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31年9月～1945年9月，在长达14年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岁月里，中华民族对日本法西斯侵略者展开了不屈不挠的浴血奋战。海外炎黄子孙，包括旅居南洋群岛诸国华族同胞，也不愿当亡国奴，倾其所能，全力支援祖国的抗日斗争。 从1941年12月～1945年8月，在整整三年零八个月的日子里，日本帝国主义强盗占领马来亚、新加坡，打着“大东亚共荣”幌子，残酷进行烧杀、奸淫、掠夺，对华族同胞实行惨无人道的报复行动和血腥镇压。那些天皇派来的杀人魔鬼“皇军”，被新马华人视为洪水猛兽，至今仍被称为“蝗军”。 侵占新马期间，日军兽军在新加坡、槟城、马六甲、吉隆坡、知知港、瓜拉庇、麻坡、振林山等城乡进行肃清大屠杀，制造了四十多个“无人村”，15万华族同胞肝脑涂地，尸山血海，惊天地，泣鬼神！日本法西斯暴行真是罄竹难书！ 近二十年来，新马华人蒙难者家属成立了协会，一致向日本政府索讨血债赔偿！2004年3月，由马来西亚（半岛）日本占领时期蒙难同胞家属协会筹委会主席孙建成（永春籍）辛辛苦苦调查二十年的《日侵时期新马华人受害调查》，在新加坡李氏基金会主席李成义先生的全力资助下，在祖国南京由江苏人民出版社隆重出版了！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南京大屠杀研究中心张连江先生毅然担任该书主编，新加坡历史学者柯冰莹女士担任该书的策划，日本国立琉璃大学教授，二战问题历史专家高岛伸欣及马来西亚华社研究中心研究员李业霖先生欣然为该书撰写序言。这部由新、马、中、日四国四方联合推出的日本侵略罪恶史实资料《日侵时期新马华人受害调查》，连同600份华族同胞向日本政府索讨血债赔偿的调查投诉诉状终于大白于天下！该书的出版，引起了世界的瞩目。每一份调查，都十分翔实，并附有投讨者照片、家庭地址、邮码、身份证号码，铁一般事实，无可辩驳。马来西亚《南洋商报》、《东方日报》、《亚洲周刊》、《东方九州》等华文报刊对《日侵时期新马华人受害调查》一书的出版作了大量的报道。 一、南安旅马侨亲向日本政府索讨血债赔偿 （1）南安旅马侨亲柯世文先生的血泪投诉 1994年7月13日，祖籍泉州南安，旅居马来西亚（ANY BENG KOOI GARDEN，KOTAB－HARU，KELANTAM，MA1AYSIA，时年64岁）的侨亲柯世文先生（KUA SAYBOON）向日本政府索讨血债赔偿。日本政府统治新马时期，柯世文先生家住在MAIN STREET，KUALAKRAI，KELANTAN。柯世文先生说，我父亲当时40岁，是一位商人，1943年10月被日本皇军杀害。那是1943-10-15日，日本人来到瓜拉吉赖埠组织宪兵，总部设在KOTA－BHARU的有利银行，宪兵的头头是MI－NAMI。当天下午5点钟，一队日本宪兵在MI－NAMI的带领下来到我们家中，宪兵抓走了我的父亲柯雨水，大约有两卡车的人，其中大多数是瓜拉吉赖的居民，被抓到宪兵总部有利银行，且一去不返。那时我13岁，1943-10-17日，我去KOTA－BHARU寻找父亲，得知他就关在宪兵总部的房子里，他再也没能回到家中，相信他已经被日军杀害了。我要求日本政府对此作出赔偿。 （《日侵时期新马华人受害调查》第76～77页，“蒙难华人受害调查”，投诉号121） （2）南安旅马侨亲张明珠的血泪投诉 1994年7月26日，祖籍泉州南安，旅居马来西亚（SHARIFF BALING KEDAH MALAY SIA），时年65岁的侨亲，退体教师张明珠女士（MRS.CHANG MING CHOO），向日本政府索讨血债赔偿。张明珠女士系蒙难者倪瑞庆的弟媳。在日本统治新马期间，倪家住在马来亚KRAMAT ROAD PENANG。张明珠女士控诉道：在日军占领马来亚期间，我的四伯倪瑞庆和他的弟弟倪瑞麟当时正在PENANG的CHUNG LING高中就读。