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兴里，又名苏大奈，男，生于清光绪十年（1884）二月二十日。德化丁墘村人。一九二七年由唐生、庄醒民发展参加中国共产党，后任丁墘党支部负责人、农民协会主席。民国二十三年（1934）十月十四日被伪德化县侦缉队杀害牺牲，时年五十岁。 苏兴里祖籍永春县蓬壶坑柄。其先祖苏志美、苏仕超（1701－1776）于清初从永春坑柄迁来德化丁墘村土堡边观澜堂书斋借居谋生。祖辈世代务农，靠向地主豪绅租种田地、出卖苦力所得之微薄收入度生。苏兴里生父苏正骞以抬轿为业，在旧社会被视为最低贱的职业，家境极为贫困，自其先祖至苏正骞历时一百多年，上无片瓦，下无寸土，受尽地主豪绅权贵们的欺凌、压迫和剥削。一旦遇有丧事还得向地主豪绅权贵们跪求坟山安葬。 清光绪十五年（1889），苏兴里生父苏正骞，由于饥寒交迫，积劳成疾，无力医治而含恨去世。年仅六岁的苏兴里及其母涂约便沦为孤儿寡妇，家境更为贫困，三餐难度，出于生活所迫，年幼的苏兴里即随母到同村陈买家“寄吃”勉强度生。兴里长大时，邀其母返回原家独立生活。返家后，母子辛勤劳动，克勤克俭积累了一些微薄资金，购置了宅基、木料。于民国二年（1913）在丁墘村兴建了榜祥堂平屋。初步有了立足之地。但是，在那军阀混战、盗匪横行、地主豪绅盘剥，社会动荡不安的旧社会里，他和广大劳动人民一样，仍然处在水深火热的苦海之中，过着“衣不蔽体，糠菜半年粮”的苦难生活。 一九二七年间，中共闽南地下党组织，先后派唐生、庄醒民、庄仰山（女）等同志到德化山城开展地下革命活动。唐生等到德化后，先后在城关塔岸街巷下郑信贵的“吉记”染布店、丁墘村张顺月、苏兴里等人的家里秘密地建立了地下革命据点，先后吸收了郑信贵、张顺月、苏兴里等人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建立了丁墘党支部，苏兴里任丁墘党支部负责人。 苏兴里生长在黑暗腐朽的社会里，深受封建统治阶级、国民党反动派、地主豪绅的压迫和盘剥之苦，饱经风霜。在唐生等地下党同志的教育、启发下很快地提高了阶级觉悟，阶级仇、民族恨激发着他献身革命精神。他投身革命后，对党忠心耿耿，无限忠诚，视死如归，为革命鞠躬尽瘁。对同志对人民视如手足，团结友爱、同甘同苦、互相帮助。他公而忘私，认真负责，任劳任怨，埋头苦干，积极工作。从而逐渐成为丁墘地下党组织坚强的领导人之一。苏兴里的家从此也随之成为地下党同志活动、膳宿的主要联络点之一。同城区、三班、高阳、土坂、盖德、仙荣、下寮、上坑等地的地下革命据点联成一片。唐生、杨七、李剑光等地下革命同志和武装队伍到丁墘开展革命活动时，大都是在苏兴里家活动。以苏兴里为主地承担地下革命同志的掩护安全、转移响导和膳宿等重要任务。在那艰难困苦、斗争复杂的环境中，勇挑重担，依靠和团结革命群众，克服重重困难，千方百计圆满地完成党交给的各项任务。 苏兴里在地下党组织的领导下，同张顺月等一起并肩战斗。在丁墘墨苑、鹏湖、路霞等村秘密地开展革命活动，宣传发动群众，同张顺月、许光镜、张良琪、黄荣寿等人以结谊的形式等，组建了一支有一百二十多人参加的农民协会，被推选为农会主席。农民协会成立后，为了发动群众，虚张声势，震摄敌人，更好开展革命斗争，在地下党唐生、庄醒民等同志的领导下，、苏兴里等人发动农民群众一千多人在城关举行示威游行，农民们扛着锄头，高呼“打倒土豪劣绅！”“打倒贪官污吏！打倒军阀！”等口号。带领广大农民开展减租减息，反对“烟苗捐”等斗争活动。以前地主向农民收租时，一律用旧秤，每担要交稻谷一百一十四斤或一百一十五斤等。通过减租运动，农会规定，地主向农民收租时，一律得用市秤，每担租只能收一百市斤稻谷，如用旧秤向农民收租谷，每担只折收稻谷八十或八十五斤。原来农民向地主交租时，要将租谷挑至地主家里，通过减租运动，农会规定：地主向农民收租时，地主必须到农民家里自己挑回。