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惠安旅马侨亲向日本政府追讨赔偿

发布日期:[2016-08-16] 阅读人:1637  字号:      
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到1945年8月15日天皇裕仁宣布日本无条件投降,整整十四个漫长的岁月里,中华民族与日本法西斯强盗展开了不屈不挠的殊死斗争,终于取得了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海外炎黄子孙,也不愿当亡国奴。他们竭尽全力,支援祖国抗日救亡斗争。 从1941年12月至1945年8月,在整整三年八个月的日子里,新加坡、马来亚、菲律宾南洋诸国也遭受日寇铁蹄的蹂躏。万恶的日本帝国主义打着“大东亚共荣”的幌子,残酷进行烧杀、奸淫、掠夺,对我华族同胞实行惨绝人寰的血腥镇压。那些天皇派来的杀人魔鬼日本“皇军”,被新马华人视为洪水猛兽,至今仍被蔑称为“蝗军”。 入侵新马的日本“蝗军”,在新加坡、槟城、马六甲、吉隆坡、知知港、瓜拉庇劳、麻坡、振林山等城乡进行肃清大屠杀,制造了骇人听闻的四十多个“无人村”,15万华族同胞肝脑涂地,尸山血海,惊天地,泣鬼神。日本兽军法西斯暴行真是罄竹难书! 近二十年来,新马华人蒙难者家属成立了自己的协会,团结一致,向日本政府追讨血债赔偿。2004年3月,由马、新、中、日四国四方,辛苦调查十载,共同完成的《日侵时期新马华人调查》一书,在新加坡李氏基金会李成义先生的全力资助下,终于由江苏人民出版社隆重出版。该书由马来西亚(半岛)口本占领时期蒙难同胞家属协会筹委会主席孙建成(永春籍)提供调查资料;由新加坡历史学者柯冰莹女士和日本国立琉球大学历史学者高岛伸欣教授共同策划;由南京师范大学南京大屠杀研究中心、历史系教授张连红担任主编。 《日侵时期新马华人受害调查》一书的出版,立即震惊中外。600份血泪控诉向日追讨赔偿的调查报告,以不可辩驳的铁的事实,揭露当年日本法西斯匪帮在新马犯下的灭绝人寰的法西斯暴行,内容翔实,令人无比愤慨!它告诫人们,勿忘历史,勿忘国耻!只有以史为鉴,人类才有和平! 在该书长达600份的向日本追讨血债赔偿的调查报告中,泉州地区旅马侨亲就占了78份,而惠安籍旅马侨亲就有8份。 一、惠安旅马侨亲向日本政府追讨血债赔偿 (1)王增光侨亲的血泪投诉 1993-10-17日,家住马来西亚霹雳州美罗(BESAR BIDOR PERAK,MALYSIA),时年52岁的惠安籍侨亲王增光(ONG CHIN KONG)先生,向日本政府索赔血债。控告日本蝗军于1943年在马来西亚霹雳州美罗吉令仔,残酷杀害他的父亲王火水: “我的父亲王火水,当年25岁,被残酷、没人性的日军残害致死。听母亲说,那时我才3岁,姊姊4岁,二弟才1岁。父亲是遭汉奸陷害的。当天,我父亲骑自行车出门去,要买牛奶回来给二弟吃,在半路被残酷、没人性的日本兵捉去,就这样一去永不回家了。当天还有人看见,回来报信,说我父亲被日军捉住,在半途中已给打得半死,又灌水,后来就押到吉令仔屠杀掉,当时还把附近房屋放火烧掉。我的父亲永远沉睡在泥土里,无法雪冤。美罗吉令仔是当年日军大屠杀的大本营。 自从先父被残无人道的日本兵杀害后,我家破人亡。我们小小年纪就失去爸爸,妈妈年纪轻轻就守寡,生活非常困苦,吃的是番薯和木薯,后来居住在外婆家,靠耕种和割胶来维持生活,那时母亲她含辛茹苦地抚养我们长大。最可悲的是当父亲被日军捉去时,我母亲已经怀孕了,父亲遗留下一个遗腹子。最令人悲哀的是连父亲的尸体都不知在何处,无法雪冤! 母亲今年已73岁,年老多病,她老人家流过多少血和泪,她的心中有多少恨和仇,这笔惨痛的血债怎能弥补!这50年来,我母亲内心痛苦,流不尽的辛酸泪水,她永远不能忘掉这惨痛的记忆。