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艰辛卓绝的抗日战争中，还当中华民族处于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广大海外华侨，同仇敌忾，不仅从精神上物质上全力支援祖国，而且直接回国参军参战，其中奋战在滇缅公路等抗战运输战线上的南侨机工就是突出的代表。 本文记述的抗日战士蔡汉良是一位1939年回国参战的华侨机工，其经历，作为南侨机工的一个缩影，为华侨抗战史提供一个真实的历史见证。 (一)番客生涯 蔡汉良，祖籍福建南安，生于1918年。民国初年，南安山区土匪出没，民不聊生，汉良5岁时曾被土匪绑票，其父倾家荡产花了450元银元将他赎回，结果背了一身债，无力偿还，日子难熬。在汉良7岁时，父亲便服毒自杀了。由于家贫上不了学，他刚8岁就得帮人放牛，吃尽了艰辛。闽南一带是著名侨乡，有海外关系，不少人在家活不下去就出洋“过番”，幸亏蔡汉良的家族也是这样。 1928年蔡汉良10岁了，五伯父蔡与普从南洋回家探亲，便将他带到泰国读书，上午学华文，下午学泰文，读了6年，小学毕业后便在叔父蔡铁民的吉兴矿务公司开火车及修汽车。“七·七事变”爆发，一场民族灾难降临了。“国难当头，有钱出钱，有力出力。”——这是“七·七”以来华侨社会最普遍的口号和行动。蔡汉良在泰国弄宣，也参加当地华侨商会组织的“人民抗日军青年宣传队”，经常卖花筹赈，抵制日货，还积极投入当地筹赈分会的活动，并将月薪捐出10%，直至回国参战为止。 (二)报名回国 1939年，新开辟的滇缅公路急需大批熟练机工，经陈嘉庚先生一号召，南侨总会登报招募，极大地激发起华侨青年的爱国热情。在新加坡，报名参加南侨机工的非常踊跃，有的机工已经“在洋十余年，每月收入坡币二百余元，自甘牺牲，并招同伴十余人，带其全副机器前往”(陈嘉庚《南侨回忆录》)。在泰国，华侨热血青年也跃跃欲试，大家不当亡国奴，争着回国抗战。蔡汉良觉得自己符合条件，既是熟练司机又是机修工，更应发挥特长回国效劳，于是下决心报名回国。 可是，考虑到家族大概不同意，该怎么办呢？十多年来，叔父的养育之恩，蔡汉良铭记在心，现在说服叔父让他参加机工回国抗战，觉得不好开口。可是他爱国心切，且血气方刚，干脆来个先斩后奏，便偷偷地由弄宣乘车赶到几百里外的董里什呈筹赈会去报名。在董里什呈，竟到一段小小的插曲，差一点被留下改变他的命运。原来，在那里报名时，偶然被叔父的一位老朋友王聊辉(惠安籍)看到。王是个开店的侨商，一向对蔡诸多关照，并且早就有意将其读中学之女许配给蔡，因此当得知蔡汉良要回国抗日时，便设法挽留，于是好心好意地请他选择几条路：(1)让蔡汉良留下与其女成亲；(2)若暂时不结婚也不勉强，可租一间店铺让蔡汉良独立开店，做收购橡胶生意；(3)若是喜欢开车，可将其16部汽车让蔡汉挑选所满意的，自己去经营一个客运分司亦可。尽管上述几点都是合情合理和可行的，然而，强烈的爱国热情使蔡汉良认识到国难当头，无国便无家，于是婉言谢绝了叔父的这位老友的一番美意，铁下一条心：“报名回国！” 与蔡汉良同时报名的有30多人，可是种种原因，很多人走不了。经常一番周折，才由当地筹账分会的负责人自费带领他们一行7人到槟城，加入第九批回国机工队伍。在离泰前夕(1939年8月8日)，蔡汉良才给家中伯父、婶婶(叔父铁民已于38年病逝了)及王聊辉各留下一信告别。三人接到信后不约而同地追到槟城。婶婶(是泰国人)对蔡说：“今天是特意来追你回去了，你若不回，今后就永不相认了！”王聊辉随后也赶到槟城，见挽留不住了，便在“天天酒家”设宴为其钱行。后来。，当伯父支着拐杖匆匆忙忙赶来时，船却已离开槟城了(此乃1944年蔡回泰侦察日军基地时，一个堂兄告诉他的)。 1939年8月12日，他们由槟城启程，到达新加坡又受到隆重欢迎，14日开始由新加坡搭“丰庆号”轮船出发，17日到安南(即越南)西贡，20日改乘火车。尽管车厢内闷热难受，但大家有一股爱国热情，心情是舒畅的，一路高唱着激昂的抗日歌曲，终于在8月23日到达昆明。 (三)滇缅路上 第九批的华侨机工一到昆明，先被西南运输处安排在潘家湾进行短期的军训。因战事吃紧，很快被分配到各个运输大队，蔡汉良分配在15大队45中队。1939年10月，南宁战役危急，他与南安同乡洪本霖同被抽调编入第16兵站，赶到南宁投入前线运输。经过激战，南宁不幸于11月24失守，随即他们又投入昆仑关战役。其时白天战火激烈，只得改在夜间出发运输，每夜赶开三趟直至天亮。不久，昆仑关亦沦陷，只得退入武鸣，又被包围了三天三夜，幸而援军打开了一条血路，他们才退入柳州。后又转移到安南境内的高平。西南运输处在安南设有分处，在安南的最初几个月内，他们突击抢运经安南转口的各式汽车及大量的军用物资回国。后来，由于日寇占领安南(1940年)，他们在安南的整个特别大队的车全部被封去，人员百多人全被集中在安南“南生旅社”，然后分三批返回昆明，他属第二批回来的。 当滇缅公路被封三个月重新开放后，蔡汉良被编入第2大队，行驶，蔡汉良被编为“抗战输血管”的滇缅线上。闻名中外的滇缅公路，全长1，146公里，由昆明直达缅甸腊态，沿途要越高山(苍山、怒山、高黎贡山等)，穿过大河(漾濞江、澜沧江、怒江等)，行程七、八天，特别是需经一段原始森林“烟瘴之地”，毒蚊袭人，虐疾时有发生，再加上日机常来盘旋轰炸，其艰辛状况可想而知。可是广大华侨机工，自甘吃苦，苦中有乐，有的人还风趣地描述滇缅公路物车队是整天奔驰在“风花雪月”中(即下关的大风、祥云的茶花、苍山的积雪、滇海的明月)，对祖国的河山大加赞美，表现出革命乐观主义。 蔡汉良在滇缅公路期间的经历，最值得一提的大致有这么几件： (1)被推为机工代表，两次受到陈嘉庚先生的接见； (2)接送远征军，参加入缅作战的运输； (3)“五·四保山惨案”历险； (4)滇缅公路切断后，华侨机工竟被草率栽减，放任自流，衣食无着。 (四)出国侦察 蔡汉良原先侨居泰国，熟悉当地情况，经选调进行一番严格训练之后，于1944年5月被盟军总部派往泰国，任务是侦察日寇在泰的拉温军事基地，他先乘飞机到南宁，再步行由东兴进入安南，经芒街、海防、河内等地，然后经过老挝湄公河到连沙湾拿吉，雇小般渡到泰国边境穆连汉，在那里办理入泰手续。其时有个华裔官员对他严加盘问，并用泰语表示怀疑，可是另一泰官员却认定蔡是个乡下佬，说他不懂礼貌，进门不懂脱鞋脱帽，也不会鞠躬，后来终于办理手续让他入境。 当天从乌汶乘火车赴曼谷时，车上就有特务前来盘问，被他巧妙周旋应付过去。来到曼谷，他先在过去熟悉的耀华力大街歇脚，当夜便住进“大华百货商店”楼上的的“东亚旅社”。第二天当蔡在街上行走时，忽然有人拉一下他的衣角，示意进小店喝咖啡，他便警觉地跟进去，奇怪的是那人留下自己的“大白签”，而顺手将蔡相同的一项“大白签”戴走了，蔡觉得这里必有奥妙，随即溜至僻静处取下大笠仔细看看，里面果然有一张字条，内容是提醒注意该旅社有三个日本，一个是登记处的，一个卖眼镜的，一个是按摩师，蔡判断此人大概是奉派暗中对他进行保护的，于是随即设法离开旅社。 当蔡汉良辗转来到离侦察目标——拉温基地还有93英里处的春蓬时，这里开车出入的全是日本人，每五公里便设一个检查站，难以进入。他只得暂时到附近一个堂兄那里想办法(此时，堂兄才告诉他回国之时伯父曾追至槟城而船却开走的情况)。在堂兄家中呆了一个月，一个难得的机会终于来了。原来，有个曾在叔父厂里做工的泰国侨生郑阿隆，眼下正给日本人当杂货采购员，蔡通过他介绍进入拉温当兵役。蔡汉良与郑阿隆一起乘日本人菜馆找到一份兵役差事。在这家菜馆工作，消息灵通，可以趁机了解基地的有关情报。原来这个军事基地是设在一片原始森林里的，武器弹药一堆堆垒成三、四层楼高，并用篷布遮好，日军驻在地道里，几千名被抓来的华工及土著在修筑工事。蔡汉良还混进禁区与民工聊天，边走边用脚步测量并故意对一个民工说：“我们在这里做工，又是军事基地，飞机一来，那可没处跑了。”可是那人却说：“你可能初来不知，没啥可怕，这里及对矶山上都有高射炮，飞机一来，高射炮就会响起来。”交谈当中，问者有心，说者无意，便探听了不少情况。