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安邑居民之祖先，乃于西晋时代，避永嘉之乱，自中原迁居而来。至今已一千七百余年。其史实经过，详见乡贤向曙先生所写《安溪建置沿革》一文，兹不复赘述。 至于向外移殖者，情形颇为复杂。外移地区，可分国内及海外两方面。 移居国内之地域，为浙江之平阳、温州；福建省内之厦门、尤溪、福安、福鼎及崇安的武夷山；台湾之台北、台中、台南、高雄等地。 移居海外者，则为新加坡、马来亚、沙巴、缅甸、印尼等地。 其中以移居台湾者为最多，其次为新加坡。据林泗水先生所编《安溪县志》之“乡土总述”中谓：“由先代移居台湾藩衍者，亦有百余万人。虽年代湮远，尚不忘乡土，重木本水源之谊者，吾邑人有焉。” 由是可见移居台湾藩衍人数，竟比居于故乡者为多。安邑目前人口，据估计在八十余万。如果台湾同乡有百多万，则超过故乡之人数矣。 现就手头所搜集得到之有关我邑人向外移殖资料，汇述于后，以供后人有兴趣于研究此一史实者之参考，此或不失为有用之探究线索。文字之粗拙，则非所计也。 一、移居国内各地情形 甲、北迁平阳雁荡 据同乡郑经先生在《我怀雁荡》文中谓： “平阳全县人口七十余万，但方言复杂，一共有六种之多：①闽南话（从福建迁来的数百年来始终保持闽语不变）。②温州话。③金乡话。④蛮话。⑤苗话⑥。泰顺话。一县之内，方言既然如此复杂，这一个乡村的人到另外一个乡村，语言就不通行了，好像到了外国，非常不方便，因此方言不相同的人家，习惯上子女亦很少通婚。” “雁荡山区周围四十里，但方言多数属闽南话（与台湾话相同），人口十八万余人，百分之九十以上是务农的，我们祖先自然不在例外，从清初迁移到这个地区，一直是种田过活。” “我们姓郑的一支，在明朝的时候，原世代居住在福建省的安溪县。明末郑成功收复台湾之后，以沿海一带作为反清复明的根据地。清廷疲于应付，于是强迫沿海居民内迁，大约在清顺治十八年强迫迁居政策开始实行。” 郑先生为一位文学家，著有《易朽集》、《长夜》、《劳生六记》等十余种。依他的记述：内迁平阳乃清廷迫迁沿海居民关系。 乙、移居厦门组同乡会 邑人移居厦门者可能比移居其他地区者为早。厦门为赴台湾与南洋之出口，乃南渡必经之地。邑人在厦不仅经销茶叶，亦经营其他各种商业，五十年前人数约近万人。在厦住宅户口，均注明原籍安溪。民初期间即组设安溪公会，先严有才公，六十年前，曾担任会长多年。其后复组安溪旅厦同乡会。 厦门沦陷于日军统治时，邑人纷纷返回乡下，从事耕作。厦门在战后，并未恢复繁荣。在厦邑人，则反不如前。 至于迁至温州、福鼎、福安、尤溪等地，仅见林泗水先生所编之《安溪县志》提及，但未见有详细资料，则有待调查。 据林文治先生听游客谈及在闽北崇安县之武夷山，有整个乡村住民，操闽南语，据称系来自安溪。移居武夷山者，可能为种植茶园关系。以林金泰来说，即于武夷置有霞宾岩，及珠帘洞之茶园。加上其他茶庄也在武夷购有茶园，而派人前往种植焙制，乃必然之事。惟在武夷山岩之间，到底有多少安溪人移居，仍有待查访。 丙、迁台湾藩衍百余万人 据《台北文物季刊》第七卷一、二期《台北廿五姓族谱叙例》中载，谓有十姓乃迁移来自安溪。兹摘录《叙例》中所列十姓概要如下： 1.