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安县东部地区由于在人类开发史上具有明显的特点，成为政治界、文艺界特别是学术界探索研究的热点。国内外社会学人类学界的专家学者们，把这里称为“人类学的宝库”、“国际汉学理解中国文化的一个窗口”，进行了大量的田野调查活动，发表这不少精辟论述，给我们的现实工作提供了很好的启发，也提出一些值得深思的问题。本人作为基层普通文化工作者，有幸从1987年开始参与这一研究活动，因此想从文史资料的角度，把近些年中外学者对惠东地区进行研究的概况作个介绍。 一 惠安东部地区的研究，是从这里妇女生活习俗的独特引起的。早在20世纪20年代，厦门大学历史系叶国庆教授就在《厦门周刊》9卷3期发表的《滇黔粤的苗瑶壮俗与闽俗之比较》一文中，论及惠安东部妇女婚后长住娘家习俗的起源问题。不过，叶教授的文章没有受到太大的注意，也没引起学术反响。1951年，厦门大学历史系林惠祥教授在惠安县的瑞东乡（今属涂寨镇）参加土地改革，他认为“这种风俗的起源可以用民俗学来说明”。由此，他在土改工作队领导支持下，召开会议对当地的干部作了讲解。林惠祥教授回厦门大学后，又就此问题继续搜集材料进行分析研究。1957年，他写了《论长住娘家风俗的起源及母系制到父系制的过渡》。这篇文章后来发表在1962年第4期《厦门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由此揭开了惠安县东部地区研究的序幕。但是，当年这一探讨也没有进一步展开。 惠东研究的全面深入展开，是在改革开放以后。初期，人们都以特别服饰及长住娘家婚俗来评说惠安妇女的悲剧命运，既悲其“愚昧”、“落后”，又同情其“苦难”、“压郁”。那时把此称为“惠安女”现像。惠安各地特别县城里的人，对此极为恼火，认为这种称呼不准确。后来，人们把视线的焦点对准惠安县的东部地区，也就改称为“惠东女”。近年，对惠安东部地区妇女响起一片赞美之声，因此不少人又主张应称为“惠安女”或就称为“惠女”。但是，社会学界多数学者认为，研究的焦点还应是惠安东部地区，而且单研究妇女是不够的，因此开始把这一学术活动称为“惠东人研究”。 对于“惠东”所指的区域，学术界也有不同看法。当着重探讨“长住娘家”婚俗时，多数人认为“惠东”应包括现在的崇武、山霞、小岞、净峰、涂寨、东岭、东桥、辋川等镇。但是，如果以特别服饰为据，并由习俗进而探讨生活形态、男女分工方式、社会组织及宗教信仰观念等诸多方面的特点，那整个惠安县各地虽有差别但又有不少共同之处，有些情况甚至泉州市各县乃至闽南地区都带有普遍性。研究区域的扩大，也就带来分析探讨的困难。因此有些学者主张惠东地区只应包括崇武镇的郊区及山霞、小岞、净峰三镇，有人则认为崇武镇应作为一个整体探讨。人类学者的研究更着重于一个更小的点加以深入剖析，因此他们研究的重点较多的集中在崇武地区甚至是崇武的大岞村。 对惠安东部地区的关注，目前能查到文字记载的可追溯到明代。清嘉庆《惠安县志》载：“小岞陈氏，其先三山（今福州）人。宋绍兴（1131～1162）中有丞惠安者卜居小岞……迄明，有六世同居者，男女业作皆归于公，家长掌之，无敢私蓄私馔……鸡鸣皆起，听家长命。其日所业，无或懈怠。好事者往观其家，甚有古朴之风。”（卷27·孝义，第3册19页）。这一记载实际反映了惠安东部地区的一个特点，就是习俗的衍变进程（也影响人的思想观念）远远落后于周边地区。除此以外，在明代及清代的正史、方志都没见到有关惠安东部地区特别习俗的记载。 民国时期，“五四”运动的文明风，后来蒋介石倡导的新生活运动风，开始对惠安东部地区的习俗引起关注，但还没人对此深入进行探讨。至1948年，陈兆英在厦门大学惠安籍学生编印的《螺阳导报》上发表题为《惠安妇女自杀的症结及其解救的途径》一文，文中说：“惠安妇女的勤苦耐劳，胜过男子，自家庭以至田园，以至公共劳动，工作无不加倍于男子，可以说是我国妇女的绝好模范。”