希望日本政府当局还我们家属一个公道,赔偿我们的血债。” (投诉号:107号 见《日侵时期新马华人受害调查》第68~69页) (2)孙玉枝侨亲的血泪投诉 1993-11-27日,家住马来西亚槟城(JALAN GAJAH,PENANG MALYSIA),时年63年的惠安籍侨亲孙玉枝(SOON GAIK KEE)女士,向日本政府索赔血债。控告侵马日本蝗军飞机于1941-12-19日,在马来亚槟城州社尾区附近炸死她无辜的父亲孙琼瑶: “日本空军的飞机狂轰滥炸,炸死了我的父亲。日本政府应该站在人道立场上,给我们这个受害者家庭以公正合理的赔偿。” (投诉号:116号 见《日侵时期新马华人受害调查》第73~74页) (3)郭尚和侨亲的血泪投诉 1994年1月12日,家住马来西亚槟城(PERAK LANE,PENANG MALYSIA),时年60岁的惠安籍侨亲郭尚和(KOAY SEONG HOE)先生,向日本政府索赔血债。控告侵马日本蝗军飞机于1941年12月8日,在马来亚槟城缎罗申街巫廷谦药行处,炸死他无辜的父亲郭木生: “我父亲郭木生是个商人。当时在槟城中街(BEACH STREET)巫廷谦(台湾人)药行处被日本飞机炸死,被炸死时34岁,遗孀陈凤英至今还活着,可以作证。对此,日本政府应当作出公正合理的赔偿。” (投诉号:119号 见《日侵日期新马华人受害调查》第75页) 二、惠安旅马侨亲向日本政府追讨“香蕉票”经济赔偿 日本侵略军占领新马期间,还实施残酷的经济统治,大肆进行经济诈骗、经济勒索,把华族同胞逼向经济崩溃的边缘。侨乡的侨汇从此中断,侨眷侨属生活陷入困境。为了维持在新马的统治,日本帝国政府向华人榨取巨额“人头税”,作为“奉纳金”。许多华族同胞只得忍痛卖掉赖以生存的小商店和树胶园,聊以充缴“奉纳金”。而对于不能交缴“奉纳金”的华人,将面对日酋的极刑。 日本帝国政府还大肆滥发军用钞币,票面上印有香蕉图案,并印上:日本帝国政府承诺“保证可以兑换”的骗人字眼。可是,当日本裕仁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之后,这些“香蕉票”在一夜之间就变成一文不值的废纸,给新马华族同胞蒙受了巨大损失。日本帝国主义如此巧取豪夺,榨取华人血汗的罪恶行径,至今为南洋诸国华人所切齿痛恨。许多新马华人至今仍存有数额惊人的日本军用“香蕉票”,强烈要求日本政府兑付当年的承诺,给受害人以合理的赔偿。在《日侵时期新马华人受害调查》一书中,受害人总是和一大堆当年的血汗钱“香蕉票”一起合影的。 (1)庄清培侨亲的血泪投诉 1994年4月29日,家住马来西亚槟城(TELUK AIR TAWAR,BUTTERWORTH,PENANG,MALYASIA),时年64岁的惠安籍侨亲庄清培(CHING CHENG PHOEY)先生,向日本政府索取经济赔偿。庄清培的父亲庄秋桂当年44岁,是个小商人。日本侵占时住在马来西亚MUKIM,KG SETOL,TELUK AIR TAWAR,P.W.。至今庄家仍存有被日本政府诈骗的“香蕉票”达20560元。庄清培先生投诉如下: “在日本占领马来西亚时期(1941~1945年二次大战期间),我的父亲庄秋桂是一个杂货店商人。他工作非常辛苦,总共储存了20560元的香蕉票。但是日本政府从马来西亚撤退以后,所有的香蕉票都变成了废纸,这对我们是非常不公平的,尤其是对我的父亲。我们相信日本政府会履行它的诺言,赔偿我们受害者的所有损失。” (投诉号:77号 见《日侵时期新马华人受害调查》第368页) (2)郭炫孜侨亲的血泪投诉 1994年7月10日,家住马来西亚(JALAN PADANG TEMBAK,PULAU PINANG,MALYASIA),时年64岁的惠安籍侨亲郭炫孜(KOAY SUAN KEE)女士,向日本政府索讨经济赔偿。郭炫孜女士的丈夫骆万寿(LOH BAN SIEW)先生,是位商人,日本侵占时期住在马来亚(JALAN MAGAZINE,PENANG MALYASIA)。至今骆家还存有被日本强盗诈骗的血汗钱“香蕉票”达12万元。郭炫孜女士投诉如下: “日本政府统治新马时期,先生骆万寿做生意存下香蕉票日本钱数十万元。