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李光前，原名玉昆，1893-10-18日出生于福建省南安县梅山芙蓉村。1903年随父李国专南渡新加坡，几经周折后转入商界服务，初受顾于人，后即自营南益树胶公司，营业范围慢慢由树胶贸易扩展到黄梨、油棕、银行、房地产与股票投资等；经营地区也逐渐由马来亚的麻坡发展到新加坡、印尼、泰国等地。在树胶事业方面成为首家华人跨国企业，他自己也成了新加坡和马来西亚地区屈指可数的著名华人实业家和金融家。至其逝世时为止，他所主持的南益集团共拥有二十六家子公司，三亿左右元叻币的资产①。在当时殖民地垄断资本的排挤下，在同行业的激烈竞争中，李光前能够取得如此巨大成就，实非易事，这与他独特的企业经营管理方式有很大关系，笔者拟从如下几方面试述之： (一)抓住时机，谋图发展 李光前天资聪颖，目光敏锐，刚涉足商场就显示出经商的才干。1914年，新加坡闻人庄希泉和陈楚楠创办中华国货公司，聘李光前任英文财库，并处理采办与交涉等事务。民国创建后。中国商务印书馆出版了“共和版”新课本。中华书局也出版了“中华版”教科书，但尚未打进南洋，南洋各地华侨学校尚采用清末出版的旧课本。李光前感到机不可失，遂与中国的出版社联系，购入大批的中华版教科书转售给各侨校，为公司赢得了一笔不小的利润，甚为庄希泉和陈楚楠所器重。 1916年，陈嘉庚为了把树胶贸易扩展至欧美市场，亟需一通晓中、英文的人才，遂聘李光前到其谦益树胶公司工作，主理中英文函件及对外联络事宜。由于他办事干练，精通业务，深为陈嘉庚所赏识，不久即委任其为公司树胶贸易部经理，并于1920年招其为长女婿。 李光前胸怀大志。1927年，他除了继续帮助陈嘉庚处理公私要务外，即开始在麻坡进行树胶买卖，后来又开设树胶烟房，把胶汁制成胶片后出售到新加坡。1928年8月31日，李光前正式创立了南益树胶公司。由于其时树胶价格每磅仅四、五角，盈利不多，于是他就准备购买胶园。此时刚好有一英国人准备返国，欲把麻坡的一千英亩胶园以十万元价格出售。李光前通过调查以后，准备购买。可是，其岳父陈嘉庚却激烈反对，理由是胶园有老虎，胶工曾被吞噬，如果工人不敢去割胶，胶园再便宜，也会荒芜。光前却认为，政府已准备在该树胶园附近修建公路，交通一发达，胶园的价格就会倍增；而且有了公路，人来车往，老虎也会绝迹。于是他下定决心，筹足八万元(其余二万元以后逐渐偿还)把这一树胶园买下来。 不久，政府果然在此胶园附近开设公路，胶园的价格暴涨了二、三倍。1928年，李光前把这片胶园以大约四十万元的高价售出，在短短一年左右的时间即赚了三十万元左右，可见他的卓识眼光与过人胆略。接着，光前即把这一款项用来与林忠国联合经营南益树胶公司。在本世纪三十年代世界经济危机的冲击下，李光前于1931年把南益树胶公司改组为南益树胶有限公司。在经济危机接近尾声时，光前就预料到世界经济不久即将复苏，便先行扩充资本，而于1934年胶价开始回升之时，又抓紧良机，以低价购置了数以万计的胶园与胶厂，并开始向黄梨园、饼干、椰油等行业进军，因而被称为星、马的“橡胶”“黄梨”两大王②。 (二)稳扎稳打，资金灵活李光前在谦益公司工作时，不耻下问，时常向工友请教有关树胶生产与加工等有关技术问题。当他与陈嘉庚的长女陈爱礼结婚之后，陈嘉庚便把谦益公司的一切树胶业务全部交其处理，使他对马来亚各地树胶分栈的业务与树胶贸易的情况，以及国内外市场行情，甚至银行界如何对树胶业进行资金融通与信贷的方式有了更进一步的了解。 鉴于其时很多胶商因把资金用来购置胶园与烟房致使资金周转不灵而倒闭的教训，李光前初创南益树胶公司时，采取了与众不同的方式，没有把资金用来购买胶园胶厂烟房。