然而“不幸恶风坏习又吞噬了她们。”这“恶风坏习”就是指长住娘家及轻生自杀现象。 二 改革开放后，惠东研究逐步深入。1984年，厦门大学人类学系蒋炳钊、吴绵吉、唐杏煌等教授对惠安东部地区进行了实地考察。1985年，蒋炳钊教授发表论文《福建惠安妇女长住娘家婚俗的特点及其残留的历史原因》及《惠安地区长住娘家婚俗的历史考察》，吴绵吉教授（原籍惠安）也发表论文《惠安妇女长住娘家习俗述议》。他们都遵从林惠祥教授的理论框架，进一步以人类婚姻史的角度及惠安东部地区居民成分的历史变化，对长住娘家婚俗提出一些解释，探讨的范围还是有很大局限。 1984年10月，崇武镇人民代表大会通过举办600周年城庆的提案。同时，惠安县志办蔡永哲主任参加省历史学会年会，在会上发言倡议举办崇武城历史研究会。1986年，泉州市、惠安县、崇武镇三级党政领导决定，1987年中秋节举办“崇武城创建六百周年纪念活动”；福建省社会科学联合会、福建省历史学会、福建省地方史志协会和泉州市社会科学联合会也决定，联合召开一次相应的学术讨论会。为此，中国人类学学会会长、厦门大学人类学系教授陈国强，率领该系教师曾惜惜、曾少聪、潘宏立、范可、吴诗池、丁炯淳、李澎湖、吴进通及学生吴国富，何瑞福等来到崇武，进行社会文化及体质、语言等人类学调查。惠安县方志办主任蔡永哲组织该单位林瑞峰、柳影中、黄景明、康培英、蔡又红，以及其它单位的柳映红、戴红红、陈长侃、丁荣辉、汪峰等配合。调查活动从1987年6月7日至30日，所获资料先部分撰写论文参加学术讨论会，后又全面整理编成《崇武人类学调查》（18万字）由福建教育出版社于1990年12月出版。这为惠东地区的研究提供了初步的基础资料。 1987年10月4日至6日，在崇武镇兴办“崇武城创建六百周年学术讨论会”。大会收到论文108篇，出席会议的作者92人。他们来自北京、天津、上海、湖北、安徽、广东等省市及本省各地，其中惠安县籍的41人。香港中文大学社科院院长李沛良，人类学系系主任乔健及客座教授、法国学者雅克·勒穆瓦纳等应邀参加。会后由陈国强、周立方、许在全、蔡永哲等组成编委会，精选55篇论文编成《崇武研究》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于1990年4月出版。此后又由蔡永哲和汪峰负责，收集崇武城庆有关文件、文章，并摘录33篇论文的主要论述，附有关照片，编成《崇武古城六百年》经福建省出版总署批准于1993年印发。这次学术讨论会对崇武地区作了比较全面的探讨，是惠东研究的初步成果。 由于陈国强教授积极倡导，惠东研究成为厦门大学人类学系的重点研究课题，使我国大陆学者的民族学研究有了新的突破。1988年，该系系主任叶文程向国家社会科学规划（基金）会提请“闽台惠东人研究”课题，经该会民族研究小组的专家审查通过，列入“八五”规划重点课题，并批准资助经费。同年9月22日，香港《新晚报》刊登新华社记者张孟仪撰写的《闽台学者研究惠安民俗》特稿。由此，对惠安东部地区的研究推上了一个高峰。参与这个课题研究活动的，除厦门大学人类学系的师生外，还有福建省社会科学院和省外的一些学者，以及惠安县方志办和崇武镇志办的部分人员。整个研究也得到惠安县、崇武镇及惠东地区各地基层的党政领导的大力支持。 1988年11月7日至12月3日，厦门大学人类学系陈国强教授和石奕龙讲师（现为教授）率领研究生蓝达居和本科生谢志强、董朝锋、胡为民、殷辉、施蕙蕙、李红伟、周斌、周虹阳、张仁权、张建斌、彭涛、龚宇泓、林曦、周锦华、曲文莉、丁一新、赵殿军，崔红兵、梁冀珍等，以及教职员曾少聪、曾惜惜、刘琪芳、李澎湖、吴进通，在崇武镇大岞村进行教学实习田野调查。参加的还有上海自然博物馆副研究员林加煌和福建省社科联秘书长周立方，惠安县地方志编委会副编审蔡永哲和副主任林瑞峰，崇武镇的汪峰和丁荣辉。