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史称郑芝龙为“大海寇”，他的晚节又有降清之讥，我们今天应全面看待。 一 郑芝龙传略 郑芝龙(1604－1661年)小名一官，字曰甲，号飞黄，福建南安石井人。父郑绍祖，泉州府吏。芝龙为人倜傥善权变，长躯伟貌。懂葡萄牙，荷兰等国语言，能当翻译。 明天启七年(1623)，芝龙随大商人李习往日本经商(当时行船赖风力，冬去夏回，一年一次)，娶日本王族女田川氏(翁氏)为妻。越年8月28日，民族英雄郑成功诞生。 据连横《台湾通史》载：郑芝龙在天启四年夏与颜思齐等28人自日本“航行八日夜，至台湾，入北港，筑寨以居”，他们奉颜思齐为首领，“镇抚土番，分汛所部耕猎”着手开垦台湾，建立海上贸易基地的工作。未几“绍祖死，芝龙昆弟多入台，漳、泉无业之民亦先后至，凡三千余人。”他们的事业迅速发展。 五年秋九月，思齐死，芝龙虽然年最少，但被推为首领。郑芝龙接任后，立即着手向福建沿海发展。 《福建通志》载：“天启六年春三月，海寇郑芝龙犯漳浦县”，“进泊金门、厦门，竖旗招兵，饥民及游手悉往投之，旬日间，众至数千。”从天启六年春开始至崇祯元年九月接受明政府招抚(1626－1628)，二年半的时间，郑芝龙不停顿地率领武装向明海防军发动策略性的进攻，屡战屡胜，纵横海上，官兵莫能抗。这段时间，郑芝龙的力量迅速发展，由数十船只增加到上千只船舶，形成庞大的商船队和武装力量。 郑芝龙接受政府招抚后，任“海防游击，立即率领自己的力量，以政府名义，进行扫平海上各股异已力量的战争。崇祯二年灭李魁奇，斩杨禄、杨策：崇祯四年平钟斌、钟凌秀；崇祯七年俘刘香老。扫清了自己发展前途的障碍物以后，立即整顿海上贸易秩序。“海泊不得郑氏令旗，不能往来。每一舶税三千金，岁入千万计。龙以此居奇为大贾”(林时对《荷牐丛谈》这有些类似现代的外贸许可证和海关制度，或者说是这两者的雏型。 发展海上贸易最大的障碍是那些凭借着船坚炮利的资本主义强盗，他们到处侵掠抢劫，横行无忌。郑芝龙曾多次与之较量，取得一些胜利，但他们并未受到严重损失，仍然气焰嚣张，侵掠福建沿海，崇祯十二年(1639)夏六月，郑芝龙在湄洲洋举焚夷船五艘，予侵略者严历打击。荷兰侵略者“自是不敢入闽境”，“故八闽以郑氏为长城”。郑芝龙也“累功”升任总兵。 对付对手，郑芝龙采用战而胜之的策略；对付朝中那些欲壑难填的贪官呢？郑芝龙则使用贿赂的手段，“入海物奇珍赂中贵人及福省达官”这花去了他的一大部分利润，但他也籍此“权倾督抚”。 还有一件值得一书的义举、壮举，黄宗羲《赐姓始未》载：“崇祯间，熊文灿抚闽，值大旱，民饥，上下无策。文灿向芝龙谋之。芝龙曰：‘公第听某所为。’文灿曰：‘诺’，乃招饥民数万人，人给银三两，三人给牛一头，用海舶载至台湾，令其舍开垦荒土为田。厥田惟上上，秋成所莸，倍于中土，其人以衣食之余，纳租郑氏。后为红夷所夺，筑城数处：曰台湾；日鸡笼；曰谈水。”(郑成功《复台》诗中“十年始克服光基”即认为荷兰殖民者所占领的地方是郑芝龙的业产。)这样大规模移民开垦台湾，在历史上绝无仅有，它解决了福建“饥民”的难题，也对台湾的繁荣作出了重大贡献。这在当时，只有郑芝龙有此雄厚的财力、物力；其他人即使有此想法也没办法做到。 南明政权的覆灭是历史潮流，谁也无法阻当。郑芝龙虽然勉强拥立唐王，而且享有极高的爵位(南安伯，平虏侯，平国公)但他还敏锐地看到“清朝神武，必不能偏安一隅”的历史趋势，于是“为洪承畴所绐”，“遂进降表”，终于导致了，芝龙及子孙十一人皆伏诛”的惨剧的发生，郑芝龙也走完了多姿多彩的人生道路。 封建朝代的更迭，清廷取代明延并没有推动历史前进，而是摧折了萌生的资本主义幼芽，这历史的悲剧给中华民族带来的灾难是深重到难以负担的，近百多年来被帝国主义侵凌就是它的后果。今天我们有幸生活在开放改革的年代，回顾郑芝龙的历史，不也有点启迪作用吗？ 二 郑芝龙发展海上贸易优越地理环境和不利的社会背景 泉州，自唐代末叶成为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工商业日趋繁荣，宋代时成为我国最大的商港，元代更是空前繁荣，与埃及亚历山大城并称为“世界最大之贸易港”。为什么泉州能够得天独厚呢？除了当时的社会背景(北方多战争，泉州偏安于东南一隅，较少受战争破坏)外，客观的自然环境是人多田园少，土地瘠薄，粮食不能自给；但海岸线绵长，天然港良港多，“百工技巧敏而善仿”一的人民群众为了生活，只得从海上谋出路，视渊若陵。