)而已哉！“五经”皆治天下之大宝也。” 虽然为封建统治服务的儒家学说，有其虚伪反动的一面，但儒家政治主张的核心是‘仁’(仁者爱人，主张对人民施仁政)，在一个民族征服另一个民族、民族矛盾尖锐复杂的情况下，大屠杀是时时都可能发生的，提倡学习儒家的经典，正是为了防止野蛮的统治和镇压，如果一个落后的民族，没有一套论理道德准则来实现其统治和维护社会秩序，那各民族的生产、生活活动都将是不堪设想的。满族初人关时，就曾出现过这种情况：驻防官兵纪律大坏、画牧马区、驱驶村民秣马，甚至百十成群践食田禾；所至骚忧，其他苦累，又可类推。承畴在“奏对”时，一有机会就寓以规谏，以导皇帝正心诚意，抑制私欲、施行仁政，避免因私念好恶而致臣民遭殃；并举历史事例的因果关系警诫之。 第三类：定盐法以利民，奖耕织以安边，开海运以济兵民。 “上曰：行盐之法，可有国与民两利乎？对曰：盐之产于场，犹五谷之产于地，宜就场定额。一税之后，不问其所之。天下皆私盐，其实天下皆官盐，则国与民两利。”他援引前代盐法的弊害，贩私盐遭受的刑罚，并因此官逼民反的历史事实，如元末之张士诚等，认为放松对盐务的管理，是便民利民因而能够安民的措施。 “上曰：北方诸王公与朕皆手足亲谊，可谓天下一家。然百年无不散之筵席，北面屏带是否仍然照前明举行？对曰：断然不可！北方生齿日多，安于游惰，将来干戈特恐在贫上起。上曰：何术以济之？对曰：整顿游牧地方尚是缓著。方今边郡之民，如宣大、古北、榆关一带，既不知耕，又不知织，虽有材力而安游惰，非开场聚赌，即揭竿为盗，势所不至，理有固然。屯田之政不可不讲，纺织之利不可不举。”这不但是生产自救，减轻其他民族负担的措施，也是安定边境，防御北方外族的侵略的千年大计。因为游牧民族学会耕织后逐渐可以定居，形成集镇，建城堡固守。否则将无以抵御外族的侵略。 “上曰：近日诸军命脉关于漕运，咽喉关于河道；今南方未平，河道梗塞，兵民日食艰难，何术以济之？”其意在大兴徭役。“对曰：漕运梗塞，海运可通。上曰：臣工并无筹及海运者，得无畏海风波之险与寇盗之多乎？对曰：商人岛人来往不绝，岂商人可行而运船独不可行也。况我处于燕，以居庸关为城，以大海为地，以九河为带，则大势宜于海也。北抚各边，南资输挽，以河为根本，以海为辅冀，诚万世不拔之业：则定势宜于海也。河道梗塞，而西北告困，则今宜急事于海也。”“臣可使万全无失者有二十五策焉(略)。朝廷可省万万钱粮，而粮必填满京塞矣。咽喉得济，命脉自荣，神京有磐石之安，各塞有金汤之固，此目下万不可缓之急务也。上曰：善，依议举行。”这样就避免了在战乱初定、汉民族创痛未愈的情况下大兴徭役以疏浚漕运的骚扰。 第四类：安边防患，巩固国防，保障各民族安居乐业。 “上曰：敌情虽异，防患则一，卿即以大政筹之。对曰：若筹边防大政，臣亦有十二策焉，纵充国复起，亦不易臣言矣。一曰重将权、二曰广屯田、三增烽堡、四练士民、五明赏罚、六严间谍、七精器械、八施仁德、九守要害、十备大攻、十一选知勇、十二通河道(具体内容略)。上曰：卿策甚善，果行此十二事，而文身之国有不交臂屈膝者乎？对曰：此即臣经略南邦、平定边衅亲手行之十二筹也。” 这种安边防敌的措施，功在整个国家、整个民族——中华民族。当外来民族入侵，矛盾居于主要地位时，国内各民族之间的矛盾、阶级之间的矛盾，都得服从于对外的民族矛盾。这种筹边大政，处理得宜，国防就巩固，人民就安居乐业，当然没有外族侵略之苦，相对地就减轻了人民的负担。 顺治皇帝听取了洪承畴许多奏对，称赞其所论溯本根源，洞悉底细，并赞曰：卿实朕之孟子也！ 