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七芦沟桥事变，全民抗战开始，南洋各地侨胞，在陈嘉庚领导下成立南侨筹赈总会，并发起募捐救济中国的抗日运动。 为了更直接表达同仇敌忾之情，各地华侨在南侨筹赈总会的号召下，组成回国服务机工队，总共3193人，分九批出发，共赴国难。 当时，第一批出发的机工共80人，这批先锋机工的总领队，便是安溪籍闻人白清泉。 投入时代的烘炉 1937年7月7日芦沟桥事变，中国政府发动全民抗战，新马华侨在陈嘉庚的领导下，发起募捐救济祖国难民的团体，并成立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简称南侨筹赈总会），总部设在星洲武吉巴梳的怡和轩，积极展开筹款运动，获得南洋各地华侨的热烈反应。 七七全民抗战，日本侵略军仗恃军事优势，不但在华北以暴力攻城略地，魔爪节节延伸，而且在当年8月13日海陆空全面进攻上海，这就是有名的淞沪之战。 这场战役十分的惨烈，中国军队拼死抵抗，日军则气焰万丈，扬言要在一星期内占领上海，而中国军民竟抵抗了三个月，双方死伤惨重，日本人称为“血肉磨坊”之战。 当时，战场上抛头颅洒热血的壮烈抗敌事迹，同仇敌忾的激情，深深地撞击着每一位有血有肉，满腔热血的青年，中国方面如此，东南亚各地的华侨男女老少，也同样感染到这股抗战情绪，这是时代烘炉洽炼出的一股民族气魄。 招募司机及修车机工 这时候，中国沿海一带都被日本海军封锁，货物、军火，药物……等抗战物资的输入，只靠香港和越南转运，到了广州沦陷后，囤积在香港的两万余吨军火无法入口，必须从滇缅公路运入。这时滇缅公路刚刚筑好，还没有通车，中央政府设西南运输公司（即西南运输处），总部设在昆明，新加坡和仰光也有办事处，负责把物资从香港经过新加坡，移囤仰光，而后从滇缅公路运入昆明。 滇缅公路自昆明市至畹町，全长959公里，山高平均二、三千公尺，它虽名曰公路，实际上没有今天马路的平坦和宽敞，它迂回于山岭中，路面还没有铺上沥青，而且崎岖不平，逢下雨天就泥泞一片，加上云南为分割高原，公路往往循江岸筑成，尽是悬崖深谷，沟通的桥梁都在峡谷间，车行时，一不小心，跌入深谷中，江水喘急，根本没有生还的机会。 像这样恶劣的行车环境，非有熟练的司机不可。当时中国国内的熟练驾驶员都开往前线参军。于是，中国政府便向南侨筹赈总会呼吁，招募熟练驾驶员及修车机工回祖国（中国）服务。在陈嘉庚、侯西反、黄奕欢等侨领的积极号召下，先后有约三千二百人响应，分九批出发投奔抗战洪流。这批回国服务青年，便是史上称呼的南侨机工。以上叙述便是机工回国服务的时代背景。 白清泉是机工总领队 有关南侨机工回国服务的事迹，我们曾经在报道已故闻人黄奕欢和刘牡丹的《大特写》中触及，然而，那两个系列报道，都是以黄、刘的生平为本位，报道角度以个人为主，事件为辅，因此，有关机工的事，实际上仅做点滴介绍，故着墨不多。 另一方面，黄奕欢和刘牡丹两位先生，虽是南侨筹赈总会中的活跃分子、同时对号召机工归国服务，也出过不少力，其中刘牡丹更被陈嘉庚委派，到滇缅公路视察民情，实地了解机工的生活。但是，黄、刘两位到底不是机工，若要了解这批无名英雄的英勇事迹，包括在滇缅公路出生入死运送军事物资等过程，必须实际接触他们，才能获得第一手的，最直接的史实叙述，而受访者本身，也必须符合两项基本的要求，即：本身必须直接参与机工的工作，而且全面了解机工从召慕、训练、工作，到复员的过程，即要有点与面的认识。 南侨机工回国服务的事，距今已经40多年，当年参与其事的人，有不少已经作古，尚在世上的，也都是年届古稀的老人了。 我国工商界闻人，大华食品董事长白清泉先生，当年正是其中一位身先士卒的热血青年，他不但是第一批回中国服务机工的总领队，同时，在机工回国服务期间，也和侯西反等人，在华侨互助会的旗帜下，为机工福利出过不少力，同时，在争取遣送机工回南洋（复员）的事务上，白清泉也是出力最多的人士之一。 为历史做一点补白 目前已退休的我国老教育家，前中正中学校长邱新民先生，当年也是积极参与南侨机工复员事务的其中一人，白、邱两老“文武”的配合无间，是机工复员之事顺利进行的因素之一。 有关“南侨机工”话题的专题报道，就是以白清泉和邱新民的口述为主，再配合邱先生针对南侨机工史实而写的一本书《艰难的行程》，希望能对这一节发生在抗战期间的可歌可泣史实，做一点历史上的补白。 本专题报道的内容，是以白清泉为主线，从旁引述出机工回国服务的珍贵史实，包括他和当年被殖民地政府驱逐出境的侯西反，两人在中国境内的交往，侯西反坠机身亡，机工的生活，白清泉和邱新民等，如何为复员之事四处奔走的经过，展现事件发生时的真实写照。 