这些香蕉票都是先夫辛苦做生意留下来的血汗钱。但是日本政府战败投降之后,这些钱变得一文不值,对我们来说,很不公平。如今日本国家是一个奉行民主、尊重人权的国家,而且日本政府曾经作出保证让每一个持有军用香蕉票的人兑换为有价值的现代钞票。日本政府应该履行诺言,赔偿给我们一切的损失。这样,日本政府方可赎回它在过去侵略野蛮暴行的罪过,并借此机会挽回国家的声望和荣誉。” (投诉号:85号 见《日侵时期新马华人受害调查》第372页) (3)林秀娇侨亲的血泪投诉 1994年6月26日,家住马来西亚吉打州(SUNGAI KOROK,ALOR SETAR,KEDAH MALAYSIA),时年38岁的惠安籍侨亲林秀娇(LIM SIEW KIOU)女士,向日本政府索讨经济赔偿。林秀娇女士的父亲林连金(LIM BIAN KIM;LIM LIOVN KIM)先生,是位商人,日本侵占时住在马来亚吉打州(SUNGAI KOROK,ALOR SETAR,KEADAH MALAYA),至今林家仍存有被日本强盗诈骗而一文不值的血汗钱“香蕉票”达27280元。林秀娇女士投诉如下: “我的父亲林连金今年已经80岁了,在日本统治新马期间,我父亲是做鱼行生意的,辛辛苦苦存下了军用香蕉票。我们希望日本政府能够尽快和我们兑换军票,赔偿我们的损失。” (投诉号:98号 见《日侵时期新马华人受害调查》第378页) (4)郑明坤侨亲的血泪投诉 1994年4月30日,家住马来西亚吉隆坡(TAMAN SRI PETALIN KUALA,LUMPUR,WEST MALAYSIA),时年55岁的惠安籍侨亲郑明坤(TEH BENG KHOON)先生,向日本政府索讨经济赔偿。郑明坤先生的祖母庄养娘(CHING YEONG NEO)女士,在日本侵占时住在马来亚霹雳州安顺埠对面港双溪泗厘农村避难(REFUGEES CAMP AT SUNGAI SULI VIL1AGE,TELUK ANSON,PERAK MALAYA)。如今郑明坤先生家仍存有当年日本鬼子诈骗而成为废纸的血汗钱“香蕉票”达8000元。郑明坤先生投诉如下: “在日本统治新马期间,我的祖母和母亲卖了一块芭地,存下了8000元日本香蕉票。但是日本政府自战败投降之后不肯承认这些香蕉票,这是很不公平的。日本政府应该履行诺言,赔偿我们的一切损失。” (投诉号:175号 见《日侵时期新马华人受害调查》第413页) (5)庄良海先生的血泪投诉 1994年8月25日,家住马来西亚雪兰莪州(JALAN,MAHANG,TMN MERU UTAMA,BT.OFF JALAN MERU KLANG SELANGOR,MALAYSIA),时年41岁的庄良海(CHING LIANG HAI)先生,向日本政府索讨经济赔偿。庄良海先生的父亲庄金顺先生,在日本侵占时住在马来亚雪兰莪州(ALAN,MAHANG,TMN MERU UTAMA,BT.OFF JALAN MERU KLANG SELANGOR,MALAYSIA)。现在庄家还存有父亲庄金顺当年辛辛苦苦攒下的日本军用“香蕉票”13000元左右。庄良海先生投诉如下: “日本政府统治新马时期,我父亲庄金顺卖胶园辛辛苦苦存下日本军用香蕉票,但自日本帝国政府投降之日起,香蕉票在一夜之间变成了废纸。我要求日本政府能够赔偿我们的一切损失。” (投诉号:207号 见《日侵时期新马华人受害调查》第427页) 从《日侵时期新马华人受害调查》一书中,不难看到,当年日本法西斯推行的“大东亚共荣”,实质是侵略和掠夺。不难理解,为什么日本首相、政要竟不顾亚洲人民的强烈谴责,悍然争先恐后参拜供奉有二战甲级战犯神位的靖国神社。2005-10-17日,在任内五次“拜鬼”的小泉纯一郎直言不讳:“日本之所以有今天的成就,是被迫前往战场的人们换来的。”这些日本天皇派往各国侵略掠夺的杀人魔鬼,为了日本扩张“生存空间”,的确为日本帝国抢来了巨大的不义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