他的烟房除了在麻坡武吉巴西的旧烟房外，是租用林义顺的通益胶厂；树胶则向小园主收购。这种经营方式虽然利润较低，但流动资金充裕，可以随时调动。 在激烈的竞争下，李光前采取了现金交易的原则。小园主把胶液与胶丝卖给南益公司，除了可以一手交货一手拿钱以外，在急需现款时还可以向公司预借。因此小园主都乐意与南益公司交易，使该公司不致有货源中断或短缺之虞，弥补了自己没有树胶园的短处。 1929年，世界性的经济危机爆发，胶价暴跌，拥有大量胶园与胶厂的树胶商损失惨重。而李光前由于稳扎稳打，量力而行，故即使在1930年胶价降至每磅一角五分的最低价之时，也现金充裕，没有受到银行追债之苦，因而损失最为轻微。 自此以后，李光前采取更加谨慎的经营方式，凡是购买胶园或增建胶厂的资金，绝不向银行借贷。银行给予的贷款，只用作流动资金，由于他有良好的信用，1958年南益集团曾向新加坡汇丰银行取得四千五百万元的抵押贷款，成为当时获得银行贷款最多的一家华人公司。因此，李光前曾经这样说过：“凡是在工商业上最成功的人，就是最会利用银行信用的人。”③当他获得巨额利润以后，除了增购胶园与扩建胶厂，并进行多元化投资以外，也积极向银行业投资。他在银行业方面的投资是其在企业方面投资总额的四分之一，他还于1932年开始担任华侨银行的董事主席，直至1965年因病辞职为止。④目前，南益集团与李氏家族大约拥有华侨银行30%的股票，这就为企业的进一步发展打下了稳固的基础。 (三)诚实、信用、严明、谨慎 1928年，南益树胶公司创立之时，新加坡已有一百二十六家树胶公司，三十七个胶厂。李光前认为，要在商场上站稳脚根，就必须树立自己的信誉，因而就必须有自己的经营作风。所以，他为南益公司制定了“诚实、信用、严明、谨慎”的八字原则。 诚实待人，这是公平交易的基本准则。南益公司不允许职员欺骗顾客。任何人如果被发现有欺诈行为，公司除了赔偿顾客的损失外，该职员要受到警告，甚至调动岗位。由于这样，凡是与南益公司交易过的顾客有口皆碑，使得跟该公司交易的顾客越来越多。 南益公司的员工对树胶分级非常严格，不能马虎，以免购入次等的胶产，使产品的质量受到影响，有损于公司的信用。如果顾客在购入南益的树胶后投诉产品不合格，公司立即调查，若情况属实，马上补偿顾客的损失。因而南益的信用越来越获得顾客的赞许。 在保持信用的同时，公司也必须考虑到自己的盈利，因而便必须执行“严明”的原则。如果员工一时疏忽，把一号胶当作二号胶售出，公司就会无端亏损；而如果把二号胶当作一号胶，则又有欺骗顾客之嫌。因此，李光前要求全体员工工作时，一定要非常严肃与精明，以免出现差错。 李光前严禁公司员工从事买空卖空的交易，而实行稳扎稳打的薄利原则。由于他舍弃了当时盛行的牟取暴利的作风，而使之细水长流，因而南益公司在1929年开始的世界经济危机的猛烈袭击下，能够安然渡过难关，最后成为称雄世界的树胶集团。 (四)知人善用，待遇优厚南益公司聘用的人员，通常是由在职员工介绍，或由华文中学校长推荐的成绩在十名之内品学兼优的高中毕业生。他们经过面试与考核后，分别派到各地胶厂或办事处实习，两年期满后才受到正式录用。 李光前对聘用新职员极为重视，只要有人前来应试。他必定亲自面试。通过交谈，他能洞悉此人的能力与才智，并把有关评语记录起来，事后往往证明他的判断正确无误。 光前对于那些确有才干的人一贯委以重任。他让李成枫负责马来西亚各地分行，并任南益(雪兰莪)有限公司总经理；印尼的七个胶厂则由杨逢年负责；泰国的业务皆归李引桐主持。自从1947年开始，各地分行的行政与经济皆独立，在不违反总行的决策下，一般业务都由各分行的负责人自己决定，因而他们可以充分发挥自己的才干。李成枫原在陈嘉庚的谦益公司工作，1929年加入南益树胶公司。他曾对树胶制造技术和土特产机械加工进行改革，提高了经济效益，为公司赢得了巨额利润，甚得李光前器重。