南侨回国服务机工，是一批时代的无名英雄，他们的精神与贡献是可敬的，即使在数以千计的机工中，出现少数的“瑕疵”，也不损其对历史的功劳，他们的事迹，值得年轻一代读者去认识。 白清泉很健谈，思路清晰，谈起云烟辽远，已经是半个世纪前的往事，许多细节还记得清清楚楚，表情之丰富，情绪之波涛起伏，宛如事件正发生在他叙述的同时。 就在白清泉工厂中一处幽静而布置古雅的会客室中，在氤氲的茶香里，白清泉向我述说50年前有关华侨抗日史实中的一个片段。事情应该从白清泉说起…… 那年代，正是一批批来自大陆沿海乡镇的青年，飘洋过海到南洋一带谋生的“雾锁南洋”时代，50多年以前。 过番的那一年，白清泉才不过是个19岁的小伙子，他的家乡是福建省安溪县。他虽在乡下已成了亲，却是只身南来，并“隆帮”在梧槽路东光茶庄的楼上。 虽然是空着双手到南洋闯天下，白清泉可是带着一身的技艺，原来，他在家乡，经营的正是烧焊的生意。同时，他还懂得开车，在半个世纪以前，会开车的人并不多见。 白清泉在星洲，有两名好友，他们都在交通界做事，这两人一位是翁亚峇（已过世），另一位则是张文杰（目前在吉隆坡），张文杰有一位哥哥是开修车厂的。 过番一、二个月后，在张文杰的引荐下，白清泉便到他哥哥设在吉隆坡的修车厂服务，他的烧焊和修车技术正好派上用场，由于他是“单身汉”，便住在厂内，每个月薪水有36大元。 过了一个时候，白清泉回到新加坡，利用积蓄的一点资本，在巴耶礼峇的大成巷开了间咖啡店，可惜的是，咖啡店老板当没多久，店铺又关闭了。 这一下，白清泉“打回原形”，干回“老本行”——开车去了。他是替中医师王爱华开车，负责载送王医师到大坡同济医院为人诊病，这位王爱华中医师有位弟弟，叫做王铁汉，人如其名，是位铁铮铮的汉子，他十分积极参与当时如火如荼的救济祖国运动。 日军进行军事封锁 那时候，抗日团体的大本营——由陈嘉庚领导的南侨筹赈总会，就设在离同济医院不远的，位于武吉巴梳的怡和轩俱乐部内。当时，风起云涌的抗日热潮，亦深深感动着白清泉这名热血青年，他在工余，也经常参加由怡和轩之人发动的卖花筹款活动，并因此而结识里头的领导人，包括侯西反和王铁汉。 为了更有效地号召华侨参与赈济祖国的活动，南侨筹赈总会的几位领袖如侯西反、黄奕欢、刘牡丹、王铁汉等人、经常四处发表演说，穿街过巷又下乡，搞宣传工作。白清泉便时常充当侯西反和王铁汉的司机，载他们到处去演讲。 由于经常的接触，白清泉对这位长他29岁的叔伯侯西反，十分的尊崇，那时候中国内地的抗战热潮，也使许多海外侨民热血沸腾，白清泉当然是其中之一，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观念：就是在救亡工作中，准备在最后关头，不惜抛头颅洒热血，牺牲自己的性命。 内地的抗战，整个战场已逐渐转移到西南大后方，当时，日本人急欲南进，封锁中国军运送军事物资的各个港口和管道，与外界相通的“咽喉”只剩下三处，即曲江、通缅甸的滇缅公路、安南的同登。运送路线是从曲江经安南、新加坡、仰光，经滇缅公路至昆明。中国国军当时也以钨沙换取盟国军火供应，新加坡正是囤积钨沙的中途站。 抗战期间，由蒋中正（介石）任委员长的军事委员会是设在重庆，宋子文是行政院院长。军委会辖下设有西南运输处，总部设在昆明，由子文之弟宋子良主持，它的任务是从上述三“咽喉”运送军火支援抗战。 剃光头报名投军 “投入时代的烘炉”一文中，已就滇缅公路一带的险峻环境做了介绍，在那条公路上开车的人，不但要有精湛的开车技术，同时又要懂得修理车子。 由于当时前线急需大批这类的人才，因此西南大后方运送军事物资的工作，缺乏熟练的人手去进行，西南运输处主任宋子良，便通过陈嘉庚领导的，代表一千多万海外华人的南侨筹赈总会，希望征募一批爱国之士，组成华侨机工回国服务团，支援祖国的抗战事业。 筹赈总会除了发出通告，也在各处设立召募站，让志愿者到指定地点去报名。 白清泉由于经常和侯西反在一起，到乡下地方演讲，和这位叔伯很熟。侯西反知道这小伙子开车技术好，又会修车，便鼓励他去报名。白清泉想也没想便一口答应了，而且即刻剃光了头，准备从军。 第一批被征募的青年，人数共有80名，新加坡方面计32人，柔佛峇都巴辖中华总商会那里有48人，由廖国雄率领来新加坡集中，廖君是当地慕娘公司汽车修理部职员，峇都巴辖方面的组织者是粘东城。 1939年2月16日，武汉合唱团刚好在新加坡演唱，假快乐世界（繁华世界）欢送回国服务的机工。当时，前二排的最好座位，出现一幅“奇景”，坐着80位穿中山装，头发剃光光的年轻男性。