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印尼、在新加坡、在中国许多人都知道唐裕，知道他是早在60年代就蜚声东南亚的船业巨子，知道他是位富有正义感和同情心的好人。当着中国和印尼实现复交，两国政府和人民重归于好以后，人们又从报章中零星地得知唐裕为此所做的大量工作，他又被人赞为“民间大使”。 1965年印尼的“9.30”事件，最终导致了印尼与中国中断了外交关系。1967年，两国贸易关系也中断。 中国与印尼交恶，是历史的产物，反映了那个时代两国国内政治和国际格局的状况。笼罩在两国关系上的乌云持续了25年，付出了整整一代人的代价。 中印（尼）关系史上的这个不幸，深深刺痛了生在印尼但又与中国有着血缘关系的唐裕。唐裕，原名唐良裕，祖籍福建省安溪县蓬莱乡温泉村，1926年出生于印尼苏门答腊的棉兰。7岁随母亲回到家乡，8岁重返印尼，后来到新加坡读书，曾就读于新加坡工商学校。1944年，18岁的唐裕开始在他的哥哥唐连良的泉安船务有限公司工作，随船穿行于印尼、新加坡、香港之间，积累了许多海运和船务方面的知识，也造就了他不畏风浪的胆魄和力量。他希望印尼富强、希望中国强大，更希望两国友好相处。 唐裕在总结自己前半生的时侯，曾在致友人的一封信中这样写道：“我虽是一个普通的生意人，但是我不会忘记我的本质，不会唯利是图。我一向都了解到这一点，兼顾到各方面的利益，做个和平使者，目的是为求大家和平互惠，增进友好，不分彼此共同合作发展。”（转引自1990年1月19日致蒋孝武先生的信）他在写这封信时已是64岁的老人了。他这样总结了自己走过的路，也反映了他暮年壮心不己的愿望。他在同一封信中写道：“我一路来无求无畏，没有什么不可以讲的，也不受任何一方的约束，只求能在有生之年尽点微力，促进各方面的友好合作。”他认为，“最重要的是我们能怎样为人类做出贡献，使大部分人都得到稳定和安全感，获得更美好的生活。”后来他在新加坡结识的中国朋友——中国驻新加坡商务代表处代表荣凤祥这样评价唐裕：“他是个只有朋友而没有敌人的人”。 唐裕始终认为，中国与印尼应当友好，两国的不正常状态应尽早结束。印尼和中国都是亚洲的大国，人口众多，资源丰富，经济上有很大的互补性。从印尼方面讲，印尼的民族和谐是和中国印尼关系的成功息息相关的。所以，当着中国在1976年宣布文化大革命结束，并对自己的内外政策相继进行了调整之后，唐裕便开始为促进两国的和好进行万里长征了。 客观上，中国方面在恢复与印尼的正常关系方面不存在障碍。但是冰冻三尺，怎能一日就解开？消除彼此的猜忌与不信任是个缓慢的过程。 1977年，唐裕以印尼工商总会名誉会员的身份，推动该会会长苏坎达尼派出了五人代表团前往中国，对广州春季交易会进行参观考察，收获不小。是年秋，苏坎达尼亲自率领了17人代表团直飞北京，就两国直接贸易问题同中国有关官员举行了友好融洽的谈判。苏坎达尼对会谈结果满意。回国后他就此次北京之行书面报告当时的商业和合作部长，建议打开与中国的直接贸易大门。来自高层的回答是否定的。唐裕后来分析说，看来“当时的时机尚未成熟”。但是1977年的两次中国之行毕竟使印尼重新认识了中国，也使中国得到来自印尼商界的强烈信息：恢复与中国的直接贸易关系。 石油和天燃气是印尼的外贸支柱，但是1980年以来，作为石油输出国组织成员的印尼，却因为国际油价一跌再跌而蒙受巨大损失。