经过几次侦察，他利用日文书报纸绘制成秘密图纸，然后准备离开。可是进来不易出亦难，他只好对老板诉说在此被蚊子咬得受不了，要回家拿蚊帐及衣服。老板便派一人跟踪并交待“快去快回”。那人是槟城土生华人，跟踪蔡一天一夜才被甩掉。那夜他们同住进春蓬一家旅店，次日清晨4点蔡刚起来，那人马上追问：“天未亮干什么？”蔡连忙说昨夜着凉拉肚子，并故意从箱子里取手纸上厕，遗留下箱子迷惑他，然后从后门溜出来，立刻雇了三轮车赶至火车站，买了一张抵万伦的长途火车票，而实际上只乘两个小站就下了车，以躲过那家伙的追踪。 在回国途中，又经历了种种风险。在途经安南的海防时，适逢滇越铁路的桥梁被盟军派机轰炸，日寇因此进行大搜捕，见生人先抓起来再说。蔡在一家海南华侨开设的“大同旅社”也被捕了幸亏他懂得海南语，早认是该店的同乡，经老板的尽力营救，终于获释。 可是刚离开“大同旅社”，第二天在海防轮渡码头又遇上了麻烦。这里日本宪兵搜身很严格，蔡汉良便将密写情报的日文报纸当作废纸包裹着皮鞋置之箱底，当日兵开箱一看是臭皮鞋，便顺手扔到一边。待搜身之后，蔡才匆匆捡起报纸包住皮鞋，顺利过了关。 当抵达安南芒街与我国东兴交界的国境线时，他却被边防军检查站扣留了，被送到东兴镇公所。经他说明后，镇长马上给他松绑并向他作了解释。此时，正值南宁第三次失守，归途再也无法乘飞机了，钱又花光了，只好暂时困在东兴一段时间，并向总部发电求援。不久，总部汇来安南币一千元，寄在芒街办事处。在东兴镇公所派人掩护下，蔡汉良到芒街办事处从一位五条杠的法国军官手中领了款。过后，又有几位派出侦察的华侨机工回来，蔡也帮助他们通过这条途径领了款，然后七、八人结伴同行回国，先穿过十万大山，再步行十六天到广西百色，然后经贵阳回到昆明，这时已是1945年5月了。 蔡汉良将出国侦察所得向盟军总部作了详细汇报。经过核实之后，盟军总部从昆明和印度调了大批轰炸机，将拉温基地的军火库、火车站、电台、高炮陈地、停港战船全部摧毁，大火燃烧达六、七天之久，轰炸前后，均拍有照片证实。总部特地让他看二张照片：一张是炸前拉温基地全景，另一张则是炸后整个基地变成一片浓烟火海的景象。 出国侦察任务完成之后，总部又派他去印度当空降兵，但困病未能去成，便留在战时运输局开车，直至抗战胜利。 (五)胜利复员 1945年8月，日寇投降了。这些亲身回国参战的华侨机工，终于亲眼看到了抗日战争的胜利，高兴的心情是难以形容的。抗战胜利后，民国政府侨务委员会发给蔡汉良一张奖状，内容是“华侨机工蔡汉良，热心爱国，敌忾同仇，抗战军兴，应募服务，前后七载，备致勤劳，应予嘉奖，此状。委员长陈树人。中华民国三十五年四月日”。军事委员会时运输管理局亦发给一份证明书，内容是：兹证明：蔡汉良于抗战期间由南洋回国，在公运输服务，颇著勤劳，此证。兼局长俞飞鹏，副局长龚学逐。中华民国三十五年四月日”。。此外，他还荣获二枚贵重的南侨机工纪念章，一枚是“华侨机工回国服务团荣获纪念章”，是军事委员会西南运输处赠的，号码是1457号；另一枚是云南各界欢送大会赠的“南侨机工复员纪念章”，号码是266号。在1985年纪念抗战胜利四十年之际，为了使更多的人们了解和缅怀华侨对抗战的历史贡献，蔡汉良特将这些珍藏40多年的荣誉证书及纪念章等宝贵实物及照片捐赠给华侨大学“陈嘉庚纪念堂”展览，引起了海内外参观者的关注与兴趣。 在抗战胜利之初，华侨机工纷纷要求复员，可是由于政府当局的拖延，致使他们迟迟未能返回南洋与亲人团聚。后经陈嘉庚先生多次出面交涉。并亲自为机工复员事致函国府驻新加坡总领事伍伯胜，终于使华侨机工在1946年获得复员南返。复员时，每位华侨机工发给200美元，折合67万国币。蔡汉良这批复员时的领队是白清泉(白先生也是1939年第一批回国南侨机工“八十先锋”的领队)，行程由昆明经香港回南洋，沿途受到热烈的欢送，情景十分动人。这时，因接到母亲病危的急电，蔡汉良便从香港转夏门回到南安老家，从此定居国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