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成功，是中华民族之精英，杰出的民族英雄，举世皆知，但英雄之家族是外贸先驱这情况，却鲜被人们所注意。英雄生于明天启四年(公元1624年)，卒于永历十六年(公元1662年)享年三十九岁。英雄的一生是多么的短暂，然其为了民族的尊严，祖国领土的完整，身经百战，血沃东南争半壁；气贯长虹，北战东征驱外夷：他忠贞不屈地奋战达十七个春秋，终于收复被荷兰殖民主义者霸占达三十八年之久的台湾宝岛。英雄之壮举，以自制的木帆船打败称霸海上的荷兰“甲板”舰队，首创以弱制强之伟绩，为世界反殖民斗争树立了光辉典范。 郑成功在军事上的伟大成就，为中外所肯定和景仰；而在通商方面的成就却被人们所忽视，连记载郑成功事绩的“实录”，“志书”也很少记载或无提及到有关郑成功如何领导和友展对外通商贸易以济军需的事迹。其实，应看到英雄在开展对外贸易这方面所取得的巨大成就。 英雄的故乡——南安石井，负山面海，地势险要，素为滨海重镇和海防要津，海岸线长达二十多里，海面开阔，流平无礁，随处有海舶停泊的良坞，是绝好的天然避风港。该港可泊三百吨以上大船，内通水头、安海，外航沿围头湾可达上海、天津、厦门、台湾等地区及东南亚诸国。有此优越条件，居此的世代先民大多以讨海为生，有的人则成为贩货对外贸易之海商。英雄的祖父郑绍祖就是以渔海而发展成为对外经商的行家，他因商而到过日本等国，结识了不少中外人士，如日本幕府丰臣秀吉，以及广东香山澳的黄氏外商，还娶黄氏女为妻，这些关系，都为后来郑氏家族的发迹奠定了基础。至英雄的父亲芝龙，进而发展成为独霸闽海的权贵人物，芝龙在十八岁时，依附于专营外贸的舅父黄程门下，程见其精明强悍，即遣其押随船经商于西班牙、葡萄牙等国，因而熟悉了经营外贸和同外国人交往的手法。然芝龙秉性强悍，有壮志，不愿久覊他人篱下，旋即离开舅家，于天启三年春(公元1623年)随同李旦到日本经商。因得到乃父绍祖故友的提携，受到日本仕族之器重，又经松浦侯的介绍，终与日女田川氏结为伉俪。不久又离开日本，同福建海澄人颜思齐结伙到台湾，组织海上“十八芝”好汉，在北港“安设寮寨，抚恤土番”，“分所部耕猎”，从事争霸海上贸易的活动。思齐死后，众推芝龙为首，在其悉心致力的经营下，事业大有发展，不多久即拥有商舶数百艘。缘因荷殖武装侵占台湾，芝龙即率部返回石井，利用故乡的天然良港为据点，组织护航甲士，继续发展对外贸易。曾因商多次同荷殖角斗，争夺海上之权益，从而声威大振，引起了明王朝的注目。崇祯元年(1628年)，芝龙接受了明王朝的招安，先任海防游击，后升福建总兵。此时的芝龙已拥有船舰千余艘，甲士数万人，成为东南海上之巨霸。芝龙为了利用既得之权势，发展既有实力，遂于崇祯二年，择选三面临海、港阔湾深、退可坚固自守，进能争雄夺霸的战略要地安平港(即今晋江安海)为根据地，建府第，造水寨，“开通海道，直至其内，可通洋船”，逐渐垄断了东南沿海出入口商之特权，向来往商贾，征收税金，颁令“每一商舶例入金三千，不得郑氏旗，不能行也”。及至唐王时，更成为权倾朝野之重臣，复以练饷为名，捐输百万，全归郑氏私库，故“富可敌国”，花村《谈往》载称：“海有十寨，飞黄(芝龙别号)富逾十主，辇金返家，置苏抗两京细软，兴贩琉球外国等物。不特芝龙如此，即其叔辈亦尝以商业为务…。至于成功，则更扩而充之”。按《先王实录》所载永历七年九月廿九日英雄的四叔鸿逵复其被软禁在京的长兄芝龙的信，“自丙戍(即隆武二年)鳌江泪别兄颜，弟乃督师入揭(阳)通商济籴，屈指八载……。辛丑春(永历五年)在弟则因足疾艰楚，自放马得功之后，择地白沙，粗建茅屋，所有大小战舰，尽为渔商，与地方相安者，已三载矣”。可见，曾保唐王入闽称帝而获满门荣封的定国公郑鸿逵，在失败之后，名曰解甲归隐，其实还是易官而操商。芝龙昆仲亦全是因商得势而获高官厚爵的，郑氏家族正是名符其实的外贸世家。 郑成功为了“逐荷复国”之需，承芝龙之业尤加扩大充实，自是势在必行之大计。正如《先王实录》评注中所述：“郑氏养兵数十万，固全恃沿海之征粮饷，然非经营东西洋商业及商行，亦不能措置裕如”。按英雄自隆武二年十一月(1646年)在南安学宫(丰州孔庙)“焚青衣”，发誓明志，毅然投笔从戎，竖起武装救国旗帜。在其忠贞大义的精神感召下，闽、粤、苏、浙众多忠义之士纷纷应募入伍，有部份明室遗员亦皆前往归附，在不满一年的时间，即拥有武士五万多，尔后发展而分为陆军七十二镇，水师二十镇，戈船甲士十七万，战船五千艘的这样一支水陆军具备的雄师；又承制分设文职六官理事及三司六察等官在经济管理上设有裕国库和利民库等机构。如此庞大的组织，经养须“日费巨万”，单靠沿海部分地方的粮饷，远远不足敷用，且英雄有深厚的“桑梓观念”，深知民间疾苦“岂忍锋镝相加”，只因“数十万之兵众嗷嗷待哺，腹不可枵，故措食食民“间”，“就地方取粮，亦不得已之役”也！