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叶飞，福建南安金淘深垵村人，一九五五年被授予人民解放军上将军衔，是新中国成立后军衔最高的归侨将军。叶飞一生戎马生涯，战功卓著，充满传奇，本文选自《铁军中的华侨兵》(上海百花出版社出版)，以飨读者。 1989年1月，我应菲律宾参议院议长萨朗加和众议院议长米拉特的邀请，访问了菲律宾。在菲律宾受到了隆重而热情的接待，特别是菲华各界欢宴更是令人难忘。菲律宾总统阿基诺夫人在接见我时说：“我身上有中国血液，你有菲律宾血液，这说明中菲两国人民之间有着亲戚一样的关系”。她说：“我访问中国时，先到福建祖籍，在祠堂里祭奠祖先；你这次来菲律宾，要重返你的出生地：奎松省迪阿旺市，并去祭扫父母的墓地，这是相同的心情和相同的愿望。” 1914年5月，我出生在菲律宾吕宋岛一个华侨家庭里，五岁时回国，离开菲律宾正好整整70年了。这次到迪阿旺，市政厅把我的出生证找了出来，70年恍如一瞬间，真令人感慨不已！ 我的父亲叶孙卫，原是福建省南安县的一个贫苦农民，有房二间，地五分，家中一向贫困，加上农村破产，生计无着，新婚几月后，就跟随同乡飘洋过海来到菲律宾。开始做苦工，以后做小买卖，我出生的时候，家境可算得上小康水平了。 菲律宾华裔很多，港口三宝颜就是华人聚居之地，传说三宝太监郑和下西洋时到过这里，所以叫“三宝颜”。据明史记载：福建商贩数万人，往往久居吕宋(即菲律宾的一部分)不返，生育子孙。 我父亲到菲律宾后又结了婚，这也是华侨中常见的现象，即在家乡结婚以后，又在侨居国婚娶，所以我有两个母亲。我的生母是迪阿旺人，有个很美丽的名字：明嘉洛·琵甘。 我的出生地迪阿旺是个山区小镇。市长告诉我，现有人口是5.5万余，比70年前兴旺多了。在我的记忆里，这里是一片椰林，一座座竹楼，一簇簇黄菊……。当我回到这个山区小镇，走进一座座西班牙式的庄院，在椰林里徜徉，在草棚饮椰汁，在竹楼里与菲律宾亲友欢聚时，我情不自禁地欢呼起来：“这才是菲律宾！”幼年时，我就住在母亲的竹楼里，竹柱、竹顶、竹篾墙、竹片楼板、竹楼梯，圆溜溜，光滑滑，脱鞋光脚才能登楼，走到楼上就能翻身打滚，真是孩子们的天堂…… 大概是长期受西班牙和美国的统治的缘故，当地人的观念和生活方式受西方影响较深。比方说，菲律宾就不像中国那样“四世同堂”，而是小家庭制，而且妇女与男人一样有财产继承权。我父亲和生母是各开一个小店，各自独立经营。我母亲有一片椰林，父亲从母亲的椰林里买来椰子打油出售，并兼营杂货。母亲开的是米店，我还记得她自己扛起稻谷到碾坊去碾米的情景。 母亲和父亲不一样，是有文化的妇女，英语很好，来往的信件都用流畅的英文。她还教我学了一年英语，所以我回国上学，英文课就很轻松。我小时候活泼好动，调皮捣蛋，母亲却特别疼爱我，可是我5岁便离开生母回国，以后就再也没有见到她了。开始还有书信往来，投身革命后，便音信断绝。一直到解放后，才得知父亲在抗日时期就病故了；母亲依然经营小店，但身体已不如前，患高血压症，家计重担由我没有出嫁的大妹妹主持。我对大妹妹始终怀有感激之情，她献出了青春，分担了母亲的责任。50年代初，突然收到大妹妹来信，告知家中负债无法偿还，要宣布破产，但弟妹还在读书，又怕病弱的母亲受刺激，走投无路，希望我能借一笔钱给她。这封信使我很为难。我当时是福建省的省委书记、省长，还兼军区司令员，却没有钱可以寄给她，这是在海外的人所不能理解的。考虑了几天，我给她回了一封信，告诉她无法寄钱，但可用另外的办法帮助，我要她带母亲和弟妹回国，由我来负担养家的责任，并供弟妹在国内上学。可是以后没有回音，不知道这一难关是如何渡过的。