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极生，又名张清、张清江，1916年4月25日出生于南安县官桥镇岭兜村。 吴大群，又名吴瑜，女，1921年(一说1920年)出生于上海。 张极生的父亲张作成旅居菲律宾宿务市经商，母亲王晒在家乡理家。1925年张极生刚九岁时，张作成就带他出国，送他进宿务市华侨小学读书，以便亲自督促管教，培养儿子成才。1930年张极生回国进星中学读初中，初中毕业后又到泉州培元中学读高中。 极生在学校读书，爱好文学，对书法、美术、也有兴趣。古今中外名著，涉猎颇广。上中学时他在学习随笔上写的两段话，一直烙在他心中，成为他一生的行动准则。其一，“文天祥的‘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反映他坚贞不屈的气节，我们要用这些至理名言来激励自己，鞭策自己”，其二，“我敬仰鲁迅，赞赏他爱憎分明的性格和硬骨头精神。‘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表达了他对压迫人民大众的统治者的憎恨和对被压人民大众的爱。我要效鲁迅恨其所恨，爱其所爱，要效鲁迅立志做人民大众的牛”。 聪敏好学的张极生，秉性正直。在他回国求学的年代，正是日本帝国主义猖狂侵略中国之时，斯时，在他的家乡岭兜村，有一位叫张栋梁的厦门大学生受厦门党组织派遣回家乡开展革命活动，发展党员，于1930年夏建立中共岭兜支部。从菲律宾回国求学的英俊少年张极生追求进步的言行，受到党组织的关注，认为极生是革命的好苗子。栋梁满腔热情地引导他走上革命的道路。1993年初，中共晋南特支派吴烟腾到岭兜党支部传达上级指示时，张栋梁特别向他介绍支部成员张极生与他认识。是年秋，在中共晋南党代会上，吴烟腾被选为中共晋南县委宣传委员，张极生被选进共青团晋南县委任宣传委员兼团梅岭区委书记。张极生开展宣传工作，语言生动，令人折服，联系群众，满腔热情，令人难忘。新一届共青团晋南县委书记吴永乐、组织颜期权、宣传张极生，他们以青年特有的朝气蓬勃，富有成效地开展革命活动。他们深入群众，揭露日寇侵华罪行，揭露国民政府不抵抗主义、丧权辱国的可耻行径，宣传抗日救国的道理。张极生在家里秘密刻印传单，有时用“晋南抗日反帝大同盟”，有时用“晋南学生抗日联合会”的名义印发《告晋南同胞书》，激发群众的爱国热情，号召群众抵制日货，发动群众打击售卖日货的奸商；有时摘录有关抗日的新闻、评论，有时刻印抗日歌曲，邮发到各中、小学校，并在团组织控制的学校，组织学生宣传队，张贴抗日标语，散发传单，演唱抗日歌曲。经过团县委和各区团区委的努力，晋南地区青年抗日救国运动和拥共反蒋的斗争蓬勃地开展，团的工作有了较大发展，与安南永苏区遥相呼应。1933年秋，晋南团员发展到“一百多个”。1934年初，“青农也同样发展到五百多人”共青团晋南县委的工作卓著，团的活动非常活跃。 共青团梅岭区委驻地岭兜村，也是中共晋南县委的机关驻地。国民党当局视该村为眼中钉。1934年10月中共红军长征后，国民党政府先后抽调省保安一团、二团、三团马鸿兴部、九团彭棠部、第九师李延年部进驻安南永、泉州，对安南永苏区及晋南游击区进行残酷“围剿”。1935年9月～10月间，岭兜村连续遭受两次灭绝人性的“围剿”，3个自然村房屋被烧毁，10人被杀害，113人被捕。曾经跟随中国工农经军闽南游击队第二支队长尹利东带领精悍游击队到晋南活动的红二支队长一大队大队长郭港在安溪被捕叛变投敌，参加“铲共义勇队”后，在安南永地区大肆破坏革命组织，又带领国民党军到晋南地区疯狂地抓捕革命干部。晋南地区有个别意志薄弱的县区干部被捕后也投敌叛变，白色恐怖笼罩晋南地区。