“清溪陈氏族谱”，存台北县树林镇陈氏，安溪旧为清溪故名，原居安溪多卿乡佛耳山前之陈历坪。（按本族入安祖先为陈光绪，系开先县令詹敦仁之挚友，人丁不多，但人才辈出，以康熙时理学名家陈迁鹤及其子陈万策最为著名，清史列儒林传，当时有“四世五翰林”之誉。） 2.“佛耳山詹氏族谱”，存台北县树林镇，以五代时开先县令詹敦仁南渡，肇基于安溪多卿乡之佛耳山，有詹清隐先生家传。（按唐末五代，中原离乱，詹敦仁先生随王潮由光州固始入闽，卜居多卿，曾云：“大乱无忧，大旱半收”，故隐居于此，其族藩衍，人文蔚起，按察使詹源，御史詹仰庇均其后也。） 3.“虎邱林氏族谱”，存台北县树林镇柑园林氏，原居安溪县新康里之虎邱，部份亦移居长泰县林墩，故名龙蟠虎邱林墩谱。（按本省实业家林堤灶先生云其先世即由虎邱迁台。其哲嗣林挺生先生所经营之大同机械公司规模宏大，高级学府私立大同工学院，亦为林挺生先生所创办。） 4.“岩岭王氏族谱”，存板桥溪洲王氏，原住安溪长泰里之岩岭故乡。（按岩岭离县城约五华里。） 5.“古濑叶氏族谱”，存叶屏翰先生处，其族肇基于仙游之古濑，至十三世始择居安溪依仁里龟窑乡。 6.“虞都许氏家谱”，存台北县茑歌镇许氏，原住安溪来苏里及光德里之虞都。 7.“鲁国颜氏族谱”，安溪渡台序，云其祖浩安公率子侄宗族东渡，居台中县下大肚溪。（按县城及宝溪均有颜姓） 8.“武功周氏族谱”，存台北县汐上镇周姓，原住安溪新康里卓源乡，嘉庆六年周贤明偕其弟周标来台，嗣后周廷部等继至，仅就周姓一族，所有土地占台北市十分之四五以上，自松山五分埔起至三张犁、六张犁、大安、十二甲、朱厝仑、中仑东门、南门、城内、古亭村、川端桥畔一带土地，均为周姓所有。日入据台后，强制收买始大为减少。（按台湾省府委员周百练先生及前台北市议会议长周廷寿先生均本族巨子也。） 9.“仙景李氏族谱”，李氏原住安溪龙涓里仙景乡，为宋代邵武李刚之裔。（按李姓尚有由他处迁台者，如台湾实业巨子有台湾孝子之誉李建兴先生，其先系由安溪湖头迁台，与介弟台湾省议员李建和均为大实业家。） 10.“安平高氏族谱”，存台北县木栅高氏，肇基于泉州安平，元末避乱入清溪坪，分为上下派十三房，康熙廿二后渡台，择地垦辟，枝业茂盛，星居于淡江，聚族文山一带。台北市长高玉树先生为泰国高氏宗亲修纂族谱作“台湾高氏源流记略”，叙述极详，原文载台北文献第八期。满末高举人选锋，曾为高氏宗亲会主持人。其子铭鸿，应选为安溪县参议员。大坪林当地有高厝，其记载亦云由清溪迁台。（大坪亦有林姓） 据林泗水先生谓：“该文二十五姓族谱中，吾邑竟占其十，迁台各姓，尚有邓（湖头），张（大坪），林、陈（安溪各地），李（湖头官桥），翁（科坂），白（榜头）……等。” 另据上述季刊第十卷二三期载：《台北市人口籍贯与姓氏》一文云： 民国十五年（一九二六）日本驻台湾总督府官房调查，当时安邑在台湾各州人口如下： 区 域 汉族人口 安邑人口 台北州 726000人 202200人 新竹州 582100人 16400人 台中州 853800人 51500人 台南州 1010400人 99700人 高雄州 489700人 55900人 台东州 4900人 1700人 花莲州 1100人 2200人 澎湖州 67600人 11900人 全 岛 3751600人 441600人 上述统计，我安邑人数，占全岛汉族人口11.7巴仙。