这一次，弟妹告诉我，母亲虽然是个虔诚的天主教徒，政治上的是非还是分得很清的。当时的菲律宾殖民当局知道我和启存参加中国革命斗争之后，曾经找过母亲的麻烦，母亲很自信地说：“我的子女从来不做坏事，在菲律宾时是这样，在中国一定也是这样，如果他们当共产党，共产党一定是好的。”新中国成立以后，当地的反华分子知道叶飞主持福建省党政军工作，又来骚扰她老人家，她反而对他们说：“你们说我儿子是共产党的大官，我却不清楚。他离开我已经30多年了，音讯全无，我很着急。既然你们知道，就请你们把他抓回来，也好让我们母子团圆。”说得那些家伙无言以对。我生母在1965年病故，参加送葬的有一二百人，据家人说：母亲为人正直，在当地很受人们尊重。 我生母与父亲合葬在迪阿旺墓地。我走到墓地，一杯黄土，萋萋青草，数簇黄菊，并排两块墓碑，一块镌刻着中文：南安、金淘、显考等红字下是父亲的名讳；一块是菲文的，没有任何装饰，只是母亲的姓名和忌日。我和在菲的亲属在墓前默哀，献上了黄菊编织的花篮，寄托我70年的思念。 在迪阿旺，我见到弟、妹和弟媳、妹婿、子侄、孙辈……40余人。这是留在菲律宾的，有些已移住洛杉矶，新加坡等地。 我兄弟姊妹共有9人。大哥叶启迪，是家乡的母亲收养；二哥启存，大我两岁，从小一起长大，和我一起回国，一起读书，又一起参加革命，和我关系最为密切；我是老三，原名启亨；下面还有四个弟弟、两个妹妹。其中启东幼年时由二哥带回国读书，解放前夕回菲律宾，解放后回来读大学，以后一直在福建工作。其他几个弟妹是在我回国后出生的，一直没有见过，我国和菲律宾建交后，三个弟弟才回国相聚，已经都是上年纪的人了。 我幼年离开菲律宾，不会讲当地话了。启东也不会讲。他说，虽然他在福建解放前夕去菲律宾，但也没有重温菲语的机会。他在华侨学校教书，华侨相约侨生子女在校外讲菲律宾语，在校一律要讲汉话。他住在学校，整天讲汉语，等于在祖国一样。由此可见华侨对祖国眷恋之情。 华侨大多是非常爱国的。虽然封建王朝视华侨为“化外顽民”，但由于我国国力日弱，华人在海外受尽歧视压迫，所以对祖国总是怀着赤子之心，祖祖辈辈保持着中华民族的传统。我父亲就是这样，从小教育我们不要忘记祖国，不要忘记家乡。他经常对我们弟兄说：“中国人在海外受欺侮，就是因为政府太腐败，所以你们自己要争气。”我刚刚5岁，父亲就带我和二哥回祖国接受教育。 1919年，父亲带着二哥和我回到了故乡——福建省南安县的金淘区深垵乡占石村。 故乡离闽南古城泉州只有一天路程，山清水秀，但是人多地少，一直是穷乡僻壤。几百年来，不断有人背井离乡，飘洋过海到南洋谋生。山区人性格慓悍，豪爽。明末清初南安出过两个著名人物：郑成功和洪承畴，两人对照鲜明，好像是指明后人走哪一条道路的标记，南安人总是以他们的经历来教育后代。 父亲回到家乡才一个月，就被土匪“绑票”了，好不容易赎回来，就匆匆离乡出国，以后就再不敢回来。从此，我们兄弟俩就由家乡的母亲抚养。 家乡的母亲娘家姓谢，嫁到叶家后一直没有随父亲出国，留在故乡苦撑家业。华侨往往在海外和故乡各维持一个家庭，这大概是由于他们总盼望有朝一日“叶落归根”的缘故吧。她没有生育过，我和二哥回到家乡，她就把我们当亲儿子一样来抚养，所以我是由两个母亲抚育成人的。以后我参加革命，开始做地下工作，后来转战南北，就断了音信。一直到了1949年，我率大军南下解放福建，母亲是家庭妇女，没有主张，十分惊慌，也不知道“解放军的首长叶飞”就是她的儿子。1949年9月，我军抵达泉州，才把我母亲接来，见面后告诉她老人家：“我就是启亨，叶飞就是我。”她才惊喜交集。以后接到福州和我同住。母亲的晚年总算享了几年清福，1963年病故。