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允敦· 溯自清末，我国筑路开矿之事渐兴，筑路当时专指铁路（汽车未出，无所谓汽车路）消息较少，而有关开矿的消息则较普遍。那些“卖猪仔”往旧金山继之往新金山的都是开矿。至于前往印尼开锡砂的，幸运者数月即可致富，前往马来西亚一带开采铝土矿的，致富更是万无一失。归侨常有携带矿师回国找矿，进而包购矿区的。厦门是华侨出入口，这类消息不少。民国初年，泉州报纸对此虽少报导，但一些消息灵通人士自由聚谈之所，新奇事件经常在此传播。进出其间者多属政、学界人士，他们免费收听后，一传十，十传百，以至全城皆知。当时新编教科书提到矿产，常有：“水晶、信石、金、银、硃砂等，多任外人采掘，甚可惜也”这类语句。我还看到安溪（湖头镇一带）人经常把土法炼铁的制成品挑运入城。耳濡目染，多属有关矿业者，青年人对此，能不受激动而有所作为乎！ 我家境寒素，无力升大学，任过小教四年，有些积蓄加上挪借，便急不及待地北上求学。原拟投考唐山路矿学校，希望捞点采矿知识，为国效力，但考期已过，又无熟人介绍，不得已就近考上燕京大学（即今北京大学）。初时极不满意，后查知该校办有地质地理系，且有一位极富地质知识的教授，名叫G、B、BARBOUV，英国人，华名巴布，当时他在北京地质界极活跃，我心才安下来，学习精力大多贯注于地质矿物，我后半生对于地矿的知识修养，皆奠基此时及此位教授。 1927年夏，我燕大毕业回泉，山间土匪如毛，谁也顾不上集资开矿这类不合时务之事。不过在四年教学中，知我者陆续送来矿样，嘱为检验，通过这阶段的学习、化验，从而略知安、永、德一带矿产分布之梗概。 1930年秋，培元中学旧同学陈佩玉，在民军陈国辉部当官，陈部这时占据安溪，闻其辖地治安甚好，因往访之，劝其致意矿业，并着手培养矿业人才，他颇感兴趣。其时他正在筹办安溪中学，校舍已建将竣，校长尚在物色中。我乃与安溪县长王岫松计议，王是佩玉谋士，他告以“安溪中学校舍即将竣工，学生只有二班，偌大校舍大部空着，不如同时也办矿务高中职业班，校舍不须另建，初中教师可由矿务高中教师兼课，质量亦较佳，而且矿务高中的校名较为动听，只不过多费些教员薪水及增添学校设备而已，总计无多，力所能及。”佩玉接受王的意见，决定创办安溪矿务学校，附设初中二班。陈还带我去看正在建筑的校舍，地址在安溪县城内小东街城隍庙东邻，原朱文公祠，名贤祠及敬业堂联在一起，清末作过考棚，也曾办过安溪初中，一年而停。面积够大，但已破烂不堪，故陈佩玉予以全部拆卸，从新起盖。我看后认为校舍不成问题，陈要我任校长，我本不愿负责行政事务，但因创办矿务学校是我建议的，我若推却，又无他人承担，事便不成了，结果只得从命。那是我担任黎明高中及西隅师范的课务，至年底才结束，我向该二校辞掉课务，次年春季，便专力筹备开办矿校的工作。有人推荐蔡蕃莱为庶务，我接受了，此君品质不佳，初阶段还能积极工作，以后劣迹就出现。勉强维持至一年期满，适值时局改变，他也另找去路。 1931年春节过后，我便北上聘请矿业教师，当时只河北一带有这类学校，要托他们推荐才能聘到。我到北京，先拜候北京地质调查所所长翁文灏。翁是个喜于奖掖后进的人，非常客气，并细致指导一切。他对我老实说：“这种教师很难找，因有了此技术，便被机关学校拉去不放。也许向这类对口学校‘预订’可以达到，你先到燕京大学找你老师巴尔博（即巴布），我会用电话跟他联系。”