这正是他们求学受教育的黄金时期，没想到竟然被日军误为抗日分子，双双在一个大白天的肃清日子里被日军叫出去后监禁在槟城监狱里，叫天不应，唤地无门。家翁和家婆及兄弟姐妹们相顾失色，惟有日夜以泪洗面，食难下咽，欲去探监，又浑恐日军加害。不到三年八个月，四伯倪瑞庆便因抵不住在监牢里的鞭打、灌水及钳指甲等种种酷刑的折磨而惨死狱中，死时也不过20岁左右。直到日军投降后倪瑞麟才被释放，他的身上患有多种疾病和日本人严刑拷打留下的伤痕，已经瘦得不成人样。家公家婆立即想方设法给他救治，但寻医问药最终毫无用处，因为他的身体状况无法抵御疾病的迅速入侵，在被放出来两年后，他也死了。 请问日本执政者，如果死者是你的孩子或亲人，你会怎样？你是否会破口大骂：“八格牙鲁，还我孩子的命来。”然而事实归事实，“命”是无论如何……哪怕以你整个日本国家也无法再塑造一个真正的倪瑞庆或倪瑞麟来。我希望日本政府当局能给予合理的赔偿，以弥补日本政府在昔日军国主义下所造成的罪行，并聊以安慰我那枉死在九泉之下的四伯和五伯的亡灵。 （《日侵时期新马华人受害调查》第113～114页，“蒙难华人受害调查”，投诉号186） （3）南安旅马侨亲梁慎言先生的血泪投诉 1994年6月29日，祖籍泉州南安，旅居马来西亚（JAJAN JAFFAR，JOHOR，MALAYSIA），时年54岁的侨亲梁慎言先生（NEW SIN LIAN），向日本政府索讨血债赔偿。梁慎言先生系蒙难者梁丕日的令孙，日侵时期家住马来亚文律。梁慎言先生控诉说，我祖父梁丕日当年55岁，是个商人。1942年3月8日，毫无人性的日本兵把他的祖父提去，在文律码头把他枪杀了。如今我们要求日本政府给予我们受害者家属合理赔偿。这样，日本政府才有资格谈民主与人权。 （《日侵时期新马华人受害调查》第127～128页，“蒙难华人受害调查”，投诉号211） 二、南安旅马侨亲向日本政府索讨“香蕉票”经济损失赔偿 侵占新马时期，日本侵略军不但对华族实行“三光政策”，还残酷进行经济勒索，榨取新马华人5000万元叻币的巨额“人头税”作为“奉纳金”。如果华人不交“奉纳金”，将要面对日酋的极刑。许多华人只得忍痛卖掉赖以生存的橡胶园和小商店，经济濒临破产崩溃。日本帝国政府还大肆滥发军用钞票，榨取华人血汗。这些后来被证明“一文不值”的军用票上印有“香蕉”图案，还煞有介事印上：日本帝国政府承诺“保证可以兑换”的骗人字眼。几十年来，许多新马华人尚存有这种日本政府坑人骗财的“香蕉票”。他们强烈要求食言几十年的日本政府能“良心发现，恪守诺言”，给予受害以合理的经济赔偿。 《日侵时期新马华人受害调查》一书中，有旅马华人向日本府追讨“香蕉票”经济赔偿投诉报告计226份，其中泉州籍侨亲的投诉状达49份，南安籍侨亲的血泪投诉占39份，在该书中，每一位受害者，总和一大堆用日本军用“香蕉票”一起合影的。 （1）南安旅马侨亲苏顺源先生的血泪投诉 1994年7月8日，祖籍泉州南安，旅居马来西亚（PERSIARAN WIRA JAYA BARAT，TAMAN AMPANG，IPOH，PERAK MALAYSIA），时年36岁的侨亲苏顺源先生（SAW SOONGUAN），向日本政府索取经济赔偿。日侵时期，苏家住在马来亚MARKET STREET，IPOH，PERAK，今尚存其祖父留下的10万元日本军用香蕉票。苏顺源先生控诉说，日本帝国政府统治新马半岛时期，先祖父是一名经商者，千辛万苦存下日本帝国政府的军用票10万元。但自从日本帝国政府投降以后，该军用票一日之间变成废币，一文不值，对我等持有者是极为残酷的。但是该军用票面上印证日本国家可以兑现，因此我等军用票持有者尊重日本国家之承诺，希望日本国家能早日兑现该军用票面之承诺。可是我们一等就等了50年。现在的日本国家是世界上的经济强国之一，我等想日本国家不会赖帐吧！ （《日侵时期新马华人受害调查》第358页，“华人军票损失调查”，投诉号56） （2）南安旅马侨亲洪金龙先生的血泪投诉 1994年4月20日，祖籍泉州南安，旅居马来西亚（JALAN BERTAM，KEPALA BATAS，SEBERANG PRAI UTARA，MA1AYSIA），时年65岁的侨亲洪金龙先生（ANY KIM LENG），向日本政府索讨经济赔偿。