我在回忆录中写道：母亲因此“没有跟我一起遭十年动乱的罪。”其实，老人家逝世后也并不安宁，“文革”中以林彪、“四人帮”为后台的福建造反派把封建时代的“挖祖坟”也施展开了，“砸烂”了老人家在福州的坟墓。金淘的人民可不答应，要把遗骨迁葬故乡。造反派千方百计进行刁难，金淘人也讲究策略，理直气壮地说：“不管怎么说，叶启存是革命烈士，我们要烈士的母亲！”造反派无言可对，老人家终于归葬占石村。1990年6月，我们一行——两个儿子、一个儿媳、一个孙子和两个孙女回到南安，在占石村外三四百米的山腰上，祭扫了“叶母谢氏宾娘之墓”，献上了鲜花扎成的花圈。 我幼年还乡后不久，就被送去读书，先上了半年私塾，念的是《三字经》。那时我还不会家乡的方言，上课什么也听不懂，只见先生抑扬顿挫，摇头晃脑，口中念念有词，不觉嘻笑起来。这下可闯了祸，挨了先生一顿竹板戒尺。小孩子学说话很容易，大约两三个月时间，我就学会了家乡话，还学会写读一些汉字。 第二年，进了深垵乡完全小学。那个年代，这是一种“新式教育”了。当时的完小还很稀罕，毕业后就像考上秀才一般，有人到家中报喜：“贵府少爷读××县完全小学，第×名毕业……，”家里要给来人赏钱，放鞭炮，宴请四邻。然而教育不受重视，偏僻山村是不可能办学的，小学也离村子很远。我每天早上带着两块红薯当作午饭，沿着山间小路去上学，走累了就在大尖石上休息。上学真不易呀！10多年后，启东也就读于这个学校，半工半读，总算读到了毕业。 我读小学的时候，正值第一次大革命的年代。福建沿海开放较早，新思潮的传播较快。我不清楚第一次大革命时期南安县革命活动的历史，只知道在我读高小的时候，南安县已经有国民党的区分部和农民协会等组织。人所周知，孙中山领导民主革命，开始主要是在海外活动的，是得到华侨大力支持的。他和广东、福建沿海的三合会关系也很密切，所以南安县很早就有国民党组织并不奇怪。我读书的这个小学有的老师比较进步，是国民党左派，经常给我们幼小的心灵灌输民主革命的思想，使我从小就受到民主，正义、平等、真诚、无畏、牺牲……等清新而又美好的观念的感染。我还记得那时还参加过游行，打着小三角旗，唱着：“打倒列强，打倒列强，除军阀，除军阀……” 我开始获得革命思想的启蒙，是在读高小的时候。有位数学教师叶骥才，是国民党左派，很喜欢我们弟兄俩。那时我们两兄弟功课很好，每次考试第一名和第二名总是我俩轮流占去。叶骥才老师和我们很亲近，经常向我们传播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思想。这位叶老师是我幼年时代思想上的启蒙者。他早已退休，住在上海，我到上海常去看望他。去年他已病故了。 华侨最易受到国际政治、经济变化的影响，侨眷生活也就因此而动荡起伏。1925年我和二哥高小毕业了，正赶上国际性的经济危机，也涉及到海外的家庭，父亲写信回来说：家里经济困难，只能供一人升学，另一个到菲律宾帮他经营。叶骥才老师知道这事后，找到我母亲说：“你这两个儿子都是高材生，中途辍学太可惜了，你们是小康人家，还是让两兄弟都继续升学为好。”母亲一向盼望我们两兄弟读书上进，便同意了，又写信给父亲。叶老师自己也给父亲和我生母写了恳切的长信劝说，终于打动了父亲，同意我兄弟一起去考中学。 叶老师建议我们到厦门去投考中山中学。当时厦门有两个中山中学，厦门港中山中学是左派办的，鼓浪屿的中山中学是右派办的。我那时已经大略懂得左派和右派的区别了。当时左派和右派在闽南的斗争很激烈，公开在报纸上争论。叶老师以前在厦门读过书，那里有他的老同学、老朋友，也都是左派，所以他介绍我们兄弟去考厦门港中山中学，并托他的朋友照顾我们。