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历任会长 1910年（清宣统二年），城关商户代表联名上书厦门道总商会，申请组织商会，经批准，成立惠安县商会。1917年（民国六年），北洋政府工商部颁发崇武商会印钤，崇武商会成立。1922年（民国十一年），由洛阳知名人士出面筹组，成立洛阳商会。 惠安县商会历任会长：陈桂蟾（1910——1923），林霁士（1923——1926），王昌士（1926——1927），林印谋、汪神水、陈玉成、林永（1927，主持会务），林惠民（1927——1928。1927年惠安县商会更名为惠安县商民协会，国民党惠安县党部派林惠民、施植萍等人为筹备委员，林自任会长），胡世松（1929——1930），林士洲（1930），王贻乔（1930——1932，代理会长），胡世松（1932），林惠民（1932，代理会长），林士洲、王逸民、杨汇金（1932——1934，商会筹备委员），林士洲（1934——1937。1934年县商会恢复旧称），王逸民（1937——1946），林延如（1946——1949），庄烟生（1949。1949年8月23日惠安解放，9月6日惠安人民政府成立，设有工商科，主管工商行政管理工作。10月28日县商会会长林延如因病请假，经工商科批准，由常委庄烟生代理会长，处理善后事宜）。 崇武商会历任会长：张题雁（1916——1918），张子敬（1918——1923），张吉士（1923，代理会长。任职后因土匪勒索，无法继任而弃职，自此崇武商会停止活动）。陈溢清（1940——1946。1940年陈溢清等人重组崇武商会，陈为会长。1946年陈溢清往厦门经商，会长职务无人接替，崇武商会又停止活动）。 洛阳商会历任会长：陈少谦（1922——1926），王尔新、张仰瑜（1926——1929），张开箴（1929——1931），吴德辉（1931——1937），吴敬彰（1937——1939），张开炳（1939一一1943），吴德辉（1943——1949）。 二、商民的爱国行动 惠安旧商会时期，商民有组织地投入当时历次的爱国反帝运动，积极参加各界联合的示威游行，配合工人、学生的罢工、罢课，举行罢市，爱国情绪十分高昂。尤其是几次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华罪行的抵制日货的激烈斗争中，商民以国家大局为重，不惜自我牺牲，行动坚决。例如：1925年“五卅惨案”消息传来，全县各集镇举行反帝示威大游行，商界积极参加。当时的县商会会长林霁士把他开设的胜记商户所代理经销的日、英各唛香烟，在南岭桥金轮庙后蔡厝埕公开烧毁，其他大中商户也把各自经营的日、英商品，当众烧毁。1931年“九一八”事件发生后，城关商民王妈泉（后花山人）在溪南街开设杂货店，带头搬出日货烧毁。洛阳各商户把仓存和货架上的日货，如丝绸布匹、干咸海产品，罐头、火柴、各唛香烟和其他日产商品，全部集中在洛阳桥下海沙滩上一起烧毁。崇武商户同样烧毁日货，其中主要经营日货的瑞裕、隆吉、合和、益隆等四家商行，由于抵制日货相继停业。 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党加紧压榨人民，危害国家。1949年惠安解放前夕，洛阳商会会长吴德辉同中共闽中游击队的地下工作同志暗中联系，支持地下工作同志开展活动。