洪家在日侵时期住在马来亚北海，客眼亚占，今尚存父亲留下的日本军用香蕉票30000元。洪金龙先生控诉道：在日本人占领马来亚期间，我还是小孩子。我的父亲是一个农民和小贩，他靠卖蔬菜和粮食换得了被称为“香蕉票”的日本军用票，现尚遗下30000元。这些香蕉票是靠我们的血汗换来的。但是随着日本帝国军队的投降和崩溃，这些“钱”现在只是一堆废纸了。实质上除了这些香蕉票我们已经一无所有了。我们父母只能像一个奴隶一样干活来偿还我们所欠别人的债，因为这一变故他们所受到的身体和精神的折磨是无法用言语表达的。现在我父母已经离开人世，但是每当我看着父母留给我的这些香蕉票，就让我想到这些都是我父母的血汗钱以及因为这些废纸，我父母所遭受的一切，他们所受的痛苦和悲伤。现在的日本政府必须为日本帝国对马来亚所做的一切做出补偿。日本政府必须履行香蕉票上所许下的诺言。日本国家仍然存在，你们不能逃避和忽视你们的责任。如果你们不能负责任地把我们的血汗钱兑换给我们，收回你们的香蕉票，那么是没有人会原谅你们的。 （《日侵时期新马华人受害调查》第367～368页，“华人军票损失调查”，投诉号76） （3）南安旅马侨亲石芳先生的血泪投诉 1994年4月20日，祖籍泉州南安，旅居马来西亚（MAIN ROAD LUKUT，POST DIC KSN N.SEMBILAN MALAYSIA），时年46岁的侨亲石芳先生（CHEOK HONG），向日本政府索讨经济赔偿。日本侵占时期，石家住在马来亚，现留下日本军用香蕉票4000多元。石芳先生控诉说，在日本政府统治新马期间，我父亲是经商的，辛辛苦苦存下了4000多元香蕉票。这些钱在日本投降以后却都无法使用，给我们家庭造成很大的伤害。我希望日本政府能够给予我们合理的赔偿。 （《日侵时期新马华人受害调查》第383页，“华人军票损失调查”，投诉号108） （4）南安旅马侨亲陈晓明先生的血泪投诉 1994年6月24日，祖籍泉州南安，旅居马来西亚（LORONG CHEMPA，BUTTER WORTH，PENANG，MALAYSIA），时年42岁的侨亲陈晓明先生（TAN SIAW BENG），向日本政府索讨经济赔偿。日本侵占马来亚时期，陈家居住在BUKIT MERAH，BAGAN SERAI，KRIAN，PERAK，家中尚存有日本军用香蕉票49050元。陈晓明先生控诉说，我的父亲陈成家（TAN SENG KAH）至今仍然保存了日本军用香蕉票49050元，他希望有一天能够得到赔偿。在日本帝国投降以后，这些钱变成了废纸，在日本占领期间，我的父亲经营树胶园的买卖。我父亲说当时有30担的树胶片被日本人拿去，并没有给钱。当时每担树胶片的价格是4490元。我希望日本政府能够全数赔偿给我们。 （《日侵时期新马华人受害调查》第371～372页，“华人军票损失调查”，投诉号84） （5）南安旅马侨亲黄清才先生的血泪投诉 1994年7月13日，祖籍泉州南安，旅居马来西亚（JALAN RAJA UDA BUTTER－WORTH，PENANG，WEST MALAYSIA），时年71岁的侨亲黄清才先生（OOI CHENG CHYE），向日本政府索讨经济赔偿。黄清才先生在日本侵占时期住在马来亚PAHAU，KULIM，KEDAH，原来存有日本军用香蕉票40000多元。黄清才先生控诉说，日本占领马来亚期间，我和父亲在PAHAU，KULIM，KEDAH，拥有一家木材厂，我们给一家叫着干田株式会社的日本公司供应木材。上述会社是一家海军供应者，这家会社的负责人叫做柴野英夫。在二战后期，我们大约拥有香蕉票4万多元，但因时间已久，一部分已经给白蚁吃掉，只剩下总数8475元的香蕉票。今天，日本已是经济大国，应该给予我们一个合理的赔偿。 （《日侵时期新马华人受害调查》第373～374页，“华人军票损失调查”，投诉号88） （6）南安旅马侨亲王家和先生的血泪投诉 1994年5月9日，祖籍泉州南安，旅居马来西亚（JALAN LISTER KUALA PI1AH，N.SEMBILAN MALAYSIA），时年62岁的侨亲王家和先生（ONGKAHHOE），向日本政府索讨经济赔偿。