一些不明究竟的娘惹观众还以为，今晚的戏好，居然连和尚也跑来看。 2月17日，南侨筹赈总会主席陈嘉庚，在怡和轩的欢送会上向32位新加坡方面的机工训话，晓以为国服务的意义，说他们是代表千余万侨胞出力，要坚持到最后胜利。 白清泉还记得陈嘉庚的演讲中有这么几句话（大意）……祖国遍地黄金，需要爱国青年去保护，你们的责任就是去保卫国家，争取民族的生存……。 当陈嘉庚训话完毕，在座的机工，便得推举一位代表上台来致谢词，由于在那个时代，受教育的人并不多，会讲国语（华语）的人更少，白清泉虽然读书不多，却讲得一口流利的国语，就这样，他被公推为机工代表，上台致谢词，后来更当选为第一批回国服务机工的总领队，副领队由傅瑞生担任。 接受军事运输训练 那时候，回国服务的机工，所持都是中华民国的护照，他们还得效忠中国。 由新、柔两地爱国青年组成的第一批机工共80人，全集中在新加坡等候船期出发，80人中，新加坡的32位各自回家等候，柔佛来的48人则集中在一处。 下船的日子终于到了。那一天是1939年2月18日，正是农历年的除夕，一行人乘搭法国邮轮“满江红”号赴法属安南，途经西贡，由海防登岸，后转乘滇越铁路火车，进入中国国境，并于2月22日黄昏6时抵达昆明火车站，当时滇越路的火车车厢，都张挂欢迎布条，写着“欢迎华侨机工回国服务团”。过后，他们便向西南运输处运输人员训练所。 2月26日，全体机工参加开学典礼，并接受军事运输方面的训练。开学后一星期，回国服务机工一批批陆续抵达昆明，共计九批，3193人。 白清泉领导的第一批机工，其中32位新加坡过来的，在接受一个月的训练后，被编为华侨义勇大队，派到越南的同汀接收新车，后又派往缅北边界的庶放运送军事物资，包括枪炮、子弹、汽油和零件。军火多送往西南大后方。 此后凡是新车一到，就编成运输大队出发工作，如有急需时，训练时间就缩短，有的两星期，甚至训练几天就派出去驾驶了。到5月间，回国服务机工到齐了，编就15个运输大队，散布于西南各战区及滇缅公路，负责抢运工作。 由华侨机工组织成的运输大队，它的编制体系是这样的。 每一名机工，负责开一部车子，车上有一名卫兵司保护之责，每15部车为一小队，三小队组成一个中队，共45辆。 工作方面，每天一大早就要开车赶路，以便在规定时间内完成任务。路程长约八百至千余公里，最少要三、四天始能走完。滇缅路告急之际，上方规定，昆明至下关双程824公里，仅限36小时往返，连装卸货物的时间也算在内，由此可见时间之逼促。 抗战时，滇缅公路是一条新路，到处都是泥径，而且迂回曲折，翻山越岭，驾驶工作很是困难，有时遇到太陡的山坡路，车子如老牛拖犁，甚或“裹足”不前时，还得在车轮上绑扎铁链。 车队在这条千里崎岖路上往返，沿途理应有休息站和宿舍，但是，在福利照顾上却很缺乏，碰到车子在半路抛锚，情况就更为糟糕，因此，辛苦是可想而知的。机工们餐风露宿，睡在车上，以木条铺被当床。膳食方面，每一小队有一位伙夫（厨师）负责煮食。 碰到附近有民居的休息站，口福自然比较好，不必自开伙食，可以到附近买点“新鲜”的东西。毕竟，在这段颇为荒僻的地方，像这样的情形也很难碰上。 辛苦的情形还不止这些，人非铁铸，即使是机器也常有故障，更何况是以血肉之躯，在恶劣的自然环境下，又得面对重重的“人为障碍”——比如敌机的无情炮火，精神与肉体的双重煎熬，有些人当然无法忍受而病倒，需要接受医药治疗。 问题是，当时的医疗配备也十分缺乏，有的地方有医生驻扎，有的却没有，只靠队长随身携带一些药品，充当医务人员，像这种情形，患上小病还不打紧，重病和急症者麻烦可大了。 缅北一带的芒市及庶放，是世界上有名的瘴气地区，那里的毒蚊猖獗，被咬者可能患上寒热病，若不及时就医，24小时之内就会丢命，疟疾的流行无疑是机工的一大威胁。加上那一带高山地区，都是智识水平较低的夷人聚集之地，卫生条件也很差劣，因而，有不少机工感染疾病。 说到“人为障碍”，不必说也知道指的是日本侵略军的袭击了。 机工处境十分困难 1940年间，即机工回国一年多时候，曲江和越南的“咽喉”相继失守，滇缅公路便成为运送军事物资的唯一管道，深受日本战机的“厚爱”。白清泉回忆，日本飞机经常在这一路段进行空袭，造成桥断路毁。当空袭警报响起时，运输车队便得四处躲藏，并以篱笆“伪装”车子的玻璃，免受敌机发现。那时候，中国方面的军机数量较少，这种劣势，一直要到中美飞虎队成立，才扭转过来，飞虎队拥有B－29的重型轰炸机，日本的轻型战机碰上它，有如小鸡遇到老鹰，至此机毁人亡，被击落无数，此乃后话。 