越晨我到海淀燕京大学拜会老师巴尔博，他先批评我一顿，说：“你没筹到足够的资金，便要办起一所颇需科学设备的矿业学校，究能维持多久，是个问题！”我说：“中国学校都是从小而大的，只望其后继有人。”他终于答应了，越月给我三封信，是分别致翁文灏、李四光及冯景兰（天津北洋大学教授）的，我便携函分别前往求助。总结他们三人意见的共同点，是由冯景兰从他的应届毕业生中选取三名，薪水从优，自然乐意南下。冯、翁俱函巴老师，允如所议，于是我就转向其他的准备，顺便参观有关的矿业设施，从石景山、开滦、唐山直下至汉冶萍（时已停工），然后在沪采购仪器、图书，回泉则催制校具及延聘非专业教师。 1931年九月，安溪矿务学校如期开学了。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在当时算是华南唯一的矿业人员培养机构，从全国范围来说，是两所矿业中专职业学校之一（另一所是唐山路矿学校，在河北省唐山县，由政府办的）。 校舍即在安溪城内小东街城隍庙东邻，是新建的三横行平屋，坐北朝南，前二行间距颇宽，行间东西两侧另建独立可容四十名学生的教室计二间。三横行校舍的后行充学生宿舍教室，中行作实验室、矿物标本室、办公室、会议室等；前行除中央辟为校门外，概充教师宿舍。三行之后，尚有旧存完好之魁星阁一座，也拨充校舍，其上层作岩石及矿物标本陈列室，下层充膳厅；厨房则借西邻城隍庙后殿充用。篮球、排球场设在校舍间空地，足球则到县体育场，相距仅三百步左右耳。 高中矿务专业学生一个班，有十二名正式生。在筹办期间和我接洽要求就学的约三十余人，迨招生简章贴出，不少家长慑于安溪是匪窟，怕被绑票，遂不准子弟报名。该班虽常有十五六人上课，实是临时兴趣前来旁听的，故多没能读到结业。还有初中一年级分甲、乙两个班，各四十名。内地小学生水平相差甚大，乙班人数也不足，只是教师水平，则较之泉属诸同等学校略胜一筹。由于校舍新建，校具全部新式，更突出的是拥有他校所无的验矿仪器。每逢高级宾客来县，则县长、团长等必邀来校内参观，以博一赞。 矿校教学，首重实践。师生们经常作或远或近的勘探，并采集矿石标本。初为双周出发一次，后则目的地较远每月出发一次，有时过县，逾旬始返。这一时期，正是陈国辉部被收编后最为兴盛阶段，他的辖区，治安甚好。侨信局到各乡分发银信，挑整担的银元，行经穷僻山区，从无被抢劫者。故矿校师生，进入安、永山区，即令是未受编的区，也无被绑票的危险。一路受到好意招待，代办膳宿。因此矿校的野外工作，全可依计划进行，收获甚丰。 矿校开办后，不免有地质矿物的新发现，厦报时把这类新闻发表，注目者日多。厦门大学生物系主任陈子英，对矿校发现古生物化石之报告，极感兴趣，来函商谈合作。厦门飞机场长陈文麟（福建留德学习航空第一人）屡次来安溪，意图插手，但因陈国辉叫他利用现成空运工具，代运烟土，利头甚大，因而转向。只有泉安汽车公司负责人陈清机，早从日本方面获悉闽南矿藏丰富的情况，多次和陈佩玉洽谈合资开矿事宜，他们旋即谈妥，但实际进行，须获得我提供文献资料与人力、物力，既然佩玉支持，我当然允如所请，只要求陈清机负责增聘三名富有实际勘探与设计经验的技术人员，他答应了，还要购赠测绘仪器。不久，三名技术人员陆续到校，勘探工作，顺利进行。当时无力购置钻探机，只好沿斜面进行小型槽探，对铅坑一带煤层“断裂面”的层数、层厚、覆盖面及可采性等等进行探测估算，苦干半年，编写一本《天湖山煤矿采运计划书》。当时天湖山尚无公路，特设计“缆道”，从天湖山经安溪的剑斗到达湖头，然后船运到泉州。这份计划符合当时的各种条件，清机便拿去印刷准备招股。