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成都，有一位被誉为“八十先锋”的第一批回国参加日战争的老南侨机工(全称为南洋华侨机工回国服务团，是抗日战争时期从南洋各地回国支援抗战的华侨司机与修理技术人员的通称)——吴璋，他是1939年响应陈嘉庚先生号召直接回国抗战的南安籍南侨机工幸存者之一。当年由南侨总会统一组织的南侨机工，人有9批3200多人，在抗战中为国牺牲的达一千多人，战后复员返回南洋的也有一千多人，而留居国内的一千多人，经过战后半世纪的风风雨雨，据笔者专程赴西南8省60多县寻访调查，目前国内硕果仅存的南侨机工不足一百人，且都年事已高，平均年龄已逾八十。 祖籍福建南安的新加坡侨生吴璋，当时是一位爱国热血青年，他虽然从未回过故乡，但时常听老华侨讲述南安郑成功的故事，非常关心祖国抗战与家乡的安危，盼望能有机会回国抗击日本侵略者。1939年2月，报上传来陈嘉庚先生号召华侨机工回国抗日的消息，吴璋立即带头响应。他当时在马来亚峇株巴辖福兴汽车公司当司机，然而他毅然抛弃海外安稳舒适的生活，决心奔赴祖国烽火连天抗战疆场。吴璋报名参加了合株巴辖第一批华侨机工回国服务团，他们一行48人，于2月17日由峇株巴辖启程，浩浩荡荡开赴新加坡集中回国参战。当时在新加坡《星洲日报》任职的著名作家郁达夫，对华侨机工回国参战的壮举非常崇敬，特在报上发表《送合华机工回国服务》，高度赞扬“这48位勇士，非但代表了华侨，证明了侨胞出力出钱，在绝大牺牲下，誓死争取民族的自由与独立，并且也代表了中华民族的正气，证明了我中华民族是决不会做亡国贱奴的民族。”半个多世纪过去了，吴璋至今还记得南侨机工团48人当中大部分的名字：正团长廖国雄，副团长刘潭福，秘书陈梦秋，财下政叶基福，干事余晚成、周学双、黄运生，以及团员叶修青(今在广州)、徐元镗(莆田籍，今在云南)等等…… 与此同时，新加坡亦集结了第一批南侨机工32人，正队长白清泉(安溪籍)，副队长傅瑞生。由新加坡(32人)和峇株巴辖(48人)两地机工合80名，共同组成南侨总会统一正式遣送的首批南侨机工回国服务团。吴璋还清楚地记得，当天下午，陈嘉庚主席在怡和轩俱乐部召见了全体机工，并发表了热情洋溢的演说，鼓舞人心。嘉庚先生说：“新加坡、峇株巴辖华侨机工放弃在海外的职业，愿回国服务，不但利益减少，工作亦较劳苦，然以青年有志具此牺牲精神，足为全马来亚之模范，感召所及，不但劳动界可增加出钱出力之意念，就是其他商学各界，更当有绝大之感奋，尤其是资本家看到诸君此种伟大牺牲之精神，应当更加出钱，庶可以对诸君无愧。” 第二天，1939年2月18日，正是农历除夕(大年三十)，这是中华民族传统最隆重的节日，可是第一批南侨机工“八十先锋”却在成千上万各界侨胞的热烈欢送下、高唱着《告别南洋》的悲壮歌声中踏上回国抗战征程。吴璋一行乘搭法国邮轮“安打拉文”号赴法安南(今越南)，途经西贡，由海防登岸，再转乘火车抵达昆明，编入西南运输处从事滇缅公路抗战军运工作。 据吴璋及其华侨机工战友们的回忆，当年南侨机工奋战在滇缅公路上，必须闯过各种难关。首先是“险路关”：滇缅公路是举世闻名的险要路线，又是战时紧急抢修的，许多地段不合标准，海拔有几百米升至三千多米，沿途悬崖、峭壁、陡坡、急弯多得令人惊心动魂，稍一不慎，便车毁人亡，有的甚至连尸体也找不到，南侨机工无名英雄们作出了惨重的牺牲。其次是“雨季关”由于滇缅公路突击建成，路基未稳，路面狭窄，坑洼坎坷，一到雨季，泥泞粘滑，行车犹如老牛拖犁，裹足难前，塌方险情，更是屡见不鲜。但是，南侨机工早有精神准备，每人都随车带有厚木板，遇到险路段则随时铺垫，冒险通行。第三，还要闯过“瘴疟关”：由于滇缅北一带，是世界上有名的“烟瘴之地”，毒蚊猖獗，恶疟流行，对每位机工构成很大的威胁。据《新华日报》1941年1月27日报道：“当此路通车之始，华侨司机就做了开路先锋。他们驾车驰至芒市、遮放一带，每天遭遇流行的恶性疟疾，平均死亡率每日约计七、八人。”此外，还有“空袭关”：由于滇缅公路的军事运输线不断补充了抗战实力，对日本妄想迅速灭亡中国的企图构成巨大障碍，因此，日寇将切断这一国际要道作为重点目标，出动大量飞机狂轰滥炸。南侨机工在滇缅公路上抢运抗战军火，其艰辛状况是可想而知的。然而，在极其艰辛困苦的情况下，三千多南侨机工英勇拼搏，对祖国抗战作出巨大的贡献。