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安是我国著名侨乡，海外乡亲150余万人，分布世界五大洲，尤以东南亚为多。 南安地处福建东南沿海，与台湾毗邻，与菲律宾等东南亚国家隔海相望，从地理上看，为出洋谋生提供便利条件；加之“南安人个个猛”(俗语)历代南安人具有吃苦耐劳、勇于开拓不断进取的大无畏精神，敢于去出家门，跨出国门，飘洋过海创立功业。因此，南安人成了闽南乃至全国最早的华侨先驱。岁月悠悠，星移斗转。南安华侨出洋历史究竟何时？本文就这方面进行点谪探讨，不妥之处敬请方家指正。 一、古代时期的华侨出国 南安华侨出国最早可追朔到秦汉时代，古南安是闽南地区最早的郡县，在汉代有同安、三国有东安县建制，华侨出国与古代南安航海交通发达分不开的。在菲律宾曾发现汉代墓葬，史学家认为是泉州地区的人，也即古南安人。南安丰州金鸡港，在两晋、南北朝时代是有名的六朝港，当时与国外有大商船往来。史载。南朝梁时，印度高僧拘罗陀来中国翻译《金刚经》，两次返国都是在金鸡港下船的。唐代南安人到南洋谋生，已因菲律宾发现南安人的墓地所证实。据福建《侨务志》载：“唐龙朔元年(661)，南安人郑国希卒葬于菲律宾的礼智省马亚辛地”。从地方文献的记载看，唐五代时期，也有南安人留寓海外，从事贸易，手工业，宗教文化活动。《安海志》载，唐代石井地区人林屡仙，造船通渤泥(印尼)，又有王尧从渤泥载运木材来石井造船。据《泉州晚报》1989年3月20日载称，唐天宝十二年(753)览真和尚东渡日本传经，泉州超功寺僧昙静(南安人)随行。 唐末五代，开平三年(909)，王审知治闽，其侄王延彬治泉二十六年间，大力发展海外贸易，“岁屡丰登，复多发蛮舶，以资公用。惊涛狂飚，无有失坏，郡人藉之以利，号招宝侍郎”。据李长富《南洋侨史》称，闽南当时就是利用南安人、大海商陈匡花开展海外贸易，攫取财宝的。王延义治闽时，陈匡花当了国计使，日进万金，称他“人中之宝”。 五代时，留从效，陈洪进治泉，也都相继鼓励海交贸易，殖贷“泛于番国。”陈洪进大兴土木，修建九日山延福建寺通远五祠，开创海舶祈风圣地。摩岩崖石刻中，现存有关海交和祈风石刻13方，记载郡县官员祈风盛祖典和游九日山。《泉州府志》卷十七(南安)条载：刘店在县北汰口驿旁，有南汉主刘袭祖墓，在焉，故名。”其裔孙刘阭居南安。《五代史》云：刘祖安仁，上葵人也。后徒闽中，商贾南海，因家焉。”据查刘安仁晚唐人，随黄巢起义，家迁南安。 宋之时代，泉州为我国最大贸易港口，”涨号海声中万国商。”宋元泉南海交盛事，可以从九日山海交石刻记载说明，当时沿海有许多人从事海外贸易。地方文献记载，宋代石井地区人从事海外贸易的有丁有财、许汉青等人，航海起家，资财巨万。南安出产外销产品有瓷器，铜铁制品，翁涓、布、蔗糖等。 元代。忽必烈曾利用泉州练兵，集结海军，从这里发兵爪哇、占城。泉州藉的水平、兵勇，在爪哇撤军时留在当地定居。荷兰人著的《爪哇土地和民族》一书，指出九世纪至十一世纪在爪哇的福建人很多。据考察，“闽侨之南来东印度也，较奥侨为早，元世祖遣史弼南征爪哇时，子弟兵都为闽南藉，后落居爪哇者很多，繁殖也多”。 明代泉州因战乱和倭患，海禁使泉州衰落。石井港海上贸易采取秘密方式，仍十分活跃。而漳州月港是官府开放的港口，泉州人出洋可用走私船经月港出洋。明代南安人定居国外，最早记载始于明洪武25年，南安人蔡伟崇移居琉球，成为琉球蔡氏始祖。明永乐年间，郑和下西洋，也曾有过泉州行香，招收水手，碇工，通事，南安沿海船民应如者甚多。 明代民间族谱记载，无论内地或沿海都有人往南洋谋生。华美《洪氏族谱》记载，洪瑶庆于明正德16年(1521)往吕宋，次为其兄凉庆，其后乡人纷去。南安石井《伍氏族谱》记载，嘉靖癸丑年(1523)族人出洋，到了暹罗。嘉靖年间倭寇连年龚扰南安，到处烧杀掠夺，田舍荒废，灾民逃难，成批逃往南洋，据马六甲南安会馆纪念刊记载，明嘉靖壬午年(1522)至隆庆丁卯年(1567)，南安芙蓉李氏乡人就冒险犯禁飘洋过海，南渡菲岛。 菲律宾与台湾福建隔海相望，华人较早到其地谋生。故华侨以晋江、南安人为多。1527年，西班牙殖民者入侵宿务，以后菲委宾沦为其殖民地，他们对华人一是排华，二是劳役。