此乃英雄经常对其部属士卒的谆谆训谕，并为此制定了严历的军法条令，在筹操“日费巨万”的经济来源的岁月中，还遭到清王朝残酷的包抄围剿，仅在隆武二年一月间，清军突袭安平时，芝龙平生的囤积被洗劫一空。更严重的是永历十年六月廿二日，防守海澄城的前冲镇黄梧据城降清，城中所贮粮粟二十五万担及所有军需贮备尽归清有。据《广阳杂记》所载：“赐姓公未得台湾也，积蓄皆贮海澄，铁甲十万副、谷可支三十年，籐牌、滚被、铳炮，火药皆以数万计。损失之惨重，使从来不因敌方破坏而惋惜的郑成功，闻军报亦愤然叹曰：“吾意海澄为关中河内，故诸凡尽积之，岂料黄梧、王元士如此悖负”！面对清王朝千方百计从经济搞垮郑军的情况下，而郑军岿然不动，应付自如，其所侍者，毫无疑问就是依仗外贸经商这一支柱，才能立于常胜不败之地的。降清的黄梧，向清廷条陈《平海五策》，欲切断郑军的经济来源，所谓五策，就是检举郑氏的商业基地，其中有二，一曰：“郑氏有五大商，在京师、苏、杭、山东等地，各营财货，以济其用，当察出收拿”；一曰：“郑氏虽居海中，而其田产财贿皆在漳、泉等处，当察出收官”。叛徒的“献策讨功，欲致郑军于死地，清廷立即“然其请”。黄梧居心何其毒呀！ 从各方面资料证实，成功为了复国大业而办以扩大充实，除组织“其数额多”的东洋商船队和西洋商船队，专事对外通商贸易外，还在厦门、泉州开设号为仁、义、礼、智、信五大商行，称水路五商，同时在杭州等地开设号为金、木、水、火土五大商行、称山路五商从事组织各地名产货物，互通渠道，以济贸易。英雄有识，这些陆上商行都是不披露身份的秘密商行，所以，圣徒黄梧的条陈文中未能一一具体指出。惟见《福建巡视许世昌敬陈灭贼五策残题本》中有“成功山海两路各设五大商，泉州之曾定老、伍乞娘、龚孙观、龚妹娘等为五商领袖”等语。叛徒的出卖，英雄苦心经营的山、水路十大商行难免要遭“收拿”。但据《广阳杂谈》所述：“没收其内地商行，仍未足以致死命，盖在海外转辗贸易，仍甚裕如，且如通商之故而得台湾，适以延其世祚……。”通贸于“南洋各岛，东及日本琉球商舶往来，络绎不绝”。这正是经商外贸在郑氏通盘事业中所发挥的巨大作用。 至于“因商而得台湾”者。台湾，自古是中国的领土，考自隋唐间，大陆百姓即开始陆续入台开蓁定居，宋代正式设官建制。明天启间，郑芝龙随同颜思齐等率众开发北港分部耕猎；崇祯间，福建大旱，民饥无食，芝龙商请福建巡抚熊文灿，“每人给银五两，三人一头牛，以巨舶运送数万饥民到台湾”开垦渡荒。郑氏家族对于台湾的开发，确实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郑成功大力发展对外贸易，仍以台湾为主要基地。至公元一六五二年间，台湾人人不堪忍受荷兰殖民主义者的残暴统治和剥削，原芝龙留台旧部郭怀一率众起义，因而荷夷怀疑郭怀一的武装起义是郑成功策动和支持的，除了增建城堡，加强兵力，严加控制外，还对郑氏往台的商舶进行严密的检查，并在公海上截捕郑氏商舶。因此，激起英雄的义愤，“遂刻示传令各港澳并东西夷国州府，不准到台湾通商。由是禁绝二年，船只不通，货物涌贵，夷多病疫”。荷殖酋长揆一，不得不于永历十一年(公元1657年)十一月间，遣原福建南安人，郑芝龙留台旧部，时任荷兰东印度公司的通事和赤嵌地方的华人长老何廷斌奉表求和，“年愿纳贡，和睦通商，并陈外国宝物”，英雄因而许之。经议定，荷兰殖民主义者每年须向郑氏进贡“银五千两，箭坯十万支，硫磺千担”。从此，荷殖俯服于郑氏麾下，何廷斌暗进台湾地图，是为四年后郑成功收复台湾之先声。 郑成功对于经商外贸和军事建设是一样重视和用心的，即使在戎马倥偬，亲当矢石之行，亦不忘过问和督促的。如永历十年，英雄将率师北征时，亲委从兄郑泰户官兼管十大商行事；翌年二月，六察官常寿宁欲告假先回思明(永历九年三月改中左为思明)时，英雄亲谕“行令对居守户官郑泰，察算裕国库张恢，利民库林默等稽算东西二洋船本息，并仁、义、礼、智、信、金、木、水、火、土各行出入银两”，五月回师，随即亲行“稽察……洋船事务”。英雄的重视，保证了外贸通商的长盛不衰，外贸事业的繁荣昌盛，又保证了军队的强大发展并以强大的军事力量来保护海上贸易的顺利进行。外贸军事，军事外贸，相符相成，这就是郑氏开创伟大功业的两大支柱。研究和借鉴英雄对外通商贸易之业绩，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因限于资料和水平，冀以抛砖引玉也。 注：参考资料：《先王实强》《清鉴易知录》《南安地名录》《郑成功传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