他曾叫成义、成智、成伟三个儿子要向成枫学习技术。1957年，李成枫自请退休，光前还极力挽留，让他担任联兴橡胶有限公司的董事主席，并负责饼干与油厂业务。在临终之前，他还特地嘱咐三个儿子：“今后南益公司的重大决策不能解决时要请教李成枫先生。” 在南益公司工作的员工都不会半途离弃，因为该公司采取的是终身雇佣制，且竭力照顾他们的医药教育等福利，并有优厚的年终分红，退休之后每月又有半个月的退休金。各地的南益分公司每年在获利之后，都拨出20%的盈利作为该公司职员的年终分红。在朝鲜战争期间，南益公司每年获利均逾五千万元，1950年分给员工的年终分红就达一千多万元，这不仅在四十年前，即使在目前亦属罕见。由于各个分公司的盈利额不同，所属员工的年终分红亦各异。一些盈利极佳的分公司职员领到等于他们三至五年月薪总量的年终分红，乃是司空见惯。即使是业绩不振的分行或胶厂，每位职员年终都有月薪二个月的分红。但当该单位转亏为盈时，须从该年度应分发给职员的花红额中，扣除以前预先分发的花红数目，剩余的才是该年可以分发的实际金额。由于公司的利益和职员的切身利益直接挂钩，职员对公司都有一种归属感，工作时干劲十足，即使假日，甚至年终或大年初一加班也毫无怨言。 为了照顾员工的福利和退休后的生活，南益集团自1951年开始就实行“保养金”制度。该制度规定，南益公司的员工每月均从薪金中扣出5%，公司则付出该员工月薪的10%，存入一个银行的特别户，由各行政区的总经理保管，后来即转而存入各员工的名下，以便使他们在退休后的生活有所保障。 南益公司还制定了“居者有其屋”的计划，即南益公司属下的每一位职员都拥有自己的房屋。根据这一计划，公司以无息贷款的方式，把大约三年的薪金总额借给职员购买房屋，屋契的业主是公司的名字。然后，在每年的年终花红中，将该职员的花红扣除一半，作为偿还公司的房屋贷款，直到还清为止，此时公司才把屋契移名给该职员。 由于在南益公司服务之职员的待遇优惠，花红丰厚，且在“居者有其屋”的计划下受惠无穷，因而他们都成为南益公司的中坚分子。所以，在新、马树胶界流传着这样一句话：“没有人有本领挖走南益的职员”。 (五)以身作则，科学管理 为了在商场独树一帜，李光前以身作则，锐意进取。创业初期，他每天凌晨四时半就来到胶厂，督导工人进行工作，有时还亲自动手示范。他几乎每月都到马来亚巡视各地的办事处与胶厂，直至退休，从未间断。由于这样，他能够及时发现问题，及时给予解决，使业务持续稳定地向前发展。 南益公司初创时，为了跟其他胶厂竞争及取得更高利润，李光前千方百计地设法改良烟片的质量。他把胶片的生产程序改成流水线型的操作方式，既提高了工作效率，又降低了成本。他还把火灶加宽，烟房加大，四壁改用洋灰。这样不但可以使胶片的质量更佳，而且可以同时生产更多的胶片。 李光前非常注意发挥下属的智慧与潜力。每逢星期三，他都要和南益公司各分行、办事处的高级职员(包括公司顾问、经理、秘书及各种助手)与社会名流共同进餐，一来表示对他们的尊敬和器重；二来可以征求他们对企业经营管理的意见。由于光前平易近人，从不居高临下，大家都敢于畅所欲言，各抒己见。此时往往可以提出不少建设性的意见，公司的不少决策就是在这一基础上形成的。因而它对企业的发展有很大的推动作用。所以，这种制度现在已为南益集团的第二代总裁李成义所继承。 光前对市场经济信息也非常重视。早在1952年，南益公司就采用了西方最新发明的电子计算机。电传机问世以后，光前又给每一个分行都安置了电传机。分行负责人要通过电传机把每天的树胶交易、囤胶数量及其他营业详情传到吉隆坡总行，然后再由总行把所有资料汇集传到新加坡总公司，并把它们存入电子计算机中。