当时的安溪汽车路公司，（董事们是安溪一个财团，资金雄厚）早想开办此矿，这次计划的运输路线又全部经过安溪地界，颇思独力营办。后经我答应替他们设计一座水泥厂（利用湖头五阆山，珍地石灰岩）他们才不至于出面反对。清机做事很有魄力，善观时势，《天湖山计划》即就，他便在泉安公司推出该矿公司筹备处的招牌，并邀集一批热心矿业的人在鼓浪屿开过两次会。他口才很好，众皆拥护。不料未及数月，时局一变，南洋华侨电请十九路军驻闽，佩玉即将他调，清机心便冷下。自从筹办天湖山煤矿以来，一切开支都由我应付，此时佩玉位置动摇，无心恋战，甚至躲避，我虽多方挪填，已力不从心。清机原答应承担筹备期间的经济责任，这时我请他兑现诺言，他竟以没签订合同而极力推卸，经多次交涉，才共同审核为天湖煤矿所在的费用，他坚持该计划书归他，我答应后，他才不得不承担不到千元的款项（皆开支票向泉安汽车公司领取），其余部份都由我负责。 1932年六月间，十九路军即将入闽。有一天，佩玉嘱安溪县长王岫松叫我将矿校仪器全部装箱运往南安，要我本人同时离开安溪，以防不测。我对岫松说：“我在安溪专事教育，从未涉及政治，矿校应继续办下去，安溪人不会反对我的，至于仪器，暂由我借用，将来当如数奉还。”岫松通情达理地说：“这样也好，我当为你转达。”大约越晨，佩玉就离开安溪了。一周后，岫松和几名亲信乘一小车即将离安，叫我同车星夜逃往泉州，以暂避锋芒。我明知本人无须多此一举，为了不却他的美意，便和他同行，车到大宇坏了，夜宿车中，次日步行抵溪尾，搭车入泉，就此和岫松分手，两日后我仍返矿校照常工作。不数日，民军李昭言（佩玉敌人）回安溪，见我时也无敌意，据说秦望山在鼓浪屿已嘱咐李入安溪时对矿校要加意照顾云。黄哲真继任县长，虽素不相识，攀谈起来，却是朋友的朋友。他也想把完整的矿校，写入他的政绩，故颇加照顾，批准每月150元补贴矿校杂费。惜不及半年，十九路军另委其部属来接黄的县长职，新县长虽对矿校不加排斥，但没任何支持了。从此一遇困难，矿校便孤立无助。十九路军派一个团驻安溪，团长梁世骥是广东人，中学时学过矿物学，参观矿校后甚为支持，还打报告向教育厅申请拨款津贴，但没有下文。 1932年秋季，县教育局把矿校的初中部收回自办，校址不变，只留后一列校舍给矿校专办高中。我觉得轻松不少，盖责任减轻一半，值此地方政局动荡，实求之不得也。 矿校开办一年来，一切都还顺利，但也碰到难题，例如①县办小学女教师常到矿校聊天，有些矿校教师因而花掉大量时间，影响教学质量，学生啧有烦言，我不得不有所劝告，但此风虽杀，他们竟反咬一口，来个集体辞职，主要是北方三个地矿科教师以“水土不适，准备北还”为由，经过反复洽商，都无效果，最后他们提出月薪增至130元，我别无他法，勉力应承，才得正常上课。②1932年夏，红军攻入漳州，矿校学生要求停课回家，我不答应。我召集师生，告以：“漳州有事，安溪无须停课，如果你们坚决罢课回去，矿校就此结束，不必再来了。我正想卸掉这个艰巨任务，列位造成我的脱身机会，我无限感激！”结果他们只要我印发一张“安家信”发给各生家长，课务仍正常进行。当时风声鹤唳，人心惶惶，我把学生安定下来，全县亦免于虚惊。 矿校第二学年，仍在安溪办下去，这阶段矿校名誉在闽南一带，颇获好感，经济方面，由本人向社会上劝募，勉强尚可维持。佩玉及岫松走后，我之所以不被安溪人推翻者，在乎我既不介入政治，而又临财不苟，颇得当时安溪人的几分敬重。今尚忆起数例：①筹办之始，我要赴京沪聘请教师，采购仪器，向佩玉告别，他写一纸条给黄则盘嘱交我四百元，但直至越年春间，佩玉对此款未曾过问。