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洪潘，福建南安英都人，出生于马来西亚。青年时代回国，在上海音乐学院求学时，因反对学校当局任意追加学生暑期住宿费，为穷苦学生抱不平，闹成学潮，触怒了反动当局。他与冼星海等同学被校方开除，可谓血气方刚，正义凛然。一九四九年夏，随国民党军队败退金门时，在中共英明政策感召下，深明大义，迷途知返。七月间与妻、子一家三人回到英都故乡。一九五○年春去南京军政大学任教。一九五二年调往北京，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乐团教练，先后培训数以千计的军乐人才。一九五四年调任南京艺术学院教授，直至退休。 四十多年来，他学有专长，业有专攻，以音乐艺术报效祖国，为我国管乐事业的发展和普及作出重大贡献，是一位名副其实的音乐将才。曾任致公党南京市工委、政协江苏省常委、江苏省侨联会常务理事等职。 本文系从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4年8月出版的《师范群英，光耀中华》系列图书第21卷(归侨教育家专辑)全文转载。 绛红色的帷幕徐徐拉开，镶嵌着台面的边框，金黄色白色的铜管乐器组成了一幅令人耀眼的辉煌画面。舞台中间，站的一位皓发长者，他用深邃的目光审视着每一位演奏者。突然，眉头一跳，随着那支银灰色指挥棒的果断挥动，音乐骤然而起。这是一阵气势磅礴的轰鸣巨响，让人感到力量的显示，激起大家心灵的共振。音乐，随着指挥棒的律动而流淌着。这根具有魔力似的指挥棒的操纵者，就是被誊为我国管乐事业的奠基人、著名铜管乐教育家兼军乐指挥家洪潘教授。 一 洪潘1909年出生于马来西亚吉打埠，这是一个风景优美的椰林港湾，父亲洪恭韭是一个贫苦华侨，因生活所迫，夫妻相偕远涉重洋谋生，在海港当码头工人，从事搬运苦力劳动。微薄的薪俸无法养活全家，更谈不上送子女上学，洪潘很小就离开家庭，到一家药房当徒工。1922年，在亲友的资助下，洪潘方能入学读书，当时他已13岁，成了一名小学里的“大学生”。几年的社会阅历，使他懂得“不积跬步，无以致千里；不积细流，无以成江海”，要读书求知识，必须刻苦用功，一点一滴地积累，才能获得高深学问的道理。他勤奋好学，锲而不舍，成绩总是名列前茅，遥遥领先。他只读了4年小学，就获准提前毕业，17岁的洪潘被留在母校担任音乐教员。 马来西亚吉打埠的人们，对音乐有着一种特殊的爱好，夏日的夜晚，明月高悬，星光闪烁，有节奏的海浪声伴随着小提琴、黑管、吉他的小夜曲，时隐时现地从远处飘来。这一环境的熏染与陶冶，使洪潘热烈地爱上音乐。在上学时，他就参加了管乐队吹奏小号，这个乐队在音乐教员谢天遮先生的指导下，洪潘的吹奏技巧进步甚快，不久，就成为当地有名的小号能手，应聘参加吉打埠管弦乐队演出，并为无声电影配乐，这些活动使洪潘在青少年就萌发了以从事音乐为业的信念。 二 1926年初，上海立达学园到马来西亚招生，这是华侨子弟升学的一个好机会。然而由于当时马来西亚的华侨大多家境贫困，无法支付学费，再则当时国内政局动荡不安，所以很少有人报名。吉打州侨务会和校董事会决定，把自小聪颖、天资敏捷的洪潘送回国内学习。而生活、学习等一切费用由校董事会和侨务会提供。是年春天，洪潘来到上海，就读于立达学园。 立达学园是一所比较开明进步的中学，学校里有不少名教师任教，如叶圣陶、夏丐尊等。学校除设普通班外，还设有音乐、美术两科。由于洪潘在马来西亚吉打埠读小学时，就受到当地习尚音乐的熏染与影响，对音乐有着极大的兴趣与爱好，因此，进入上海立达学园后，便选读了音乐科，从丰子恺学习音乐入门，随邱梦痕学习钢琴演奏。 