占台北州人口近28巴仙。 林泗水先生估计，依台湾人口增长率推算，到一九六四年在台湾安邑同乡人数，达一百三十七万三千余人。那就超过现在仍居于安邑故乡的人数了。 邑人移居台湾，始于何时，现在仍无法找到确实的资料。据推测，当比移殖南洋群岛为早。其中有几个点，被视为迁居台湾最大原因： 1.一六六一年（清顺治十八年）郑成功攻台湾，赶走荷军。当年郑成攻将军据守金门与厦门，抵抗清兵，其义兵大都为泉属人民。我安邑义勇人士参加的一定不少。尤其是我安邑乡贤李光龙，为崇祯癸未科进士，他曾奉明主唐王抵抗满清。最后失败，其属下义民可能投奔郑成功麾下，参加进攻荷军，收复台湾。至今已三百多年。 2.一六八三（康熙廿二年）施琅带兵平定台湾。施琅之被用，乃得力于李光地之保荐。这可能影响邑人参加施琅之部队，而移殖至台湾。至今也近三百年。 3.台湾适合种植茶叶。种茶乃我邑特长之常识。因此，为种茶、贩茶而赴台湾者，人数亦众。 台北有座清水祖师庙。据林泗水先生在《清水岩散记》文中的附记谓：艋舺甲祖师庙，是台北最大寺庙之一，系安溪县蓬莱乡分炉而来，位于台北市长沙街口康定路口，此庙系住于艋舺（即万华）之安溪人所建。清乾隆五十二年（一七八七）泉人共推翁来为董事，募捐三万元，于乾隆五十二年元月七日兴工，至五十五年九月竣工。 由是清水庙之建立，至今已在一百八十六年之久了。 二、移殖海外各地情形 邑人移殖到海外南洋各地的，亦有两百多年。考古学家庄为矶先生，曾从安溪故乡蓬莱侨乡的族谱中考查，得出至宝贵史料。据他从蓬莱区刘氏、柯氏的族谱，查出如下的记载： 刘仕干：生康熙五十六年（一七一七年）卒乾隆卅五年（一七七○）葬南洋。 刘世居：生雍正癸卯（一七二三）葬吕宋。 刘祖禁：生道光甲辰（一八四四）游石叻。 柯聚传：生道光丁末（一八四七）葬石叻。 刘芳清：生道光癸巳（一八三三）自佣夷人。 由这些史料，可见邑人南迁，最早在二百年前。而且是先到菲律宾之吕宋，再次到新加坡，马来亚，而缅甸。 十八世纪之刘仕干，可能与刘世居同样是到吕宋。至于来到石叻，则自刘祖禁一代开始，是在十九世纪。 十九世纪有几件大事促成邑人大量南迁到星、马、缅甸。 1.英国人于一七八五年占领槟榔屿之后，进入十九世纪，势力大为扩展。 一八一九年开辟新加坡、一八二四年与荷兰协议得马六甲，是年并占领缅甸。一八三六年设海峡殖民地总督，统治叻（新加坡）屿（梹城）呷（马六甲）三州府。一八四二年又自汶莱割让纳闽岛，并为海峡殖民地第四行政区。英国人需要大批劳工，以开发这些地区。因是从中国诱买劳工来作“猪仔”，即开始于此时。上列之刘芳清，即为最早之“猪仔”。 2.英国人从中东贩卖鸦片到中国，于一八四○年被林则徐所烧毁，而发生鸦片战争。英国战胜，清廷割让香港，及开放五口通商。厦门即五口之一。从一八四二年开始，自厦门到香港、石叻、马六甲、梹城、仰光、纳闽等地，有帆船川航，国人出洋，非常利便，于是大批南来。 3.为一八五三年我安邑发生陈圣反事件。因是大规模向海外逃亡；这也是促成南迁原因之一。 “陈圣反”事件，据乡贤“煮茗室茶丁”先生在缅甸安溪会馆特刊中的“咸丰陈圣反事略”记述： “故老相传：咸丰三年（公元一八五三）安溪及邻近州县大旱，米贵如珠，而官吏不恤，犹照旧征收田赋。于时，太平军已奠都南京，大江南北，民心响应焉。 “彭格乡陈圣（一称陈盛）世业农，既苦苛政，又受太平军之感召，密与虞都乡陈羡兰策划“造反”之计。陈羡兰亦农家子，然稍读书，颇有机智，爰即议定以“除清复明”为号召，拥护虞都乡武解元陈六书为元帅。筹备既竣，即公开在虞都乡之溪沙埔竖起“除清复明统兵大元帅陈六书”旗帜，而陈羡兰则称为“除清复明护国军师陈必达”即日统率农民，直攻安溪县城西门。当其沿溪而下，旗帜鲜明，声势汹涌。望见吾乡男女，隔溪聚观，大呼曰“同美叔来啊！”时县令武备不修，猝闻来攻，即逃匿后安乡。 “薄暮，该县会组织后安乡及附近之壮丁向县城反攻，而陈圣所率之武装饥民，其有所得，乃从容退出县城。嗣后该县会即将情报告泉州府，略以前头为虞都乡武解元陈六书，并请兵协剿焉。 “当此次攻城之日，该陈解元适在泉州钟本府处，而泉州城内陈御史亦知其无反情，力为解脱，以故得免于难。 “此后陈圣虽数次进攻县城，然皆无功，最后，以孤军无援，而至失败。陈圣逃往新加坡，军师陈羡兰则潜匿厦门。 “一日，陈军师几为清吏所获。幸其生长溪边，自幼善于泅水，乃得在危急之际，一跃入海，而潜往鼓浪屿避难焉。陈圣之住宅则为清吏夷为平地，永远不得建宅，著为令。” 甲、传说陈圣逃亡来星 一八五三年参加陈圣与陈羡兰造反的民众，不在少数。失败之后，逃到新加坡来，为一条最简便的去路。 吉隆坡刘永建先生，为缅甸安溪会馆特刊所书之“邑人南迁之过去、现在与将来”文中，根据其先祖石流翁口述，也说陈圣逃来新加坡。相信陈圣之逃亡新加坡是极可能之事。这事距今已经一百二十年了。 不过，笔者访问多位彭格乡及虞都乡在星陈姓乡亲，却无人听过陈圣的故事。可惜过去福建人最早的冢山四脚亭、及麟记山墓场己改为组屋区，无从查考。同乡中有人能知其史迹者，希望写下来，传之后世乃极有价值之事。 小坡美珍香东主张瑞玉先生的父亲张四维老先生，今年八十三岁。他是新加坡出生的。张老先生说，他的祖父进风公与其父亲炳润公，同时来星。 进风公于光绪廿六年（一八九九）在星逝世，享年八十余岁，其坟墓安葬在咖啡山。他在四十余岁与其儿子炳润来星，距今已一百一十余年了。据张四维老伯谓：当年另有一家同乡比他们早二、三年来星。他们张家算是最早第二家。 由是可以推断：我安邑同乡有确据可查者，在一百一十余年前，已来星了。 乙、十八世纪邑人到纳闽 在新加坡未开埠之前，厦门与纳闽、梹城及仰光，早有船只来往。在厦门码头，有“纳闽梹榔屿仰光”三个地名连在一起称号的口头语。可见在未到石叻之前，已有人先到纳闽、梹城与仰光。 据纳闽乡亲讲述：早在一八○○年以前，早已有安溪人到纳闽在煤炭山当劳工。目前在纳闽即有同乡三、四千人，并有会馆之组织。足见在十八世纪邑人已自菲律宾群岛西岸，南下纳闽谋生，除菲律宾而外，纳闽要算是邑人在十八世纪南下最远的地方。 丙、刘祖禁开发雪兰莪锡矿 邑人到雪兰莪近一百年历史。雪州在一百年前发生内战，由华人叶亚来协助始平定，到一八七九年，华人才陆续前往开辟锡矿。 据乡贤刘永建先生十八年前（一九五四）在雪州安溪会馆特刊发表《邑侨南迁简志》一文中谓： “考诸吾安溪邑侨，在七十余年前（现为九十余年），最先在雪州开垦立业之第一人，为名盛一时之刘祖禁先生。