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期以来，衣冠南渡成为福建开发史上的传统话题。然究其主因，系与史实相距甚远的记载为人们所传诵，且文字沿误相袭。我们搜集了有关资料和从新发现西晋太康墓葬，对关涉于此的几个问题作初步考述，就正于大家。 (一)八姓入闽与晋江得名的传说 诸姓入闽，始于永嘉的记载，当源于唐林蕴序的《福建林氏两湘支谱》： 汉武帝以闽数反，迁其民于江淮，久空其地。今诸姓入闽，自永嘉始也。①所谓“诸姓入闽，自永嘉始”，就是指中原的衣冠望族，簪缨相继的门阀，因避永嘉二年(308年)中原战乱而入闽。福建自此得到开发。 私家谱牒对于这一说法竞相仿效，且互有牴牾之处。 《莆田九牧林氏族谱》云：“入闽始祖禄，永嘉时为晋安太守。”《莆田揽巷文峰陈氏族谱》亦谓：“入闽始祖润，永嘉时为晋安太守。”照这样说，从永嘉之乱至永嘉末五年间，仅莆田林、陈两姓就出了两个晋安太守。如此巧合录此存疑。 《莆田南胡郑氏谱牒》的记载更是令人难以置信：‘永嘉时，其始祖入闽，任福、泉刺史。”试问：其时尚无福、泉建置，何有福、泉刺史？ 族谱中诸如此类记载，有一个共同点：在追宗述祖问题上，有攀显耀门第，附达官显贵之嫌。 诸姓入闽，始于永嘉之说后经史乘，地方志书相继沿误传袭，具体化为： 永嘉二年，中州板荡，衣冠始入闽者八族，林、黄、陈、郑、詹、邱、何、胡是也。以中原多事，畏难怀居，无复北向。故六朝间仕宦名迹，鲜有闻者。② 由上所述，衍生了关于晋江因何得名的传说性记载： 《泉州府志》云：“晋江，在县南一里许，以晋南渡时，衣冠避地者多沿江而居，故名。”③《晋江县志》道是：“县南曰晋江，距城一里，晋南渡时，衣冠士族避地于此，沿江而居，故名晋江。”④《福建通志》也作此说。于是乎，衣冠南渡，沿江而居被尊为开发闽中的先驱。 可是，福建西晋初墓葬的一再发现，提供了有力的证据。使我们对传统的说法产生怀疑。 (二)福建西晋初墓葬之发现 福建数次发现早于永嘉之乱的西晋初墓葬，说明汉人早已定居于沿海地区和晋江流域。 罗源县“登高山上、有晋冢三，砖文曰：‘永康元年(300年)始改晋郡为晋邦’。凡十一字。”⑤永康为晋惠帝年号，比永嘉之乱早八年。 康熙间，莆田城郊亦发现西晋初墓葬，据《莆田县志》云：康熙二十九年(1690年)九月二十四日，郡城西岩寺建山门，忽划地砉然有声，土陷一洼，长一丈四尺，阔半之。上锐下方，甃以巨砖，砖上花三面凸起，旁篆太康八年八月某日作辟亭使。中获古镜一，古剑二、银环数枚。镜背有花纹斑驳陆离，剑脊有字，剥蚀不可识，环径二寸许。尚一竁未启，寺僧畚土急掩之。”⑥ 太康为晋武帝年号，其八年为公元287年，比永嘉之乱早二十一年。 图一 图二 图三 据福建师大历史系朱维干教授《福建简志》记载，本世纪二十年代初“莆田诗人林翰先生，在西岩寺东南，筑山与楼，亦有太康砖出土。”⑦1984年元月2日上午，南安丰州镇旭山乡庙下村农民徐通延在挖掘屋基时发现一座墓室券顶早已坍塌的西晋初冢墓。附近阳光小学教导主任陈宣明同志得悉后立即报告晋江地区文管会和泉州市文管会。 该墓墓址距丰州镇3.3公里，距晋江北岸仅300米，距著名的九日山1.3公里。 墓座南向，偏东45度。墓室长4.66米，宽2米，残高1.54米。