后来才知道，他的朋友有的就是中国共产党的秘密党员。 我们兄弟俩的功课底子好，到厦门港中山中学考取了插班生，直接从初中二年级读起。我上英文课很轻松，在菲律宾时母亲教过我一年，读《模范英语课本》第二册就基本上没有什么生字。其它功课也不大费力，故有时间看课外书。开始是看小说，小学时喜欢看《三国》、《水浒》；中学时读创造社、太阳社的出版物较多，鲁迅的作品也看，但恐怕是太年轻的缘故，不太懂。 厦门是个沿海岛屿，在鸦片战争后成为“五口通商”的港口之一，是最早的“对外开放城市”，交通便利，当时就有定期班轮到上海、香港。这里是侨乡，华侨热心在家乡办教育，海外的各种思潮也都通过华侨传播，所以文化比较发达，思想很活跃。我在这里读中学的时候，正是大革命的高潮，科学社会主义思想也涌进这个小岛，革命气氛很浓厚。当时我要好的同学、朋友都是倾向左派的，还有叶老师介绍的左派“大朋友”，也经常给我讲一些革命道理。这对我后来走上革命道路关系很大。那时我们经常传看一些革命书刊，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新青年》、《响导》是我最喜欢看的刊物，也看《共产党宣言》等，但当时还看不懂，比较容易懂的是布哈林的《共产主义ABC》等普及读物。无政府主义的书也读过一点。这些书刊在当时的厦门是公开出售的。家里寄给我们的学费不多，兄弟俩节衣缩食，省下钱来买书，记得那时每逢星期日都要上一趟书店。 有段时间我还在报刊上发表过几篇文章和诗歌，时过境迁，早已抛到脑后，没想到“文革”中，造反派从旧报刊上找到了我写的两首诗，作为我“从来不是无产阶级革命派，而是小资产阶级狂热派”的罪证，专案组甚至把这些“罪证”送到周恩来总理那里。周总理看后觉得好笑，对他们说：“那个时代的革命青年就是这个味道”。 1927年蒋介石背叛革命，福建省的反革命政变也是“四·一二”那天，首先从厦门开始，学校是重点。国民党到处抓人、杀人，白色恐怖笼罩了美丽的鹭岛。我们中山中学被强行封闭，高中部学生杨坡树是共青团员、厦门市学生会主席，被反动派抓去杀害了。我和几个同学转学到省立第十三中学，这是厦门唯一的省立中学。 大革命的失败使我更加坚定了。虽然这时对共产主义的认识还是初步的、模糊的，但是蒋介石国民党的叛变革命，大肆捕杀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非但没有把我吓住，反而使我认清了国民党蒋介石的反动面目，认识到唯有共产党才是革命的，中国革命的希望在于共产党。当时被国民党杀害的共产党人中有很多是我认识的，都是坚决革命、很纯洁、正直的青年。这使我下定决心走革命的路。当时我才14岁，也是初生牛犊不怕虎吧。当然，也有一些人被白色恐怖吓倒了，消极了，跑到南洋去了。但是，革命不可能扑灭，火种依然存在，共产党的活动转入地下，十三中学有个数学教师就是省委秘书长。他从我的朋友那里知道了一些我的情况，就注意到我。由于我年纪太小，还不到入团的年龄，算是外围的成员吧，开始参加一些秘密活动，有时和他们一起出去发传单、贴标语…… 1928年下半年，福州、厦门的党团组织开始恢复，我虚岁15，勉强够入团的年龄了。团市委书记叶炎煌找我谈话，介绍我加入共青团，并交给我第一个任务：在十三中学发展团员，建立团支部。很快我就介绍二哥启存和同学郭祁疆入团，建立了支部，选举我为支部书记。 我们这个团支部主要是做学生工作，组织读书会，团结进步青年。刚入团，浑身是劲，东奔西走，充满热情。这年冬天，团市委书记叶炎煌找我谈话。那时中学采用日本学制，也就是四年制，我已读四年级，再上一年预科，就可以考大学。