（安溪蓬莱乡人氏）。其他先后到来者甚众，然因未著声誉，故无从引述。约距今七十余年，刘祖禁氏，已声嗓远近，彼旅雪州前后凡数十年，经营锡矿业（是时用人工凿地窑取矿，及人工掘湖采矿），工友数以千计，范围遍及雪州远近，如加影坡锡米山之闻名，亦由是起，（相传刘祖禁在锡米山之矿地，曾发现锡米石，俗称锡米牛），邑人亦多为彼工作。当时彼置有帆船，川行苏门达腊，日里，石叻（俗呼新加坡为石叻）与马六甲海线。当时运输，由吧生河直达河之上游，而至吉隆坡，内陆交通，多用牛车及马车。 “刘祖禁氏，往来故乡凡十余次，由最早期之帆船，而至初期通行星厦航线之轮船，与通行内陆之火车铁路，前后数十年，正在本邦文明锐进之初期。彼亦开旅雪安溪同乡，创业致富之第一人。当时刘氏之资产百万，屡次回乡，光宗耀祖。建设乡里河渡施渡，购置田园，建筑大厦。” “由是益增邑侨南渡谋生之决心，约十余年后（距今七十年），乡人相率南来，既成如水就下之趋势，至是可说渐入繁盛。加之新加坡、香港、厦门、轮船定期航线，有英国、荷兰、及华商丰远、丰庆、丰华等轮船（尚有丰盛、双美、双安等轮——惠泉补志），相继在一八九○年至一九○○年期间开航；尤以一九二○年第一次欧洲大战结束以后，有列强轮船畅行亚欧航线，而南来旅客，又不受入境限制，故轮船如过江之鲫，载来盛千聚万之南渡谋生者，接踵而至，来来往往。” “故在一九三○年间，在马华侨人数，连侨生在内，已逾二百万以上，后因一九三一年间，本邦树胶价大降，由每担（百斤）三十余元，降至最低每担五元，市情极度不景气，本邦为防失业人数增大，遂订定限制外侨入境条例，及出入国境移民条例，与旅客出入境领取护照条件，故南来华侨，须受手续上申请允准入境。” “以目前雪兰莪州言，邑侨分布之地，以吉隆坡，甲洞，加影，万宜，鸟鲁音等最多，而遍及星马各大城市，皆有邑侨分布，确数实无从统计，惟当不会少过十万以上。” 从刘先生的文章，我们可以明了九十余年前，邑人移殖雪州之情形。 丁、清水祖师分灵至梹城蛇庙 梹城著名之蛇庙，名闻世界。许多游客在峇六拜下机后进梹城市区之时，途经蛇庙，大都下车进庙参观一下。对凶猛的蛇类，能驯良地伏蜷在庙中，被人供养，大感惊奇。 这蛇庙供奉的即我安邑清水岩的清水祖师。祖师以伏蛇、开井、求雨、祛邪，名闻遐而。 梹城之蛇庙，即于一百年前，由我邑乡人，自清水岩分灵至梹城立庙供奉。一八八○年重修之碑记云：该庙是时已建立数十年。则距今已有百多年。足见是时邑人已到梹城。 戊、最早移殖缅甸之邑人 最早到缅甸的邑人，据庄为矶先生自故乡族谱中考查是九十七年前之蓬莱乡刘添伟。他在《缅甸安溪华侨历史研究》一文中谓：“最先明言安溪华侨到缅甸的，是在清光绪年间（一八七六）的刘添伟：生咸丰丙辰年，卒民国庚申。往仰光，经营获资财，归梓数次，依例捐纳功名，兼请父母诰封。置田业建住屋，凡修桥造路，无不捐题。像这样的例子，在族谱中是很常见的。如刘祖拔：生咸丰庚申年，往仰光坡（一八八○年）任重大之经营，谋宏远之规模，不数年获巨资，建置良田，高筑大厦，至于修桥造路，重修祖宇诸义举，情形是和添伟一样的。从这些例子看来，安溪华侨到缅甸较多的是在距今八十多年前的时候。 “我们根据在安溪口访的材料，可以看到安溪华侨到缅甸的历史。柯孝圭现年八十四岁。十五岁（一八八九）出洋，先到仰光。出国原因是由于清朝废止科举制度，无法求名，只好求利。他的姐姐都在仰光做米粉的生意，牵引他过洋。可见安溪华侨有的因为科举问题，有的因为亲邻提携而出洋的。在刘氏族谱里，也有同样的记载：刘发石——后因科举业废（一八九八年），奋志出洋经商，以图远大规模。总上看来，安溪华侨在辛亥革命以前，出国的有政治的原因，如科举制度废止，求名转而求利；经济原因，如家庭经济困难，自备或牵引去做华工或小贩的；社会原因，是亲牵亲，邻牵邻，互相帮助而出洋，如刘姓牵引陈姓出洋是。” 另据旅缅乡贤钟清先生的报导：“白天注是最早到缅甸的邑侨”。他约在一百廿年前到缅甸，比刘添伟要早二十多年。钟清先生一九六一年在缅甸安溪会馆特刊中说： “依据调查结果，有其具体事实足资证明的，雅赛羌白天注同乡，可认为是最早到缅甸的安溪人。” “白天注系依仁里榜头乡坑内人。他的长媳林庆娘尚健在，于一九六一年已活九十二岁了。据他说：老公公（指白天注同乡）于二十多岁时到缅甸来，五十六岁逝世。若到现在已一百三十岁了。依照年龄推算，他是在一八三二年（道光十二年）出生。” 他与缅女结婚，生有六子。六子都先后遣回家乡结婚，并在家乡建造房屋。但有人要捉他去衙门，幸赖他的第四媳的母家与邑绅有亲戚关系，代为排解，才得无事。 那他因何事要被捉去衙门？据钟清先生推测：可能是参加“陈圣反”的关系。陈圣造反在一八五三年，他刚二十二岁，血气方刚，极可能参加了反清复明的义举。 因此他说：“假如我们的推论是没有差误，那么最早到缅甸来的同乡，竟是反清复明的义士，实在值得敬佩。” 我觉得他的推论的正确性很高，南来先辈可能为义士。 据上文报导：“当年可能没有安溪人住在仰光，白天注同乡寻觅人事关系，而到雅赛羌落户定居。” “后来榜头白姓同乡到缅甸来，多数集于雅赛羌、宫漂、亚塘一带。经营工商业，有些人比白天注同乡全盛时期，更为发达。” 一百多年来，我邑散居缅甸繁衍者，已达一万多人。大都散居仰光附近之近海三角洲地带之铁路交通线上。如勃生、渺洛、雅赛羌、兴实培、勃固、岱吁、宋砌、敏纳、毛淡棉等地。 旅缅同乡已有健全之组织，于一九二○年成立会馆，其历史比我们新加坡会馆的要早三年，值得敬佩。 己、赴印尼同乡多属内安溪 战前，荷属印尼群岛，华人称之为“下州府”，以别于英属之马来亚为“顶州府”。在十九世纪，华人到“下州府”的，要比“顶州府”来得方便，人数为多。我安邑同乡可能赴“下州府”也比较早。但目前，我们手头没有任何可靠之资料。 我安邑出洋者，外安溪则经蓝溪东下，或赴东岭到同安厦门出洋。内安溪的龙涓里与崇信里，则向西南行，经九龙江南下，到漳州，汕头或厦门出洋，多赴印尼。龙涓里赴印尼者也多。 如耶加达西北部郊区之加烈，被称为仙景李氏的第二故乡。李长维、李清爽、李清道等兄弟，在加烈事业发展很大。并办有醒民学校，兼办中学。为当年华侨领袖中，最受人敬重者。 在泗水之邑人也不少。多经营五金业。战前曾组有邑侨公会及清华公学。后来再联合东爪哇各地邑侨，组成“东爪哇泗水安溪公会”。 日军南侵时，一切华人社团被封禁。到一九六二年，叶应发、林甘露、施魁梧等领导，再度恢复活动，重新登记会员。