“濒海之民，多以渔盐为业；而射赢牟息，转贸四方；罟师估人，高帆健，疾榜击汰，出没于雾涛风浪中，习而安之不惧也”(黄任《泉州府志》)“富家征货，固得稇载归来；贫者为佣，亦博斗米自给”(张燮《东西洋考》)。宋代谢履《泉南歌》说的就是这种情况：“泉州人稠山谷瘠，虽欲就耕无地辟。州南有海浩无穷，每岁造舟通异域。”勤劳勇敢聪明的人民被不利的陆地自然条件逼向海洋发展，化不利为有利，因而商贸特别繁荣。北至天津、上海，南至粤东，对渡台湾，东至吕宋、苏禄、实力、噶喇巴，日本，西达欧罗巴，水陆并行，“凡福之丝，漳之纱绢，泉之蓝，福延之铁，福漳之桔，福兴之荔枝，泉漳之糖，顺昌之纸，无日不走分水岭及浦城小关，下吴越如流水。其航大海而去者，尤不可计，皆衣被天下”(王世懋《闽部疏》)。工商业如此繁荣，假如当时政府能支持并促其发展，中国的历史就不是这个样子了。 但是，“自红夷肆掠，洋船不通，海禁日严，民生憔悴”(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腐败的明末政府无力抵抗外国侵略者，实行龟缩政策，倒行逆施，严厉实行海禁。这种扼杀工商业的政策，无异断了沿海人民生路，加之贪官酷虐，因而人民蜂起反抗其中力量最强大，并取得成功的是郑芝龙。郑芝龙就是在这不利的社会政治环境中发展壮大起来的。 郑芝龙的对手不只是明政府的海禁政策，还有以其政府为后盾的新兴资本主义国家的强盗舰队，他们凭借船坚炮利，凶如豺虎；其次还有其他各股海上势力。但他凭借正确的策略，赢得人民群众的支持拥护，克敌制胜，莸得巨大成功。工科给事中颜继祖给皇帝的《疏》文颇能反映当时实际：“郑芝龙生长泉州，凡我内地之虚实，靡不了然胸中，加以岁月所招徕，金钱改诱饵，聚艘数百，招徒数万。城社之狐，甘为爪牙；郡县之刀笔，尽属腹心。乡绅偶有条陈，事未行而机先泄；官府才以告示，甲造谤而乙讹言。复以小惠济其大奸，礼贤下士，劫富而资贫。一人从贼，一家自喜无恙；一姓从贼，一乡可保无虞”(《福建通志》)颜继祖尽管破口大骂，但骂声中却透露出郑芝龙劫富济贫，礼贤下士的实情以及人民群众，下级官史对他拥护的情况。举董应则看到了明政府海禁政策的失败：“若曰禁接济以绝贼饷道，饷道绝矣，何以一年而贼加十倍乎？岂非驱吾民以与之耶！彼以恤贫诱人，我以禁粟驱民，此芝龙诸贼所鼓掌而笑也”(《崇相集》)。这两个人的话从反面证明了郑芝龙发展海上贸易顺应人民要求，顺应进步的历史潮流。 三 郑芝龙是不是“海寇” 郑芝龙发展海上贸易既然是顺应人民要求的进步行为，为什么正史、野史、地方史志以及其他资料都众口一词说他是“大海寇”呢？主要原因恐怕是他为打破海禁而主动地攻击明政府军。其实，郑芝龙的打是有限度的，是求抚的策略，他的最高目的并不是推翻明朝统治，仅只是为了贸易自由而已，明朝统治者并非不知道，只是想消灭他们两已，芝龙当然不愿遭到被消灭的命运。《明史纪事本末》载：芝龙“纵横海上，官兵莫能抗，始议招抚。以蔡善继尝有恩于芝龙，因量移泉州道，以书招之，芝龙感恩为约降。及善继受降之日，坐戟门，令芝龙兄弟囚首自缚请命。芝龙素德善继，屈意下之，而芝虎一军皆哗，竟叛去。”这是明政府政策错误和明官员态度傲慢造成的反抗，明朝统治者不愿考虑人民的愿望和要求，只是在打不赢的情况下，被迫改用另一种手段，目的仍然是消灭郑芝龙的势力，当然难以成功。但是，芝龙求抚的心思并没有停止，“阶过戢麾下禁侵掠，放还所莸军将，每战胜追奔，辄止兵”(邵廷采《东南纪事》)。郑芝龙为什么一而再，再而三地求抚呢？他敏锐地看到，要战胜葡萄牙、荷兰等海盗，单凭自己的力量是不足的，要政府陈的支持。其次，国大的大市场是发展贸易的基础，没有市场，商业的生命必将枯萎，而获得市场也需政府首肯，只有政府招抚了，才能名正言顺、自由地发展贸易。因而他屡次进攻明官军，目的是开展贸易活动，莸得市场和补给，也是为迫使明朝统治者正式承认自己，获得一定地位。这种目的至为明白，当时一些有识之土也看到了，也懂得泉州沿海，人民以海为生的情况，但他们生活在封建时代，思想和言论不能超乎统治者的准绳，当然只能按封建统治者的统一口径称郑芝龙为“大海寇”了！ 今天，在党的改革开放政策的光辉照耀下，人们已认识到发展海上贸易对国家经济发展，有着重要的作用，从现在来看郑芝龙他对国家、对人民是有贡献。他是抗荷，大败荷兰强盗，使之“不敢入闽境”。他是开发台湾的先驱，对繁荣台湾有不可磨灭的功绩。所以，研究他的历史，俾对今天的事业有所佐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