明万历引年(1603)从闽南募集数万劳工前往开垦种植。后来西班牙殖民者在华侨社会中实行甲必丹制，以甲必丹管理华侨社会。第一任甲必丹林风为漳州藉华侨，第二任杨尊亲为南安人。清末南安著名华侨巨商蔡浅也曾任过甲必丹。1972年，官桥出土一批西班牙银币，重量不一，有大、中、小、细四种，印有图案文字，正面为其国徽，背面为旗徽，后期的有王像。1973年又在诗山出土五公斤西班牙银币，数量多，种类也多，有银饼，银元。银之最小面额为一角，有花边、锁边。银片兼有四个汉字为金，鸡、落、井。考古工作者认为是16、17世纪时期华侨商人携带回乡的。明代南安人到日本长崎做生意的人很多，如郑芝龙的父亲郑绍视为日本华侨、郑芝龙的岳父翁翌皇为平户华侨，郑成功印在日本出生，七岁才回国，因此可以说是归侨。 明末清初，郑成功抗清斗争持续数十年，斗争历程曲折，收复台湾时，南安乡人跟随郑成功去台湾的不少，后来台湾归清，许多人转赴南洋，郑成功最小的儿子郑明率数船人马逃往印尼三宝垄。清顺治、康熙初的沿海“迁界”更迫使沿海人乘船逃往南洋。清康熙22年(1683)解除海禁后，南安人因战乱出国谋生者很多。石井《曾氏族谱》载：“迨海氛平后复界……家资荡然，不得不涉海经营，受禀父命，往番邦吕宋生计，”石井《伍氏族谱》、《洪氏族谱》称，清初不少人迁居暹罗，洪氏还有二人任暹罗国官职。洪应科、洪传友都任过暹罗官员，洪传友于康熙49年受暹罗王委任作为贡官来中国，回去后不久痛逝，埋葬于暹罗国内堦之地。东田埔边人范鸿埴“望重外国”，早出国，晚年归乡。他在吕宋娶有番婆，生男育女，回国时带十三担半行李，范与李光地相友善，让带三件宝进贡康熙皇帝，三件宝即金酒瓶，金酒杯，玉柿(BED)受到赐爵，祖厝竖贡旗。 清雍(正)乾(隆)年间(1723－1792)，海禁放宽，已出现西方殖民者在沿海诱骗劳工，南安人往菲者尤多。南安半山《陈氏族》称，雍乾间，族人“维持生活善费踌躇，于是乎奔走南洋，纷赴小吕宋各埠，亲属介绍接踵而来，甚至有举家而往者，为劳动者多，为富者少，”那时南安成批往吕宋，也有去吉兰丹、麻六甲，巨港等地。嘉庆、道光、咸丰年间，迫于战乱，更有大批乡人出洋“卖番”，金坑王氏家庙有座碑料，嘉庆年间王奕彬往菲在马尼拉后街经商，娶番妇。1836年，南安31位先贤合葬公墓位于今日新加坡之南安会馆，每年都有南安乡亲前去祭扫，这座公墓证实，早在17世纪之前，就有大批南安人前往新加坡谋生。 二、近、现代的华侨出国 清道光庚子年(1840)后，列强的掠夺，中国政府签订了一系列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使中国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南安人迫于战乱和灾荒，而大批逃离家园，往海外谋生。据梅山《兰园陈氏族谱》称：“族之子孙发达后，限于疆界垠土偏小，昔者每渡台湾、福州、近者台湾刈让，省会萧条，乡之族人变更计划，纷赴小吕宋各埠”。咸丰年间，永春林俊造反，南安炉内潘榜等人响应起义，后来失败，追随林俊起义的炉内后洋等村被官兵进剿，烧杀掠夺，乡人纷纷逃外避难。据《笋江潘氏族谱》记载，潘榜、潘宗达展下族人出洋吕宋、实叻、马来亚者达30余人。 清代中后期出国，许多是“契约劳工”，从厦门当“猪仔”出洋的，殖民者对华工压迫歧视，他们过着非人的生活，运载船只，条件很差，拥挤在不卫生的船上，因而进行反抗，以死抗争。日本学者曾撰文介绍，1852年从厦门开往美国的“猪仔”船罗伯特号，在中途发生华工抗暴事件，全船380人，多属泉漳藉人，其中南安就有46人。华侨远涉重洋，飘洋过海时有沉船丧生发生。诗山《霞宅陈氏族谱》记载二百多年历史(1554－1949)，该族往南洋400多人，其中海滩丧生者多起。民国版《南安县志》记载，南安妇女因丈夫出洋丧生而成为烈女的有18起，其中多因沉船溺死者。可见当年华侨出洋谋生，因交通不便十分艰险。 民国时期的华侨出国，就是现在旅居海外的第一代华侨，多系民国初期出国的，他们经受旧社会的艰难困苦，故乡观念十分浓厚，与家乡联系密切。 