李光前每天五时至六时之间，一定要由新加坡打电话给吉隆坡的负责人李成枫，询问有关情况，然后才研究国际政局及经济状况，以便决定自己的营业数量。鉴于其时的胶商因采取盲目囤积树胶，等待胶价上升方出售的实买实卖的方式而惨遭损失的教训，李光前现买现卖的方式，即把刚购入的树胶，立即以电话或电报在外国市场出售。虽然获利有限，但不会受到胶价下跌的损失，因而能够持续发展。 南益公司属下的分行与胶厂，分为新加坡、南马、北马、泰国、印尼苏南与苏北六个行政区。每一行政区设有一位总经理，全权处理辖下各分行的营业与厂务，总行很少干预。在每一分行或分厂中，设有经理、财政(兼副经理)及买手(即专门负责向小园主购入胶液与胶丝者)各一名，具体负责各分行或工厂的行政与营业事务。各分行、分厂及各地办事处之间的树胶交易，全部采用货银两讫的方式，以防出现纰漏。南益公司职员的擢升与迁调，根据他们在工作时的表现与成绩而定。南益公司从不开除职员，除了该职员舞弊营私，或犯下极大的错误，公司才会叫他自动离职。可是，如果一个分行连续三年亏损，该经理就会被认为无能，他只有一条路，就是辞职；管理胶厂或办事处的负责人，如果该单位三个月连续出现赤字，也会被调离职位，由新人接任。李光前于1954年9月退休，让其长子李成义担任南益集团总裁，他本人只任顾问。他这一先进的科学管理方法，也为李成义所继承。 由于李光前经营管理有方，业务蒸蒸日上。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夕，南益公司在新、马两地已约有三万英亩的树胶园与黄梨园，在新加坡有四个大型胶厂，马来亚有二十个分行与胶厂，泰国有一个胶厂，印尼有七个胶厂。仅分行与胶厂的职员就有二千左右人，胶工与工厂工人约三、四万人。 (二) 现年八十二岁高龄的南益集团元老李成枫说：“他(指李光前)的管理哲学与营运政策，使南益树胶集团形成另具一格的管理及经营方式。这套揉合中外，融汇古今的南益树胶管理哲学，主要还是溯源于华人传统的经商美德，再加上先进的西方管理实务。”综观李光前的企业经营管理方式，这一评价是比较客观公正的。 日裔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管理学教授威廉·大卫对日本的一些典型企业进行了研究，提出了“Z理论”，认为当代企业发展需要建立新的人际关系，具有显著的东方文化色彩，尤其是浓厚的中国儒家文化思想要素。这个理论是在1981年提出的，可是我们在四、五十年前李光前的企业经营管理过程中却仿佛可以看到它的某些特征，这也许就是李成枫所说的“华人传统的经商美德”吧！至于“西方先进的管理实务”也同样在其经营管理过程中呈现出鲜明的特色。李光前为什么能够这样以中西合璧的独特方式进行企业经营管理，从而取得巨大的成就呢？笔者以为是由如下三种因素所促成： (一)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 李光前幼年在家乡私塾受启蒙教育。1903年随父往新加坡后，初在养正学校就读，后虽进英印学校读英文，但周末则到崇正学堂仍攻读中文。1908年他获得清政府公费回国就读于暨南学堂(现暨南大学前身)，1911年升入北京清华高等学堂，后转入唐山路矿专门学堂(现交通大学前身)，1912年才重返新加坡。李光前在青少年时代主要是接受中国传统教育的。 他在暨南学堂就读时，除了数理化成绩优异外，文章也写得很好。他的一篇题为《试论郭子仪与李光弼》的文章，曾被学校当局印发给低年级的学生作范文。⑧可见李光前对中文是有较深造诣的，因而他在思想上必然也会较深刻地受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如他最初在麻坡购买的那片树胶园命名为“芙蓉园”，以纪念自己的故乡“芙蓉村”；他初创的树胶公司叫做“李南益树胶公司”(后因时间一久才把“李”字略去)，这固然是为了招徕宗亲与其交易，其中必然也包含着尊宗法祖之意。