还出面帮助邀集商民参加地下党组织召开的地方人士会议，发动商民借给军粮。经吴德辉带头，各商户纷纷响应，共筹借到粮食数百担，接应了解放军先头部队到达洛阳时之需。南下解放大军快速向闽南挺进，国民党驻惠交通警察部队从惠安撤退时，把洛阳桥烧断，同时又派飞机配合炸桥，企图阻挡解放军向前推进。此时吴德毅然把自家杉行数百根大杉木搬出，让解放军工兵部队抢修断桥，还动员其他商民、群众献借石料等物，使洛阳桥及时修通。 三、商民举办慈善公益事业 扶贫济困，分担社会困难，是中国人的一种传统美德。旧商会也鼓励商民举办各种慈善公益事业。如那时城关就有慈善社、公益社、同善社等慈善机构。其中经济条件较好的同善社，设有送药、施棺、收支三个部，每个部有专人负责。如有穷苦病家无力延医抓药的，到送药部，便有医生给予诊病，配药，不须付给分文。如有特困人家家庭有人去世，买不起棺木的，施棺部会付款帮助；发现有外来人因饥病毙于路旁无人认领的，施棺部即购棺雇工给予收埋，编号登记入册。至于修桥补路，则是他们经常未有间断的事。 旧社会时有鼠疫、天花、霍乱等瘟疫发生。疫病流行时，治病需要大量较贵重的退热药品，城关的名家药局如恒茂、金长源，安泰堂等均会提供羚羊、犀角，让群众研磨使用。病家因需要，还可向之索赠少量的参、茸、桂、麝等药品。 每届年关，城关的一些商户，会联合捐资分赠给穷苦人家，帮助其过年。如信丰汇兑局、寿春茶庄、安泰堂、晋隆麻油铺等各捐资若干，凑在一起，按花名册挨家挨户分给穷苦人家，每户分几个银角（银质角币），几封铜文（铜质分币，每封50枚）。 年终岁末，商户个人暗中解囊接济穷苦人家的，也大有人在。如庄守信在城关东门街开设一家小杂货铺，他发愿每年年关要分钱给一些人家。每户分一份，又另加给一份，说这是别人为其父母添寿，托他代发的。 城关有的商户，如霞梧街王昂九、王和狮兄弟开设的虾丸店，于每年酷暑夏天，天天都烧一大缸茶水，放在店门口一只木架上，缸外贴上用大红纸写的“奉茶”二字，缸上搁一块木板上面放几只茶碗，免费供来往行人主要是进城的农民饮用解渴。看是小事，受益的人特多。这种好事，年年夏天天天这样做，也是不容易的。 洛阳商会的公益事业，专委粮食小商毛栋才负责。每届年关，不论大小商户都能慷慨捐献现款或粮米等实物，帮助穷苦人家过年。各商户所捐献的款物，统由毛栋才收集并亲自分送到各穷苦人家。平时若遇路面破损或路边凉亭倒塌，也由他向各商户募款修好。发现冻馁病毙路旁的尸体，他也立即购棺雇工予以收埋。因此洛阳一带的民众对商会很好感，且称毛栋才为慈善家。 抗战期间，惠安粮食紧缺，粮价暴涨，县商会发动粮商到外地采购薯渣饼，地瓜丝等价格较便宜的粗杂粮来惠供应，也曾向大商户筹集资金到外地采购大米回惠平粜，如1942年筹集资金到长乐购进一批大米来县城驿口街平价出售。洛阳商会也曾多次筹集资金往外地购买大米运回洛阳平粜。这些举措对于缓解当时粮荒、安定民众生活，起了一定作用。而当时海上交通被日寇封锁，陆上公路又为防止日寇进犯全部自我掘毁破坏，这些粮食全是靠人力长途肩挑运回惠安的。 四、商民经营维艰 惠安旧商会时期，历经清末、辛亥革命、军阀混战、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等多个历史变革阶段，商民灾难多，经营困难多。下举一些事例。 