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时期，我国沿海遭受日本侵略者全面封锁。然而惠北峰尾渔船民却机智勇敢，冲破敌人层层严密封锁线，创造颇为独特的海运、贸易一条龙的经营方式，与沦陷区通商，从而使峰尾商人云集，商行林立，繁荣兴隆一时，被称为“小上海”。峰尾渔船民为什么能够冲破敌人层层封锁线与沦陷区通商呢？ 一、擅长外洋航海技术。峰尾半岛有四个自然村，七千左右人口。异姓开发于南宋，刘姓始居于明洪武三年（1370），都以海为田，置网捕鱼。约二百年前，他们由内海作业发展到外海作业，常年转往浙江洞头、沈家门、鼠浪湖、大洋山、小洋山、嵊泗等渔场捕捞，在长期与风浪搏斗中，积累了丰富的外洋航海经验，掌握了外洋航海技术。他们由湄洲门朝乌丘外驶出，到看不见大陆山屿的外洋航行，或北至浙江、山东，或南至广东、香港，待临近目的地澳头时才驶入，以回避日舰的封锁和海匪拦航抢劫。 二、熟悉江浙风土和地头关系。峰尾渔船民随着常年长期在上述地方作业，或在那里结交寄存生产工具的厝主，或在那里买来的子女认祖，或在那里娶亲招赘，或在那里开设行店，久而久之，对那里的风土人情，习俗方言，地头关系，了如指掌。那里成为他们的第二故乡。所以峰尾商船到达时，当地的船头行会自动下船迎接，托购、托销货物，以及为之代办纳税，代做派司（沦陷区临时通行证）手续。这样就可以减少被敌人发现和其他麻烦。例如1942年晚秋，刘大通船由沈家门出口，被诬为漏税，要没收船和货，全体船员还要各判徒刑半年，因通过该地最大的天华商行老板斡旋，结果船、人、货全部安全归航。 三、有大小各种类型船只。当时，峰尾半岛拥有60至80担的小白钓船186艘，以及刘大通、刘宝泰、刘益顺、刘通仔、刘玉兴、刘洽顺、包括向柯厝、崇武、小岞租来的300至1600担的大木帆船48艘。大小不同类型船只各发挥它的用处：小白钓船方便单主航运或三至五人合股办航商；大木帆船可由十多人集股或由商行直接承租办行商。商行、船头行由当地组织股东；外县商人或来搭股或自设行店。大小商业经营单位从当地购土特产运往温州、沈家门、宁波、上海等地出售，又从那些地方购必需物资运回当地销售，购、运、销一条龙。 1937年8月，打银村黄阿孙租一艘崇武大排仔（25吨），运白糖往浙江沈家门，运回布匹，利润高达十九倍。1942年秋季，刘洽顺船的船工刘宗宝仔在峰尾购桂圆干每百斤价600元，到沈家门出售12000元；购回士林布每匹600元，到峰尾售价9600元。海运经商的高利润，不但使峰尾半岛85%的渔船民、农民插股参与经商，并吸引晋江、南安、同安、安溪、莆田、仙游和外省客商蜂拥而来，或插股、托销、托运、托购，或在此开设行店、菜馆、茶馆。一时，小小的峰尾城，开设有刘宝记、刘建源、刘海天、刘万丰、刘胜利、刘民安、刘民利等二十三家商行（船头行），刘宗霖、刘三广、刘绒奎等四家布店兼船头行，刘九十、刘旺来、刘宗雄、刘宗顺、刘金财等五家布店，刘熊吓、刘细砽、刘春瑞、刘华招、刘哲明、刘三燕、刘扣生、杏华村等八家菜馆，刘亚玲等四家茶馆，刘为清、刘亚坎、刘大目周、刘象芝等四家杂货店，五家屠宰店，还有碗锣酒店，再哥豆腐店，羊哥、刘细三、刘乌吓、刘金桂、天茂等五家糕饼店，李庆元药店，合计六十多家行店。还有刘集成、刘金财、刘砽吓、刘华美、刘石九、刘流球、刘刺吓、刘把吓等八家麻将赌博店和刘华元客栈（因客商绝大部分住宿在交易商行里，故客栈只此一家）。客商络绎不绝，车水马龙，夜以继日，通宵汽灯高照，留声机唱个不停；弦管弹吹，猜拳行令，真是不夜之城。且时有演出莆仙戏，新汉宫、赛凤凰等戏班来演出时，更是人山人海。 当时从峰尾出口的，主要有乌糖，白糖、桂圆干、荔枝、龙眼、柑桔等土特产；进口的主要有棉花、纱布、药材、火腿、腊肠、鞭炮、纸张、书籍、文化用品等，大多是战时祖国后方欠缺的物资。全靠男女工人肩挑手提装卸。 在这时期，海关、查缉所、税务所、专卖局先后在峰尾成立。 当时，峰尾办公益事业，多由绅士出面向商家募捐，例如圭峰小学师生组织抗日话剧宣传演出和几次运动会的费用。圭峰小学的经费，规定由各商户按营业额抽二厘筹集，因为经费来源稳定，促进了学校的发展。该校战前只有学生150多人，到抗日胜利时增一倍，达300多人，连奎璧，郭厝也有不少儿童前来就学。 抗战时期被称为“小上海”的峰尾，商业繁荣一时，闻名省内外，但渔船民也付出巨大的代价。渔船民被杀害53人，被抓走6人；船只被炸毁21艘（大木帆船17只，小白钓船4只）；货物被抢劫乌白糖830000斤，桂圆干330000斤，纱布、棉花960多件，鳗鱼60000斤。可说那一时的繁荣是峰尾渔船民用血汗和生命去换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