80年代初，外债总额已达352亿美元。唯一出路是寻求非石油产品的出口。调查显示，中国从国外进口的物品大约有14类，大部分都可以由印尼供应，其中包括橡胶、胶合板、香料、化肥和水泥。中国自1978年开始，邓小平在中国推行对外开放政策，并把搞好本国的经济做为基本国策，努力改善和加强同外部世界的政治、经济联系，中国和印尼在国际场合，特别在柬埔寨问题上的接触与配合增多，中国与东盟成员国泰国、菲律宾的友好关系进一步发展，这些都为中国印尼的关系恢复积累了积极的因素。 1983年，穆达尼出任印尼武装部队司令。一周以后，他接见了唐裕。唐裕建议应尽快恢复与中国的直接外贸关系。穆达尼表示支持这一建议，并委托唐裕利用新加坡这个中间地点沟通印尼与中国之间的对话渠道。唐裕后来谈到他从中促合的动机时曾有这样的话，“现代世界应当加强合作。中、印（尼）两国领导层都认为有发展经济的必要。两国也都是发展中国家。哪一个政府能为人民带来温饱，就会得到人民的支持。”他还认为，中国印尼关系的正常化，有助于亚太地区的长期稳定。为了亚洲和世界的和平与繁荣，值得去努力。 1984年初，通过唐裕的帮助，印尼前副总统马利克和前副总统哈孟库·布沃诺九世苏丹阁下来华访问。那年年初1月27日，印尼副总统阿丹姆·马利克通过唐裕致函中国驻新加坡商务代表奚业胜，表示希望能在年内访问中国。当时的中国外交学会会长韩念龙于2月25日正式向马利克发出邀请信。信中希望通过这次访问能“增进中国和印度尼西亚两国和两国人民之间的相互了解和友谊”。这封邀请信3月初由唐裕转交给马利克。马利克在接到邀请信后于6月7日复函韩念龙感谢他的邀请，并在信中说，“他充分理解此次中国之行的重要性，并非常高兴地接受这一邀请，”“中国是个美丽而伟大的国家，我期待着再次看看已获新的发展的中国。”两位老外交家来往信函的重要之处在于，“都明了增进彼此了解和友谊的必要性”。他们都在信中点明了这一点。5月8日，韩念龙以非官方的中国人民外交学会会长的名义，正式邀请前印尼副总统布沃诺九世苏丹访华。两位印尼前高层领导人的访华达到了增进两国了解的目的。唐裕从此和韩念龙成了朋友，他们的个人友谊一直保持到现在。每次去北京，唐裕总要去会会韩念龙，捎些小礼物表示自己的心意。韩念龙是个重感情的人，他曾去函说，“多少年来，先生为发展中国印尼两国关系作出许多宝贵贡献，非常敬佩。”他对唐裕对朋友表现出的古道热肠更是称道。1986年，唐裕先生的夫人陈妙华女士不幸去逝，韩念龙先生得悉后发来唁函说：“中年丧偶原属人生大可哀事，尤其失去一位贤内助，伉丽情深，悲伤自可想见。但事已至此，无如之何，试如来书所言‘人死不能复生’，惟愿节哀保重，从宽着想，是为至盼。” 通过唐裕的中间穿针引线，中国和印尼之间的了解在渐渐加深，彼此之间的不信任也在渐渐消除。恢复直接贸易的条件趋于成熟。 1985年1月，中国外长吴学谦应邀访问新加坡，下榻文华酒店。唐裕和中国驻新加坡商务代表荣凤祥安排了印尼工商总会会长苏坎达尼在文华酒店与吴学谦会面，两人就两国建立直接贸易关系问题举行了会谈。从1977年以来8年间两国关系中积极因素的发展，使得这次会见相当成功，双方原则同意恢复直接贸易，具体问题由双方的贸易部门商量解决。接着，6月，唐裕代表印尼工商总会前往北京与中国贸促会会长王耀庭会谈，并转达了印尼政府同意恢复两国直接贸易的消息。郭东坡副会长和印尼工商总会秘书克利斯·沃连起草了直接贸易的文件草案。