当时党组织根据中央关于在不利形势下暂时自谋隐蔽等待时机的指示，让张极生于1935年底前往菲律宾。 看到儿子离开险境来到自己的身边，张作成非常欢悦，他希望儿子能作他经商帮手，在商业上发挥才干。他给极生一笔资金，让极生与一位朋友在宿务市附近的一个小岛屿开杂货店。青年张极生，虽然远离祖国，但心中仍然紧紧地系念危难的祖国。他不甘心晋南地区革命遭受挫折。他牢记他是共产党员，在失去党组织的领导时，他要继续独立战斗，要宣传共产党的主张，揭露国民党丧权辱国的罪行，动员、组织华侨投入抗日救国的洪流，他说服父亲，给他一笔资金，在宿务市开办宣文书店，出售进步书刊。张极生以书店为据点，广泛联系青年、学生，介绍他们阅读进步书刊，传播革命思想，指导青年学生组织读书会，经常给他们讲革命故事，革命道理，宣讲共产党与国民党的区别，宣传红军长征的伟大胜利，教他们唱国际歌。 1937年7月，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中华民族面临亡国的严重危险。在这生死存亡关头，张极生带头组织菲律宾宿务市爱国青年救国会，开展抗日救亡宣传运动，向华侨募捐款支援祖国抗日。张极生还带动几位爱国青年骨干自己集资办《烽火报》，他亲自编排抗战消息，亲自写评论，送印刷厂印好后分送给菲岛各地华侨阅读。1937年11月，张极生号召青年国会的成员返回祖国，到前线参加抗日。他以身作则，带头报名。这个正义号召获得许多爱国青年的热烈拥护，踊跃报名达数十人。他们都是要到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参加战斗。但如何通过国民党统治区到达解放区，将会遇到什么麻烦、刁难，都不了解，后来，决定分批回祖国。第一批由张极生带领杨志民、孙权裕、黄再成、蔡振声等5人出发，被称为“开路五先锋”。1938年1月中旬，他们绕道到马尼拉，原计划坐中国船回国，因怕报纸登他们回国参加抗日的消息而遭到阻难，于是改乘英国船到香港。从香港经广州到武汉，找八路军办事处联系到延安，但因没有介绍信或证明，办事处拒绝接待。他们带着一封给邹韬奋的信到生活书店求见邹韬奋，表明他们回祖国一心为了在共产党领导下参加抗日战斗的决心，请邹先生帮助他们实现到革命圣地延安的愿望。邹先生立即为他们给八路军办事处写了封信，让他们从办事处领到一张给西安八路军办事处的介绍信。蔡振声留在武汉。张、杨、孙、黄4位宿务市的“开路先锋”，终于到达日夜盼望的延安。 张极生在菲律宾宿务市短短的两年间，进行了卓有成效的革命活动，播下茁壮的革命种子。吴再生、龚韬毅在收入《菲岛风云》一书的文章《宿务华侨民族解放社的抗日进步活动》中对张极生在宿务市的革命活动作了如下评价：“他在宿务期间传播进步思想，引导许多青年走上革命道路，为在宿务建立抗日组织所作的努力，我们是永远不会忘记的！” 在延安，他们在招待所住了几天，就分配陕北公学学习。从1938年3月到7月，学习4个月，结业后就分配到各个战场去。黄再城分配到山西一一五师，孙权裕分配到晋东南，杨志民分配到山西决死队，张极生与黄明等一些学员分配到新四军。他们路经武汉时，正逢日军调动大部兵力进逼武汉，斯时国共准备合作保卫大武汉，党组织改派他们留在国民党统治的地区——国民党陈诚统率的第九战区第二政工大队工作。到国民党部队去，让国民党领导，这使张极生很为难，思想很抵触，他想：难道从国外万里迢迢跑回祖国革命圣地延安报到，不能到党领导的新四军去抗日，要到国民党统治的部队去？经过组织上动员，说明情况，讲清政策，张极生终于想通了，愉快地接受分配。因为面对万恶的日本侵略者的猖狂进攻，大敌当前，必须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必须利用一切可以工作的地方进行抗日求亡，况且这个政工大队的领导权实际是在共产党手中。