叶炎煌告诉我：根据我的工作表现和个人素质，组织上打算培养我专门从事革命工作。但这就要脱离学校，脱离家庭，放弃升学，完全转入地下。他问我有什么想法，我当时满腔革命热情，确实没有什么个人打算，便回答说，只要是组织需要，干什么都可以。于是我便下定决心，并说服了二哥，不参加即将来临的毕业考试，不要文凭了。我们给家乡和海外的父母去信说：中学毕业了，和朋友到日本留学，由朋友负担学费，家里就不要再寄钱了。这当然是假的，只是以此为借口断绝了与家庭的关系。 当时我们认为这样做才是彻底的革命。现在看这种做法，实际上是“三脱离”：脱离学校，脱离家庭，脱离社会，这就必然导致脱离群众。其实，和家庭、社会保持联系，对从事革命工作更有利一些。说明我们党那时确实还在幼年时期，很多做法都是很“左”的，幼稚的。 逗留在迪阿旺的日子里，我总是怀念二哥启存。我们兄弟俩的关系是非常亲密的。从菲律宾到中国，都是同睡一床，同坐一张书桌。进中学后仍是同一个班级；后来又一起入团，一同做地下工作。由于我们少小离家，举目无亲，更是相依为命。 我们俩的个性却大不相同，二哥好静，性格内向。记得小时候，我和他争吵打架，明明是我惹他的，但我先去告状，母亲护着我而惩罚他。打架归打架，我俩还是形影不离。后来回国上学了，他不爱活动，也不交朋友，和我不一样，他是死读书的人。比如说我们同坐一张书桌，他就一直不知道坐在前后左右同学的名字。他单纯、耿直、嫉恶如仇，后来走上革命道路，固然有先进思想的影响，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他有强烈的正义感。我们当时交往的都是进步的、很正派的青年，大家都很单纯，我们都把党团组织看得很神圣，是地上少见，天上才有的。这一点，二哥比我更突出。 1928年冬，我从训练班结业后，担任共青团厦门区委书记时，二哥是团省委宣传干事。那时党团组织已转入地下，租房子“住机关”要调女同志来假扮夫妻，以便掩人耳目。这时的干部很年轻，最大的也就20多岁，青年男女长期住在一起，产生了感情，往往假夫妻成了真的。和二哥住一个机关的团省委宣传部长就是这种情况。可这事给二哥撞破，他非常气愤，认为是肮脏的事，跟我说：他们这样乱搞，哪像个革命者。他甚至认为这样下去和国民党差不多，因此对整个团组织感到失望。我当时说服不了他，他一气之下就离开了团组织，从厦门跑回菲律宾家里去了。20年代时，中国党和外国党的关系是互相承认的，二哥到菲律宾后，大概想通了，又和当地的党组织联系上了。 1930年7月，我在厦门被捕，写信给家里，希望家里救济，在菲律宾二哥知道后，连忙回国营救我。我又通过二哥与党组织取得了联系，他也就同时接上了关系。后来我出狱时，组织上也是派他来接我住到机关，可以看出组织上对他是信任的。 我出狱后，在机关休息了一个星期，因为已经暴露身份，不宜再在厦门工作，就被调到福州工作，从此和二哥分手，就再也没有见到他。由于地下工作的纪律，我和二哥一直没有通讯，直到解放后才打听到启存以后担任过南安县委宣传部长，参加了安(溪)、南(安)、永(春)游击区红色游击队。1935年由于叛徒出卖，红色游击队遭到国民党军队袭击，启存被捕，在家乡壮烈牺牲。解放后，他被安葬在家乡的烈士陵园。 1928年底，我从省委办的积极分子训练班结业后，就被派去从事工人运动。1929年春，厦门建立团区委，实际上就是团市委，由我担任团区委书记。下半年的福建省第二次团代会上我被选为团省委委员、团省委宣传部长。 上面已经提到，1930年7月我在厦门被捕，这与当年轰动一时的“厦门劫狱”事件有关。