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庄炎林· 邓颖超同志是我们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极为敬重的德高望重的革命老大姐，也是深受我们归侨、侨眷、华侨和华人敬重的、和我们海内外侨界儿女心连心的老大姐。邓大姐生前对侨务工作十分重视，对归侨、侨眷、华侨、华人非常关心。她的高风亮节和伟大的人格力量，始终吸引和激励着海内外的侨心。我的父亲庄希泉、母亲余佩皋以及我本人投身祖国的革命事业以来，长期受到周总理和邓大姐直接的教育、关心和帮助。早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先父庄希泉同周恩来和邓大姐就有着密切的交往。我母亲余佩皋和邓大姐一起在广东海陆丰等地为民族的解放事业而斗争，结下了深厚的革命情谊。当时，我母亲担任国共合作的福建省党部执行委员、妇女部长，受到邓大姐的指导和帮助。1927年，国民党反动派背叛革命，到处捕杀革命的志士仁人，我母亲也被列入通缉名单。正是由于周总理和邓大姐，托人把一封密信塞在暖水瓶里，通知他俩迅速转移，才幸免于难。我父母流亡海外之后，不负党和周总理、邓大姐的期望，坚持投身祖国的解放事业。抗日战争期间，香港被日军占领后，按照周总理的指示，中共南方局安排我父亲到广西桂林、重庆组织闽台协会，开展抗日宣传组织活动，并利用华侨身份掩护、支持地下党的活动。我当时是广西大学地下党支部书记，后担任广西省委交通联络员、桂林市工作委员会书记。在任职期间，我先后到重庆红岩村、上海周（恩来）公馆、南京梅园新村向中共中央南方局等汇报工作。其间多次得到邓大姐的关怀和指导。新中国成立后，1949年10月，我父亲被任命为中央人民政府华侨事务委员会副主任委员。1950年初他从新加坡回到北京后一直在周总理领导下工作，和邓大姐经常接触，更深切地感受到他们对海内外侨界的关心。无论是制订一系列维护华侨利益的侨务政策，还是接待、安置回国定居的归侨，为他们排忧解难，都凝结着周总理和邓大姐对海外赤子的深厚感情。特别是1956年我父亲竭力主张建立全国侨联组织，就得到了周总理和邓大姐的支持。十年动乱期间，“红卫兵”要到我父亲住地抄家也正是周总理和邓大姐直接出面保护，才渡过浩劫。粉碎“四人帮”后，我父亲在恢复全国侨联工作的过程中，以及在担任全国侨联主席、全国政协副主席的工作中，更是得到邓大姐的关心和帮助。1982年我父亲以95岁高龄加入中国共产党时，邓大姐十分高兴并表示热烈祝贺。1987年我父亲百岁生日时，邓大姐特意送了一个大蛋糕，这实际上也表达了她对侨界人士深厚的同志之情。1984年，邓大姐以全国政协主席的身份亲自接见参加振兴中华座谈会的华人学者、专家和知名人士。1986年，全国侨联成立30周年邓大姐年事已高，仍欣然为侨联30周年纪念册题写了书名，使广大归侨、侨眷和海外侨胞深受鼓舞。英籍华人女作家韩素音女士是邓大姐的多年老朋友。韩素音女士的五卷本《自传》今年三月由中国华侨出版公司出版。邓大姐在疾病缠身难于写字情况下，仍然为《韩素音自传》题写书名，并请赵炜同志代表她出席《自传》首发式，转达了邓大姐对韩素音女士情真意切的话，使在场的同志都深受感动。韩素音女士更是热泪盈眶，激动地回忆几十年周总理和邓大姐对她的无微不至的关怀。她说，她对新中国的了解和热爱，直接来源于周总理和邓大姐对她这样一个海外华人作家的难于言喻的关心和帮助。 敬爱的邓大姐离我们而去了，我们深感悲痛。我们决心以把一切无私地奉献给国家和人民的邓大姐为楷模，加强侨联各项工作，以丰硕的成果告慰邓大姐的英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