调查结束后分组分题撰写调查报告，同年12月24日至28日在厦门大学举行第一次书稿讨论会，次年5月8日至12口又在崇武大岞村再次进行讨论，最后由陈国强和石奕龙作补充、修改，总篡成《崇武大岞村调查》（21万字）于1990年9日由福建教育出版社出版。此书为惠安东部地区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基础材料。 1992年4月间，又由陈国强、蔡永哲、周立方、汪峰及厦门大学人类学系研究生林曦等，在崇武城区靖江村党总支及村委会的支持配合下，对该村进行田野调查。事后编写成《崇武靖江村》（18万字）于1993年8月由福建教育出版社出版。这一调查活动从另一个角度提供了惠东人研究的参考比较资料。 基于上述这种目的，1992年11月，在陈国强教授推动下，福建省社会科学联合会、福建省民俗学会及惠安县对外文化交流协会联合举办“惠安民俗研讨会”，会后把论文编成《惠安民俗》于19××年×月由厦门大学出版社出版。1993年，陈国强和陈清发又主编《百崎回族研究》，也由厦门大学出版社出版。1994年7月，陈国强、蔡永哲、汪峰及厦门大学人类学系副教授石奕龙，研究生张宏明、雷小卉，北京大学中文系副教授张娅娅等，在潮乐村党委会和村委会支持下，对该村作田野调查并编成《崇武潮乐村》。这些都促使了惠安东部地区研究的扩展和深入。 “闽台惠东人研究”课题，以1994年7月厦门大学出版社出版《闽台惠东人》一书为最后成果。该书由陈国强、叶文程、汪峰合著，全书分13章约21万字，对惠安县东部地区主要是崇武镇的历史发展、地理环境及人文社会的特点作了较全面系统地分析，对惠东人的特殊习俗及由此引发的族属争议提出自己的看法，对闽台两岸惠东人意识观念的差异作了比较和评析，既有详细资料又有理论观点。 课题研究的结束并不意味惠东人研究的终结，而且该书对一些观点的论述也还是初步的。此后厦门大学人类学研究所的学者还不断有人对此进行一些专题探讨。1995年，蓝达居在《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版）发表《历史学与人类学的对话：惠东人文研究》。1997年，郭志超在《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版）发表《田野调查与文献稽考：惠东文化之谜试解》。1998年，蓝达居又在《台湾源流》春季刊发表《论惠东人文的源流与转换生成》。2000年在厦门举办国际人类学学术会议上，石奕龙发表《从孤魂野鬼到神灵的转化：闽南私家佛仔的初步研究》。 三 在国内学者广泛展开探讨的同时，惠安县东部地区的特殊文化现象，也引起香港、台湾等地以及国外学者的关注。 香港中文大学乔健教授于1987年4月来厦门大学人类学系讲学时，跟厦门大学陈国强教授一起，应惠安县县长张碧聪的邀请，来到崇武镇大岞村访问。同年暑假，乔健教授又与台湾学者李亦园院士共同联系台湾台北民族学研究所，着手对台湾基隆市内的大岞和崇武城区两地移民聚落进行比较研究。同年10月，乔健教授在出席“崇武城创建六百周年学术讨论会”时，第二次访问了大岞村。此后两年内，他又对大岞村进行过三次简短访问。由此，他先后发表了《为“不落夫家”设一解》及《惠东地区长住娘家婚俗的解释与再解释》。 在乔健教授努力下，取得香港惠安同乡会及台湾新竹清华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院、香港中文大学的资助，1990年2月8日至9日在香港中文大学召开了“两岸惠东人协作研究”究讨会。参加研讨会的有香港的乔健、陈其南（讲师）、谭少薇（女，副讲师）、杨中芳（女，讲师）；台湾的李亦园、庄英章（教授）、潘英海（副研究员）；福建的陈国强、周立方、叶文程、陈清发（中共惠安县委常委、宣传部长）、蔡永哲、石奕龙。