当日军飞机沿滇缅公路展开地毯式轰炸时，怒江上的惠通桥和澜沧江上的功果桥，经常成为袭击目标，有一度运输处当局还下令每日上午9时至下午三时，禁止汽车行驶上述二桥，以策安全，使抢运工作倍增困难。 机工们的艰难处境，总结来说有几方面：道路崎岖难行，时有翻车之事、疾病、因语言隔阂与长官龃龉而遭致牢狱之灾，与老百姓发生误会而发生打架伤人之事等。 此外，机工中还有一些意志不坚强者，身处盛产鸦片的云南，染上毒瘾而不能自拔，被开除而流落异乡，还有小部份开小差。 数千名机工，来自南洋各地，所属背景不同，自然是品流纷杂，小撮害群之马的出现不算稀奇，我们不妨稍为了解一下这些回国服务机工的“出身”。他们三教九流无所不包，有富家子、工程师、教师、商店经理、机器技术员、医生、店员、理发匠、裁缝匠、码头工友，会党魁首，也有失业汉，不过，他们都在爱国号召下不落人后，毅然在侨居地参加救亡工作。 言语不通易生误会 机工的生活之苦，从上述工作的过程，已可略知一二。他们来到这块“陌生的”祖国，也遭遇不少的困难，以下在我们节录邱新民的《艰难的行程》一书中有关“机工生活外一章”，当可有进一步的了解： 由南侨总会遣送回国的一批批机工，先是分配在西南运输处，大致集中在湛江、南宁、贵阳、重庆、昆明、保山、遮放、苑丁、仰光……等地，而以昆明为中心。 这批回国服务的英雄们，一批批到达“四季如春、一雨成秋”的昆明，虽然是踏入自己的国内，站在自己的国土上，但因远适异国，久居番邦，习于异国的风俗，一至昆明，反有“异国”的情调，生活习惯且别说它，语言是最大的隔阂，长江上游官话走了腔，凭他们所学的有限“华侨国语”来应付，有时有穷尽，常常“此路不通”。如果那些仅仅懂南洋的方言，休想传达意见。比手画脚之不足，南洋三字经便出口，那边听不懂，总以为是不怀好意，就回敬当地方言，彼此虽不明意义，但由对方的横眉瞪眼，了解是搬运祖宗三代唬人了，脾气不好的，眨一眨眼，不声不响一拳“请”过去，于是乎街头巷角常有“铁公鸡”表演。 昆明人颇有排外的意识，对这群心目中的外国佬相当头痛，不知怎样应付好，机工的金字招牌是“回国服务”，是一群出力为国家牺牲的无名英雄，在同仇敌忾的时代，对这种人物要格外尊重，那敢轻举妄动待慢呢？如是大打出手，万一失手惨死了，一条人命要赔偿四万元，所以昆明人虽然排外，脾气又不大好，总不愿惹这些无名英雄。可是这群英雄有他们定性的生活方式，他们勇敢、直率、好玩、好闹、好吃、乱花钱、有洁癖，工余三五成群步入馆子，椒油壮肉、饵、米线皆可口，但一看苍蝇满屋飞，心就冷了半截，想到“乘兴而来，败兴而归”，无名火起三千丈，便向苍蝇大肆攻击，而动作失雅，便“殃及池鱼”，杯盘碟筷狼藉，主人为顾血本出面干涉，你来我往斗口，继而大打出手，这种事情，层出不穷，引起“云南王”在北大营那些丘八爷的眼红，于是一场不澈底的清算便展开了。 司机丘八大打出手 那是一个宁静的星期天早晨，照例丘八爷和无名英雄们都从营房内放出来，大家都抱颗活跃的心情来打发大好时光，街路中熙来攘往的尽是这些人物，馆子茶馆都被他们占去，尤其是文林街更是拥挤。物以类聚，同类的聚在一起，分庭抗礼，各不相让，各逞英雄。初是怒目相向，继而唇枪舌剑，再而翻桌踢椅摔碗筷扔茶碗，最后是扭打混战。大兵例假出门不能带武器，而机工随身带有修车零件，这时正是用得着的武器，铁棍或钳子一扬，对方便有人应声倒在血泊中不动。这还了得，机工敢在“太岁头上动土”，兵哥们发火了，呼啸而归，抬出机关枪，如临大敌，架在大西门外实弹扫射。然而机工与其说是勇敢，不如说是“初生之犊”，绝不畏惧，反而搬运机器零件扑上前，于是为首的“壮烈牺牲”了，若不是双方上锋下令制止，说不定要写“血流漂忤”了。这样的事件，稍后在贵阳也演过一次，机工大名便“如雷贯耳了”了，归根究底都是由误会产生的。 机工“壮烈牺牲”了，怎么对得起华侨父老，华侨领袖向政府交涉，讨价还价，四万元一条人命的约束下，不幸的事件就静寂下来。日子一久，机工熟习当地的生活及风俗习惯，也能操一口流利的长江上游官话，彼此可以传达意见，不复有格格不入的怪现象，大家和平相处，同时，战争步入另一阶段后，海运被封锁，物资缺乏，生活艰难，惟司机一业独秀，社会地位无形中提高，大有“万般皆下品，唯有司机高”之概。所以被封为“司机老爷”，司机既是“老爷”，机工亦在司机行列，有些机工也坐上“老爷宝座”，这时就觉得生命的可贵，须设法使生命存续下去，自然而然的走上兴家立业的道路上去。大学女生做司机太太是平常事，开大门招赘“老爷”为快婿的土巴佬不乏其人，甘愿做临时家庭主妇的女性多的是，拖油瓶做姘头也大有人在，而最吃香的，还是那些懂得风情而又能吃苦耐劳的摆夷和民家妇女，羡煞了那些酸溜溜饱孝之士的寡佬。 