甬道稍偏右，长1.68米，宽1.2米。 墓中发现的明器，有双连陶灶，甑(着于灶上)，三足盆、高足盘、谷仑、小盂、钵、罐及一件残长约10厘米的铁剑。器皿大部分散布于墓室前与甬道内侧，仅有一件钵，置于墓室后壁正中的一块方形砖上。 墓室塞满坚实的黄土。墓室砖系青砖、红砖两种。规格划一，长38.5厘米，宽16厘米，厚4.5厘米。 铺地砖为红砖，砌人字形，无印文字和花纹。墓壁砖为青砖，质地坚硬，横竖对砌。每砖其中一面均模印“大康五年立”(图一)字样，还有二面分别模印钱形，环形和线条等几何图案(图二)。 另发现一块亦印“大康五年立”的弧形青砖，残长15.4厘米，厚4.8厘米，外弧长16.7厘米，内弧长13.2厘米(图三)，左边素平，右边印环形几何图案。从砖的弧度推测，可能是墓室门券顶砖。 古经史“太”字俱作“大”字，“太”字加一点，是后人为区别大小的大字加上的。⑧故“永嘉五年”即西晋初“太康五年”(284年)，比永嘉之乱早二十四年。南安晋江北岸这一西晋初冢墓的发现，证明晋江岸边早有汉人居住。 对上述西晋有纪年冢墓砖的发现，我们可试作下列分析： 其一，罗源、莆田、南安三处均属沿海地区，而内地至今未发现西晋墓。据此可以推断西晋以前，就有汉人因航海而入闽。这与三国时孙吴经营闽中及其航海事业的发达是联系得起来的，又与晋太康三年(282年)首任晋安太守严高凿晋安(福州)东、西二湖的记事亦联系得起来。⑨ 其二，莆田西岩寺晋太康八年墓穴规格、墓砖特点与南安丰州太康五年墓葬大体相似。仅就两处墓砖一项看，每砖均是“砖上花纹三面凸起，旁模印文太康×年”。这说明莆田、南安之间早有联系。 其三，从殉葬品看，莆田晋墓有铜镜、铜剑、银环，制作精细，“斑驳陆离”，技术精明；南安丰州晋墓青瓷虽历时一千七百年，质地仍然十分坚硬，且有铁剑残块。这表明闽中沿海地区早在西晋初农业，手工业已相当发达，福建的开发并非从“永嘉始也”。 (三)诸姓入闽早于永嘉之乱 林蕴所谓汉武帝后，闽中“久空其地。今诸姓入闽，自永嘉始也”之说，是缺乏史实根据的。下引史料可证。 《宋书·州郡志》记： 建安太守，本闽越；汉武帝世，东越反，徙其民于江淮之间；后有逃遁者颇出，立为冶县，属会稽。⑩ 这说明汉武帝并没有把全部闽越人民迁移到江淮之间。冶县设立的时间，据《闽大记》云：孝昭始元二年(前85年)，闽越遗民自立冶县，属会稽南部都尉。(11)冶县管辖的范围，有唐以前的闽县、连江(温麻)南安(晋江、龙溪)、建安、邵武(闽北)和江西铅山县诸地，(12)即几乎等于今天福建省全部(漳浦等除外)和江西的一小部分。以后，为了加强边防，汉政府设东部都尉，驻冶县。又经变迁，只留一个侯官防守广漠的冶县。到汉永和六年(141年)，又在侯官增设一个南部都尉。(13) 再从考古学的角度看，1958年发现的崇安县城村汉城遗址，自1980－1983年经福建省博物馆派人勘探和发掘。汉城南北长860米，东西宽550米，面积约48万平方米。城墙周长2896米，城基宽15－21米，墙面宽4－8米，城外护城壕宽6－10米，深5米，城中已揭露建筑群面积9000平方米。仅其中主建筑殿堂南北七柱，东西八柱，构成面阔七间，进深六间，面积达900平方米，是一座大型殿堂建筑。全城的建筑形式与中原汉代建筑一样，呈中轴线对称布局。 