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新民，1918年出生于南安，1936年就学于漳州龙溪简师，194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后曾打进国民党军统特务机关，在长期的地下斗争中为抗日反顽斗争作出了贡献。1954年梁新民被共产党任命为金门县长，弹指一挥间，四十七年过去了，如今的梁新民已年届耄耋。梁老先生忆起那段不平凡的往事激动地说：“金门县长是我生命中最该珍藏的记忆，如今最大的心愿就是海峡两岸早日统一。” 闽南的初夏，风和日丽。2001年5月15日，南安市政协文史资料采访组在吴振荣副主席带领下，如约来到泉州市区一普通民宅里，采访梁新民先生，80多岁的老人，瘦削的脸上写满了历史的犁痕和沧桑，带着助听器的梁老，吃力地与我们交谈着，略显激动，但精神矍铄，语调抑扬顿挫，为我们讲述了他的传奇一生： 成长的少年 我原名叫黄心平，1918年6月出生于南安县28都的山后格村(现英都镇紫山村)一黄姓家庭。黄家为生活所迫，把我卖到翔云乡前山村的梁后慈家，改名梁新民。 养父梁后慈是村上的一个水泥匠，养祖父梁坚持是清末的秀才，在当地的私塾教书。我们家在当地算是较为殷实的。养父家有三个儿子，一个女儿。我在兄弟中排行老大。也许是比较懂事，我深得养祖父的疼爱。6岁时，在私塾教书的养祖父总把我带到身边，听他讲课，言传身教。15岁时，我已会做些诗词文章，弹弄琵琶，深得家里和周围人的喜爱。18岁那年，父亲梁后慈、祖父梁坚持相继去世，稳定的生活终于被打破。1936年18岁的我从亲戚那儿借了5块银元，走了两天的山路，来到漳州龙溪简易师范求学。如果不是当时的历史环境，我可能会像祖父那样——教书育人，做个受人尊敬的教师。 早期的革命生涯 在漳州龙溪简师，我逐渐接触一些进步的革命思想，参加了由彭冲等人领导的地下党外围组织——读书研究会，利用各种机会积极参加抗日救亡活动。1942年6月，在中共闽南特委党委洪庆礼、吴青山的介绍下，我加人了向往已久的中国共产党，后被任命为翔云党小组组长。 当时，国内政治局势越来越险恶，国民党顽固派一次又一次地掀起反共高潮。为贯彻中央的长期隐蔽方针，党组织决定进一步渗入国民党机构，“同流而不合污”。我打入了“翔云乡农会”、“三青团”等组织，执行党的“白皮红心”政策。以合法的职业为掩护，求得生存，保护党的力量。 1943年夏，国民党在安溪龙门桂瑶成立“安南同边境剿匪联防办事处”，实为国民党在闽西南地区的“剿匪”司令部，对我地下组织威胁很大。党组织派我打进办事处任“侦查组组长”，使我取得合法地位，掩护秘密工作，掌握这一机构的机密和动向，控制侦查组人枪。我以此身份公开来往于龙门与安溪县城之间，及时把党的书刊送到闽南特委派驻龙门的罗琳同志手里，随时报告“联防办事处”的动向，以便上级组织根据局势采取应付措施和有效地保护地下党同志的安全。1943年秋，我又打入国民党军统中央局本部“东南情报室闽南第三通讯处”任秘书，利用职便了解其活动，向上级及时地报告情况。并经党组织批准，介绍林文芳担任该处通信员，从中掌握动向，掩护党的地下活动。在翔云的6年时间里，我还把“联防办事处”二十几个“翔云抗日自卫队”队员争取过来，教育锻炼成为革命战士，为解放战争做出贡献。虽然每次的经历都是那么的艰险，但总能出色地完成党交给的任务。因此，安南同边区人民给我很高的评价，赞誉我是党的一位颇具传奇色彩的人物。 1947年12月，安南同边区工委组织遭破坏。1948年2月，组织上要求重建边区工委。我根据上级的指示，以做生意为名发展组织，并以“老板”的身份，履行实际上的工委书记的职责。1948年11月，泉厦临工委派林文芳回安溪龙门成立安南同临时工作委员会，任命林文芳为书记，我和林水芸、白佑启为委员。 1949年，伟大的渡江战役打响，全国解放在即。4月26日，中共安南同临工委派安南同游击队汇合翔云区、东田乡武工队和群众武装200余人枪攻打翔云乡公所，激战2天1夜，缴获长短枪30支，毙俘敌10多人，尔后进攻福庭，全歼福庭反动武装，解放了翔云乡。 1949年5月前后，安南同边区武工队改编为游击队，并成立了边区军事委员会和边区游击大队，9月，我们所在的游击大队与南下的大军胜利会师。会师后，正式成立中共安南同县工委，我被任命为宣传委员。 此时，一路溃败到台湾、金门等岛上的国民党军，已成丧家之犬，挣扎在风雨飘摇之中。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沿海军民金戈铁马，整装待发，准备解放台湾、金门。 出任金门县长 (此时梁新民老人语调缓慢，遥想当年事！)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版图上，有一个与南安石井隔海相望的小岛——金门，它的面积只有100多平方公里，在我们祖国的大幅地图上，它至多被标为一个小小的圆点。