物以稀为贵，但无论如何，这是时间性的东西，时间一过，便不值钱了。这就是“老爷”一天天多起来，政府自己训练的司机一批批出笼，回国服务机工既不加多，又日益减少，西南运输处日益腐败，贪污不法的事多如牛毛，南侨总会寄给机工的毯子，蚊帐大部分被吞掉，多数机工陷入于困境，掀起失业浪潮，于是“老爷”后市看落，机工也相对的看落。可叹的是有些回国服务机工不能自爱的，平日少了“远虑”，造成威胁性的“近忧”。能自爱的，还可以守住岗位继续与生活搏斗；不能自爱的，真的转入沟壑做垃圾了。幸亏他们还能及时醒悟图强，自己组织起来，互相策励扶持，多少救些濒于死亡的同类，这该归功于埋骨昆明东郊福建冢山的侯西反。 有关侯西反与华侨机工的因缘，我们稍后再详细介绍。 话说回国服务的机工，本来是以昆明为中心。到了日军轰炸美国的珍珠港，发动太平洋战争，大战步入另一阶段，中国是盟军的一员，与盟军并肩作战；东南亚划为一战区，中国的统帅兼任盟军东南亚区副统帅。日军南侵，切断中国的供应线，转为空运，先有美国陈纳德的飞虎队，继设立中美运输处。中国陆军又成立新一军，以清华大学毕业孙立人为军长，设机械化部队，成为劲旅，自缅北密支那MYITHYINA至印度的雷多LEDO建筑一条史迪威公路，机工都参与运输工作，而最大队伍为西南运输处及中美运输队。 当孙立人的部队刚刚经昆明要到贵州，已传来美国原子弹轰炸广岛与长崎，日本无条件投降的消息。抗战胜利了。 复员过程艰辛曲折 中国国内的战士要复员，来自南洋各地，回国服务的机工，自然也渴望回返侨居地。 其实，回国服务机工的各种遭遇，自然远较本文所叙述的还要多出很多，几乎可以说，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一段难忘记忆，这在南侨复员机工互助会出版的十二周年纪念特刊，由多位机工执笔的回忆录中可以清楚地看到。 既然战争已经结束，接下去便是复员工作，让参与战事的前线与后方英雄们，回到各自的家乡，全国性的复员工作，都进行得如火如荼。便有了复员的这一节历史事实，整个复员的过程，也是一段颇为艰辛曲折的路，在这方面，实际参与其事的白清泉与邱新民，都有深刻的切身感受。 在还没有详细追述复员工作前，我们要介绍一个名人和一个组织，这位名人便是侯西反，他是南侨筹赈总会的领导人之一，也是陈嘉庚的亲密“战友”。他被殖民地当局驱逐回中国后，反而更有机会，给予远赴昆明时华侨机工们有力的精神与物质的鼓励，很不幸的是，这位义薄云天的领袖人物，却在一次飞机失事中罹难身亡。 我们要介绍的一个组织，便是由侯西反一手发动组织成的华侨互助会，这个互助会无疑是机工们的“保姆”，在照顾机工福利方面，做出了极大的贡献。 机工复员的艰辛过程 响应“共赴国难，回国服务”号召的三千名南洋机工，在中国抗战事业上，流血流汗，写下了可歌可泣的一页，他们的贡献，将永留青史。 随着和平曙光的辉照，无论是前线或后方的战士，都在积极地进行复员工作，准备回返乡梓，重建家园。 然而，华侨机工的复员，却和他们在滇缅公路上的工作一样，是一段崎岖不平的路，经过多方的阻难，人为与客观环境的限制，才得以完成“凯旋回侨居地”的使命。 有关机工的复员，我们不得不再一次提到华侨互助会，还有互助会派出的四位代表，号称“四机工”…… 当日本战败的消息传遍全球，当胜利的欢呼声渐趋平静，前线和后方的战士，都盼望着赶快回家园，投入建设的工作，“待从头收拾旧山河”。于是，全国性的复员，如火如荼地进行，人民北返东归南旋。 在一片复员声中，来自南洋各地的回国服务机工，当然也巴望复员南返，回去侨居地家人团聚，过新的生活，而复员的工作，是由华侨互助会有计划地推行。 第一项工作是总登记，互助会必须先知道到底有多少人要回去，有多少人的证件遗失了，多少人在当地成了家，有妻有儿女，有多少人失业待救济，同时也得检举假冒回国服务机工的人，审核了后，作为申请复员及请求奖励金的根据。 于是华侨互助会通告，凡是由南侨筹赈总会征募回国服务的机工都可以登记，日期从1946年1月15日到2月15日止。 复员登记·困难重重 从机工的登记到遣送复员，是一个十分曲折的过程，其中包括请愿，出版报纸声援，派代表下南洋部署，走州府寻求支持……整个过程，白清泉和邱新民都自身参与，所以他们的回忆都是第一手的资料，本文即通过对两老的访谈，当年华侨互助会出版《南风》半月刊的记载，以及邱新民针对华侨机工史实撰写的《艰难的行程》一书，将这段曲折的历程概要地整理出来……。 46年1月15日开始总登记，除了在昆明各报通告外，并在沿滇缅公路设立通讯站，各委派负责人，通讯站计有楚雄、下关、永平、保山、芒市、庶放等。