领导核心是党支部：她的前身是上海东场地服务团，是抗日战争初期由郭沫若出面，由上海地下党组织的。 张极生随政工第二大队到湖北阳新、通城、通山等离前线较近的地区进行宣传抗战，动员群众，保卫武汉，救护伤兵。以后又转到湖南平江县。国民党高喊焦土抗战，妄图以烧毁城市农村，赤地千里来阻止日寇进犯。1938年冬，在日寇未逼近长沙时，11月12日深夜国民党便下令放火烧长沙，造成长沙城内大火连续烧了三天三夜，烧毁房屋5万余幢，死2万余人，伤者无数，20万居民流离失所。第二政工大队接到通知，立即从平江出发，以急行军的步伐，不眠不休，星夜兼程赶往长沙，参加抢救和善后工作。他们赶到长沙时，大火还在熊熊燃烧，而国民党的党政警老爷们，都已逃得无影无踪了。第二政工大队的同南们顾不上休息，立即投入被大火包围的伤兵医院进行抢救工作，把几十个伤兵从烈火中抢救出来。张极生奋不顾身，争分夺秒，动作敏捷地抢救伤员的行动，得到同志们的称赞。长沙大火的善后工作，由周恩来亲自领导，(后来周恩来有要事他往，交代洪深、田汉具体指挥)任务十分繁重复杂，要扑灭余火，抢救伤病员和灾民，抢救粮食物资，清查死难尸体等待认领掩埋，清查街道，办灾民收容所，开设粥厂，发放救济金、救济粮。解决主副食供应等等。张极生和他的战友们参加长沙大火的善后工作，都全力投入。他们不顾疲劳，竭力把党分配的工作做好。此时，张极生觉得到第二政工大队工作有意义了，实现了在党领导抗日救亡工作的愿望，在思想上、工作上都得到很好的锻炼。 第二政工大队的革命气质和工作成绩受到社会各界的赞扬，却遭到国民党当局的不满、妒忌、疑虑、他们寻找各种借口，施加压力，逼迫政工大队放弃宣传共产党的抗日主张，进行与当时抗日无关的演讲、赛跑活动。1938年底，大队在长沙进行休整时，国民党第九战区政治部副主任胡越指桑骂槐地叫嚣反共，威胁他们必须服从国民党的“领导”，必须遵守国民党的“纪律”，否则就要撤职，等等，同时无理禁闭翁从六、陆铨两位同志。在翁、陆两位被禁闭期间，党支部分析当时的紧张局势，利用国民党上层之间的矛盾，及时安排党员张凯君、邬凌秋、孔湘桂等率领队内革命青年28人撤到桂林陈诚行营，编为军事委员会政治部临时政工队。这个行动得到八路军桂林办事处的支持(党支部领导成员邬凌秋向办事处石磊请示同意)。张极生、吴大群，是28人中的成员。 在桂林休整期间，党支部决定让大家学习毛主席的《论持久战》和艾思奇的《大众哲学》。张极生担任学习《大众哲学》的辅导员。他马列主义政治水平较高，学识渊博，能结合抗战形势来解释哲学理论，讲课深入浅出，生动活泼，让人听了印象深刻，记得住、记得牢。 1939年2月，临时政工队奉命从桂林步行到重庆，他们意识到这是陈诚有意用这种方式消磨他们抗日的意志，让他们畏难消沉。党支部决定高举抗日旗帜，鼓动大家挺起胸膛，表现革命者的坚强意志，昂首阔步前进。他们每天步行五六十里，沿途还进行抗日宣传，召开各类型的座谈会，访问抗属群众，调查国民党征兵，优抚工作中的各种舞弊行为。到了较热闹的县城，他们还利用戏院或简易舞台，演抗日活报剧。 临时政工队从桂林经贵阳到重庆。两个多月步行3千里，28人的坚强集体在党支部的领导下胜利地达到目的地。没有一个掉队，大家的革命热情更加高涨。到达重庆后，他们把沿途调查掌握的大量国民党官员在征兵、优抚中的舞弊劣行整理一份材料交给陈诚，国民党上层一部分爱国之士，对他们表示赞扬，另一部分人则认为他们是“危险分子”，对他们采取敌视态度。国民党当局曾策划男的一律不予工作，后来分配20人到巴土主场工作，8个女同志编为政治部妇女工作队，派往重庆对江的江北区工作。这个生气勃勃、才华横溢、深受群众喜爱的抗日政工队就这样被分割切开。