1927年深秋的一天，洪潘从同班同学张贞黻处得到一个信息：国立上海音乐院正式成立，正在招收学员。能求读音乐院，是洪潘心向神往的愿望。但他有两个耽心，其一，虽然在立达学园音乐科读书，但钢琴弹奏的时间较短，只学了《拜尔钢琴初级教程》的三分之二和几首简易进行曲，基础太差；其二是他连中学毕业文凭还没有拿到，怎么能去报考高等艺术学院呢？然而洪潘灵机一动，向一位名叫刘桑楚的侨生借了一张中学毕业证书去报考，就是这位叶刘桑楚的洪潘，阴错阳差地跨入了音乐圣殿的大门，成为国立上海音乐院的第一届学生。 三 据文化部教科司编辑的《中国高等艺术院校简史集》和《中国当代文化》载，上海音乐院，是我国最早的高等音乐学府，她的开办，揭示了中国现代专业音乐教育的扉页。虽然初办的规模和现在的上海音乐学院不可同日而语，然而她却标志着我国现代专业音乐教育的新起点，中国的现代新音乐事业，就从这里迈开脚步，走向世界。 踏入高等音乐学府后，洪潘的钢琴水平产生了飞跃，在短短的时间内，他练完了《车尔尼钢琴教程》系列中的599、139、299，740等练习曲，并且能演奏莫扎特、贝多芬、肖邦、舒伯特等西方音乐大师的作品。除了学习钢琴主科，还有普通乐学、曲式分析、和声等音乐基础课。诗词文学也是一门必修课，由于洪潘的语文程度较浅，但他不甘后人。加倍用功，尤为诗词学文课程教员易韦斋先生所赏识。 学习尚为顺利如意，然而洪潘却有个心病耿耿于怀，那就是他的名字还是叫刘桑楚。洪潘遂将这一积弊如实地告诉了易韦斋先生，易先生听后深为同情，表示一定帮助他，并为洪潘出一主意，嘱他写份申请报告交给萧友梅院长，申诉他已过继给洪姓，改名洪潘，请予批准等情，易先生跟萧院长是好友，又亲自去说情，很快得到允准，由此，洪潘的姓名又获得新生。 1928年，上海音乐院迁址扩大校园，聘请了许多有名望的教师，俄国钢琴家查哈罗夫也应聘赴沪任教。又招收了一批新生，有丁善德、冼星海、将凤之、陈又新、陈振锋、戴粹伦等。学院呈现一片莘莘学子的新气象。然而，就在这一时期，一次突发事件，使洪潘的音乐之旅的小舟几乎颠覆。 1929年暑期，学校贴出一纸布告，规定暑假留校住宿的学生必须交纳住宿费，引起学生们的不满。后校方又采取关锁练琴房、停水、断电等手法，并宣布，如交不出费，就作退学处理。学生们联合提出抗议，要求取消不合理的收费，一场不可避免的学潮事件爆发了。 学潮事件的起因，对洪潘来说，并不涉及到直接的利害关系。因为他到上海读书期间的费用，都是由马来西亚吉打埠校董事会和侨务会提供的，对交学费并不存在困难。但是从本质上来讲，洪潘毕竟是穷苦家庭出身，而且他又是个秉性耿直乐于助人、富有正义感好打抱不平的人，他认为校方这样做太不合理，很气愤地说：“写一封信给萧友梅，叫他滚！”经他这么一说，就象一堆干柴上加了一把火，一下子燃烧起来。大家推举张立宋执笔写状书，其他积极参与的同学分头去做发动工作，并联名签字，学潮就此闹开了。洪潘和张立宋还作为学生代表，去南京政府教育部请愿谈判。当时任教育部长的王世杰，正是萧友梅的妹夫，就因这个关系，这场学潮终于夭折了。 在学潮中，大部分学生同心同德，团结一致，为取得合法权益而斗争，后来成为“人民音乐家”冼星海，也积极参加了这次运动。洪潘曾作以下记述：“本来我和冼星海联系不多，经过这次学潮，我对他有了较为深刻的印象。冼星海为人内向，沉默寡言，不喜欢和别人交谈，然而却是一个至性至孝的人。我想这和他的身世与生计窘迫有关吧。他当时经济上很困难，在学校里主要靠为学校写蜡板印讲义，获得一点收入来读书和赡养母亲。冼星海还是一个非常富有正义感的人。记得在学潮事件中，学校停水断电之后，没有办法，我、张立宋和冼星海及其母亲，都住到南国艺术院(即南国社)。