7月5日，唐裕直接安排王耀庭和苏坎达尼在新加坡签署了中国和印尼直接贸易备忘录。 印尼总统苏哈托亲自批准了文件，并下令成立了负责对华贸易的专门委员会。该委员会由7名内阁部长以及军方和情报机关负责人组成。雅加达、泗水、棉兰、乌戎潘当等4个港口向中国船只开放。至此，中断了18年的中国印尼直接贸易关系终于得到了恢复。对于唐裕来说，1985年是“唐裕年”也许并非言过其实。 中国对印尼的直接贸易虽然在中国出口商品的检查问题上还存在着障碍，但发展还算平稳。1986年双方的直接贸易达3亿美元。1987年，印尼对中国的出口达6.27亿美元，比前年增加了3倍，从中国的进口为3.6亿美元。印尼对华贸易顺差达2.67亿美元，初步显示出两国直接贸易对印尼经济的益处。 1988年1月，唐裕在北京再次会见了中国人民外交学会会长韩念龙，韩在前门饭店招待唐裕。唐裕回到新加坡后写信给韩，建议韩邀请印尼的苏多沃将军访问中国。他在信中说：“苏多沃将军是印尼1945年独立革命运动发起人之一，在国际上享有崇高声誉。他是一位中将，也是贵族和医生出身。过去是印尼石油公司总裁，现任印尼红十字会主席，也是退伍军人协会副主席。如果苏多沃将军访问北京能成行，相信在促进中印尼的关系上必有重大意义。”苏多沃是唐裕的亲密朋友。唐把苏多沃这位在印尼政治、经济和军界都很有影响力的人物介绍给中国，无疑是想把经济关系的恢复扩展到政治关系上去。 一个多月以后，韩念龙复函给唐裕，同意唐裕来信表达的信息：苏多沃将军的访华，“必将有助于促进中印尼友好关系的发展”。与1984年韩念龙邀请印尼前副总统马利克和布沃诺九世苏丹访华明显不同的地方是，访华目的不单是增进两国和两国人民之间的友谊和相互了解，推动两国关系的发展已提到日程上来。韩念龙表示，愿意结识这样一位新朋友。他请唐裕向苏多沃将军转达“我和我的同事们非常欢迎苏多沃将军在他方便的时候，偕夫人及二、三名同事访问北京”。1988年4月底，韩念龙通过唐裕转去了正式邀请苏多沃访华的信件，邀请他访华10天。 8月11日，唐裕应约去苏多沃家吃饭，席间，苏对唐说，他高兴去中国访问，随他同去的将有他的夫人和儿子、女儿。有关在中国的活动希望中国方面安排。一周后，唐裕通过书信把这个情况通报给韩念龙。 9月初，韩念龙写信给唐裕，提出了中方为苏多沃将访华制定的接待计划，初步安排访问北京、上海、广州、深圳或南京。考虑到苏多沃是以印尼红十字会会长身份访华，所以安排他会见中国红十字会负责人。韩还提出，如果苏多沃愿意，也可以安排他同中国外交部负责人接触，会见中国有关领导人。 一周以后，唐裕在印尼雅加达拜见了刚从美国出访回来的苏多沃将军，并在他的府上共进晚餐。苏多沃对韩念龙的安排很满意，他请唐转告韩有关中国领导人的会见，由韩决定和安排。如果有机会的话，他很想拜见邓小平，相信这是很有益处的。苏多沃要唐裕陪他一道前往中国。苏多沃一行定于10月26日启程直飞北京。 不久，许寒冰副会长回函给唐裕说，一切安排就绪，期待着与苏多沃一行在北京相见。 为了此次中国之行，苏多沃甚至取消了临时增加的陪同苏哈托出访的任务，依旧按原定计划于10月26日乘新加坡航空公司的飞机，飞抵北京，下榻在北京饭店。在北京，中国国家主席李先念、国务委员谷牧以及商业部长胡平分别会见了苏多沃，就共同兴趣问题交换了意见。此外他还参观了一些卫生单位，游览了北京的名胜古迹。离开北京，他又去南京、上海、桂林和广州进行参观访问，于11月7日离开中国飞抵新加坡，准备转机回印尼。