张极生和他的恋人吴大群也因此各处一万。 过后，张极生由党组织介绍到国际新闻社重庆办事处工作。国际新闻社是抗战爆发后胡愈之在上海创办的，上海沦陷后迁到香港，后来根据周恩来的指示又在桂林创办国际新闻社，由胡愈之和范长江领导。桂林社为总社，香港社为分社，重庆设办事处。“国新社不仅发布不内地和海外报纸欢迎的战地和大后方通讯，而且发布了同样为他们迫切需要的国际问题评论文章，成为党直接领导下和《新华日报》相辅成的一个重要的新闻机构”。据原福建省委顾问委员会副主任、省委宣传部长黄明回忆：“在这里，我和张清同志都是新闻战线的新兵，边工作边学习。我们关系很密切，白天一起工作，晚上一起睡地铺。为了躲避日本鬼子的大轰炸，我们常是一日数次一道进出防空洞。有一天，我们在重庆两路口的住所，在敌机轰炸下灰烬。夏天。各人除了身穿的背心短裤，其他一无所有。秋寒到来之时，幸得范长江同志为大家募来一批衣服，方得蔽体御寒。国新社是我们自己的工作阵地，政治环境自由，大家思想活跃，可以放开来议论抗战时局的种种问题。是很值得留恋的一段生活”。 在政工队由志同道合建立了真诚的革命友谊而发展到互相依恋的吴大群和张极生，虽然被人为地分开，他们仍然保持着密切联系，仍然保持旺盛的革命热情，吴大群在江北区负责抗属儿童识字班，她边教文化，边教孩子们唱抗战歌。她常常自己创作歌词并谱曲，也和张极生合作作词谱曲。邬凌秋、周予先至今还记得张极生和吴大群共同创作的一首题为《我们都是小战士》的歌词的内容：“四月四，四月四(当时的儿童节——作者注)，我们都是小战士；小战士，小战士，我们不做摇篮里的胖娃娃，要做抗战的小战士，我们不做旧社会的寄生虫，要做新社会的小主人翁”。 1937年8月13日，日本侵略军大举进攻华北的同时向上海发动大规模进攻。吴大群，这位在著名教育家李公朴办的上海量才补习学校读书的品学兼优的十六七岁姑娘，毅然弃学参加上海地下党组织的战地服务团，投身抗日救亡运动。这位充满朝气、热情、勇敢、机智的上海姑娘，与张极生共同战斗中产生纯真、诚挚的爱情，在重庆以简朴的形式结为夫妻。这一对革命夫妇，对待同志非常真诚。1940年4月，曾在政工队共事过的杜伦(杜铁高)经组织批准去延安，途经重庆，到国际新闻社探访老朋友，遇见张极生、吴大群，张、吴夫妇在座谈中知道杜伦要去延安，即拿出一件棉衣送他。杜伦嫌棉大衣太累赘，不愿带。到过延安的张极生有生活经验，劝杜伦说：延安黄土高原的冬天是很冷的，要他务必带去。杜伦被他们夫妇的诚恳热情态度感动了，盛情难却，把棉衣带到延安。秋后季节，这件棉大衣立刻派上用场，到了严寒的冬天，杜伦深切地体会这件棉大衣发挥了“雪里送炭”的效用。杜伦在《怀念张清、吴大群夫妇》文稿上说：“这件棉大衣一直相伴着我过了5个寒冬，温暖了我的身体，也温暖了我的心。为革命牲牺了的同志遗留给我的革命真诚使我永世不忘！” 1941年1月，国民党当局背信弃义，制造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国共合作抗战的形势面临危机，一时乌云蔽天。为了接受1927年蒋介石背叛革命的血的教训，党组织决定部分同志紧急疏散。此时，张极生和吴大群拟转返菲律宾开展工作，他们到香港等待启程时，太平洋战争爆发，他们被困在香港，后从香港转到澳门。当时，吴大群有孕在身，在澳门一医院生下孩子。为了回国参加抗日，他们把孩子交托医院抚养。在他们由广东沿海跋涉来到内地的途中，吴大群不幸遭到土匪绑架，张极生逃到湖南衡阳找到在国际新闻社重庆办事处的同事黄明，以及在衡阳从事新闻工作的著名人士羊枣、刘思慕及高旭明、于友、愈励挺等同志。在大家的帮助下，先安排张极生在三友书店工作，同时想方设法营救吴大群。经过广东方面的朋友帮助，吴大群终于逃出匪窝来到衡阳与张极生相聚。