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名山胜概 “岩谷千年余胜概，冠裳万里共春晖”这是明代福建南安知县丁一中咏九日山的名句。九日山是闽南一座历史悠久的著名小山，在文化古城、海交名港泉州西郊十五华里的南安县丰州镇西金溪北岸。峰恋迭翠，树木苍郁，溪泉映荡，景色醉人，因晋代“邑人以重九登高于此”而命名为九日山，历代倚山建寺，中外僧道、文人、官绅接踵登栖吟啸，因而成为古代泉州的著名风景游览区。故《南安县志》载：“自晋以来，士大夫避世氛，多游息赋咏于此，至唐而益盛，笔墨与兹山并传。”其中祈风石刻，被列为第三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九日山坐北朝南，高一百一十余米，东西北三峰环拱，状如交椅。登高眺远，泉南风光尽收眼底。昔日山上有“三十六胜迹”，惜因年代湮远，风化崩塌，木砍石采等自然和人为原因，损毁尤多。但那天然的“八戒石”，南朝的“翻经石”，唐朝的“高士峰”、“姜相峰”、“姜相墓”，北宋的“石佛岩”、“陀罗尼经幢”等。仍是富有历史意义和旅游价值的重要文物古迹。其中最特出和最有价值的是，“无石不刻字”的满山摩崖石刻，现存七十五段，记载宋代以来官绅、文人登游咏赋和市舶官员“祈风送舶”等活动盛况，是研究古代泉州灿烂文化艺术、中外友谊、海交外贸的珍贵史料和文物宝库 二、“泉南佛国” 两晋南北朝时期，统治者崇奉佛教，大兴寺院。泉州各种宗教都有，佛教尤盛，号称“泉南佛国”。丰州是当时古泉州前身——南安郡邑治和经济文化中心，九日山紧偎邑治，盛产木石，宜建寺宇，自然成为“泉南佛国”的发祥地。晋武帝太康九年(288年)，在山的西南兴建了一座闽南最早的佛刹一延福寺。唐代宗大历三年(768年)，将寺迁建于山的东南，此后屡经扩展。到了宋代，延福寺进入全盛时期，有五十四个院落，几百名僧众，成为闽南最大禅林之一。清末废圮，如今在重建中。 宝刹名山相映美。有了延福寺，九日山就更加显扬了，中外高僧纷至沓来，相传南朝梁武帝普通年间(520－527年)，印度高僧拘那罗陀由海道来华，从南京辗转到泉州港城，住延福寺两年，翻译梵文佛经，后由泉州港启航到迦稜修国。此事说明泉州港城早已萌兴，才有中印僧侣的友好交往。后人为了纪念印度人民的友好使者拘那罗陀，就把山上一块他经常坐着译经的岩石叫做“翻经石”。 佛教的兴盛，促进了雕塑艺术的发展繁荣。九日山有两座现存的闽南较早的佛教石雕：一是北宋初清源军(泉州)节度使陈洪进倡雕的“岩石佛”。该佛像依山岩雕造而成，仪态慈祥，端坐莲朵，袒胸盘足，衣褶深密，气势雄伟，皓然唐风。清初特建石室保护，惜因雨湿风化，脸部已有剥落。二是北宋仁宗天圣三年(1025年)建造的“陀罗尼经幢”，在山下东南今丰州的桃园宫中，共七层，全系石拘，精巧玲珑，生动优美，保存完好，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三、“四贤”芳踪 唐睿宗景云二年(711年)，改古南安为泉州府。玄宗开元六年(718年)，划南安东南之地设晋江县，迁府治于其治地(今鲤城区)，泉州逐渐发展成为文化昌明、“市井十洲人”的繁荣城市。泉州的发祥地，“地灵人杰”的九日山，也因中唐以来秦系、姜公辅、欧阳詹、韩偓等“四贤”的先后登栖或隐居，增添无限光彩与诗情画意，而声蜚遐迩。 秦系是中唐著名“隐逸诗人”，浙江会稽(今绍兴)人，精擅五言诗。他不慕功名富贵，不愿与统治者合作，终生布衣。天宝末年，他避安史之乱，南来泉州，结庐九日山西峰，过着“城市不到脚，公卿罕窥面”的“隐士”生活。姜公辅是中唐时越南人，家住爱州日南(今河内附近)。他仕唐为相，提出防止和平定藩镇叛乱的谋略，“直谏犯龙鳞”，被贬谪为泉州别驾。辞官不就，卜筑九日山东峰，与秦系结为挚友，以后卒葬该山东峰附近，坟日“姜相墓”。欧阳詹府志载为晋江县潘湖村人，后迁居南安高盖山(今诗山)，是中唐时期泉州青年诗人和第一个进士，与韩愈等人跃登“龙虎榜”，对福建文教事业发展的影响很大。他中进士前后，常来山上与秦、姜交游，结为忘年契交。韩偓是京兆(今西安)人。唐末五代翰林学士，著名“香奁诗人”。他与权奸朱温斗争，写下“千村万落如寒食，不见人烟空见花”等揭露军阀混战，同情人民苦难的诗篇，不为朱温所容，携家入闽，投奔闽王王审知，定居南安潘山“招贤院”，时到九日山托足。 后人景仰秦、姜、欧、韩的人品学问和气节业绩，热切称之为唐代泉州“四贤”，为之修葺坟墓，或建立祠宇，题勒遗迹，赋咏凭吊。当中最有历史意义的珍贵古迹，是“姜相墓”、“姜相峰”、“韩偓墓”。据说解放初越南友人曾想前赡仰祭吊“姜相墓”、姜相峰”寻根认祖。 