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经世是我国清代经学家、文字学家和音韵学家，其著作十三部近二百卷，可谓皇皇巨著，居惠安历代乡贤经学著作之最。其传略入编县志、府志和福建通志，《清史稿》称其“学成蚤逝，世以儒林推之。” 在著作之余，孙经世还开馆授徒，传授国学。他为人严谨，不苟言笑，虽盛夏酷暑，仍衣冠整齐，治学严谨。他认为：“吾人治经，非以矜淹学，不能自治，徒治经何益也。”他以“博览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为座右铭，教育学生，先培养其才能见识，然后教给书本知识。他认为学习首先应弄通著作的本源，研究经典的目的是为了切合实际应用，而必须从培养自己的美好品德做起，理论脱离实际是没有用处的。在其言传身教下，其门生陈庆镛、陈金城、孙文圻以及其子孙振声都成为当时的士大夫和著名学者。 在这些门生中，陈金城尤其引人注目。他幼年聪颖，过目不忘，年甫十三，考中秀才，后入清源书院读书，与陈庆镛、苏廷玉、黄宗汉、杜蕉林等人同窗，十六岁时，又与陈庆镛、苏廷玉师从孙经世攻读经学。孙经世以其才华，把女儿许配予他。“严师出高徒”，在孙经世的悉心培养下，其门生均学有所成。如陈庆镛，曾中道光十二年（1832）进士，历任户部主事、员外郎，官至御史。陈金城，则于道光二年（1822）参加乡试，以第十三名入取举人。时称“四书文脍炙人口，经文进呈御览，弱冠文名大振”。 由于孙、陈两家所具有的师生和姻亲双重关系，一百多年来，仍然时有往来。传说陈伯达幼年时，还曾跟长辈到过埔塘送祀纸，一直到解放以后，才没有往来。其兄陈敦友民国四年（1915）考取俊士，也曾书写过条幅赠送家父，称家父为表侄。作为文人、学者和“党内秀才”，陈伯达对于孙经世、陈金城的著作、手稿是非常重视的，而且时时处处加以收集整理。 记得我童年的时候，故居官房的前落厅堂的屏风上方和左右墙上，还悬挂着三块牌匾。中间是“优元”牌匾，这是道光辛卯年（1831）孙经世中式优贡第一名悬挂的；右边一块是“文魁”，这是道光癸卯年（1843）其子孙振声中式第五十七名举人时悬挂的；左边是一块“贰尹”牌匾，这是其孙孙拔萃之恩师吴保泰保举其孙任侭先县学教谕时所悬挂的。 后落后厅，也称集古堂，是孙经世著述和授徒的家塾，孙经世的所有著作，都是在这里写成的。陈庆镛、陈金城、孙文圻等人，也是在这里接受孙经世的经学教育的。 我是孙经世的七世孙，自幼生活在官房故居里。在我童年的时候，在后厅的厅堂的从案桌上，还供奉着文昌帝君的神像。传说文昌主宰文运，是封建社会读书人所顶礼膜拜的一尊神。厅堂上方，悬挂着“集古堂”横幅。东西墙边及后轩里，摆列着七座书橱，高八尺、宽一丈、深三尺，分上三层、下两层，里边珍藏着孙经世著作、印版以及孙经世、孙振声、孙拔萃父子公孙三代人的藏书数千册。在后轩里，保存着“肃静”、“回避”木牌，这是孙经世被授予即选知县、其子孙振声被授予候选知县时保存下来的遗物。 孙经世著述甚丰，家藏图书也非常多。我现在还保存着一本《集古堂藏书目录》，具体记载着各橱各格所藏书目，按经史子集收藏。其中有春秋、周易、书经、尚书、周礼、仪礼、礼记、十三经、四书五经、国语、楚辞、四库全书、水经注、南华经、鬼谷子、孙子兵法、淮南子、管子、荀子以及福建通志、惠安县志、通志略等等，不下数千册。其中不乏珍孤版本，是当时有名的私人图书馆。 1956～1957年，社会发生巨大变革，对于这些文物，政府重视不够，私人也不注意保护，一些书籍受到损失。就在此时，由于陈伯达的介绍，福建省图书馆、博物馆、惠安县图书馆多次派人到埔塘官房联系，并通过有关部门做工作，动员孙经世后裔把这些文物送给省、县、有关部门保护。省两个部门甚至答应，他们将把这些图书复制一套送还给孙经世后裔留作纪念，但后来并没有这样做。在我的印象中，这些图书都装在麻袋中，用木头独轮车运了十多车，一些运到县城，然后用汽车运到福州，一些则藏于惠安县图书馆。对于此事，1957年1月15日《福建日报》第2版《各地群众热烈捐献古旧图书》作过报道。如孙经世著作中的《惕斋经说》、《读经校语》和《经传释词续编》这三部著作的木刻印板，至今还收藏于惠安县图书馆。县博物馆成立后移交县博物馆收藏。这三部著作，都是苏廷玉题写书名的。 据苏廷玉在为《孙惕斋明经遗书序》中说，有一次陈金城告诉他其师遗书未能付梓，将湮没不传于世，苏廷玉遂分清俸，嘱其教刊，以公同好。于是刻了上述三部，其他十部也就不了了之。由于本人的孤陋寡闻，见识有限，后来在看到了叶永烈所著之《陈伯达传》，才知道辽宁人民出版社在上世纪七十年代曾出版了孙经世的那三部著作。 1962年，我就读于惠南中学初二年，语文教师黄启贤先生是黄泰楠之弟黄巽楠的儿子，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其父执与陈伯达是表兄弟。黄启贤老师在北京就学期间，就住在陈伯达家中。由于他担任我们的语文老师，知道我的家庭情况及爱好，对我倍加关怀，我也为他画过闻一多先生像，悬挂在他的办公桌前墙上。当他知道我手头保存着陈金城手抄的孙经世《惕斋经说》原件之后，于是告知陈伯达。陈伯达通过刘祖丕，然后又通过黄启贤向我借去了《惕斋经说》原件。记得当时刘祖丕曾经到过惠南中学。1964年，我考入泉州师范，1966年5月，“文化大革命”开始，全国卷入了“文革”大潮之中，陈伯达此时正大红大紫，关于此书的下落也不便过问。 1967年，我泉州师范毕业之后，分配到黄塘埔兜小学任教，十个月后，调到黄塘公社革委会展览馆、报道组工作，以后又先后调东园锦厝附中、惠安县广播站、城关公社报道组工作，最后回到张坂公社中、小学任教。后来又是“批陈整风”以至陈伯达的倒台，孙经世的著作《惕斋经说》原件也不了了之。 陈伯达生前，写过不少著作，他的《介绍窃国大盗袁世凯》、《中国的四大家族》、《人民公敌蒋介石》等著作，我至今还收藏着，就是《惕斋经说》的原件，至今未能收回，这的确是一件憾事。 据陈伯达侄辈介绍，陈伯达生前曾有意筹备出版陈金城《怡怡堂文集》，曾请郭清若作序。陈伯达一下台，其藏书及郭序手稿，也被一并没收。入藏于中央档案馆，至今还无法索回。 我想，陈伯达的藏书、著作，郭沫若为《怡怡堂文集》所作序言倘且如此，《惕斋经说》手抄稿又能向谁索回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