出土的铁生产工具有镢、锸、镰、五齿耙、斧、凿、锤、削、钓、环、钉和刀。铁兵器有刀、矛、剑、钺等。出土的铜器主要是兵器和装饰品，如铤、铜镞、弩机、铜钟、铣部残片，兽面纹器足、鎏金盖弓帽和包金流云纹铜饰等。此外，还探掘到冶铁遗址四处，铁作坊区一处。 出土陶器有建筑材料板瓦、筒瓦、瓦当、铺地砖、陶管，有的还拍印上“辕”、“狼”、“龙”、“结”、“居”、“钱”、“马”、“林”、“相”、“莫”、“胡”、“裹”、“赞”等字，有少量瓦当拍印“乐未央”，“万岁”和“常乐万岁”。其他陶器可复原的有一千多件，器形有鼎、釜、瓮、罐、瓿、提桶、匏壶、盅盆、盘、三足鼎、盒、杯、盂、香薰、陶纺轮和各式器盖等。这些器皿，有的拍印“官黄”、“官径”、“乾官”、“官仪”“黄”等字。(14) 崇安城村汉城的这些发现，与七十年代在福州市郊甘蔗闽江南岸发现的数十座汉墓群出土的器皿，互相之间有许多共同之处。这表明汉代中后期，闽北地区和福州地区的物质文化除有其独特风格外，更主要是有其普遍性的特点。总之，西汉的中、后期，闽越已受汉文化影响极深。 值得一提的是，全部出土遗物中，被断为下限的遗物是印有“常乐万岁”的瓦当和镂刻“河内工官”字样的王莽时代的黄铜弩机构件。这些遗物亦被断为西汉末东汉初年。汉城遗址中的木柱炭屑，经碳十四放射测定为2355±70年，虽然偏早，但这个数据既可作为汉城断代的参考，又可作为汉文化(即中原文化)对闽越产生巨大影响的年代的参考。 总上所述，可见汉武帝之后有汉一代所谓闽中“久空其地”的说法是错误的。 早在东汉时，已有不少汉人入闽了。王充说得好：“越在九夷，罽衣关头。今皆夏服，褒衣履舄”。王充记东汉越人已汉化，闽越当包括在内。 延至三国时期，《三国志》记述建安元年(196)年孙策兵第一次进入福建时云：时王朗奔东冶，侯官长商升为朗起兵，策遣永宁(浙江永嘉县)长韩晏领南部都尉，川齐为永宁长，晏为升所败。齐又代晏领都尉事，升畏齐威名……出舍求降。贼帅张雅、詹疆，不愿升降，反共杀升。雅称无上将军，疆称会稽太守……雅与婿何雄争，势两乖。齐令越人因事交构，遂致疑隙，阻兵相争，齐乃进讨，一战大破雅，疆党震惧，率众出降。(15)詹疆、何雄为福建豪强武装首领，力量大到足以抵抗孙吴兵入闽。可见，孙吴时，福建早有詹、何两姓，且有相当势力。 据《晋书》记载，“晋安郡，太康三年(282年)置。统县八，户四千三百”。(16)古闽中远非“久空其地”。 地方志书亦不乏关于汉人早在永嘉之乱以前，就已进入福建的记载。 《惠安县志》云：锦田黄氏，泉之世家著姓。始祖隆公、为东汉会稽令。东汉末乱甚，于建安(196－220年)，弃职避世入闽。(17)又同书《寓贤传》云：黄兴，吴孙权将也，与妻曹氏入闽，居邑之凤山。(18)黄姓为八姓之一，惠安锦田黄氏早在东汉末就已经入闽中了。 宋代诸多全国性方志所记史实，不同于闽中八姓源自中州望族之说，如《太平御览》等云：闽州越地……今建州亦其地，皆蛇种，有五姓，谓林、黄等是其裔。(19)这种说法与永嘉二年中州八姓入闽说是大相庭径的。 (四)永嘉之乱有否中州人士入闽？ 永嘉之乱有没有中州人士入闽？就我们涉猎所及，还没有发现翔实可靠的史料足证其时晋人南渡入闽。根据史载和近人研究成果分析，答案应该是否定的。 