此外还有香港中文大学社科院院长关信基及教授李沛良，香港大学教授吴景煌及定居香港的原厦门大学教授辛土成，香港华闽集团副经理陈中群及沈静，香港惠安同乡会副会长曾金城及理事孙礼贤，台湾基隆市崇武同乡会馆馆长蔡天坦等人士参加。研讨会由乔健主持，关信基致开幕词，李亦园作主题发言。研讨会后再征集有关论文，合共17篇，由乔健、陈国强、周立方主持编成《惠东人研究》于1992年2月由福建教育出版社出版。 台湾的学者李亦园、庄英章、潘英海等，香港研讨会之前都特地来到崇武访问。1989年11月，庄英章、潘英海及美国学者武雅十又一起在崇武作简短田野调查。庄英章还于1990年8月在崇武住一个星期，1992年9月再选山霞镇东坑村为点从事深入的田野调查，庄住一个星期后留助手吴凤仪女士住下一年多时间。1993年，庄撰写《福建惠东妇女文化丛初探》在国立台湾大学《考古人类学刊》发表，这是他对惠安东部地区研究的初步成果。 国外也有些学者对惠东地区的研究引起兴趣。1989年，美国斯坦福大学（STANFORD UNIVERSITY）人类学系教授武雅士（A.WOLF）申请获得美国鲁斯基金会（LUCE FOUNDATION）赞助，实施“闽台社区民族志调查比较研究计划”，对福建南部12个县作为期三年社会文化调查。惠安也作为一个调查点。由厦门大学陈国强教授和讲师潘宏立、曾少聪负责，在崇武镇的大岞村、潮乐村及螺城镇的西北街三处进行调查，后作比较分析编成《惠安社会文化》。 1991年春节前后，日本国立民族博物馆的田中克己先生和日本大学的清水纯女士，在厦门大学人类学系蒋炳钊教授和潘宏立（现为日本平安女学校大学现代文化学部副教授）的配合下，到小岞乡进行田野调查，并在日本发表调查报告。1994年10月，清水纯博士再次来崇武访问。此外到过崇武访问的日本学者还有东京女子大学教授大林太良（1994）、甲子园大学人间文化学部助教授佐々木伸（1998）、东京成城大学文学研究科博士蔡文高（2001、2002）等。他们都对某些专题作探讨。 对惠安东部地区进行研究的众多学者中，美国康乃尔大学人类学系博士后费雪若（AHRA FRIMDMAN）是较重要的一位。她作为美中学术交流委员会访问学者，1993年5月来到崇武，进大岞村作了近半年的田野调查，而后回厦门大学。1995年10月再次来住大岞村，直至1997年4月底基本完成田野作业，回美国撰写论文。2000年7月她出席厦门国际学术会议，递交的论文题目是《CONSUMPTION AND ITS CRITICS：THE SOCIOL AMBIYALENCE OF CHIAN’S MARKET REFORMS》。2002年6月她又到崇武作最后一次补充调查。费雪若女士在崇武的田野调查，时间长涉及面广。她治学态度严谨，不先入为主，更不人云亦云。她认为问卷方式很局限，一切只从实际出发，而且把对文字资料的解读和对现实社会的调查结合起来，探索剖析，综合对比。调查过程中，她多次与我交换意见，对我有很多教益。相信她的博士后论文完成发表后，定会在人类学界引起较大的反响。 四 在惠东研究过程中，出现了一些不同的见解，争论也很激烈。主要有： （一）关于妇女特别服饰 曾经有学者认为，惠安妇女的特别服饰“顽固地坚持了千百年没有改变”。甚至有人在人民日报上发表文章，认为惠安女的黄斗笠、花头巾、银腰链，是明代惠东妇女参加抗倭战斗的产物。 然而，另外一些学者在深入调查后发现，惠安东部妇女的服饰，早年没见有特别的记载，现在能考查的清代末年以来，已经历四次差异极明显的演变，即：清末至30年代，30年代末至50年代，50年代后期至80年代，90年代又出现了全新的演变。其次，现在人们所热衷议论的惠女服饰的特点，实际全属于第三代，黄斗笠、花头巾、银腰链甚至露肚皮的短上衣等在1950年以前都根本不存在。其三，早年惠东女的服饰，年纪越大的跟邻近地区的差别越小。由此可以推想，早年的服饰差别并不大。