到了矿校乏款，我把此款拿交庶务员充作学校费用，并告以款的来源。事后才知此款是佩玉要给我路上用的“顺风款”。②到沪时曾收到佩玉汇款二千元，叫我代购黄包车，我认为此乃不急之务，未办。后其内弟到沪，问及此事，我即叫他去办，他得回扣二百元，要半数分我，我拒不收。③矿校全部木器校具由我向南岳木器店定制。事毕，店东要给我二百余元回扣，我不收。④有一乡人被捕送佩玉团部，询知是矿校学生之父，所犯之事亦轻，佩玉叫他请矿校校长具保，便可释放，被捕者备足保释礼金，请我盖章，我章照盖，但分文不取。这些事都为佩玉所闻知，并常引此为例，告诫部属：“要效陈校长不贪。”当时包捐税者，常请我替他向佩玉进言，我都谢绝了，安溪人也是深知的。因此佩玉虽倒，我则矿校照办。其后，吴锡福新从厦大毕业回到安溪教育局任事，拟恃势迫我交出矿校仪器，但也不敢当面向我逼迫，只是多方面扬言决要接收云云。我以势孤力薄，决计迁出安溪，至于“实地观察”的课程，则师生仍可到安溪、永春等地进行。当时十九路军驻安溪的梁团长，闻有此矛盾，便告知我如需迁校，我团全力支持。因此矿校迁泉，一路上无人敢出来干扰。 1933年秋季，矿校顺利地迁往泉州，寄办于晦鸣中学。初办的晦鸣中学，学生总数只六七十名，增加一所矿校，尚不觉挤。当时我也出于无可奈何，只求暂存，望过难关，再图振作。这学期矿校又招新生一班，只十余人，素质也很差，而课却照开。 这时期世界经济大不景气，学校经费拮据。前托台湾人代垫款购来测量仪器，这时催款甚急，乃向知友商借免息之款还清。另支取本人历年薪金，以补足教师薪金。我亦再到厦、鼓等地进行劝募，却因商业萧条，所得有限。当时我乘车免费，原因是佩玉在闽南得势时，我曾向他索取一张加盖正章的名片，乘车免费，后来佩玉失势而我的免费脸孔，已为车站人员所熟认，仍不验票，否则，一次所募之款，仅足付旅途费用耳。当时周醒南尚任厦门公路局长，听说矿校乏款，竟嘱友人叫我到其家，他说：“听说泉州有两个青年，在困难中办公益事业，（另一个是进行泉州大地测量的蔡芳泽，办“舆地学社”）我很同情，谨拨局款五十元，给你校稍济急需。”还有人转告黄奕住，说矿校乏人支持，校长现在厦募捐，黄便嘱人叫我到其家“中德记”，小叙校况，当即捐赠二百元，并说：“时局不靖，日后当不止此数。”陈清机闻知矿校正在存亡之间，也良心触发，遣人叫我到其家晤叙，似有感于天湖山采煤计划末能实现，但不多言，写一张捐矿校二百元的条子，并电话嘱泉安公司经理吴警予以泉安公司名义亦捐贰百元，俱向公司支领。警予亦把我夸奖一番，该是陈清机曾把实情告诉他吧！西门外缅甸华侨陈碧峰回泉时，亦有所捐助。当时南洋亲友亦准备让我前往募捐已在报端先造舆论，惜因世界经济不景气而未成行。 蔡光华意图吞并矿校，矿校借住晦鸣中学，未及一学期，他即挑动晦、矿学生、产生摩擦；继又甜言劝我取出矿校仪器和晦鸣共用，遭我婉拒，他只怕佩玉再起，未便用强，但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矣。学期近结束时，闽变事起，晦鸣、矿校俱继续上课。寒假期间，蒋军入闽，分一个团部进驻晦鸣校舍。（延至1935年夏才迁出，两校校具各有损失。）佩玉虽复出山，但全无实力。为时局所迫，矿校只得宣告停办了。高中第一届学生，即以五个学期的学业（原订第六学期作“矿山实习”）权作毕业。另须借债遣散二位外地教师，一回湖南原籍，一往安海养正中学任教。