还有，他在家乡创办的学校、医院以及“李氏基金会”的前身“助学金”都是以其父李国专来命名的。即使他后来放弃前往香港大学读书的打算，而到陈嘉庚的谦益公司工作，也是因为听说家乡遭受水灾，想到在乡下的父亲日子一定不好过才下决心的。这一切都是儒家伦理孝道的影响所使然。 儒家学说是二千多年来中国传统文化的中心，儒家学说的中心是四维八德，即仁爱、敬贤、尊老与慎终。李光前在暨南学堂的老同学、银行家陈维龙说：“李光前一向尊奉儒家思想，晚年则响往道家思想”。因此，儒家思想的影响在他进行企业经营管理上面必然也会有所表现。他设立的“保养金”制度，竭尽所能地照顾员工的福利，可能是源自儒家的仁爱思想；他星期三宴客及终身顾佣制度又与敬贤尊老、慎终追远不无关系。1934年陈嘉庚事业失败后，李光前即把陈嘉庚的旧属延请过来，因为这些人大部分是他的同事与乡亲，这也不能不说与儒家伦理道德观念有关。 由于李光前这种做法的影响，再加上他所聘用的职员大部分是华文中学的高中毕业生，因此，虽然南益公司对外是使用马来文与英文，对内则一律使用华文，因此就造成了一个非常浓厚的中国文化背景，使大家能够和睦相处，充分调动他们的积极性。威廉·大卫的Z理论揭示，在破除“人身依附”观念的现代企业中，由“契约”关系所形成的雇佣观念还不足以充分调动人的积极性，实际需要的是一种真正的、全面的、人与人之间的信任与平等关系，只有在这种工作环境中，劳动者才可能自主地酌情处理问题，充分发挥自己的才能、潜力和创造性，达到一种全面而自由地发展自己的境界。我们以李光前的企业经营管理方式，就可以看出他事业的成功决不是偶然的。 也许李光前是由于受到中国传统文化父系承传观念的影响，他希望南益集团永远控制在李氏家族中。1951年7月30日，他召开特别股东大会，通过发出面额一元的管理股共四万股，除了一位董事李成宗拥有二百股之外，其余皆归李光前与其儿子所拥有。1964年他回国治病之时，才把他拥有的股份转让给其夫人。南益公司的管理股与普通股的最大不同之处，在于公司董事是由拥有管理股的股东会议上决定的，管理股在选举董事时，每股有四票的投票权，而普通股每股只能投一票。李光前这样做，乃是为了避免日后子孙把南益股权出售，让公司落入外人之手。李光前还把南益公司的拥有权与管理权分开。目前，李氏家族拥有南益公司股份的99%以上，外人在该公司中的股份尚不足1%，在99%的股份中，李光前占了48%，其余则由他分配给其夫人与三位儿子及三位女儿。其三位儿子是董事会成员，女儿则不能参与公司决策。为了让李氏家族永远拥有南益集团的控制权，1964年李光前把其名下48%的全部南益股份，悉数捐给李氏基金会。所以，李氏基金会目前是南益集团最大的单一股东。李氏基金会是一个法人性质的信托基金组织，没有人可以变卖其资产。这样，基本上可以确保南益集团不会因其儿孙分家产而瓦解了。李光前真可谓是费尽心机深思熟虑也！ 目前，李光前的长子李成义是南益集团与李氏基金会总裁兼负责树胶业务；次子李成智主持黄梨业务；银行与股票投资业务则由三子李成伟负责。南益集团不仅是东南亚规模最宏大与历史最悠久的一家华人公司，而且也是组织最完善的华人企业之一。这一切都是由于其创始人李光前的精心设计与安排，呈现着中国传统文化的强烈色彩。 (二)西方科学技术的熏陶 1908年，李光前获得清政府公费而来到南京暨南学堂就读之际，正是西方学术思潮在中国盛行之时。其时的中国学者认为，西方之所以势强，乃因“船坚炮利”之结果；而其船之所以坚，炮之所以利，源自西方民主制度与科学技术，因而提出了“向德赛二位先生学习”的口号(德，即德摩克拉西，DEMOCRACY(民主)的音译；赛，即赛因，SCIENCE(科学)的音译)。