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化地处戴云山区，交通闭塞，历来商业不发达。正如清乾隆丁卯年版《德化县志》所记载的：“德化地处万山之中，舟车商贾所不到，其民厚朴，安耕凿以自乐”。有史可查，清代德化县城设有县内上市、县内下市、南关市、西关市。乡村集市有赤水格市、山坪头市、溪南埕市、后房市（前身称为厚宏街）、南埕市、水口市、上涌虎跳市、尊美后坪市、云溪市、葛坑市、桂林市和双翰市。据传：清光绪年间至民国初，我县的农土产品较为丰裕、特别是瓷器、木材占整个商业的比重最大。 民国期间，全县较为主要的集镇有城关，赤水街，水口街，三班的泗滨街及后房街，上涌的杏林坪街以及葛坑街等。贸易额以城关最大，赤水街次之，上涌、下涌店仔坂、桂林、汤头、葛坑、十八格集墟时，贸易也较为活跃。商户经营以瓷器、棉布和日用杂货较为大宗，其他大都是小商店及零杂摊贩。输出品以瓷器，木材为多；生铁、笋干、土纸、香菇、大米、家禽、家畜次之；输入有食盐、海产、棉布、百货及京果等 民国七年以后，地方不宁，贸易街市屡遭兵焚匪抢、农村经济生产受到破坏。民国政府腐败，通货膨胀、货币贬值，市场尔争我诈，物价混乱，人民生活痛苦不堪。 现将民国元年至七年（1912－1918）作为第一期，民国廿年（1931）作为第二期，民国三十年（1941）作为第三期的物价增长情况列表如下： 本资料摘抄永春崇道报十八周年纪念刊《永春三十年来物价之比较》 （1941年版） 上述资料列举的虽是永春县的物价，但德化市场的行情大体与永春一样。两县地处毗邻，永春许多商贩来往于永德之间，加上当时德化70%的商户是永春人，因而，从这个表的物价也可看出德化市场物价的动向。 1941年以后的物价情况又是怎样呢？现将三班颜肃斋的日记本上对当时的德化城关和三班一带物价的记录，再作一次比较。为了利于与永春县的物价相比，使之与上表互相衍接，仍然从1941年摘起： 表内的时间系为农历。 从上列两个记载数字可以看出，从民国元年至民国三十五年春的（1912至1946）三十四年间，大米每斗由0.4元增长到1600元上涨四千倍，米粉每担由8元增长到24000元上涨三千倍，猪肉每斤由0.15增长到440元上涨二百九十三倍，蛋类每个由0.01元增长到30元上涨三千倍。其他物品同样上涨得惊人，无法一一例举。 由于国民党政府的腐败，市场的混乱，富人乘机打劫，德化粮食大量外流，本地人民却经常断饮，正如颜肃斋日记上所记载的：“泉南日有数百人入永买米，致米价日亦数升”。永春到德化抢购粮食者“每天计数十批”致使“德粟价不断高昂”。1943年春旱灾，“米粟日日价升”，“今日六元五角，明天七元，后天八元、九元或十元，粟每挑今日三百六十元、三百八十元，明天四百元，富人把粟贩永，内地闭籴，贫人告米无门”真是“天意春来日日晴，旱田无水费农耕，腾高米粟贫家苦，劫夺何须事不平”。在这一民不聊生的情况下，“闻说认籴多无米，外地缺食饿死甚众”（1941.3.14）或纷纷逃居海外谋生。 对于民众急需的盐和火柴政府却统一控制，限量供给。颜肃斋日记上记载：政府立盐局，令“乡照丁限制食盐（1931年腊月）乡人苦无盐久之，争买蚁聚于店外，限每人只买五角”（1940.8.18）；“保甲以户口人数计盐，初次甲长分配每人二两，每两算钱十七文”（1940.8.26）；“盐限制民不足供，私买每斤三元一角”（1941.3.25）；“盐官发照户口证领，或领不足供一家用者，向盐贩私买，每斤三元”（1941.4。8）；“人口税每口一元或有无力交者抵制，盐不可无而交，人头税又不可免，政府狡而欺，条章紊乱民不聊生”（1941-11-15）。“火柴与盐一样，政府包权夺利，归保分用，每户限定贰小盒，每盒六角”（1941.12）；“洋火柴每小盒价一元，犹无处可买也”（1942.6.24）。 自从资本主义国家洋布涌进国内市场后，本县纺织业相继破产。洋布价格高昂，“布色最贵，如乌斜文布每尺十二、三元，往来行人穿新衣者绝少寓目”（1942年立冬）；“粗布细布每尺以百元计，相去粗细只差二三十元。”肃斋于1946年2月感叹记载道：“年来不见着衣新，过眼每穿旧色真；补阙不嫌杂布色，布庄高价难相因”，“尺布几堪米斗衡，更无铺列架盈盈，只因贩运绝来路，缩食缩衣苦语真”。 随着国民党经济危机日益加深，货币不断贬值，人们的生活痛苦亦日益加剧。不管是从民国初期使用银角兑换银元，继而代之铜元（铜镭）；或是1935年11月实行法币到1938年使用关金券与1939年发行善后公债，实际上都是在搜刮民脂民膏。从下列《明志集》记载的民国三十年（1941）民国三十五年（1946）短短几年间与民国二十七（1938）年对比物价飞涨的数字，就足以说明这个问题： 从上表看出，八年间的物价急剧高涨，粟每担由民国27年（1938年）7.2元增长到1111倍而达8000元；由于粟贵，群众生活日益贫困，养猪随着减少，因此八年间猪肉价格增长更多，竟由每斤二角增长1750倍而达到350元。 此后，尽管国民党政府于1948年8月进行币制改革，以法币三百元折合金圆券一元。金圆券发行一个月后，又开始急剧崩溃。到1949年10月改用银圆券，以金圆券五亿元折兑银圆券一元，其实银圆券也不能兑换银圆。在此期间，农村的金圆券早已绝迹，浔中、赤水、上涌等集镇交易大都用大米、银圆、黄金代替货币议价。人们对国民党的货币早已失去信心，正如颜肃斋编的顺口溜：“可哭的反可笑，无米携囊沿街叫；可怜隐粟待价沽，坏了仁心好几何；国币纸币不是宝，今日作用都草草。” 综观民国时代，德化市场与全国各地一样，由于国民党政府造成的长期恶性通货膨胀和投机倒把活动的倡獗，物价不断上涨，严重地影响了当时的工业生产和人民生活的安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