他俩的战友——黄明的爱人言力争把吴大群接到她任教的学校安顿，让在匪窝经受数月难与折磨而身体孱弱的吴大群得到医治与调养，恢复了健康。经受这一次分离的惊骇，张极生夫妇的感情更加深笃，生死与共的信念更加牢固。1943年，张极生与吴大群离开衡阳到桂林，极生在文化供应社工作，吴大群由原政工队同事周予先及东山小学总务陈振南介绍到东山小学任教。“桂林文化供应社，名为广西当局办的出版发行机构，但所用干部多为我党推荐，实际上是我党领导的。由于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在其中起骨干作用，使该出版社发行了大量进步书籍，成为在广西乃至全国都很有影响的进步出版发行机构。”张极生在发行部工作。 原《桂林日报》主编，离休干部陈振南回忆：“1943年秋，叶挺将军被软禁在桂林东面羊角山麓。叶将军和一家人及他大姨子都住在这山麓原先中共地下党员屠天侠及其小姨子周予先住过的竹篱笆房子里。离此前边约100步是私立东山小学，我在该校任总务主任兼教师。张清到学校找我，交代我要暗中留心注视，保护叶将军，如发现有不利叶将军的情况，要即时去向他汇报。不久，我把张清的爱人吴大群(当时叫吴瑜)同志介绍来东山小学任教，与她共同秘密保护叶将军。张清常自桂林文化供应社经1小时走来东山小学。他有时穿着草鞋来，显得非常简朴。1944年2月开学时，叶将军的女儿叶剑眉已8岁尚未启蒙。学校已经开学上课好几天了。吴瑜请我跟校长赵子范(陶行知创办的生活教育社的成员)商量，叶挺将军经济有困难，让他的女儿叶剑眉及叶夫人的姐姐的女儿(姓表)一起免费入学，赵校长同意了。这两个女孩了不懂普通话，只会讲广东粤话，入学后听不懂老师授课，吴瑜同志就叫她两人每天到自己房间学习。她每天在学校教课之外，还要在房里教这两个女孩读书。她对我说：‘她们两人学习很努力，领会快，进步大’。她们的进步是吴瑜同志耐心细心辅导，教学有方的结果。吴瑜虽然很忙碌，但精神很愉快。那几个月，叶将军夫人及她的姐姐有时来学校联系吴瑜和我。有了这两个女小学生及其母亲的往来，使我们更便于了解和保护叶将军。1944年5月中旬，有一天天刚亮，叶剑眉和她的表姐跑来学校找吴瑜，告诉昨晚他们入睡不久，国民党宪兵来喊门，说叶家养的羊出栏到山上了。叶将军出门上山以后久久不回，实际被带走了，去向不明。我得此消息后立即赶到城里文化供应社报告张清。6月中旬，日军向湘桂方向侵犯，桂林开始疏散。叶夫人和张清、吴瑜及我4人商定一道去东江游击队，不几天，叶夫人突然接到叶将军自重庆来电报，叫叶夫人一家即往重庆。这时，张清、吴瑜先到了桂东贺县八步，拟在那里参加建立革命根据地。在那里待了两天，即转重庆。”据陈山回忆：“1944年夏，日寇把战火烧到湘桂。地下党策划在湘桂边建立游击根据地。我们本来相约去桂北打游击。张清同志携家带幼，没有成行，而决定随机关向南迁移，后又辗转了重庆，他的一个孩子在这次兵荒马乱中不幸丢失。” 1944年秋，张极生到重庆，安排在中外出版社从事地下革命活动。中外出版社是孙伏园、陈翰伯、刘尊棋领导的进步出版机构。孙伏园对进步青年十分爱护，他博学广交，私人邮件很多，赠阅的报刊资料几天不拆就会积压成堆。他让张极生和吴一峰帮助他拆阅。这些资料有些是地下党编印的政治性资料，揭露国民党的黑幕内容翔实，剖析时政尖锐、深刻。张极生与吴一峰经常选择一些资料给他们联系的青年传阅，使大家扩大视野，提高认识，明确斗争方向。孙伏园经常带张极生、吴一峰参加进步团体及文艺界的活动，让他们有机会见到董必武、张澜、沈钧儒、郭沫若、茅盾、史良等知名人士。张极生秉性耿直、虚心好学、艰苦朴素、助人为乐、善于团结同事，因此与社内上上下下的关系极好。在社外。