虽然其时李光前主要接受中国的传统教育，但身处这一时代潮流之中，也不能不受到这种思潮的影响。所以，1911年孙中山领导辛亥革命之时，他虽尚在唐山路矿学堂读书，也加入了同盟会，投入废除帝制、创建共和的运动。 光前于1912年返回新加坡后，初任教于道南与养正学校，并兼任华文报纸《叻报》的电讯翻译员，后又考入英国殖民地政府测量局主办的绘测学校，半工半读，同时还修读了美国某大学的函授土木工程课程。本世纪初，新加坡与马来亚的锡矿开采与树胶种植事业非常繁荣，为了扩大树胶种植面积，并利于锡苗与树胶的输出，英政府积极修建公路，发展陆上运输，而所需要的大批工程师与绘测师则皆来自英国。此时李光前的理想是成为一名工程师，每月能有五百元的收入。这个理想的确立，很可能是由于在其时环境中受到从英国来的工程师与绘测师的影响。 从以上情况，我们可以粗略看到李光前受到西方影响的一点影子。可是，李光前在企业经营管理方面学习西方的先进科学经营管理方法应该是肇始于在陈嘉庚谦益公司服务期间。因为其时李光前在谦益公司是负责直接把树胶售卖给美国商家的事务，又因他初到新加坡在英印学校就读时就打下了良好的英语会话基础，同时他又处处善于学习，不耻下问，因此能够从业务交接中了解到一些西方国家在企业经营管理方面的先进经验，这大概是可以肯定的。后来他又多次参加国际树胶会议，并游历欧洲不少国家，因而对西方国家的先进企业经营管理方式必定会更有所体会。如他以后注意对市场经济信息的搜集与预测，利用电话、电报经营业务等等，应该都可以说是学习西方先进企业经营管理经验的结果。他让各行政区的总经理全权处理各分行的业务，必定也是源于战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所实行的多样化公司的决策层次。陈维龙说：“光前先生周游世界，对于各先进国大实业家的投资及组织方法，有深切的了解，所以他不会‘把所有的蛋，都放在一只篮子里。’那是毫无疑问的。”⑩可见他积极向多元化企业发展，也是学习西方先进经营方法的结果。也许是由于有了这个基础，他感到必须更好地、更系统地学习西方的先进经营管理方法，所以他让三个儿子都到西方国家留学。长子成义、次子成智先后在美国东部宾州大学、华盛顿金融商业学院毕业；三子成伟则是加拿大西安大略大学的工商管理硕士。 李光前学习西方先进企业经营管理方法最明显的例子计算机的使用。李成义1946年由美国毕业返回新加坡后就在南益集团任职，两年后出任董事。为了更迅速更详尽地了解国外行情以及集团内部的其他情况，他建议采用西方最新发明的电子计算机，从而使管理更加现代化，决策更加科学化。这一建议获得董事部接纳以后，即着手进行，并于1952年开始正式使用。当然，通过使用电子计算机并不是李光前一个人的决定，但其时他是南益集团的总裁，没有他的同意是不行的。 可是，李光前对于西方企业经营管理中可资借鉴的东西，也不是盲目地生搬硬套，而是取长补短，择善而从。1931年，南益树胶公司改组为南益树胶有限公司时，李光前曾一度象西方那样，以分发公司股票的方式奖励属下员工。后来在实践中证明不甚妥善，便改分发丰厚的花红与奖励金，分发股票即被取消。李光前就是这样从南益集团的具体情况出发，对西方经营管理方法进行分析消化，为我所用，制定出一套自己的较科学的企业经营管理方式，使企业管理方式现代化。 (三)陈嘉庚的影响及模范作用 李光前于1916年前往谦益公司工作，直至1929年方离开，为陈嘉庚事业的发展做出了很大的贡献。可是，我们也应该看到，这对李光前迈向成功的道路也是一个重要的阶梯。首先，他在此期间能接触和学习西方的先进企业经营管理方法，此点已详述于前，此处不再多赘。