据《中华民国统计提要》的记载，仅从1939年7月至1942年7月这三年中，滇缅公路运输的军需品和其它物资共计45.2万吨，即平均每日的军事物资输入量保持在300吨的水平上，被誉为抗战运输线上的“神行太保”。 吴璋回忆说，在滇缅的南侨机工，几乎每个人都有自己一段惊险遭遇，而他至今印象最深的则是惠通桥炸断之后虎口余生的经历。 那还记得从1942年滇缅公路的大撤退说起。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后，日寇疯狂侵占东南亚，滇缅公路告急，中国远征军入缅作战失利，日寇沿滇公路入侵云南，抗战大后方突然变成抗日最前线。5月初，吴璋一行9人到芒市运汽油，由于当时缅甸已沦陷，华侨难民大量回国，他们也奉命一起撤回。在撤退途中，滇缅公路沿途哀鸿遍野，无数难民扶老携，饥寒交迫，有的惨死路边。整条公路上人车混杂堵塞，南侨机工车队走走停停，不断地按着破喇叭，有时还得跳下车往前拨开一知条缝，才勉强让车轮滚上几圈。临近惠通桥时，可以看到日寇从腊勤山上用大炮对准惠通桥轰击，桥上两侧已布满了炸药，随时都准备引爆以阻止日寇的追兵。而狡猾的日军搞了伪装，他们穿着入缅中国远征军的服装，尾随而来。当吴璋的车队开近惠通桥边，突然听到“轰隆”的爆炸声，惠通桥随着声响被炸断了。原来是守桥部队查出了伪装的日本兵，立即告，当局当机立断下令自炸惠通桥，把日军阻截在天险怒江西岸。是时，拥挤过桥的难民和卡车都掉入江中，惨不忍睹。 看到触目惊心的这一幕，吴璋和战友们紧急刹车，迅速躲入山中。可是又一想，车上装载的汽油不能落入日寇之手，于是，又回来点燃汽油，烧毁汽车。日军发现这一举动，立即包抄过来，看到这些驾驶兵，认为对他们有用，就一个个抓起来，关进一间破篱笆墙的屋子里。遭到一顿毒打，吴璋等9名机工被捆在一起，熬了一夜，第二天，日本兵开始要他们做苦力，有的被派去砍木材，吴璋则被叫去挑水。当天晚上，吴璋悄悄与战友商量，伺机连夜逃离魔穴。半夜时分，日本兵抱枪睡着了，吴璋先挣断了绳子，帮助同伴松绑，大家一齐向江边跑去.不知是哪个机工撞到东西，碰出了声响，惊醒了日本哨兵，于是枪声四起。慌乱中他们跑散了，只有吴璋与李五安两人跑到惠通桥下游，其他机工被冲散了，至今下落不明，也许一个个都牺牲了。 波涛滚滚的怒江横在前面，水流湍急虽已是五年初了，但仍冰冷刺骨。为了逃离虎口，他俩毫不犹豫地脱下衣服，只将驾驶证含在口中，跳入江中泅水归队。江流既急，又有漩涡，一下子把他俩冲散了。吴璋咬紧牙关，拼力击水，顺着江流漂着，大约挣扎了半小时，才漂到下游对岸。 吴璋精疲力尽，瘫倒在岸边，立即被一军人喝住了。原来东岸是我国驻军发现江面有动静，怀疑他是危险人物。吴璋连忙声明自己是南侨机工，刚从对岸日本兵那边逃回来。驻军检查了他的驾驶证之后，指着一条小路说，那里有一座庙，里面有逃难的。吴璋忍受饥寒，吃力地登上山路，终于找到古庙。庙里住满了缅甸难侨，大多是福建、广东人，当他们知道吴璋是南侨机工身份后，一位老华侨马上拿出一副西装给穿上，并给一些饼干充饥。 第二天一早，大伙结伴一起徒步回昆明。一路上，跋山涉水，脚底磨出了血泡，走了几天，没有东西吃，只得在路边喝凉水，结果吴璋染上痢疾，一边走，一边拉，病得快走不动了，才到达保山。是时，保山已被日寇炸成废墟，电线杆上还溅挂着死难同胞的血肉，触目惊心。吴璋忙着找过去住过的机工车队，但已经撤退了，只好到处找抛锚的军用卡车，花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拼凑修好一辆，载着同路回来的难侨，回到昆明。 由于惠通桥被炸断，三年多来(1939－1942.5)发挥过重要作用的滇缅公路军运线被切断，令人遗憾的是国民党西南运输处竟然对回国参战、屡建功勋的南侨机工撒手不管。除一小部分被留用外，多数机工被遗散，成为无业游民，四处流散。吴璋也历经一段流浪生涯，直至抗战胜利后才定居四川。解放后，吴璋在四川汽车运输公司工作，到过县池、南充、泸州、雅安、甘孜等分公司，直至1979年退休。据1986年国家制定的政策，吴璋同所有的健在的南侨机工一样，享受领取原工资百分之百的待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