有一天，有位反对学潮的同学叫古宪嘉，他认为学潮是我鼓动起来的，就到我的住处兴师问罪，并准备动手打我。我当时身体不好，正在病中。冼星海在隔壁听到之后，立即出来评理，制止了古的无理取闹，把他撵了出去。” 秀才造反，其结局可想而知，一批学生被迫退学，赶出校门。冼星海、熊乐忱、李俊昌等辗转去法国、比利时自费留学，蒋风之、陈振铎去了北平，洪潘离开上海后，流落于南京。因求学心切，经人介绍，他得到了在国立中央大学旁听生的席位。 四 国立中央大学是当时全国最大的大学，设有：文、理、法、工、农、商、医、教育八个学院。校园就在南京城中心的四牌楼，距教育部仅三分种步行距离。洪潘在中央大学旁听的翌年，即考取了该校音乐系。中大音乐系是当时较为正规的音乐专业教育系科，系址设在中大内的“梅庵”园内，这是中大的胜景之一，花木扶疏，鸟语花香，琴韵歌声，诗情画意，是同学、情侣们常去的处所，而对几经坎坷的洪潘而言，则是一个苦学、思考、练习、创作、成长的地方。中大音乐系的师资极为雄厚，有从巴黎音乐院回国不久的著名小提琴家马思聪教授(他是当时全校最年青的教授)，德国菜比锡音乐院毕业的史勃曼(F.SPEMANN)教授钢琴演奏，又特别请奥地利教育部推荐，以高薪聘请的维也纳国立音乐学院毕业的史特劳斯博士(DR.A.STRASSE1)教合唱、配器法、指挥法等。 那时候，日本的侵华，使全国人民愤怒不已，抗战的呼声响遍全国。中央大学校长罗家伦先生亲自写作了三首《军歌》歌词，由音乐系唐学咏主任谱曲，全系学生合唱后，在中央广播电台录音播送。这三首歌对于激励民心，鼓舞抗战情绪，发挥了很大的效力，也给洪潘上了一堂爱国主义的教育课，对他后来的创作研究影响很大。1935年，洪潘以优异的成绩毕业，获得教育学士学位。不久，一次意外的机遇，使洪潘得到赴奥地利学习军乐的机会。 五 军乐，顾名思义是指军中之乐，它源于军旅生活并为之服务。因此，有着明显的政治色彩。随着军乐的发展，逐步走向舞台，成为音乐表演艺术的一个独立乐种。由于现代军乐由西洋铜管乐器、木管乐器和打击乐器组成，故又有吹奏乐之称。 在旧中国，从事管乐演奏的人，往往是婚丧喜事的吹鼓手，所以受人歧视，为人所不齿，其社会地位相当低微。这种管乐队所用的乐器，大部都是民间的哨呐、笛子、笙等吹奏乐器。自从1899年袁世凯接受了德籍顾问高斯达的建议，筹建了中国第一支西洋管乐队，得到慈禧太后的赞赏，从此，国内的地方政府及军队内部，纷纷仿效，组建西洋管乐队。但直至1935年以前，在国民党军队中的军乐队，仍无正规的编制。每支军队或军事机关是否设立军乐队，要看师长、军长或兵团司令的喜爱程度来决定。如果这些军队官僚喜欢讲究排场，那么就在自己所管辖的军队范围内，随便凑合一个吹奏乐队，以备接待宾客、宴会作乐、典礼议式等场合之用。而这些临时被抽调来的乐队成员，大都没有吹奏基础，因此所奏出的音响效果极差，即使是当时水平最高的国家军乐队，其水平也甚为低劣。有鉴于此，政府拟定“整顿礼乐”。1935年初，蒋介石下令给军政部，指示要加强对军乐、典礼乐的整理。军政部长何应钦接到指令后，便开始选派出国考察学习军乐的人才。洪潘由于在中央大学学习时成绩优秀，又经奥地利籍教师史特劳斯博士的推荐，被选中派赴世界音乐之都－维也纳学习。这是中国管乐史上第一次公派的留学生。 奥地利维也纳，这是一块音乐的圣土，世界公认的交响乐之父海顿、音乐神童莫扎特、乐坛圣人贝多芬、圆舞曲之王史特劳斯等音乐家、都曾长期滞留生活和工作在这块圣地，并在此获得音乐的营养和创作和灵感。1935年8月，洪潘来到这里，就读于维也纳高等音乐学院。从此，他犹如海绵吸水，如饥似渴地扑向知识，汲取一切他所需要的音乐养料。