在机场，苏对报界说，“没有任何东西可以阻障中国印尼两国复交”。 唐裕在后来评价苏多沃此次访华的意义时曾有这样的话：苏多沃将军为能会见这样多的中国领导人感到惊奇。他十分高兴能与中国领导人诚恳交换意见，避免猜疑。苏多沃将军表示，中印尼两国关系友好全面地发展并无障碍。这对东南亚和世界经济都有很大贡献。这是中印尼关系正常化条件成熟和具备的标志。 苏多沃向苏哈托汇报了他的中国之行，并详细谈到了同中国国家主席李先念的谈话内容，中国传出的明确信息是，两国恢复关系正常化，中国方面不存在问题。 1989年2月，中国外长钱其琛与印尼总统苏哈托利用去日本参加裕仁天皇葬礼的机会，在东京会晤，并宣布将就恢复中国印尼外交关系进行具体磋商，这实际上标志着亚洲两个大国都已决心实现关系正常化，它引起了国际间的热烈反响。 6月发生在北京的政治动荡，使北京的外交遇到了困难。继续推动中国印尼复交成为当务之急。在这种情况下，唐裕受命出访了处于戒严中的北京。住进了空荡荡的北京饭店。他对前往看望他的中国报界朋友意味深长地说：“现在台风已经过去，家里不大干净，打扫一下也是必要的。接下来应该办正事了。我准备向中国领导人建议，中国印尼恢复关系的事还应继续抓紧办。”唐裕在北京会见了吴学谦副总理和谷牧副总理，向他们转达了印尼领导人愿意继续推动两国关系的愿望，得到了中国的响应。中国高度评价了印尼对中国处于困难时所给予的支持。6月26日，唐裕回到印尼，不久他向国务部长穆迪奥诺汇报了北京之行的印象，转达了中国重视与印尼友谊，欢迎苏哈托访问中国的口信。穆迪奥诺对唐裕说，希望中国总理先访问印尼，苏哈托再回访中国。他请唐裕通过当时的中国驻新加坡商务代表王久安先生，向中国政府转达这个信息。 这年9月底，唐裕再次来到北京。由侨办主任廖晖陪同在人民大会堂会见了中国总理李鹏。李鹏问唐，中国与印尼什么时侯可以复交？唐说：“现在就可以，中国应当采取主动。这对于处于西方外交孤立之中的中国来说，无疑是一个喜讯。” 1989年12月，中国外长助理徐敦信前往印尼就复交问题与印尼方面磋商，顺利地解决了与此有关的技术性问题。第二年7月，印尼外长阿里·阿拉塔斯访问北京，与中方磋商复交协议并于7月3日草签了协议。两国宣布从1990年8月8日起正式恢复外交关系。届时中国总理李鹏将应苏哈托总理邀请，对印尼进行正式友好访问。 看着中国与印尼的友好关系恢复在即，唐裕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他在1990年7月27日，即李鹏出访印尼前10天，写了一封长信给李鹏，认为“此举不但符合两国政府和人民的愿望，也符合所有发展中国家的愿望，因为凡是爱好和平友好的国家，都期望中国、东南亚与世界稳定，彼此在良好和太平的环境中共同合作发展。尤其是我们当地华人，更感到高兴，这将在本地消除一切疑虑和压力，加强对中国的信心与安全感。”“我身为协调恢复中印两友直接贸易关系的一员，以无比兴奋的心情迎接中印的复交。”“伟大的时刻即将到来”。 中国总理对印尼的访问获得了圆满成功。两个亚洲巨人间25年的隔阂与不信任终于得到化解。在巴厘岛，李鹏特意会见了唐裕这位为恢复中印尼友好关系作出重要贡献的友人，并同他一齐合影留念。钱其琛外长等也与唐裕合影，记下这同庆的时刻。接着李鹏在访问新加坡时，唐裕请李鹏为他们的合影签名，李鹏高兴地签了字，并写上了摄影的日子：1990年8月12日。