獭窟位于惠安县东南端，原是惠安最大的海岛。北濒崇武海面，南峙祥芝水域，西通泉州港口，东临台湾海峡。1970年在海岛南北两端建造两条跨海长堤，使得“千年孤岛连大陆，十里海峡变通途”。现属张坂镇管辖的一个行政村——浮山村。 獭窟乡民自古以海为生。据清道光《惠安县续志》载：“獭窟在县南海中，距县治四十里，四面皆水，中竦一山形似獭，故名。居民稠密，皆以舟楫为利。”《闽书》：“岛峙海中，北障前头山，南萦覆釜，南北风皆可行舟，舟入泉州港必经之地。”又清康熙《獭江新考》载：“考唐、宋、元间，居民稠密，人皆处于通洋，遂为舟车输运津头，称富盛焉……”又载：“而当明之世，人益众，家益富，户口计万，均无贫乏者，士庶之家各置钜舰采捕，环江而陈，帆无间隙，盖千数也。”当时獭窟通行南洋群岛尤为兴盛，明中叶后始转向通行台湾。自此，獭窟与崇武、小岞、峰尾成为惠安主要的渡台港口。 獭窟与台湾仅一水之隔，距台湾北部淡水港137海里，距新竹港110海里，至梧栖港97海里。厦门船只驶往台湾南部鹿港必至崇武、獭窟放洋，早晨从獭窟开航，至半夜即可到达台湾南部的梧栖港或鹿港；返回也同样的时间。按罗盘干支针字来说，有句顺口留称：“乙申见大道（澎湖大道山），辰戌见獭窟。”或云：“乙申辰戌，一片帆见獭窟。”至今，獭窟人还流传着当时的几句谚语：“吃台湾米燃福州柴，行台湾好像走灶脚。”可见獭窑与台湾来往的方便及频繁。 叶恩典先生在《獭窟港在泉州海外交通贸易关系史上的地位与作用》（《海交史研究》1992年第2期）记述了獭窟港贸易与台湾西部沿海港口的关系：“獭窟岛与台湾相距仅一水之遥，航运穿梭朝发夕至，通商贸易更见频繁。”文中还提到清代獭窟港与台湾港口直接通航商贸的具体情况：康熙年间，彰化鹿港发展成为台湾中部重要的商业贸易和渔业港口，乾隆三十五年（1770）从福建惠安县獭窟有商船来航至台中县牛骂溪口、梧栖港口贸易；乾隆四十年（1775）起福建獭窟港之帆船抵台中县涂葛堀港贸易；乾隆四十九年（1784）有200余家行口通行蚶江、深沪、崇武、獭窟等各地，从台湾出口的商品是大米、糖；咸丰年间，帆船从彰化鹿港开往獭窟、祥芝、莲河、福州、厦门等大陆港，以米谷为输出，还有大宗的生活物品，以杂粮、花生油、烟草、紫花油等为主。蔡永哲先生的《从地方志的角度略谈惠安崇武与台湾的关系》（《惠安文史资料》第6辑）述及清代乾隆、嘉庆时期对台七大贸易集团，拥有巨资者称“郊商”、“泉郊”，其大部分由崇武、獭窟、深沪、蚶江大商人为主组成，占三分之一。明清以及民国时期，崇武、獭窟、秀涂、洛阳为对台贸易主要港口，从大陆运出去的物品有瓷器、通书、药材、大豆、烟、酒……载回来的货物是黄金、樟脑、硫黄、水果、大米、楠木、台席、白糖等等。 獭窟通行台湾，至清光绪年间为全盛期。光绪七年（1881），獭窟设置了海关关卡，时称泉州常税总局獭窟分局。据载，当时有对拖作业渔船80多对（160多艘），海运商船150多艘（载重50吨以上大船70多艘，载重20吨左右80多艘）。据故老回忆：当时闽海关潭头支关（关长张性成原籍獭窟，系清道光年间浙江舟山提督张朝发之孙）检验獭窟海运商船从福州启航运货到台湾的有300多艘次。现在岛上还流传着“崇武百家姓，獭窟万人丁”；“日来满海帆影，夜里岛上万灯”（或云“日出千杆旗，夜来万盏灯”）；“金獭窟，银祥芝，是从渔航来起基（意即发家）”等民谣，无不说明当时两岸的通商贸易极为繁盛。 甲午战争后，日本割占台湾，獭窟港仍然与台湾许多港口保持密切的交通贸易关系。此时，运往台湾的货物中常有石码花金（冥钞）和通书（中国日历）。花金可以纳税进口但通书是严禁进口的。因为日本殖民当局在台湾推行日本历法，不准台湾同胞使用祖国历法，而台湾同胞又亟需祖国通书，以按二十四节气安排农事活动，所以通书是由居住在台湾的乡亲秘密收藏，而后转到更多的同胞手里。 清末民初，獭窟岛有几位海运商业大户通行台湾。如清末光绪年间，本地茂林村厝头的船主张德时置9艘商船，载重数百吨通商台湾，其孙张嘉兴至今尚保存着该先祖当年商船经营的帐簿，以及顺丰、顺发、顺美等商船船号等原始资料。民国初期，有一位海运商业大户户主李巷，人称“李仔巷”，置有载重100多吨至300多吨商船6艘，总载重1000多吨航行福州至台湾各港口和山东青岛、烟台一带。