为了符合整理军乐、典礼乐的工作要求，他首先选择了小号吹奏为主修课，任课教师是维也纳、也是全奥最著名的小号演奏家、教育家登格拉教授，洪潘从他那里学习掌握了德国学派以“O”型为吹奏口型的先进演奏方法。为了今后能率领整个军乐队，洪潘想到必须学会乐队指挥技法，他先跟维也纳歌剧院的克里格学习交响乐队的指挥，后经中国驻奥使馆推荐，去维也纳警官大学军乐队学习军乐指挥、乐队编配及军乐队列训练等。至于其它必修课程如和声学、对位法、作曲等，仍需逐项完成，并门门以优异成绩结业。 1939年，身在异乡的洪潘，仍关心着祖国的命运。他将平时创作的部份音乐作品，在维也纳结集出版发行，重庆军政部军务司也给予支持。在这本题为《复兴歌曲集》之中，共收入11首作品，全部以抗战为题材，其中有描写少年英雄的《孩子团》，号召为抗日前线募捐的《募寒衣歌》，有鼓舞斗志的《干、干、干》，有歌唱抗日战士的《民族英雄凯旋歌》，还有冯玉祥将军作词、洪潘作曲的《八百好同胞》，此曲以雄壮的音调快速的节奏，唱出了中华儿女不屈不挠的意志：“八百好同胞，阵地守得牢，决心为国死，对敌反战鏖，全国军人都如此，倭寇还向那里跑。八百好同胞，阵地守得牢，决心为国死，对敌把战鏖。” 从洪潘的这本歌曲集中，可以看出他那志士仁人的爱国主义精神。在维也纳期间，还曾出现这样一件事。有一次，一批同学在一起闲谈，有一个德国人很看不起中国，自认为德国是一个优秀民族，德国人高人一等，而中国是一个落后的民族，中国人是劣等人。他并且用污辱的口吻说，中国人的鼻子长得很小，像猴子一样，所以不开化。洪潘听后很生气，立即用同样的口气回敬他：人的长相不能决定人的思维，如果用你的逻辑而论，德国人身上长了很多毛，像猪一样，而中国人身上很少有毛，不是比你们更进化吗？一席话直说得此人哑口无言，词穷理亏。洪潘这种民族自尊的精神使所有的外国同学对他乃至中国刮目相看。 一次偶然的机会，曾任奥地利驻中国的总领事先生，知道了洪潘在维也纳的情况，他和夫人主动邀请洪潘，在维也纳大画廊作中国艺术传播报告会。这是一次公开的售票演示会，出席者达四百多人。洪潘作了题为《中国盛唐时期音乐发展概况》的报告，还即席演唱京剧片断，用钢琴伴奏，同场还演唱了由冯玉祥作词，洪潘谱曲的《蚂蚁歌》，这是一首寓意颇深的歌曲：“黄蚂蚁，黑蚂蚁，不要再淘气，你们想一想，都是好兄弟，你咬我一口，我咬你一口，谁能占便宜，谁能占便宜，倒不要喂了老母鸡。”这些表演和报告，赢得了阵阵的掌声。此次活动，更增加了洪潘学好音乐，日后用音乐艺术来为祖国服务的信心。 六 1941年夏天，洪潘结束了在奥国长达6年的留学生活，手捧维也纳音乐学院的甲等毕业文凭，回到阔别已久的祖国。抵达重庆的第三天，蒋介石在复兴关中央训练团召见他，当时在座的还有中训团教育长王东原、中训团副团长兼三青团团长的张治中。蒋当面询问洪潘的留学情况以及德奥军队里军乐的设置等问题。洪潘作了扼要介绍后，蒋介石很兴奋，随即命他着手整顿军乐、典礼乐，并要求拟出规划。洪潘建议筹办一所军乐学校，作为培训军乐人才的基地，并希望能提高军乐演奏者的待遇等。蒋当即表示同意，随手亲笔书写一笺，让洪潘转交教育部和内政部，成立礼乐馆。此笺经工作摄影留存，后转给陈立夫处理。 1942年3月，以重庆复兴关(浮图关)为校址，正式成立了中国第一所培养管乐人才的专门学校－陆军军乐学校，隶属军政部，由将介石亲任校长(当时所有的国民党军事院校校长都由蒋介石兼任)。军政部任命洪潘为教育长。学校设有铜管班、木管班、号兵班、指挥班及声乐班(教唱军歌)，共有学员200多人。初时，洪潘被军政部军务司授予“一等军乐正”(上校军衔)，1946年晋升为少将，这是国民党军乐界的最高军衔。 