外地人士避乱入闽的首次记载，见于《陈书，世祖本纪》：天嘉六年(565年)诏侯景以来，遭乱移在建安，义安(潮州)两郡者，并许还本土。(20) 王仲荦教授认为，北方流民南下，自永嘉元年(307年)至宋泰始二年(466年)一百六十年间，共分七个阶段，但流亡南下的人大都只抵达荆州、扬州、梁州、益州等地，没有流入福建的记载。(21) 从地理位置说，永嘉之乱后，长江中下游三吴之地，较为安定。建康为南朝政治中心、经济、文化较为发达，北方流民在此附近定居下来是合乎情理的，似不必远涉闽中。 我们赞成朱维干教授的看法，即使历史上有中州人士入闽，那也必须经过两个阶段。(22) 第一阶段，是永嘉之乱，中州人士南流至荆、扬、益、梁诸州。 第二阶段，当在太清元年(547年)以后，侯景之乱，建康陷落，三吴成为战场，中州人士再次迁徙南下，可能此时部分中州人士流入闽中。天嘉六年诏书，正反映了这种社会现实。 (五)关于晋江的得名 西晋初年，晋江下游沿岸已人口稠密。南安丰州九日山附近的延福寺，频临晋江，兴建于“晋太康九年(288年)”。(23)比永嘉之乱早二十年。可见西晋初南安丰州经济、文化的发达程度。 泉州的元妙观。“在府治南，晋太康中(280－289年)为白云庙”。(24)这也证明西晋初，在今泉州城南的晋江岸边，如果没有相当的人口定居，就不可能有白云庙的建筑。 这一切，表明西晋初，甚至更早以前，就有汉族人民定居，开发晋江畔了。 既然西晋初已有汉族人民沿江而居，又不存在“永嘉二年，八姓入闽”的事实，那么《泉州府志》、《晋江县志》和《福建通志》所载晋江“以晋南渡时，衣冠避地者多沿江而居，故名”之说，就纯属附会了。然此说源于唐林蕴序莆田林氏族谱，应该说事出有因。唐代崇尚门阀，非望族不仕。因此，在追述祖宗问题上，是不乏杜撰谱牒的。这样做，既可炫耀门第，猎取官职，又可避免差役，可谓一举多得，何乐而不为。林蕴是唐代莆田九牧林的成员，(25)一家出九个进士，故极力追溯或杜撰其祖先的业绩，这是不难理解的。难怪黄宗羲说：“氏族之谱……非掇拾讹传，即故意作伪”。(26)作为维系封建时代宗法关系的产物——谱牒，无疑是史料宝库中的珍贵财富，但“私谱之文，出于闾巷，家自为说，事非经典”。(27)因此，对于谱牒特别对其中有关世系的记载，我们不能不更加审慎，辨伪。 解放后，南安丰州镇狮子山下华侨中学兴建校舍，发掘到不少东晋、南朝墓葬，还获得宁康三年(375年)部曲将印一枚。(28)它们与84年初丰州镇旭山乡庙下村新发现的西晋太康墓葬恰恰是一脉相承的。过去有人以丰州六朝古墓论证“衣冠南渡，沿江而居，故名晋江”之说，(29)现在看来必须重新考虑了。 那么，要探究晋江怎样得名，有必要回顾晋江流域的建置沿革。据《晋书》记载，西晋太康三年(282年)置晋安郡，(30)《泉州府志》对此所述颇为详尽：晋太康三年(282年)，析建安置晋安郡，改东安(吴时设)为晋安县，又分晋安为同安县，共领八县(晋安、同安、侯官、原丰、罗江温麻、新罗、宛平)，泉州晋安县地。刘宋泰始四年(468年)，改晋安郡为晋平郡，领五县(同安、新罗、宛平皆省)。齐仍为晋安郡。梁天监中(502－519年)，析晋安郡置南安郡(兼兴、泉、漳三府地，其郡治即今县治。按：即今丰州)。(31)随着福建经济的发展，人口的增加，西晋太康三年在闽中增设晋安郡(原已有建安郡)。晋安县即今丰州。