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从汉朝传入我中华，至晋而遍及全国各地。从流播到高丽、日本、暹罗、安南、缅甸等东南亚诸国，至唐则律、教、禅、密、净诸宗悉备。由于东方哲学的发展，对我国文学、哲学、艺术、音乐、建筑等文化，都有一定贡献；而僧徒在建设，救灾各慈善公益事，也有一定出力与影响。但当时我国是个封建社会，佛教一向就受到渲染，从迁就，演变、渗透、结下千丝万缕的封建关系。兹略举如下： 一、大寺院多由封建王朝赐号(如南安的延福寺，唐大中五年赐名“建造寺”。泉州的开元，元至元二十六年赐名“万寿禅寺”。一般寺院有的是官僚为“荐福”而建(如南安的云台寺，南丰院等，一为荐五代刺史王延彬的报恩院、一为宋曾公亮的功德院)。寺内都供奉他的“樾主”神位或立檀樾祠，春秋致登。有的大寺院(如泉州开元寺)竟将“皇帝万万岁”的龙牌供在正殿，官僚们岁时朝拜。僧象为迎会封建王朝，也就添了“圣寿、国忌、朔望祝厘等仪式。藏经颁自朝廷，因此开头加着“皇帝万万岁”或者”皇图巩固，帝道遐昌”等文。历代祖师采集佛典教义制立各种忏法，原为自己修省或者供给僧徒行持，但在封建统治下，也插入一些为“皇朝”祝愿的仪式，如染皇裡就有所谓“仰愿当今皇帝圣体康豫，天威振远，国基永固……”。 二、乞食制度是原始僧众的生活方式，是不合于我国，因此，我国僧徒早就选得最适合佛生活的——躬耕自给，如潮州，南泉，百丈诸禅师，都是实行农禅制，后来有些信仰者施给田地，封建官僚企图左右寺权和舞弊赋役，也冒檀施的美名，舍田充寺，(如泉州府志田赋门引万历府志载云：“王延彬，陈洪进诸家多舍田入寺，顾窃檀施之名，多推产米于寺，而以轻产遗子孙——。”僧徒渐变为不耕而食的靠田租继而靠化缘的寄生生活，违背了唐代百丈禅师。(中国寺院规制创订者)“一日不劳作，一日不受食”的教训。 三、官僚、地痞、豪绅由于建寺、施田，取得樾主身份，进一步，而干涉寺政，子孙承其父祖权。宗族扩为乡里权，不但寺院的鼎革，住众的进退，悉予干涉种种统治，甚至假公行私，籍端敛财；而贪图好逸苟安的僧徒，遂亦乘风起浪和他同流合污，甚至非佛教之神庙，亦为僧众寄生之所，不惜违反佛教规矩。 四、民间神话，迷信行为，在封建时代是普遍流行的；佛教传入中国近二千多年，历来受其依附越久越多，神仙、鬼怪的偶像搬进了佛寺，也叫做“佛”、“菩萨”了“护日月、祈晴雨、祀天地灶神、抽签、卜筶、烧冥楮、跳神、巫婆”等迷信都应有尽有，此外如岁时追荐，佛教虽有仪式，但“屋冥器”等民间固有的迷信活动，竟也渗入佛教中来。 五、释迦在世，固机施教，像经裡说：“归元性无二，方便有多门”。这就说明条件不同，修法有异；后来祖师各弘一宗，是有其必要，正如整个学校，但各科不妨有专师，可是封建时代，佛教各宗也渲染着各种宗法色彩，宗派系统，一如子孙宗法，因而滥收徒众偏袒所亲‘党同伐异；禅宗的临济、曹洞两派，近代时有纷争(如晋江海印、庆莲两寺，在解放前曾有这样的纠纷。其他如住持虐待住众，或住众搞小集团攻击主持(前如晋江朵莲寺，后如泉州承天寺住众元晓、元露等对待转尘和尚)即是其例。 六、“嗣法”：本是选贤继承传教，但后来也染着习俗的“家长制”、“子孙制”。财产继承代替了佛法继承，僧众集团经济是共有共享的制度渐变成私有，丛林寺院有的还是“十方制”(选举住持不限宗派)有的已是“子孙制”“或嗣法制”(须是本派才得参选)，如南安雪峰寺、泉州崇福，就是子孙制。个别小寺(如晋江觉海庵)解放前还曾用买卖式出让主持，说是赔家家具动座等费。 七、佛教的无我、平等思想，不能见容于中国封建官僚，如韩愈、欧阳修等，说佛教是“无父无君的邪教，应当人其人、火其书，芦其居”。唐代佛寺都附设“养病坊”，以医药服务人民。有个三阶教，实行社会公益事业的组织，结果弄得朝(官僚)野(地主)震惊皇帝一道命令，把它取销了。北宋洪觉范禅师、南宋大慧呆禅师，都是背了“议论朝政”的罪名而充军。封建统治一边压迫或歪曲了佛教学说中不利于他们这方面，另一边强调了可以给他们利用的那方面。所以在封建势力下，僧徒只容许在“自了傼”的生活中求的谓“合法”的生存，因此僧徒偏向消极，行动上脱离群众，生活上脱离生产。 综上略举：可窥见当时泉南佛教在封建时代是严重地被封建统治所压迫，歪曲和利用，也严重遭受封建制度所渗透；解放后新中国成立，僧家们和全国人民一样翻身作主在党和人民政府英明领导下，在宗教政策的贯彻保护下，僧众正在去芜存青消灭封建残余，发扬优良传统团结一致，为建设人间乐园——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社会，而努力前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