在此期间，洪潘又把国民政府礼仪乐队以及陆军辖内的几支军乐队、包括中训团军乐队等统一组织起来。成立了一个中国历史上最大、也是最正规的管乐团，人数编制多达120人，洪潘亲任团长兼指挥。在他的训练指挥下，全团采用欧洲德国学派的吹奏方法，音响效果有了显著的提高，演奏的作品有中国传统民歌改编的乐曲，亦有洪潘亲自谱写的作品。1949年以后，蒋介石经常用这支乐队招待国宾演出。除了一些礼仪活动外，洪潘又为军乐团排练了一组外国优秀曲目，如《骑兵进行曲》、《哀格蒙特序曲》、《蓝色多瑙河圆舞曲》等，作为室内舞台演奏乐曲。首场公演假座重庆国民大戏院，当何应钦等军政要员及重庆市民第一次看到军乐从单纯的典礼乐事移植至剧场，成为舞台上一种全新的音乐表演艺术形式时，大为赞赏。美国驻华军事顾问看过演奏后，也为中国有这样一支管乐队而感到吃惊，并经常邀请该团演出。 在这一时期内，洪潘除了训练指挥军乐队，处理军乐学校的日常内务外，还潜心研究军乐理论，并在1942年重庆的《音乐月刊》杂志第一卷第二、三合辑本上发表了《谈军乐》一文。据美籍音乐家、北伊利诺斯大学音乐史教研室主任韩国璜先生的研究考证，《谈军乐》一文，是中国军乐理论研究之肇始。 1946年夏秋之交，洪潘应邀同文艺界其他知名人士一起，出席张治中将军举行的招待会，见到了参加国共谈判的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副主席，洪潘从他们身上看到了中国的希望。这次难忘的相遇，竟在三年后改变了洪潘的人生道路。1949年初夏，当时任国民党福建省教育厅音乐艺术委员会主任的洪潘，已经随国民党军政要员抵达金门。然而，这时他意识到自己的事业和理想在大陆，隔海相望的那个刚刚诞生的人民共和国，才是他施展才华的地方。于是，洪潘毅然决定停止继续东行前往台湾，而是辗转回到厦门。从此，他踏上新的革命征途。 七 新中国成立后，洪潘在南京华东军政大学文艺系工作，主要教授音乐理论、和声学、视唱练耳及指挥课程，同时训练从国民党军队接受过来的军乐队，有7、8支之多。军乐队的训练地点在南京城北的挹江门城楼上，而华东军政大学文艺系在南京城东的半山园，洪潘来回奔波于两地。在所有的军乐队中，南京高级步兵学校政治部军乐队，组建时间不长，成员大都是刚涉及音乐，基础较差，根本无法合奏。洪潘就从识谱和吹奏方法教起，每个演奏员都由他单独教授。经过他的精心教练，这支军乐队有了明显的进步，已能在各种礼仪场合演奏。洪潘又建议他们在剧场内举办一场军乐演奏专场音乐会。开始，有关部门不同意，认为当时的文艺晚会一般都是歌舞杂耍等形式多样有趣味的节目，观众才会欢迎。而单纯的军乐专场音乐会形式呆板，南京舞台上也从未出现过，惟恐晚会失败。后来经过洪潘的恳求力争，勉强同意举办。军乐队的同志们听说举办专场演出时，个个欢欣鼓舞，信心百倍。音乐会正式举行时，组织单位的筹备工作极为周到，耽心观众会中途退场，所以在剧场各个出口都有专人把守，万一发现有人退场，就设法劝阻，以维持剧场气氛。音乐会上大部份都是中国曲目，如《八一进军曲》、《抗美援朝组曲》、《骑兵进行曲》等。也有一些苏联作品如《胜利者的凯旋》、《近卫军进行曲》等，响遏行云的军乐曲在洪潘那刚柔相济的指挥下，把音乐会推向高潮。整场音乐会没有一人中途退场，演出结束时，观众们自发起立热情鼓掌，久久不肯离去。洪潘又示意乐队加奏一曲，为观众送行。第二天，步校教育长特地向洪潘道贺，称赞音乐会的成功。从此，南京的音乐舞台上又增添了一个新品种，乃至全国各地纷纷尝试举办管乐专场音乐会。 1952年，中国人民解放军乐团在北京成立。这是我国最大的一个军乐机构，由一千多人组成。由于初创阶段缺少正规教员，乐团又急待提高吹奏水平，所以专门把洪潘调到北京。