除《奏对》中所涉及的几个方面外，还有一条特殊的措施，即避免满民族统治阶级对汉民族生产、生活的干预而产生的矛盾和不幸，从而保护了被统治的汉民族的正常活动。 《清朝野史大观》卷五<清人逸事>记载：“洪承畴密室造清，竟建以汉人养旗人，不令旗人营生计之策。从此满、汉分居，汉人得以安其农商贾之业，二百七十年来免受其扰虽出租税养之犹有利焉。”说不令旗人营生计是不准确的，应该是旗人享有特权、脱离了生产。这个措施的最重要方面满汉分居。当满族入关成为统治阶级，而人口占绝大多数的汉族沦为被统治者的初期，这个措施既保障了汉人，让他们可以按照他们原来的习惯从事各项活动；也保护了占人口少数的满人，使两族人民减少摩擦、矛盾、仇恨而发生不幸的流血事件。 封建王朝的大臣常常感叹“伴君如伴虎”，更何况是伴异族之君，能不战战兢兢、如履薄冰。”但洪承畴却在这种战战兢兢中显示出精神来——磨而不磷，涅而不淄。从经过皇帝挑选的他的奏对中还可以看到，其奏对都带有规劝、讽谏、直抒已见，而绝没有苟苟容容的情状。 虽然顺治皇帝信任他，置之高位，但皇族中人却是自洪承畴参与大政开始就侧目以视、暗中窥探的，洪承畴只要稍有疏忽，就将遭受不测。但他率性而行，认为应该做的，也敢不避斧铖、毅然去做。《清史稿》卷三<洪承畴传>就记载了几件事： 一、粤僧函可，系故明尚书韩日缵。日缵和承畴有师生之谊。函可将要回乡里，请承畴给关防印牌护送出城。承畴慷慨许诺。出城时，守城者检查其筒笼，发现其中有触犯忌讳的文字。巴山、张大犹把情况上报，洪承畴上疏认罪。部议应该夺职，顺治宽贷了他。这件事说明他明大义，为师友甘冒罪。 二、清廷为了羁绊洪承畴，暗地里派人到其乡里把他母亲接上北京。其母傅氏，素明大义，对此很愤慨，执意要回乡里。承畴顺从母亲意愿，竟不顾朝廷措置，私自送其母归里，事后请旨引罪。顺治皇帝也只得说：“送母归原籍，为亲甘罪，情尚可原。留任责后效。”这又可知他并不是偷生怕死之辈，为人子能尽孝。 三、明桂王奔缅甸，“兵部密咨令速攻缅甸，”承畴上疏请：“臣审度时势，权其轻重，谓今岁秋冬宜暂停进兵，俾云南迤西残黎，稍借秋收以延余喘；明年尽力春耕渐图生聚。”终不肯进兵，直至以目疾请求解任，回京调理。对故明旧主之族不忍加戮，更不用说借追杀朱氏子孙以邀宠。 四、从各种笔记小说所载，明遗臣讥洪承畴事，也可看出洪降清的忍辱负重之隐衷。 洪承畴的亲朋故旧或明遗臣，对他的降清都极愤慨，用各种形式对他讽刺、讥诮，崇明沈百五者，竟至揪其衣襟、大批其颊，而洪则笑曰：“钟鼎山林，各有天性，不可强也。”这说明他对这些人舍生取义的行为并不勉强，实则打心底里崇敬之。他也深知投降变节的耻辱，但在大势已去的情况下，是无所作为而死，还是有所作为而生呢？这就是他所说的“钟鼎山林，各有天性。”选择的道路各有不同。其苦心孤诣实在是无法言传的。慷慨赴死易，从容就义难。洪所选的道路，正是更艰难曲折的一条：忍受污辱，在异族统治下，尽一切可能保护本民族，免受更残酷的镇压、奴役和屠杀。 满民族用暴力征服和镇压汉民族，反对这种统治和压迫是必然的、正当的，但这些反抗都已无可拘回地失败了。另方面，明皇朝的腐败，导致李自成领导的农民起义、满族的人主中原；在清王朝统治期间，满汉民族之间的壁垒日渐破坏，矛盾逐渐缓和，这对中国历史的发展具有深刻的长远的影响。从历史的全过程来看，疆域这样辽阔的中国，国家的统一是合乎全体人民的利益的，它加强了兄弟民族的联系，促进了经济、文化的发展。洪承畴为缓和满汉民族之间的矛盾所做的大量工作，无疑是重大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