关于这次事件，解放后有一部反映此举的长篇小说《小城春秋》(高云览著)，后来又拍成电影，也有一定影响。当然，这都经过艺术加工了。我虽然没有直接参与这次劫狱行动，但大致情况还是清楚的。当时在狱中关押了共产党人40余人，其中有些是省、市、县的领导骨干，如市委书记刘端生、团省委陈必笙等同志。1930年5月，得到消息说要把这批政治犯押解福州。福建省委决定组成“破狱委员会”进行营救，由省委书记罗明主持，由省委军事部长陶铸同志率特工队负责伺机劫狱。这次劫狱行动非常成功，准备周密，行动果断，里应外合，指挥有力。整个劫狱过程只用了20分钟，干脆利落，等到大批军警赶到，全体人员已坐船扬帆而去。 劫狱事件发生不久，我在福州接到省委的通知，要我回到厦门代理团省委书记(原团省委书记到上海去汇报工作)，并要我选调干部加强团省委的工作。7月初，我回到厦门，并带了两名干部，都住在团省委的一个机关里。正值国民党当局大肆搜捕，我发觉所住机关已为敌人注意，不安全，决定搬家，但一时找不到合适房子，暂时只好住下，采取了一些应变措施。果然，敌人很快搜捕，虽然找不到证据，还是把我们当作“嫌疑犯”抓去交差。 被捕后最初的三四个月，我们被押在厦门警备司令部的军法处，提审了几次，由于搜查时没有抄到任何证据，加上我们三人按事先约好的口供，一口咬住是到厦门来读书，暂时借住朋友的房子。军法处审了几次搞不出名堂，就把我们移解思明县法院(当时厦门岛属思明县)。反动法院也搞不出什么名堂，加上当时法律规定不到18岁不能判刑，按道理就应当释放了，但他们不愿轻易放过，还是按所谓“危害民国治安罪”，以共产党嫌疑犯的罪名判了我们一年徒刑。 我们被送到监狱服刑，由于劫狱事件，吓破了反动当局的胆，把我们三个“嫌疑犯”也关押在死囚牢，牢房拥挤阴湿，睡在石板地的稻草铺上，吃霉米烂菜，我们一天天虚弱下去，特别是随我去团省委工作的原晋江团县委书记陈举同志，在狱中患上肺痨病，受尽折磨。我看这样下去不行，便下决心和家里联系，以取得救助。我设法给家里人写了一封信说：到日本留学两年，回到厦门后因参加爱国活动，被当作政治犯逮捕，关在监狱，家中得讯后，去海外设法营救，我的二哥启存专门从菲律宾赶回厦门来探望。 二哥回国后和组织上联系上了，通过他来探监，组织上与我们取得了直接联系。菲律宾家庭每月都寄一些钱来给我们零用，二哥每星期来探视一次，这给我们三人解决了大问题。二哥还利用送东西时包的报纸，给我们传来一些重要消息，使我们了解当时的斗争形势。 二哥还带来了我的菲律宾出生证。根据当时菲律宾的法律，凡在菲律宾出生的就自动取得菲律宾国籍。厦门当时就有菲律宾领事馆，这就对我很有利，因为领事馆可以要求引渡。父母亲得知我被捕消息后十分焦急，千方百计设法营救，准备通过菲律宾驻厦门领事馆交涉引渡，但这时我已判决，刑期不长，我想引渡到菲律宾后可能更麻烦，就劝家里不要交涉引渡的事了。 一年半的狱中生活终于熬过去了，这对我来说，是参加革命后的第一次严峻的考验和磨练。当时在白色恐怖下从事地下工作，随时都有坐牢杀头的危险，很少有同志能逃过这一关。大批从事地下工作的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前仆后继，很多人付出了生命的代价，和我一起被捕的陈举同志就病死在狱中，我是少数幸存者之一。 由于我在狱中和组织接上了关系，出狱后即去福州工作，从此与二哥中断了联系，也失去了与南安家里的联系，失去了与菲律宾亲人的联系，真是“投身革命即为家”，自此就生活在革命这个大家庭里，战斗、生活至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