洪潘面对如此庞大的乐队，一改以前逐一教学的方法，从全团中挑选出30多位基础较好的演奏员，组成一个教员班，由洪潘亲自教授。经过一段时间的培训，再将这些教员分到各个小队，由他们扩大教学。这种事半功倍的撒种子训练方法，使全国的演奏水平在短期内有了显著的提高。 50年代初期，由于新中国的经济建设才开始，物质条件极差。洪潘随军乐团驻在远离北京城数十里的通县马驹桥镇。住民房、点油灯、喝井水、烧煤炉子，生活十分艰苦，但他却毫无怨言，满腔热情地投入工作。可是，由于洪潘是国民党军政部的高级军乐官员，一些思想单纯的年青队员们总对他另眼相看。有一次，军乐团领导通知洪潘，因住宿紧张，有两位外地来团学习培训军乐的同志安排在他住的这户农民家，跟洪潘同住一房。洪潘热情地给他俩接行李，按床铺，可他俩却极为严肃，一言不发。当洪潘给他们上业务课时，他们才开始提问题，并交谈起来。十几天朝夕相处，相互间的气氛逐渐变得融洽起来。等他们学习期满，离别之前，他们才道出真情。原来他们对团部安排洪潘跟他们同住一屋很有看法，共产党员跟国民党高级军官住在一起，这不是对他们的污辱吗？但是经过这一段时间的接触，他们看到洪潘勤勤恳恳的工作精神，认真负责诲人不倦的教学态度，以及吃苦耐劳平易近人的生活准则，使他们一改以前的偏见。分手时，他们依依不舍相互勉励，要更好地为繁荣军乐事业而努力工作。 八 1954年，洪潘调往南京艺术学院执教。在多年的教学实践中，他对学生的要求十分严格。为了进一步扩大学生的视野及思路，加强他们对音乐的理解力和表现力，洪潘采用启发式教学方法，即使在给学生个别上器乐课时，他也如同指挥一个大乐队似的引导学生进入乐曲的感情之中，使演奏更富于戏剧效果。数十年来，洪潘为我国乐坛培养了许多优秀的军乐演奏家和教育人才，其中成绩卓著的原解放军总政军乐团副团长程义明、天津音乐学院教授陈明德、湖北艺术学院教授钱万跃、贵州艺术专科学校教授范由群等。如今，洪潘当年的学生们已是人才辈出，如中央乐团的首席小号欧翠峰、曾在匈牙利世界比赛中获奖的聂影，真可谓桃李满天下了。 在“文化大革命”的十年中，备受打击、折磨的洪潘几乎双目失明。粉碎“四人帮”后，，经两次手术才使他重见光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洪潘象许多饱经忧患的正直的人们一样，根本无暇去抚慰一下心灵上的创伤，便又重返阔别了多年的讲坛。1982年洪潘先生成为中国致公党南京市工作委员会委员。1983年，洪先生被选为江苏省政协常委。党和人民的关心、信任，使洪潘精神焕发，以百倍热情投身于工作。他除了担负着教授音乐理论以及指挥、小号等课程外，还积极参加各种社会政治活动，为参政议政、落实党的政策四处奔走。为了加强海外联谊，促进海内外各界的交流，由江苏的一批曾留学欧美的知名专家、学者发起成立了江苏省欧美同学会筹备委员会，洪先生作为当年游学海外的学子积极参与工作，并担任了筹备委员会委员。在与海外的联谊活动中，洪潘客观地介绍祖国近十年来发生的深刻变化和存在的困难，真诚地希望海外的朋友和故旧能亲自回祖国来看看。侨居巴西的著名花腔女高音歌唱家沈愫之女士正是在洪潘的感召下，决定回国访问演出的。她在给洪潘的信中写道：“从老师的信中知道不少国内的情况，使我这飘泊在异国他乡的游子归心似箭，泪满衣襟！祖国、祖国，近三十多年的阔别，怀念之情，激动之情，怎么能用笔墨向老师倾诉啊！” 香港和港门回归祖国的协定草签后，洪潘非常激动，旧中国海外华侨仰人鼻息的屈辱生活，他记忆犹新。洪潘感慨地说：“中华民族上百年的耻辱，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这样快就结束了，真了不起啊！