要是仍由农民为其挑去者，就得由地主付给工资。通过这一斗争，迫使地主只好遵照农会的规定办事，并使这一变革延续到解放。 苏兴里除积极做好本地的地下革命工作同时，于一九三○年至一九三二年间，还积极协助兄弟村落的革命同志开展革命工作。在城关三角街张财良的点心店建立地下革命联络站，作为附近村落的地下革命负责人的秘密联系、互通情况，促进革命工作顺利的进展。同时还发展了石山村的曾广着、上坑村的涂华怀、涂华煅和仙境村的温寿山等人参加地下革命斗争活动。并协助他们组织革命群众参加农会，发展和扩大了红色区域，壮大了革命队伍，增强了革命力量。 在这一时期，中国工农红军闽南游击队第二支队的部分武装队伍到德化开展游击斗争活动，经常在丁墘村公山下的一粪棚做掩蔽点开秘密会议，交流情况，研究和部署工作，苏兴里总是风雨无阻地积极参加活动。一九三三年四月间。苏兴里同杨七、林书作等人组织和领导了城郊附近村落的广大革命群众紧密配合游击队开展武装骚扰斗争活动。书写、张贴革命标语，散发革命传单，甚至将标语传单散发到伪县府里去，大造革命舆论。同时，在公路沿线的村庄、交通要道砍电线杆、割断电线、烧毁桥梁，破坏敌人的交通电讯设施。并在城郊附近的山头制高点烧火堆，放电光炮“鞭炮的一种类”（将电光炮装入油桶内燃放类似机关枪声）虚张声势，震摄敌人，扰乱和牵制敌人，其声势迅猛异常，吓得敌人闻风丧胆，胆战心惊。一九三四年四月间，中国工农红军闽南游击队第二支队部分武装队伍在支队政委李剑光率领下到德化开展游击斗争时，苏兴里同各村地下党负责人发动与领导革命群众密切配合游击队镇压了国民党德化县党部执委李亲起、林匪青龙的排长林勤祖及伪侦缉队员曾受等反动分子。从而大长了革命人民的意志，大灭了阶级敌人的威风。 由于革命力量的不断发展壮大，国民党反动派对此恨之入骨，妄图一举消灭革命力量。他们一方面派遣反动侦缉队四处侦查密访我地下革命组织情况，企图对我地下革命组织进行围剿。另方面，利用收买笼络混入我革命队伍内部的叛徒出卖我革命组织。进而对我革命人民进行武装镇压。一九三四年八月间，高阳村陈福（苏元辉胞弟）向伪县保卫团张移风部的副官陈子仙（高阳村人）报说：“苏兴里是共产党员，隔两天共产党要运枪支至苏兴里处”。陈子仙闻讯即向伪县长吴汉章报告。吴汉章接到陈子仙的报告，即令伪县保卫团侦缉队长甘天造进行侦查缉拿究办。甘天造按照吴汉章的指令，命令伪侦缉队员陈诗桂（高阳村人）、陈振派、林文良、陈旺、温水、李广等人于同年农历九月初四日（阳历十月十一日）深夜前往丁墘村抓捕苏兴里。苏兴里当晚隐蔽在其本厝右畔六扇房地窟内不幸被捕。由于苏兴里的姐夫王光张（清光绪间举人）在县城有一定名望，唯恐苏兴里被押送至县城时会被保获释。反动侦缉队便按其上司密谕，将苏兴里押解至离厝不远的溪仔边即下毒手枪杀。苏兴里被杀害后，国民党反动派为掩盖其丑恶行径，推脱罪责，便宣称说：“德化丁墘乡苏兴里，县府查悉系共匪，即派侦缉队于本月十一日夜前往其家，将苏兴里缉获，押至中途，该匪有国术，竭力抵抗，思欲逃脱，侦缉队见势不佳，即开枪就地正法”云云。 苏兴里同志的牺牲，使该村坚持八年之久的轰轰烈烈的革命斗争运动暂时地被反动派镇压下去了。苏兴里同志牺牲已近五十年了，但烈士的鲜血是不会白流的，全国人民在党中央的领导下，高举革命的旗帜，前扑后继，英勇奋斗，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伟大胜利，并为实现四个现代化而奋勇向前！ 为人民的解放事业而流血牺牲的苏兴里烈士永垂不朽！ 司马辽太郎、陈舜臣一行来我县访问 县文管会办公室 应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的邀请，日中文化交流协会常务理事、日本著名作家司马辽太郎、旅日华侨著名作家陈舜臣一行十四人于四月五日下午来我县访问。 