他也广交朋友，特别是与报童建立亲密关系，有一次丘良锐一早在拐角处避开特务买了一张当日的《新华日报》，发现第一版和第二版各开了一个“天窗”，走进张极生的办公室向他诉说：“今天的报太没意思了，开了两个“天窗”，什么言论自由，完全是鬼话？”张极生递给丘良锐一张同日编排完整的《新华日报》，愤慨地说：“国民党想统治得铁板一块，这可能吗？防民之口甚于防川，这是历来的反动统治者毁灭前的蠢行。现在国民党反动派难道能逃出这个规律吗？”原来张极生这张没有开窗的报纸，是一个报童巧妙地避开特务监视特地跑到中外出版社给他送来的。毛主席著作《论联合政府》出版后，张极生冒着生命危险分发给各地地下党组织与战友们。 张极生重返重庆未满一年，就离开中外出版社到新四军五师所在地鄂豫边区。原来，这位立志抗日救国的革命战士，看不惯国民党官僚集中的重庆没有抗战的气氛，一边是发国难财的达官显贵和奸商大贾过着醉生梦死的生活，特务横行、遍地；另一边是广大劳动人民挣扎在死亡战线上。怀着对日军猖狂肆虐我神州大地的深仇大恨和对国民党腐败的强烈不满，张极生在重庆再也呆不下去了。他和吴大群决心到抗日前线的革命根据地去，他们把在抗日劫难中唯一保留在身边的孩子寄托友人抚养。 1945年5月，经中共南方局介绍，张极生、吴大群、龚若青3人编为一组，张极生任组长，经过长途跋涉，到达中原解放区新四军五师。他们夫妇终于实现了到抗日根据地尽忠报国的愿望，那喜悦的心情是多么的甜美。正如丘良锐描述他们到解放区会见张极生等同志时狂喜的心态：“见面时的蹦、跳、笑、喊，握手拥抱，尽情表露了我们冲破暗走向的愉快心情。” 新四军五师党委介绍他们找鄂地区信(阳)应(山)随(县)中心县委分配工作，经中心县委书记兼总队政治委员马兆祥同意，张极生分配随县北区区长，吴大群先后任职《七七日报》及区政府秘书。在新的工作岗位上，他们愉快地全心全意地投入工作。他们当时的上级领导——现国家教委司局级离休干部马兆祥今年1月12日书面回忆道：“他们两同志都是知识分子，艰苦奋斗，深入联系群众，工作做的很好。尤其支前、征粮、动员担架民夫等工作，搞得很有成绩。张清同志在地方政权机关工作，环境比较艰险，日夜枪支不能离身，周围敌顽和地主恶霸活动频繁。在短短的几个月里，在艰险的战斗环境中，张清同志锻炼得更坚强了。 中国人民经过8年艰若卓绝的浴血抗战，终于迎来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全国人民希望在和平环境下国共合作建设独立、自由和富强的新中国。可是国民党蒋介石政府却硬要把进犯解放区、消灭共产党的内战强加在全国人民身上。蒋介石在完成战争准备后，立即翻过脸来，撕毁停战协定和政治协议，悍然向解放区发动全面进攻。1946年6月下旬，国民党军队22万人围攻鄂豫边境的中原解放区是全面进攻的起点。在敌军重兵围困下，根据毛泽东“生存第一、胜利第一”，“巧妙避开敌之打击分途突出包围圈”的指示，中原军区主力由司令员李先念、政治委员郑位三率领下分两路突围，进行战略转移，史称“中原突围”。张极生、吴大群随军从平汉铁路向东转移，在河南信阳地区遭到国民党军队的伏击，吴大群腿部中弹负伤，张极生背着她艰难的行进。由于行动迟缓而掉队，不幸被俘。他们在敌人残酷迫害下英勇不屈，奋力反抗。组织上闻讯立即营救。可他们在被押送集中营的途中，就遭敌人的杀害，夫妻为革命双双壮烈牺牲。张极生牺牲时年仅30岁，吴大群年仅25岁(或26岁)。 张清、吴大群为革命经历千辛万苦，最后义无反顾地献出了年轻而宝贵的生命。他们是生之不凡，死得伟大。他们的革命形象，是永远值得我们缅怀与敬仰的。 1994-11-16日，福建省人民政府追认张极生、吴大群为革命烈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