祖国强大了，祖国统一的步伐加快了，我要在有生之年为祖国的和平统一大业贡献自己的力量。 数年前，洪潘——这位在中国军乐发展史上占有重要位置的老人，从教学第一线上退了下来，但他仍然关注着青年一代音乐工作者的成长，尤其热衷于军乐的普及工作。他不辞辛劳多次前往镇江、无锡等地无偿地辅导工厂、部队。学校的业余乐队。国庆35周年之际，南京军区奉命组织了一支80人的军乐队，聘请洪潘担任乐队的艺术指导和特邀指挥。洪潘亲自为军乐队排练了一组中外名曲后，带领乐团先后深入部队、院校、工厂和农村演出，听众达数万人。当洪潘和军乐队来到高等院校演出时，盛况空前，座位没有了，人们就站在过道上，坐在窗台上，还有爬在礼堂外的大树上或电线杆上的热心听众，他们从这辉煌壮丽的军乐声中感受到了一种强烈的心灵的震颤。 洪潘的指挥艺术有其独特的风格，他并不局限于一般的队列式的指挥，而是致力于追求和表现乐曲的内在情感，以自己深厚的音乐素养，对作品的理解力、丰富的想象力以及控制和驾驭乐队的能力，揭示作品深邃的内涵，表现乐曲细致入微的音色与层次变化，他的指挥动作潇洒，刚柔相济，左手表情丰富、抑扬顿挫；右手拍点清楚、缓急分明。有时为了更好地表达音乐，他双手均作情感表现，并不拘泥于细微末节的具体交待。洪潘通过手势及面部表情和乐队进行交流，不仅感染着乐队，更传神于听众，将他们带至艺术的、美的境界。这正是洪潘先生逾八旬仍受广大听众欢迎之所在。 1988年6月，洪潘应邀到大连金州区得胜乡为农民管乐队施教了20多天。这个乡的农民管乐队是电影《迷人的乐队》的生活原型，是我国第一支农民管乐队。乐队在洪潘的学生程义明的训练指导下在全国已颇有名气，曾两次应文化部邀请前往北京演出，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的高度评价和热情鼓励。《人民音乐》的记者在一篇专访中写道：“这个乐队确实是迷人的，当《北京喜讯传边寨》、《卡门》序曲、《拉德茨基进行曲》以及《星条旗》在人民剧场中鸣响的时候，你会在短暂的惊愕后获得一种奇特的感受。这支乐队确实已经达到了带有专业味道的水平。”是年8月22日，首届中国农民吹奏乐邀请赛在大连拉开了帷幕，来自江苏、山东、河北等地的农民吹奏乐队共200多人参加了比赛。洪潘二上大连担任了邀请赛评委。得胜乡农民吹奏乐队果然不负众望，获得中国农民吹奏乐邀请赛最高荣誊“最佳演奏奖”。洪潘先生在接受《大连日报》记者采访时激动地说：“中国军乐艺术能有如此灿烂辉煌的今朝，应该感谢中国共产党人的改革与开放的好政策。从雨后春笋般的成长的中国农民乐队身上，我看到了国威民风，民族的时代精神！”是的，洪潘先生自己又何尝不是这样！正如原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军乐团副团长、我国一级军乐指挥家程义明在给洪先生信中写的那样：“我认为一个艺术家的最高愿望莫过于艺术实践、艺术再创造，为人类造福。老师你就是这种人！你已八十高龄，仍全心倾注于祖国军乐艺术的发展，可为我们这些晚辈的楷模！” 参考资料： 洪瑞生：《翁山谱志》见南安翁山教育基金会编印。 洪潘：《旧社会军乐回顾》见南京艺术学院学报1986年2期. 陈建华：《鲜为人知的音乐史料》见《音乐周报》1989年2月。 陈建华：《人生的交响乐在继续》见《管乐导报》1989年5期。 陈卓：《满目青山夕照明》见中国华侨出版公司《情系中华》。 陈建华：《音乐之最》上海音乐出版社1992年5月版。 (作者单位：南京艺术学院音乐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