王家和先生在日本侵占马来西亚时期家居住在MARKET ROAD，TRONG，TAIPINGPERAK，MALAYSIA，损失军用香蕉票10790元。王家和先生控诉说，在日本占领马来西亚期间，我的父亲经营杂货店，为了养活家人，他工作十分辛苦。当二战结束日本投降的时候，我父亲还拥有香蕉票9000元。这些香蕉在日本投降之后变成了废纸，我们家顿时陷入了贫困，给我们造成很大的损失和伤害。我们希望日本政府能够赔偿我们的一切损失。 （《日侵时期新马华人受害调查》第384～385页，“华人军票损失调查”，投诉号112） （7）南安旅马侨亲林保月先生的血泪投诉 1994年3月17日，祖籍泉州南安，旅居马来西亚（TONGKANG PECAH BATU PA－HAT，JOHORMALAYSIA），时年27岁的侨亲林保月先生（LIM POH GUAT），向日本政府索讨经济赔偿。林保月先生控诉说，日本政府统治新马期间，我父亲林裘茶卖番薯、木薯存下了许多香蕉票日本钱，现还有约四五千元。但是日本政府自从战败投降以后，不肯承认，这是很不公平的。这些香蕉票都是用我父亲的血汗钱赚来的，那时的生活可以说是非常艰苦的。日本政府发行的香蕉票既然保证可以兑换，那么日本政府就应该履行它的诺言，赔偿我们的一切损失。 （《日侵时期新马华人受害调查》第399页，“华人军票损失调查”，投诉号143） （8）南安旅马侨亲刘再福先生的血泪投诉 1994年5月6日，祖籍泉州南安，旅居马来西亚（JA1AN JAYA，TAMAN JAYA SKUDAI，JOHOR BAHRU，MALAYSIA），时年46岁的侨亲刘再福先生（LAW CHYEHOCK），向日本政府索讨经济赔偿。日本侵占新马时期，刘家住在马来亚SINGAPORE STREET，SEREMBAN NEGERI SEMBILAM，现仍存有军用香蕉票2万多元。刘再福先生控诉说，日本帝国政府统治新马时期，我父亲是一名杂货小商人，每天辛辛苦苦做一点小生意养活一家大小，虽然生活不富裕，但也积存了一笔2万多元的日本军用香蕉票。自从日本帝国政府投降以后，一夜之间军用香蕉票变成了废纸，这对我们是很不公平的。然而我们发现，日本帝国政府当年发行的军用香蕉有印证，保证可以兑换。因此我希望日本政府必须要遵守诺言，换回我们保存了50年的军用票，赔偿给我们这些受害者，以维护日本政府在世界上的声誉。 （《日侵时期新马华人受害调查》第409页，“华人军票损失调查”，投诉号167） （9）南安旅马侨亲陈清源先生的血泪投诉 1994年5月8日，祖籍泉州南安，旅居马来西亚（TMN SRI JAYA，TANJONG KARANG MALAYSIA），时年53岁的侨亲陈清源先生（TAN CHENG GUAN），向日本政府索讨经济赔偿。日本侵占新马时期，陈家居住万时望（马六甲新野），现尚存有军用香蕉票10370元。陈清源先生控诉道：日本政府统治新马时，我父亲陈春成以养牛为生，存下来10370元香蕉票日本钱，但是日本政府自战败投降之后不肯承认，是很不公平的。这些军用香蕉票都是我父亲的血汗钱，同时日本政府香蕉票上都保证可以兑换如今的马币1元。日本政府应该履行诺言，换回所保证的军用香蕉票，赔偿我们的一切损失。 （《日侵时期新马华人受害调查》第417页，“华人军票损失调查”，投诉号184） 人们完全可以看到，日本军国主义推行的“大东亚共荣”的实质，就是战争和掠夺。日侵时期，为什么新马经济萧条，华人生活陷入困境，侨乡侨汇中断，从该书不难找到答案。 同时，也难怪，为什么日本首相一个个不顾亚洲和中国人民的强烈反对，悍然争先恐后去参拜供奉有二战甲级战犯的神位的靖国神社。正如，2005-10-17日任内第5次“拜鬼”的小泉纯一郎，在日本政府执政党联络会议上就“拜鬼”问题竞辩解道：“日本之所以有今天的成就，是被迫前往战场的人们换来的。”言外之意，即正是这些效忠天皇的日本战争狂魔，在侵略亚洲许多国家的腥风血雨，大肆掠夺和勒索，为日本帝国主义抢来巨大不义财富，始有日本今日之辉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