重庆，贵阳和毕节也先后设立通讯处。互助会也委推派联络员，代各地机工办理登记手续。 这么大事登记的原因，无非是政府要名册，有了名册，南侨回国服务机工的复员才能成为专案。 本来，机工回国后，分别在昆明及仰光向西南运输处报到，而且在潘家湾受训，是有档案可稽查的，可是西南运输处查不出底案，谁也不晓得，到底名册是散失了，还是别有用途，行政院不向西南运输处要名册，而要互助会去“造册”，的确有点说不过去。但机工们必须复员，复员又少不了名册，互助会也只好通过总登记去制造名册了。 登记的过程也是困难重重，这里且略提一二以概其余。 第一是遗失证件，原因有的因翻车或军队转进或溃退而遗失，有的证件由服务机关代为收存，而机关改组，他们的证件也不知去向。 第二是遗漏和不登记，总登记预定一个月内完成，没想到拖延10个月才结束。拖延的原因很多，有的因服务机关调到各省区未能登记而被遗漏，有的机工对登记复员有疑惑，抱着观望态度，等到政府公布凡回国服务机工有奖励金时，未登记的人才纷纷来信要求补登记。 第三，顶名登记。有些机工，为了失业而重新入队工作，可是入队时不报自己的真名，而是报上被顶替的姓名，登记时也用这顶替之名，结果办理出国护照及领奖金时，产生了纠纷，连累工作人员也挨骂。 第一期总登记，人数共1203人，其中马来亚（包括新加坡）有1061人，占总数87巴仙强，名册呈请批准后，发现有重复的，也有假冒的，真正获得批准遣送，享有奖金及服务证书的，实为1144人。互助会总干事邱新民不是机工，不在申请表内，他是自费回新加坡。 如果登记名册办妥，机工拿了奖金及服务证书，就顺顺利利地回返侨居地，那么复员过程也就很简单了，而事实并非如此。 华侨互助会为机工复员事而展开工作，最热心的是西南运输处昆明西效保养场场长白清泉，他也是互助会的常务理事。 为了早日实现复员愿望，华侨二助会派常务理事白清泉及总干事邱新民飞重庆，全权交涉机工复员的事。这个“小型请愿团”的请愿过程我们待会再谈。 百战余生。重回南洋 机工复员一事主要是互助会在推行，期间，互助会也出版一份《南风》半月刊，作为机工们的喉舌，并表达他们的心声、《南风》的社长便是邱新民，连主编、作者、审稿、编排、撰文等工作都一脚踢，幸好有越南华侨陈希政任秘书兼编辑。 《南风》半月刊总共出版了九期，至第8期出版后被政府下令停刊，所以，第9期（即最后一期）延期印行。 日前，邱新民手头上还拥有全部的九期，适黄的纸张印刷出来的密密麻麻铅字，就是机工心声的最佳佐证证。这一份《南风》半月刊的出版，也发挥了不少的力量，其中第三期刊载的“我们的话”，更是请愿团的交涉“蓝本”。 到底，邱新民和白清泉两人飞重庆交涉复员事，交涉的范围如何？本文节录自《南风》第三期“我们的话”一文的其中一段： …… 所幸抗战结束，不管祖国是不是还像明朝末叶的局势，总算为祖国新生而战的责任是达到了。整整七年，新的经验和祖国的文化亦获得不少，原初三千一百九十三人的从征，现在总登记所遗留在国内的，还不到一千二百人，说是为国牺牲吗，亦够可观的，我们这些硕果仅存的虽然有些在国内建立家庭，有妻有子，亦可叙伦乐，定居从业。但在南洋有的是家园和业产，正是回去的时候，可是怎样回去，却是一个疑惑的问题。我们的集中出发回国，是国民政府行政院电令，新加坡南侨总会号召的，一切旅费、零用、服装、过境入境手续以及就业，都是由南侨筹赈总会统办送交政府，现在政府是不是按原来的统筹统办送交南侨筹赈总会呢？可是胜利炮响后到现在差不多半年了；各地都在复员中，惟独我们还在期待着这消息。这里，我们并不是说政府不谈华侨复员的事，政府的确是在赶办遣送华侨，不过我们在遣送之外，似乎该提醒政府的： 说句漂亮话，我们的回国服务，是代表海内外千万侨胞的抗战精神，象参加战斗的一成员，据情依理，应与有功战士同等论列，那么，政府对这问题的措施还要我们讨价还价吗？ 我们回来时，南洋各地热烈欢送，均寄予莫大的期望，假如我们回去，固然是去重整家园财产，事实上，就是去复命和慰励海外父执。可是这种宣慰责任，难道教我们垂头丧气，象大本乞丐般去宣示吗？ 我们的集体回国参加作战，可以说是南侨有史以来空前的第一次，可是我们并不是末了一次，如果政府聪明的话，应该善其后以励来兹，借资立信、立威、立德，不然，难道政府要放弃千万的国民吗？ 我们这样说，并不是故意指谪政府，实在是为国家未来的前途着想。我们实在不愿意做个为祖国生存而战的首一次亦是末了一次的人，我们希望，我们为祖国而战只是个开端，那么我们希望政府能够放大眼光，要从远处着想，千万不要生吞活剥马虎塞责。