因此，有些学者认为，惠女服饰只能是“有些特别”，不能称之为“特殊”，那种认为是产生于明代参加抗倭战斗的说法，实是没有根据的。 如果再深入观察还可以发现，惠女服饰不论是早年的“接袖衫”、“缀做衫”，或是当代的“短衬衫”，其基调都是汉式的右衽掩胸挖襟衫，与西南少数民族有很大差别，还有那宽筒裤、腰巾、踩轿鞋等，也都与邻近地区基本一样。因此，“不能以惠东妇女服饰断定其为少数民族，也没有依据证明其是为古闽越族延续下来。”至于这种服饰的颜色，实际早年也全为黑色，那是因为当年布是自己土机织又自己染，染料只有黑色，也不存在什么“蓝天白云”这种艺术家的臆想。 （二）关于长住娘家婚俗 对这种婚俗的起源及保留下来的原因，先后有几种不同说法。 最早，林惠祥教授从人类古代婚姻史推测，认为这是原始社会母系制到父系制过渡期遗留下来的风俗，自原始社会后期发生，存留到封建社会，内容当然也有变化，某些现象是封建社会造成的。蒋炳钊教授等继续探讨，他们在同意林惠祥教授的观点的基础上，认为这是闽越族遗留下来的风俗，是一种畸形婚俗。 香港中文大学人类学系系主任乔健教授不同意上述观点，他指出：不论是演化论的还是传播的解释，最后都需要一个功能论的分析，也说是说要找出这种婚俗运作的经济与社会基础。因此认为应从两性分工的经济方面去探讨原因。他还指出：“如果我们能为她们设身处地想一想，便会发现长住娘家这一婚俗实在不失为一个能照顾到多方面利益与需要的办法。” 陈国强教授等认为，林惠祥教授等的立论较多从理论推测，结合历史发展的史实尚少，因此还不能够说服别人。而从男女分工去探讨功能作用，只能说明“延续”原因，不能说明是“起源”的原因，而且也只是理论推测。陈教授还强调，长住娘家无论从历史上或近现代，其实际表现均无少数民族的证据。至于惠东地区的长住娘家，与广东顺德、番禺等地的“不落家”和广西少数民族的“坐家俗”，都有很大的不同，需要进行具体地比较研究，不能靠主观推测。惠东的汉人迁入有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即单身男子来此，与当地妇女结合，形成形式上的“从妻居”，繁衍后代才自立门户甚至自成村庄。 （三）关于族属的讨论 惠安出版的《薯花》1982年第2期发表林瑞峰《惠东沿海异服之人族属初探》，林根据东下坑的李姓祖先系明代从海上漂流到惠安而定居（注：实际只有下坑村），认为“惠东异服之人”“应该是疍民”。但是，陈国强教授等认为：“单凭下坑一个小村的传说就认定惠东异服之人是疍民，证据是不足的。” 1986年《泉州学刊》第13期发表了陈国华《惠东女族源初探》，1987年陈又撰《惠东居民族源再探》。陈根据民间传说，南宋末年定居惠东小岞的李文会抢来康小姐，带来百越的另一支——黎族，由此认为惠东人应属黎族。陈国强教授等认为，陈国华的论述把族源和族属两个不同概念混为一谈，是不科学的。再说民间传说李文会是“宁波抢婚”，康小姐并非海南人，而且从某地少数民族中娶来一个媳妇也不可能使这个地区就变成那个民族。 台湾民族学研究所所长庄英章教授在《福建惠安妇女的文化丛初探》中提出“惠东妇女文化丛”现象，也就说惠东女是汉民族内的一个民系。对此，陈国强教授等认为，还有待今后的进一步研究。陈教授等认为，民族识别是一项严肃的工作，从学术上探索某一地区居民的族属，更应该严肃认真，不应该只凭片鳞只爪来认定。汉族是我国主要民族，她包括多少民系，尚在研究中。现在，“客家”就算是汉族的一个民系。 总之，现在比较一致的看法是，惠安东部地区的居民，古代曾是闽越族，现代则是汉人但尚保留着一些古越族遗存，只是尚没能如客家人那样，形成一个独特的民系。作为一个民系来考察，惠东人虽有独特之处，然而先天不足，后天成长也不够，因此显得比较脆弱，在现代文明的冲击下正在很快消失。现实是值得人们深思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