四、诗山书林 在九日山东西两峰的第二层的崖石上，有琳琅满目的摩崖石刻，其中宋刻最多，都是精谌杰出的诗歌、书法作品，真是泉南一座丰富多彩，璀灿夺目的艺术宝库！观赏这些摩崖石刻，会使人心胸恢廓，如置身于诗山书林之中，“应接不暇”。 从诗歌方面来说，现存十方比较完整的诗刻，都是宋代以来泉南缙绅文人描绘九日山的山光水色、禅宇古迹和咏怀秦系、姜公辅等前代名士诗人的。如宋代赵时焕的“天宽野水白，松润石崖青”；元代西域人，泉州郡守偰玉立的“花县屯烟山谷里，金钟跃浪海门边”；明代覃怀的“春色满林三岛外，晴岚横岱九霄间”，郭樘的“入亭野色浮诗案，落石溪声杂夜铃”等纪游诗句，都是情景交融，声色并茂，对仗工整，脍炙人口的佳句。 从书法方面来说，每块石刻都是珍品，篆、隶、楷、行诸体均备，古朴苍劲，雄伟遒丽，璀灿多姿。堪列为上乘神品的著名书家碑刻有：北宋状元、泉州郡守、洛阳桥完建者蔡襄的纪游楷书残刻，苏才翁的“高士峰”篆书题额，苏绅的“姜相峰”楷书题额，清代马负书的“九日山”特大楷书山名题勒等。 五、“祈风送舶” 在九日山的古迹文物中，特别有历史研究价值和值得介绍的是，现存的十方宋代的“祈风石刻”。 宋代(尤其是南宋)以来，北方战乱频繁，领土被金贵族占领，政权逐步南迁。统治者为了开辟财源，保证税利，增加收入，重视发展南方经济和海外交通贸易，广泛招徕中外商人。泉州港城凭借其港湾深邃，丝绸、瓷器、茶叶等特产丰富，造船业发达，靠近南宋首都临安(杭州)等优越条件。“每岁造舟通异域”，积极与海外国家地区进行贸易交往。为了管理海交外贸和税收，从北宋哲宗元佑二年(1087年)起，政府就在泉州设立了海关外贸机构一提举市舶司，接待外国使者和商人，征收关税，有贸易关系的国家地区达五十七个。元朝实行开国政策，泉州更超过广州，“梯航万国”成为我国与世界最大的海港之一，有贸易关系的国家地区增至九十八个之多。 宋代造船业发达，能造尖底或平底的巨型海船，安装罗盘针，远航海洋，到达今日本、朝鲜、南洋、印度、波斯湾、阿拉伯，东非等地。但因受航海科技水平的限制，还不能有普遍的良好装备。泉州帆舶航海主要是靠季风。每年农历十、十一月刮东北风时，船队出国；四、五月刮西南风时，船队还航。如果风候不顺，就会延误航期，威胁安全，影响贸易和财政收入。为此，泉州地方政府、市舶官员和商人只有祈求神灵，保佑船队出入顺风安全。 宋时晋江下游河宽底深，巨舶可达泉州东南城外码头；小船西溯，可直到它的中游一九日山下的金溪。山上庙宇亭台林立，延福寺东院早有一座奉祀海神通远广利王的昭惠庙。这些良好条件，使九日山成为宋代泉州“祈风送舶”的理想场所。 “通远广利王”原系唐代永春乐山隐士，后羽化仙去。民间祈福弥灾，“有求必应”接着，“每岁之春冬，商贾市于南海暨诸番夷者，必祈谢于此。”这样，他就成为“通远广利”的海神了。嗣后，宋代泉州地方政府、市舶官员经常于船队出航季节，在此举行“祈风送舶”活动，送迎我国商船出洋和还航，并定为“常典”。 “祈风”典礼非常隆重，由泉州郡守或提举市舶使主持，率领僚属、缙绅，在海神通远广利王的“昭惠庙”举行。斯时山下庙前车马络绎，香烟缭绕。过后开宴会，登游山林，赋诗留念，勒石纪事。根据有关志书记载，泉州的“祈风”典礼始于北宋元丰年间，九日山“祈风”石刻都为宋时期，最早是南宋孝宗淳熙元年(1174年)，最迟是度宗咸淳二年(1266年)。林之奇、真德秀、王十朋、李邴均有诗文记载，“祈风”之事。九日山的“祈风”石刻，反映了宋代封建政府对海交贸易的重视，也是中外人民友好往来的历史见证。 六、旭山春晖 明清以后，统治者实行闭关锁国政策，加之晋江下游河道淤塞，鸦片战争后列强侵略，福州、厦门辟为通商口岸，泉州港衰落，九日山亦随之凋零残圮。 解放后，党和政府重视保护文物古迹，九日山获得新生。她又名旭山，确如“旭日东升”。1961年，九日山被列为福建首批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88年又被列为全国第三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63年和1973年，泉州海外交通史博物馆和南安县文化馆对九日山的石刻、古迹，先后进行两次的维修整理，并修建一条直达山顶的石级山路。近年来，泉州海外交通史博物馆再次对这些摩崖石刻进行清理校对和描红，海外侨胞、台湾港澳同胞捐资重建延福寺，南安诗人建立九日山诗社。 1961年，郭沫若先生游览泉州，写诗咏道：“亚非自古多兄弟，唐宋以来有会盟。”九日山有着悠久的历史和丰富的文物古迹，她将作为开放城市泉州的旅游区，接待更多的海内外同胞和国际友人，焕发出更加明媚的春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