金门，其地势险要，有“固若金汤”之义，故名金门，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是扼台湾的天然海上屏障。明末，民族英雄郑成功在金门举起义旗，操练水师，东渡台湾赶走荷夷，留下一段历史佳话。1949年全国解放战争进入尾声时，这个小岛的名字又一次引起世人的注意。 1949-10-24日深夜，我军3个团组成的进攻金门第1梯队登上木船，驶向隔海相望的大小金门岛。与敌军的3个军作战，终因后援无继，寡不敌众，除部分被俘外，大部壮烈牺牲。毛主席说“这是解放战争3年多以来第一次不应有的损失！”但这次失利并没有动摇中央和全国军民统一祖国的坚强决心。福建前线军民更是化悲痛为力量，厉兵秣马，枕戈待旦，利剑随时准备出鞘。 在军队作好战备的同时，地方接管人员组成的准备工作也紧锣密鼓地进行。就在金门之战失利不久，1949年11月，当时管辖金门县的晋江地区正式任命陈奕东为新中国第一任金门县长。但是随着朝鲜战争的爆发，解放金门一事被迫搁浅，陈奕东未能到任。 1953年7月27日，朝鲜战争结束，解放金门、解放台湾的任务重新摆上日程。记得那是在1953年12月，一个阳光明媚的日子，我应召来到晋江地委书记张桂如的办公室。张书记郑重地告诉我：“根据形势发展的需要，组织上决定马上成立金门县政府，你当县长，兼南安县副县长，刘其固同志任中共金门工委书记。”根据晋江地委的任命，我以金门县长身份参加了当年党政军领导参加的海防工作会议。1954年11月，福建省人大召开一届二次会议，11月23日，《福建日报》正式公布省人大的任命决定：梁新民任金门县长。 历史与我开了一次小小的玩笑。因为金门县长的任命在当时具有特殊的意义，组织上决定对外公开发布消息，没想到，新闻发布中却出现了令人意想不到的差错：把我任命为中共金门县工委书记，把刘其固任命为金门县长。把我们两个的职务给换了。我不敢相信这是真的，心里很急。并就此事专门向当时的福建省委组织部长林一心作了汇报，林部长说“虽然对外新闻发布错了，但内部分工不变。今后县务仍发往南安由你办理，党务发往晋江给刘其固同志办理。以后与金门有关的事情，你要负起责任来。” 金门县人民政府虽然成立了，但事实上还是个空架子。我当时还兼任南安县副县长，就把金门县政府办公地点设在南安县政府大院内。我全身心地投入到解放金门的筹备工作中，为祖国的统一做自己力所能及的事。一方面，是挑选一批政治坚定、能力强的干部，帮助负责处理与金门有关的工作；另一方面，筹建金门县公安队。预备金门一旦解放，马上带着公安队登岛接管。 1955年初，我带领南安县的大批民工，参加了晋江青阳军用机场的建设，并参加了修建大嶝海堤工程，为那里的战备和经济建设贡献自己的力量。有一次，国民党的飞机又来机场上空骚扰，被我炮兵部队击落一架。在机场施工的民工们看到那架飞机冒着一股黑烟栽在山上，并看到一位飞行员跳伞。大家的情绪顿时兴奋起来，组织人员抓俘虏。不一会儿，就有人发现机场附近一棵大树上躲着一个人。在叫喊声中，四面八方赶来手拿扁担、锄头的民工，把那棵树围得水泄不通。最后，跳伞落地后又爬到树上的国民党飞行员浑身颤抖地滑了下来。大家缴了他的手枪。当得知他来自金门，就把他带到我的面前，说让他见“金门县长”(梁老爽朗地笑着)。接着，在大伙的一片欢笑声中，把他押送到部队。 1954年春节，我还以金门县长的身份带领慰问团慰问驻守英雄三岛(大嶝岛、小嶝岛、角屿岛)等沿海的人民子弟兵。并以金门县长的名义，发表《告金门同胞书》，亲切慰问金门同胞，盼望祖国统一、骨肉团聚。 金门未了情 由于历史的原因，金门、台湾和祖国大陆被人为隔离着，我也因此未能到任。1956年，因工作需要，我调任晋江专区侨务局长，后任晋江地区医师学校校长，一直到1965年。在此期间，我的“金门县长”的职务始终没有被免去。 文革期间，我也未能幸免于难，被打成“叛徒、特务、走资派”。1972年我被下放，后来调回泉州市汽配公司任副书记，但造反派仍要我天天交代“问题”。其中许多所谓的“问题”与金门县长有关，这个从未到任的“金门县长”职务给我带来许许多多意想不到的东西，但我无怨无悔。对于这段不堪回首的日子，我能说的只是“事实不要歪曲，观点可以争论，结果留予历史老人评说。”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我的“问题”得到澄清和纠正，1979年离休，1985年落实厅级离休干部待遇。 半个世纪过去，与祖国大陆一衣带水的的金门、台湾魂牵梦萦着两岸同胞。长期以来，我们与金门的民间贸易日益频繁，与金门、台湾同胞的感情日笃。我有生之年的最大愿望就是能看到海峡两岸的统一，甚至踏上那片相隔不远的土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