当时掌教务之曾广种，因薪水支取不足，竟把他所保管的矿校师生历年踏勘发现纪录及安、永、德有关矿产论文等全部带走，一去不回。至于仪器七大箱，原寄存晦鸣校内，未被驻军打开，蔡光华亦因佩玉尚在而不敢动。1937年抗战军兴，是冬晦鸣迁英都，这七大箱仪器，由当时的晦鸣校长王岫松运往其家乡汤井，王长晦鸣三年而殁，七箱仪器遂无后文。那时本人应培元中学之聘前往兼课，直至1937年冬，因拒绝蓝衣社的扩招，走投厦门大学萨本栋，永免蓝衣社之纠缠. 结束语 三十年代之初，看到地方暂时安定，便认为“从此太平”，花了不少资力，办起这么一所职业高中，结果浪费了师生们将近三年的宝贵时光，一切尽付流水。我之幼稚无知，多么可笑！矿校停办之后十余年间，该地区还是土匪遍野，直至建国之后，匪氛扫尽，地方安靖，1954年才有矿校学生叶高升（改名步云）一人，获省地质局任为工程师。其他学生早皆改行，虽亦多有成就，却非矿校之功了。 附： 陈允敦，男，汉族，1902年2月3日出生于福建省泉州市。无党派。1963年任福建省硅酸盐学会副主任至1978年改顾问。现任中国海外交通史研究会顾问；福建省科学技术发展编制委员；泉州文化中心主编。 1927年燕京大学化学系毕业（主修化学，付修地质）；1927－1930年任泉州培元、黎明两中学教员；1931－1934年任安溪矿务学校校长；1934－1937年任泉州晦鸣中学校长；1937－1960年任厦门大学讲师一教授（授工业化学和地质学）；1960－1972年任福州大学教授；1975－1978年支援海交馆出土古船文物的化学保护；1978－1987年任华侨大学教授；1988年退休，现续任华大材料物化研究所顾问。1931年主持开采永春天湖山煤矿，主要矿层查清，设计索道输经安溪一剑斗，水运经湖头而至泉州。计划书印成，正在招股，因闽变而停。从此天湖山煤矿大为引人注目。抗日期间，厦门大学迁长汀，物资缺乏技术落后，而敦竟利用土原料，土工具，研制出“陈璐珞计算尺”供应西南各省工程界急需，获得当时教育部“传令嘉奖”。解放后，不断提高，于53年献出精密LOG－LOG计算尺制造法，由教育部派技工组到厦大接收技术，事后发给奖金三千元。 1950年代主讲结晶学，精心设计“活动演示模型”，使学生对晶体各种组、系的空间概念迅速提高。应用多年地质踏勘经验，支援福建省九大水库的坝址选择，使之更趋合理。在厦门一集美海堤基地选择会上，对潮汐、风浪、岩性断层及底积详加论证，指出最优一线，备受会上中、苏专家们赞许、接受。因在教学、科研、生产等各方面成绩优异，荣获1956年首届“全国先进生产者”光荣称号，同年四月作为福建省高教系统的一代表赴京参加全国先进生产者大会，获给奖章并被邀参加“五·一”观礼。1962年，南平葫芦山铜锌矿分选成功；漳平无烟煤炼焦试验成功。1964年在福州玻璃厂试制“泡沫玻璃”成功并设厂生产。1974－1978年指导泉州湾出土古船及文物的化学保护方案，亲自动手处理工作。 论文：《安溪矿藏概况》、星洲日报纪念刊，1934№.1；《精密算尺制造》，厦门大学学报1956.№.1；《福州玻厂炉中结石》，福大学报1965.№.1；《古船中“小黑子”的鉴定》，海交史研究1978.№.1《泉州古城址》，《银首饰工艺》，泉州文史№.2－3及№.6－7；《金箔、锡箔传统工艺》，自然科学史研究№.1.15；№.3；№1.17；№.1。 安溪县矿务学校（专业高中）教职员表 安溪县矿务学校（专业高中）毕业生一览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