但不到几年，印尼政变失败后，所有华人社团学校都被封禁。一切有关表现华人民族色彩之活动，均在禁止之列。 目前印尼同乡组织活动及生活情形如何，就比较困难知道了。 三、邑人在海外处境之演变 十九世纪邑人南迁情形如上述。到二十世纪以后，由于交通方便，出洋人数更多。 经营茶叶，为我邑人向海外扩展的特有原因之一。其中促使邑人大规模南迁最主要原因，在土匪之扰乱，家乡无法安居，不得不远渡重洋谋生。自民国七年开始到抗战发生的漫长二十年间，家乡几无宁日，凡属有人可以援引南渡者，几乎家家户户都想向南洋求安身立命之处。南渡者大都是农民劳工，从事种植，牧畜开矿，及土产与五金之经营。因此，这几行成为我邑人专长之行业。 一九四一年日军发动太平洋战争。东南亚各地均陷入日军铁蹄下，受尽迫害屠杀。迄日军失败投降，华人处境竟又发生前所未有之大变化。其中主要原因，系受两大政治转变之影响： 一、中国大陆自一九四九年起为共产党所领导，其意识形态及政治制度，与东南亚各国均不相同。中国大陆与东南亚各国，一时陷入于隔绝，华侨回乡及南返，受到重重限制。尤其是五○与六○年代之间，国际间冷战达到最高潮。东南亚华侨处于夹缝中，不但与故乡关系几乎陷于完全断绝状态，并且成为受歧视怀疑的对象。有些地区华人惨被迫害、驱逐，其痛苦不下于日制时代。 二、东南亚各国纷纷获得独立，民族主义抬头，产生强烈排外心理。华人在这种处境之中，被要求必须重新考虑选择其国籍。如果要归化为当地之公民，必须放弃其本国国籍，放弃本身之文化，甚至于要放弃其姓氏。这在情感上之痛苦是可以想像得知。为了生存，为了生活，许多华人不得不放弃其国籍，甚至姓氏，而求作一名归化公民。如果不归化为当地公民，而仍旧保持中国国籍，居于原来华侨之地位，则一切生存权利，将失去保障，随时有被剥夺与驱逐之危险。 处此情景的华人，实是海外可怜的孤儿。 唯一幸运的，为新加坡华人，得天独厚，处境最佳。我华族占全岛人口七十五巴仙。在伟大建国工程中，成为重要之主干。 新加坡华人于一九四八年获得当地公民权。此公民权并非归化于任何外族，而是与其他民族，共同协力争取建立一个民主共和的新独立国家。中华文化与其他民族的文化一样，受到充分之尊重。华文被列为官方语文之一。这在东南亚各国中是绝无仅有的特点。 同时，中华文化的教育，也得到充分发展传习之机会。从幼稚园而小学，而中学、而大学、而研究院，建立完整之教育体系。这在东南亚，也是绝无仅有的特点。 在这新生独立的共和国两百余万人口之中，我安邑同乡十一万余人，占五巴仙之数。对这新生独立国从开发时期之渔村，而农村、贸易转口站，而世界第三大港，我安邑同乡都扮演积极建设的角色。不论种植、畜牧、五金、建筑、文化、教育、贸易、金融、政治、社会等等各方面之建设，我安邑同乡均有最实际的贡献，从不落人后。 回忆前辈先贤，乘帆船飘洋过海，受尽千辛万苦，始为吾人在海外创立此一安身立命的理想岛国，乃历史之奇迹。我们应以全部心意，加以爱护，加以发展。使此理想之岛国，为吾人子子孙孙永远安居乐业的家园。我们应使此一理想岛国，我为我华族与其他民族共同建立多元文化之国家典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