运往台湾的主要货物是松木，从台湾运回的主要是供制家具的楠木。他曾结识台湾的知名人士辜振甫之父辜显荣，得其赏识，被提拔任为台湾福州商会会长，通商贸易大为发展，还在福州开设“福泉惠”商行，以此为调运商品的据点，兴盛一时，现在台湾尚有女儿家族。20世纪90年代，其年逾古稀的女儿名金恤曾两度从台湾返乡探亲，寻根谒祖，重修李氏祖厝，并在祖厝大门立匾题刻“福泉惠”三个金辉大字，以纪念先辈的创业之功德。 獭窟海商从台湾贩运的货物除了大米、糖，还有钢铁、水泥、煤油、木材等。抗战期间，獭窟与台湾的通商贸易中断。抗日胜利、台湾光复后，獭窟岛与台湾的海运通商又一度繁荣。当时幸存的渔船海运商船共有50多艘，最大的船只载重100多吨，最少的可载重10多吨，一齐转向对台贸易。原渔业主张全毅，行号“协泉”，置有渔船5艘共载重100多吨，转向对台商业运输交通贸易；其弟张全礼，行号“协顺”，也置商船3艘，一并转向对台贸易，并派员往台湾驻站采货转运。又有张福灶、张福发兄弟俩人置商船贸易。还有船主张仕石自置1艘船号“永成”木帆船载重100多吨，其亲自下船配货押运通行台湾各港口。再有张金福、郑南、曾谋顺三人合股置1艘木帆船载重20多吨，取三人之名的各一字为船号命名“福南顺”，一同前往台湾通商贸易。那时，先父张晋昌，与同乡张细弄合股置一艘小船，载重仅10吨，船号称“金合兴”，也被人雇佣往台湾台北运货。此外，另一船主曾燕本，在家乡颇有名望，他自置机动船1艘，通行台湾各港口。这些商船运往台湾的货物为杉木、钢铁、砂糖、罐头、楠木家具等，并运来一些台湾的大米叫“蓬莱米”。运来的货物大都销往城乡各地，也有外地客商到獭窟采购货物。先父张晋昌做过中介者，曾引荐晋江客户王金川、惠安肖厝商家大户肖碧川、东园埭村商行庄鼎元等人到獭窟，向商船经营者采购白糖、钢铁、水泥等，运往该地区转销，还介绍过惠安的城关、涂寨等乡村的私人到獭窟采办小宗货物。獭窟通行台湾朝发夕至，每天都有大量的台湾货物起卸，各路客商如车龙水马般接踵而来，运销货物红红火火，到处呈现出一片繁荣景象。因此，当时流传着这么一句俗语：“晋江小吕宋，獭窟小台湾。” 随着对台航运商贸的发展与延伸，早在清代獭窟就有人迁往台湾拓基创业。那时，獭窟曾氏第一房的全族人就迁往台湾台南，在名叫铁砧脚的地方定居，生息繁衍。獭窟西垵前张张氏族人也有一支迁往台南市安平区四州仔的一个渔港定居。清末民初及台湾光复后，他们曾与家乡的亲人有来往，以后隔断五十多年，乡邻们经多次探访，然因原地址地名变动，而未能取得联系。另据庄奕谋先生的《台胞庄晓南先生传略》（《惠安文史资料》第17辑）介绍说，庄晓南，又名厚析，獭窟顶庄村人，26岁（1895年）只身东渡台湾，初在台湾当兵，日本割占台湾后，他退伍转入商界，在盐馆当伙计，后升任经理，37岁行商贩卖百货，44岁在恒春经营故衣，事业大为发展，开设义懋商行，买房屋置良田，成为恒春镇富豪，后人将恒春镇中兴街改名为“晓南街”，55岁后又向高雄开拓，先后在高雄开设建丰行、益顺行、隆懋行主营大米。还经营森茂木材行，开设制冰厂、铁工厂，置机动捕鱼船2艘、大号帆船2艘，专为行走闽台之间的惠安家乡宗亲运载货物。 由于獭窟通行台湾极为兴盛，有许多外地人来獭窟经商，开设各行业。如永春籍来獭窟经商的刘氏家族开油烛店，商号为“圣裕”，专制油蜡烛供应渔船、商船及岛上居民需要，后定居獭窟。现其裔孙刘国忠保存的家谱记载：十九世刘振程是家庭成员中到獭窟经商的先驱者，是一位海商，足迹踏遍新加坡、越南、菲律宾等地区，壮年时到獭窟，即认定该地为船舨往来便利之处，而住处则为永春人东渡台湾中转站。晋江河市（今属泉州市洛江区）人许淑跃祖先在清代就来獭窟开设食品店，制糕饼，特别是炸“咸产”，风味独特，闻名海内外。又有兄弟到台湾大甲开设食品行业，制“咸产”既酥又脆，连当时日本首相伊藤博文吃后也赞不绝口。许氏在獭窟经商定居，已传衍十多代人，现台湾尚有许氏一大家族。 1949年10月，祖国大陆解放，台湾海峡两岸人为的藩篱隔断五十多年。獭窟人到台湾谋生的估计约有7000多人。长期以来，两地的乡亲甚盼早日实现“三通”，祖国统一，更好互通往来，共同为振兴桑梓、振兴中华做出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