假如我们复员，政府责无旁贷的应该做到： 一、由政府按照实际需要，核定旅费，路线，集中地点及出发日期，并组织一复员机构。 二、请发给服务证明书、胜利纪念章、服务及叻币若干元以资表扬，慰励及安定暂时生活。 三、请向英政府或有关当地政府交涉，准重返原居留地，如有家庭者，准携眷同往，另发出国护照。 四、在未复员前，间有许多失业和贫病的，应预先设法救济收容。 五、其愿意定居国内的听其便，而应得之表彰须与复员的同。 六、请电南侨筹赈总会商洽关于侨工回原居留地的就业问题。 四处作揖。一再碰壁 以上的“声明”，由互助会理事长胡春玉的名义，分别上呈行政院、救济总署、侨务委员会、外交部、社会部，以至当地的西南运输处、社会处、省党部、侨务处等，而公文来往，必须“等因奉此”，推来推去，为促政府早日批准起见，华侨互助会派常务理事白清泉、总干事邱新民，于1946年3月2日携带名册公文飞渝请愿。 白、邱两人抵达重庆后，随即展开工作，由邱新民草拟及抄写呈文，两人辗转于各有关部门，费口舌又作揖，政府部门办事者却耍出推、拖、压三大绝招，白、邱二人只好一再催、也一再的碰壁。行政院已批准，交社会部统筹救济方法，社会部又要他们去找办理工人机关的劳动局。 在行政院已把机工复员专案批示后，白、邱两人亲自将文书拿去救济总署。救济总署的副署长看了文书后表示：“外交没有问题就优先遣送”。 既然牵涉到外交问题，两人又赶往外交部，争论的结果，外交上果然有问题。 回国服务机工复员案，有关的部门都走过了，除了劳动局外，都有具体的答复，但都是个别的承诺，没有一个总批示。这时候，重庆街头的示威人群；触动了他们的灵感，两人商量后，决定向二中全会请愿。两人于5月13日朝二中全会进发，到达会场，递上呈文向国民政府蒋介石暨二中全诸中委请愿，提出三项要求。 三项要求：一请转呈行政院迅速批准，并督促各有关部门切实执行；二请即日答复；三如政府认为有特殊困难，请拨借所需款项，将来由南侨筹赈总会归还。请愿书交给大会秘书长雷震，告以南侨服务机工请愿团集中海棠溪待发。政府不愿有游行示威及请愿团事件发生，雷震答应即入议程，要我们不要轻举妄动。 二人自二中全会出来时，还碰见周恩来和冯玉祥，邱新民对周恩来的印象是风度翩翩，对冯玉祥的印象则是怪里怪气。 当天下午，白、邱两人把请愿的事告诉潘国渠。过后白清泉再打话给雷震，后者告诉他说南侨回国服务机工案，已批示由善后救济总署正式复示优先遣送。至此，机工复员的事总算有着落了，现在，有待解决的事，就是机工侨居地方面的入境问题。 入境问题。尚未解决 为了此事，白、邱两人先到侨务委员会询问，并安排救济难侨和失业机工之事。外交部长王世杰则暗示，如互助会能派人去新加坡，与驻新总领事馆会合，进行外交活动，就可以实地解决许多细节问题。 于是，两人决定回昆明后，创办失业机工招待所，再组团南下新加坡，办理机工回原居留地的手续，遂有“四机工”的诞生。 请愿团在46年3月14日回返昆明，更积极展开复员工作，继续登记，申请出国护照，以便依护照发奖金。因请愿团不负众望，争取到政府对复员案的总批示，于是，互助会于5月5日假昆明省党部礼堂，举行南侨机工回国服务团第七周年纪念会，由邱新民任主席，并印发纪念特刊。 机工复员的事，中国方面出境问题已获解决，现在更重要的是侨居地的入境。由于这些外交细节问题很繁琐，若靠文书联络，既费时且难交代清楚；因此，互助会在外交部授意下，决定派代表到新加坡作外交上的安排，并与驻新总领事馆及筹赈总会取联系。 遴选代表的条件，必须是新马华侨，能说马来话或英语或粤闽琼客方言，身体强壮，有战地经验，必须是华侨互助会会员，没有家累，除白清泉为必然人选外，尚须三人同行。但以人选有了制限，只能物色，不能公开征求，即交由白清泉去物色。 结果选出龙历文、袁阿喜、邱新民，联同白清泉在内，便成了“四机工”。 四机工组成后，决定走陆路，自昆明经越南，老挝，暹罗南下到新加坡。 这4位机工代表向南洋的过程，是一段颇艰险的经历，也是邱新民所写《艰难的行程》一书中的主题文章。这一段经历，局外人读起来自然是紧张刺激，对当事者而言却是一段“毕生难忘”的记忆。当然，值得安慰的是，他们的千辛万苦总算没有白费。 旅店客满。暂住车厢 话说四机工在1946年5月21日从昆明出发，直飞河内，准备申请临时通行证。几经波折，费尽唇舌，才在5月29日拿到通行证。在河内办好通行证后，另一件事就是变卖药材。莫非四机工想客串“走江湖卖膏药”以筹措盘川的把戏？ 原来，四机工此行是公费，各自带零用钱，由于那时国币贬值，所以他们携带云南药材如田七，虫草，白药等，托人变卖后换成英镑。 