1939年《南安政书》载称：“侨民出国之事务、在抗战前鲜有经县政府办理者，抗战后因壮丁不准自由出国，故本县于去年五月至十二月止，侨民壮丁出国者958人，妇孺及逾龄(逾45岁者)男子计30人，去年约二千四百余名”。抗日战争，南洋交通断绝一度中断。而1945年秋抗战胜利后，更是大批人往南洋。1950年有个统计，自1945年至1949年南安人往南洋者达十余万人。 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华侨出国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央人民政府一开始就重视华侨工作，制定华侨出入境规定，便利出国。南安从1950年起，华侨出入境就已恢复，据统计1952－1953年出国1603人，1954年至1957年出国5942人。解放后出国平均数比以前少，主要是新中国诞生后，受到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敌视和封锁，侨居国对我国公民出境施加种种限制，出国手续诸多麻烦，有的国家与我国无邦交关系，华侨与侨眷往来无法联系。70年代以来，随着我国邦交的不断发展，南安人出国定居，探亲者日益增多。改革开放以来，中外交往频繁，南安人抓住机遇，大胆开拓，跨出国门，开展经贸，自费留学，足迹遍及五洲四海，形成新一代具有较高文化素质和经济实力的华侨，据1988年南安有关部门的联合普查统计，南安华侨、华人分布在世界五大洲30多个国家，以印尼、马来西亚、菲律宾最多，均在30万人以上，其次是新加坡20余万人，再次为缅甸、美国、泰国、越南等。 四、南安华侨对居住国和故乡的巨大贡献 历代南安华侨与侨居国人民一道胼手胝足，辛勤劳动，艰苦奋斗，为侨居国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做出卓越贡献。早期南安华侨以劳动者为多，从事农垦、手工业或小商贩等业，中后期南安华侨事业有了巨大的发展，从事种植业、建筑业、金融业等，涌现出一大批饮誉东南亚乃至世界的华侨巨商。 著名侨商有糖业、银行家黄奕柱(金淘人)，建筑家林路(美林人)，“橡胶大王”李光前(梅山人)，垦殖业家梁后宙(翔云人)，“味精大王”郑龙溪(官桥人)，“棕榈油王”叶金剪(金淘人)，建筑家李金塔(石井人)等等。 南安华侨除从商业，还有许多人从事教师、医生、宗教、艺术等，如美国医学博士叶芸英(金淘人)，新加坡著名诗人、书法家潘受(罗东人)加拿大国家三级研究员李少明(梅山人)等就是出类拔翠的海外南安精英。他们辛勤劳动，默默奉献，为侨居国的文教事业的发展和中外文化交流做出特殊的贡献。 本世纪初，南安旅菲华侨在马尼拉和新加坡分别创办了“普智中学”和“南明中学”。新加坡著名华侨实业家李光前发起创办了“南洋大学”并出任首任校长。南安华侨还在侨居地创办了华文报刊，如菲律宾的《公理报》、新加坡《南洋商报》、《华声报》、印尼《新报》、马来西亚《大马南洋商报》等，传播中华文化，勾通华人信息，增进侨界团结，发挥巨大作用。清代末，南安华侨还把家乡的南音，高甲、梨园、木偶戏传到南洋，至今这些古老中华艺术已在异域他邦生根开花。南安华侨把祖藉地的香火带到侨居地，仿建家乡的寺庙佛祖，加以供奉，如新加坡的凤山寺，菲律宾的性愿寺，大藏寺等。 南安华侨艰苦创业，勤俭持家，生活简朴，而对公益事业却慷慨解囊，乐善好施，充满爱心。许多人富贵不思淫，而是捐巨资创办公益造福人民。早在清代，南安华侨在侨居地就捐建医院、福利院，并设立各种基金，用于赈救灾民之用，由新加坡华侨李光前先生设立的“李氏基金会”已成为国际性的慈善机构，南安华侨的这种博爱无私精神，深受侨居国政府和社会各界的褒奖。 拳拳赤子心，殷殷故园情。南安华侨素有爱国爱乡光荣传统，他们捐资创办学校、医院、筑路造桥、兴修水利，修建庙宇名胜，设立各种奖教奖学基金等，爱国爱乡事迹不胜枚举。据有关部门统计，南安华侨捐赠各种公益事业占福建省捐赠总额的四分之一，有力地支持了家乡的各项建设，其不朽功勋故乡人民是永远不会忘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