其次，因为陈嘉庚是当时新加坡著名的树胶大王和华侨领袖，能够担任其公司树胶贸易部经理己不简单，况且他后来又成为陈嘉庚的女婿，更是非同一般。因此，一些工商界人士必定会刮目相看，这对他以后事业的成功必定也会有很大的帮助。 陈嘉庚是一位大企业家，他在企业经营管理方面也有一套自己的方法，李光前在其谦益公司工作了十二、三年，对陈嘉庚的经营作风及管理方式心领神会，潜移默化，日后便应用在自己的企业经营管理之中。如陈嘉庚非常信守商誉，严把质量关，每日必亲自到厂内视察生产，检查监督产品是否合格，李光前也是如此，并且为南益公司制定了“诚实、信用、严明、谨慎”的经营方针；陈嘉庚在与同业竞争中，大胆改造革新，如把大锌锅改为内铜外铁的煮锅，在菠萝园中套种橡胶种子等等，李光前改革胶片的生产程序已如上述；陈嘉庚对“职员中有头脑敏锐、精明能干、又公忠职守者，他一经发现，即以提拔，委以重任，不论是否亲朋故旧，概都一视同仁”。李光前也同样任人唯贤，充分发挥他们的聪明才智。这些相同的经营管理方法，我们不能不说是陈嘉庚在企业经营管理方面对李光前的影响。总之，我们在李光前的企业经营管理过程中时常可以看到陈嘉庚的企业文化基因。 特别值得指出的是，陈嘉庚经营企业的最终目的对李光前的影响。陈嘉庚作为一个资本家，经商办企业，当然要追求利润，而且要千方百计来获得同行业的最高利润，但他赚钱的目的不是为了享受，不是为了福荫儿孙，而是为了服务社会。他曾说过：“金钱如肥料，撤去方有用”。“财自由我辛苦得来亦当由我慷慨捐出”。因此，把企业经营所得的款项绝大部分用来捐办教育事业。据估计，他一生为教育事业所捐献的金额，相当于现在的一亿美元左右。李光前对陈嘉庚这种倾资兴学的精神非常崇敬，并且认真学习，身体力行，捐资办学。他曾先后独资在故乡南安梅山创办了国专小学和国光中学，同时也捐款协助修建厦门大学和集美学村校舍。1952年，他建立了“李氏基金会”(后分为“新加坡李氏基金会”和“马来西亚李氏基金会”)，兴学助教，施贫济老。该会自成立至李光前逝世为止，捐助文教及社会公益的款项共达一千万元。类似事例，不胜枚举。由于这样，李光前深孚众望。1939年他被选为新加坡华商的最大组织——中华总商会会长；1946－1947年，他再次当选为中华总商会会长，兼任新、马中华商联会第一届主席。1946年，吉兰丹州及柔佛州苏丹先后封他为“拿督”(BCAT0K)。1958-10-25日，马来亚大学赠给他名誉法学博士学位；1962年元旦，他被聘为新加坡大学校长。1964年，马来西亚最高元首封其为“丹斯里”(P.M.N.即PAMGLIMA MANGKU NEGATA)。 李光前由于善于学习，取长补短，融古今中外的经营管理手法于一炉，形成了自己一套中西合璧的企业经营管理方式，从而在事业上面取得巨大成就，这是值得我们认真借鉴的。因此，在我们努力进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建设的今天，为了促进企业管理现代化，认真回顾和总结一下李光前的企业经营管理方式及其成功背景是很有现实意义的。 注释：①蔡仁龙：《热心桑梓、热心教育事业的李光前》，《华侨华人史研究集》(一)，第422页，海洋出版社，1989年出版。②盖燮：《白手起家李光前》，《侨史》第1辑，第144页，晋江地区(现泉州市)华侨历史学会筹备组编。③王振春：《我国创业的先贤李光前奋斗史》，《新明日报》 1983年3月11日。④⑧⑩陈维龙：《新加坡大学首任校长李光前博士》，《星马人物志》，第33页，第39页，第26页，香港东南亚研究所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