县长郑来兴会见了日本朋友，对司马辽太郎、陈舜臣一行来我县访问表示热烈的欢迎，并进行了友好的谈话。县政协主席徐锡饱、县外事办负责人张良物、县文物管理委员会办公室主任徐本章等陪同日本朋友参观。 随同司马辽太郎、陈舜臣来我县的有司马夫人、陈舜臣夫人和日本同志社大学教授森浩一、国立民族博物馆副教授松原正毅、《朝日新闻》朝日周刊编辑部长川口信行、《朝日新闻》东京总社出版局摄影部副部长长谷忠彦、《朝日新闻》大阪社出版部成员藤谷宏树、《读卖新闻》编委野村宏治、日本广播协会节目主持人（部长）水谷庆一、中央公论书籍编辑局书籍第六部副部长山形真功、中央公论社“中央公论”编辑部副部长近藤太博、日中文化交流协会副秘书长横川健。 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日本部三处张和平、邵维坚和省外事办公室卢国松、魏谋祐、杨奇志陪同日本朋友来我县访问。 这次来访的日中文化交流协会成员是日本文化、教育、新闻界的重要人物。他们参观访问的目的是收集有关古文化遗迹的资料，回日本后进行著作和报道。 六日上午，日本朋友兴致勃勃地参观了屈斗宫宋元古瓷窑址、德化县出土古瓷标本陈列室和德化瓷厂。他们对德化与日本陶瓷交往的悠久历史异常关切。当看到古瓷陈列室中一尊出土的明代的日本妇女瓷塑时，称赞说：“头发做得很像”。对碗坪窑出土的黑釉碗表现极大的兴趣，说：“这种产品，日本出土了不少，称它为天目釉”，还询问这种天目釉碗德化出土的多不多？除碗坪以外，别的窑有没有生产？看了宋元时代屈斗宫窑和碗坪窑出土的伊斯兰教用的“军持”壶时，说：伊斯兰教瓷器在德化的发现很有意义，询问了伊斯兰教用瓷除“军持”壶外，还有没有其他产品？日本有出土伊斯兰教用的灯明皿，德化有没有？“军持”壶在明代德化窑是否还继续生产？同时指着一件印有龙纹的“军持”说，这类“军持”说明了除伊斯兰教徒用以外，其他宗教徒也有用，因为伊斯兰教不信“龙”。日本朋友还很注意我县出土的三件宋代的骨灰罐，认为对研究当时的葬俗很有价值，询问宋代以后是否还有骨灰罐，如果没有说明以后葬俗已经改变了。看了古瓷标本陈列室后，森浩一教授说：日本对古瓷碎片很重视，研究古瓷不一定要很完整的器物，即使有代表性的细小碎片都很重要。他建议我县古瓷标本陈列室要多摆些不同类型的小瓷片，甚至可以把小碎瓷片编印成册，以供研究。并且在留言簿上签写了意见。司马辽太郎、陈舜臣等其他日本朋友也一一在留言簿上签了名。 日本与中国有着亲密的传统友谊。特别是祖籍在我省同安、出生在日本的陈舜臣和祖籍在我省晋江、出生在台湾的蔡锦墩夫妇回到福建格外感到亲切。当路过随行人员张和平的故乡雷峰时，正值天降大雨，即景生情，在车上写了一首《喜张和平君还乡》的诗，写道：“世务牵缠身不轻，几年梦到长基城，雷峰雨急樟溪乱，难抚张郎怀旧情”，诗中自然地流露出对故乡的无限情思。他们用闽南话和我县接待的同志交谈了闽南与日本一些地方民间生活习俗相似或共同之处，如春节期间用米浆蒸成的粿、菜头粿、甜粿，端午节的包粽子以及日常食用的冬米粿、润饼等等，至今在日本民间仍很普遍。县招待所特地让日本朋友亲眼看看我县制作冬米粿的过程，他们详细地询问了我们米的品种和舂槌追以及石臼所用的木料、石头以及蒸米的方法，说：“日本也是这样做的，只是日本的春槌柄不是放在中间，而是一头较大、一头较小，春槌顶端还加上铁的头。”他们为能在远离故乡的德化吃到与日本一样的冬米粿而高兴，并且说：日本有的米粿舂成后没有再加印成块状，只有捏成一小块一小块沾酱油吃。 六日下午一时，日本朋友离开德化前往泉州。临行前，司马辽太郎和陈舜臣分别向县长郑来兴赠送了他们的著作。县人民政府亦送给日本朋友人手一册的《德化瓷》画册作为纪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