那时候的河内，局势也颇不安静，法军，越盟军和越国民军的驻军都在附近，他们一见面就驳火，每天总会有好几次。 拿到通行证的隔天（5月30日），四机工趁火车南行，沿安南大山麓川行，经宁平、清安、清化至东内，已是6月2日，据说从这里进入暹罗（泰国）不必手续，所以挤了三百多人，旅店客满，他们只好露宿车厢中，渡过“诗意”的一夜。火车沿途关卡森严，站站检查，令人厌烦。火车有时因桥梁破坏，不能直达，须下车步行渡桥到另一站转车，时也露宿野地。 6月3日搭汽车西行，沿途因法越冲突，公路破坏不堪，而且设有障碍。司机驾车不稳，邱新民被摔下车两次。司机一遇障碍停车不前，便由白清泉或袁阿喜驾车冲过去，但最后一关是法军驻守地，这一招不灵了，法军敕令车主把车开回东内，众人徒呼负负。回到东内时，大家相视苦笑，苦思下一步“棋”该怎样走？ 关卡人员。颇多需索 一位来自东河的旅人说，从东河西行较方便。6月6日四机工便搭他的顺风车向西行，抵达东河西66公里处的西夘。 从6月7日到9日，他们走过佬夘、西本、蒙本、百难、廊杏，而至素旺，沿途难关重重，有“把关收钱”的法国驻军，有荒凉的僚人世界，有时得露宿荒亭，还走过红木材、稻田、听悲怆的芦笙声，有时又炎阳高挂，既热又闷，有如西游记的火焰山。东河至素旺的这一段路途，邱新民最是难忘，他还写了一篇“横越安南大山的景观”。 到了素旺又滞住了，隔着湄公河的对岸就是莫打干，那里驻有暹兵，虽只是一水之隔，却宛如天涯路远“无法渡”。 素旺很热，晚上睡觉席地而卧，挂上蚊帐既闷又热，汗流浃背，所以睡前地先淋水，蚊帐顶洒水，一夜需洒两次水才能瞌睡。想冒险偷渡过河，为当地友人反对。在无计可施下，四人于21日乘船挂白帆到对岸，遇到一名暹逻县长来挡驾，有出国护照也不受理，四机工只好快快然回素旺。临行前，四机工向县长丢下一句话，“曼谷见”，显示了渡河的强烈决心。 此路不通，再等下去也枉然，四人商量后，决定南下259公里到百细渡河，6月22日，四人搭上一位安溪福建人的车，刚巧白清泉也是安溪人，份属老乡，格外亲切。车主还替他们办理手续。 沿途的关卡，把关人员也颇多需索，“客气”点的是“借”衣服，不客气的则银两也要“借”，由于明知是肉包子打狗，机工代表们也只好“大方”些，连“借据”也不拿。 到了百细，一位客栈主人王中（也是安溪人）协助打通难关，再乘坐一艘船身狭窄船头船尾尖细的船，渡过急湍的江水，抵达对岸的网吉，每人以300铢买入境手续，一入暹罗境内，就有恃无恐了。四人搭乘木炭车和火车，于6月28日抵达曼谷，从昆明到曼谷共花39天。 抵新之后。四出活动 当时的曼谷也是一团糟，第八世王被刺杀，英军又以曼谷为目标作军事演习，搞到人心惶惶。 在暹京四机工也借此了解当地华侨的情形，并由白清泉向他们讲述机工服务的经过。7月1日，他们从报章上获悉，国民政府已批准遣送机工回原居留地，回缅者每人发给五百盾，回马来亚的则每人二百美元。 四机工于7月5日离开曼谷南下，利用火车，汽车，步行等方式，于7月13日上午抵达新加坡，住在柏城街的新亚旅店。 抵新后即展开工作，龙袁二人出外打听行情，白、邱二人则去史谷士路探访侯西反的家属。过后，四人商量怎样进行工作，拟订的行程是先拜访陈嘉庚，然后是总领事。 访陈嘉庚之前，他们已晓得筹赈总会经已宣告解散，不过，众人还是到怡和轩拜访陈氏，陈嘉庚留他们吃午饭。 拜访陈嘉庚后的次日，四机工拜访驻新的中国总领事伍伯胜博士，把此行的目的说了，要求在外国的协助。此外，也要求他通令新马各领事馆，知会各华侨团体协助复员机工就业，他也一口答应，完全没幅官僚气。 入境问题总算解决，本来四机工可以“凯旋回昆明复命”，但是为了加强早日完成使命的可能，他们决定在新马华侨社会去“求乞”，先后拜访多位侨领和会馆，以获得精神及物质上的帮忙。 此外，他们也北上马来亚，穿州过市，城镇乡郊，向华侨社会禀报机工复员之事。 1946年8月27日四机工趁万福士轮离新，经香港入广州，结束了四机工的南洋之行。 机工复员的实际工作，还有许多细节可以叙述，由于篇幅所限，我们只好割爱，直接跳到遣送回国这档事上。 昆明复员机工领队，以白清泉林朝云为总顾问，第一批机工和眷属421人，1946-10-26日由昆明站出赴广州，第二批（156人）和第三（306人）分别于11月15日和11月29日起程回原居留地，所经之处受到民众热烈的欢迎。 “三千南侨机工回国服务”这项义行，总算是有始有终，不负国家民族的厚望，为南洋华侨在祖国抗战史上，写下令人难忘的一页。 机工已老矣！而机工的精神却松柏长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