这张照片摆放在唐裕的办公室里，摆在一起的还有他与江泽民、万里、杨尚昆、谷牧等中国领导人的合影照片。 1991年5月16日，李鹏让他的秘书将他签名的一封信转交给正在北京的唐裕，信中说，“你虽长期身居海外，但一直关心着中国现代化建设，并积极促进中国和印尼两国人民之间的友谊，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对此我深表赞赏。”“希望唐先生继续为发展中国和印尼的友好合作关系做出努力”。 唐裕在回信中表示“我们身为华裔民族，尽力帮助中国加强与东南亚各国的友好关系，以促使本地区和世界的安定与繁荣，乃是我们份内之事。阁下对我的赞扬和鼓励，促使我激励自己，今后更应努力朝这目标献出我的力量，以期能有所贡献”。 唐裕能在印尼与中国复交过程中发挥前述的作用，是由于他本人所独具的条件决定的。 唐裕与印尼的上层领导建立并保持了良好的关系，而这种信任关系是源于争取印尼民族独立、维护国家统一、振兴印尼经济的共同斗争。唐裕为此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二次大战日本战败，印尼人民为彻底摆脱荷兰的殖民统治奋起斗争。唐裕在此期间认识了以医生职业为掩护的南苏门答腊抗荷力量领导人阿加甘尼，并得到他的信任，担负起为抗荷力量购买武器与军需品的生务。唐裕的船载着咖啡、橡胶、黄金从巨港出发去新加坡，然后冒着命危险换回军需品。据一本书透露，通过这种方式共装备了两个师的抗任荷部队，战斗力强于其它地方的武装。印尼独立后，1956年苏门答腊发生军事叛乱。唐裕又不顾个人安危，奔波于政府和叛军之间，终于化干戈为玉帛，实现了和平解决。 60年代初期，印尼和马来西亚不幸发生对抗。当时新加坡和印尼也处在紧张时期。唐裕得到印尼政府的信任，在香港致力于消除双方的歧见，力求团结，终于在1966年结束对抗。1967年，印尼与新加坡的关系逐步正常化，两国贸易发展，印尼的大部分出入口和转口贸易通过新加坡，唐裕致力于两国经济发展。 苏门答腊南部巨港市市长阿邦拉萨克，1955年在证明唐裕先生对印尼国家贡献的证明书上这么写道：“在印度尼西亚争取独立战争期间，唐裕先生对印尼政府及独立运动付出了精力、物力和财力等等。尤其为巩固巨港，在面对荷兰侵略军的进攻至敌军归还所有一切给独立的印国尼家，作了相当的贡献。” 对于唐裕先生为印尼独立和经济繁荣所做的贡献，印尼政府和人民给予充分的肯定和赞扬。1973年，唐裕在新加坡安顺路海边建起一座28层的敦那士大厦，为当时在这个金融区里最高之建筑。剪彩那天，他的朋友苏多沃亲率印尼多位部长专程赶来祝贺，亲自为大厦剪彩。新加坡总理李光耀虽未亲自出席，但在仪式开始前两小时发来贺电，向唐裕表示祝贺。落成仪式上，苏多沃称，“印尼经济在最困难时，得到了唐裕先生的协助，促进了经济部门的稳定，做出了许多贡献，是值得敬仰的。” 唐裕60年代初移居新加坡，成为新加坡永久公民、但仍保留了印尼国籍。在此期间他与中国驻新商务代表处建立并发展了友好信任关系，通过他们又结识了中国政府的决策人物。为了实现复交，唐裕推动了两国民间在文化、体育方面的交往，付出了大量的时间、精力和财力，赢得了两国人民的尊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