晋江(姑且这样称呼)流域在晋安郡的晋安县境。从晋太康三年(282年)到梁天监中(502－519年)，历时二百三十多年，不管增设晋安郡，或改晋安郡为晋平郡，都有一个“晋”字。陈永定初(557年)，又出现晋安郡名称，说明晋安郡之名已深深印在人们的心上。因此，晋安郡的晋安县境内的河流取“晋”字定名为晋江就比较合乎情理了，晋江当由此得名。 　 注：①《福建林氏两湘支谱》卷一《唐林蕴序》。据明宏治《兴化府志》卷十六《礼纪·科目》记载，林蕴系唐德宗贞元四年(788年)进士。②乾隆《福州府志》卷七十五·外纪，引《九国志》，(粤雅堂丛书本《九国志》无此条)。又见乾隆《兴化府莆田县志》卷三十五。丛谈和乾隆《仙游县志》卷五十三·摭遗下·丛谈。③乾隆《泉州府志》卷八。山川三·晋江条。④乾隆《晋江县志》卷一·舆地志六·山川·晋江条。⑤明朝黄仲昭《八闽通志》卷五·山川一·罗源县。又见冯登府《闽中金石志》卷一·晋·永康砖条(嘉业堂金石丛书版本)。⑥《兴化府莆田县志》卷三十五·杂事。⑦朱维干《福建简志》，第二章，第十六页。1963年油印本。⑧《康熙字典》丑集下。大部。⑨陈衍《西湖志》卷一·水利一·西湖。⑩沈约《宋书·州郡志二》。(11)明朝王应山《闽大记》卷二·闽纪。又见清朝《台州府志》卷三·沿革表。(12)唐朝李吉甫《元和郡县志》卷三十·江南道五。(13)清朝《一统志》卷四百二十四·福建统部。建置沿革。(14)以上材料皆见《新中国的考古发现和研究》第四章《秦汉时代》第二《汉代的城邑与边塞遗址》，第398－399页。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文物出版社出版，1984年5月，(简本)。又见诸《崇安城村故城勘探与发掘》(1980－1983年)，福建省博物馆崇安汉城考古队编，1984年10月(油印本)。(15)王充《论衡》卷十九·恢国篇。(16)《三国志》·吴志·贺齐传。(17)《晋书》卷十五·地理下。(18)道光《惠安县志》卷九·艺文志。(19)道光《惠安县志》卷三十·寓贤传。(20)《太平御览》卷一七○州郡部·十六·江南道上·福州。又见《太平寰宇记》卷一○○ 江南东道·十二·风俗·福州。又见王象之《舆地纪胜》卷一二八·福州·景物上。(21)《陈书·世祖本纪》卷三。(22)王仲荦《魏晋南北朝随唐史》第五章，第二节。(23)朱维干《福建简志》第二章·二·《八闽入闽传说》，第十七页，1963年，油印本。(24)《泉州府志》卷十六·坛庙寺观·延福寺，宋曾会《修延福寺碑铭》。(25)《泉州府志》卷十六·坛庙寺观·元妙观。(26)明宏治《兴化府志》卷二十五·墓志·莆田县·林九牧墓。(27)黄宗羲《南需文定淮南戴氏家谱》序。(28)《汉书》卷七十五·眭弘传(颜师古注)。(29)《泉州港与古代海外交通》。一·《唐代以前的泉州港》，第八页，文物出版社，1982年10月。(30)《福建古墓葬发掘资料汇编》，福建省文物管理委员会编。又见《泉州港与古代海外交通》第八页。(31)王隐《晋书辑佚本》·地道记，汉学堂丛书本。(32)《泉州府志》卷三·建置沿革，又见《晋江县志》卷一·舆地志·沿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