清朝末年，惠安农村经济凋敝，农民生活水平低下，集镇商业萧条，腐败官府又加紧加重向商户征收各种捐税，商民苦不堪言。1910年，即清宣统二年，城关清珍饼店老板蔡显堂因生意入不敷出，无法及时缴纳“坐贾捐”，被县衙征税差役殴打。这事引起在街面上做买卖的城乡民众的公愤，当场围殴差役。事态发展至全城商户罢市声援，知县曹士元派兵持枪上街弹压。后经知名绅士陈桂蟾入县衙劝阻曹士元，蔡老板认罚重金息事。通过这件事，商民为保护自己的正当权益，推选代表上书厦门道（当时惠安县属其管辖）总商会，申请组织县商会。 1911年辛亥革命时，惠安于是年11月11日（农历九月二十一日）光复。社会秩序一时混乱，有从城外带着扁担、空麻袋乘机进入惠安城内的一批人，三五为群逡巡于各大商户附近。时有后坑竹洋村陈乌抛者，已事先被招募带丁壮百余人入城把守各隘门、路口，故未发生重大治安事件。事后陈乌抛向当时石狮口的万家春、观音楼的源益、合益、益隆等当铺索讨酬金，据说每户被索取龙银（清朝银币）500元。这些当铺的损失也大焉。 辛亥革命后，盗匪蜂起，军阀混战，惠安成为盗匪和军阀共同宰割的地方，人民生活极端痛苦，商民深受其害。 盗匪开始从事鼠窃狗偷勾当，进而合伙打家劫舍，最后形成几支大股匪。他们啸聚山林，时而被这个军阀收编，又时而被那个军阀收编，摇身一变成为官兵。他们在农村和县城集镇，公然进行敲诈勒索、抢劫，甚至拘掳人质掠取巨金，手段极其残酷。商民受害事件，不胜枚举。 著匪汪连初期每于夜间在惠安县城摸门挖壁行窃，主要对象是商民。1917年4月25日（农历三月初五）夜，汪连伙同李来其、杨金生在盗窃西门会魁埕京果商陈鲍、陈益父子住宅时，因行盗失火，陈宅被烧为灰烬，陈家被烧死八人。此为震惊全县的“一刻八命血案”。 1923年，时汪连大股匪被北洋军阀孙传芳部的孔昭同旅收编为独立第四团，汪任团长，驻扎惠安城内围头埕吴、康两祠堂（现八二三小学址），借口筹建惠洛公路，大派公路“特别捐”、“柴米捐”等等，规定城关商户大户每户数百元、数十元，中户数十元、十多元，小户起码十元，至1925年，共三年，每年勒派三至五次，稍有延缓者，立遭家破人亡之灾。除公开勒派路捐外，又故意在较繁荣的市街或重点户曲划路线，从中勒索，如东门外奎巷一段，即因此被索取白银3600元。当时厦门《民钟报》曾刊登一首诗，痛述汪连借修路勒财的情景：“倡修路政借敲钱，路线未修勒万千。想到家乡荆棘变，痛心疾首恨汪连。” 1923年农历八月，汪连又以庆祝其父汪镇“六十大寿”为名，限令城关各商户凑集巨款送礼，并张灯结彩祝贺。汪把勒索来的款项，从农历八月初三至初七，在其围头埕驻地，日以继夜，大摆筵席，大唱“福连升”班京戏，连闹五天。其主子孔昭同送来寿面两包，寿烛一对，汪连为此送给孔昭同派押礼品的马弁“小彩”费就白银2000元。单就汪连庆祝父寿一事，也可见商民被敲勒之惨。 与著匪汪连同期的又有著匪汪柴水（即汪汉民，曾任汪连的营长），以惠西田船为巢穴。他天天的“业务”就是派其匪徒四出打家劫舍和掳人勒赎。如有一次，其匪徒一群夤夜从城关商户合吉号住宅（系其亲戚房屋）屋顶缘竿从天井缒入厝内，打开大门、后门，然后洗劫财物，又抓去合吉号老板周荣希、周天辉父子及同厝居民庄锦堂勒赎。有一次，其匪徒在惠洛公路上截车抢劫又抓去商民子弟柯联定、陈雪华、张昆友勒赎，其中张昆友还在田船匪巢被汪柴水枪杀。有一次，汪柴水派匪徒乘汽车突袭东门外奎巷，一下子抓去成人、小孩20多人勒赎。城关商民，天天生活在匪祸恐怖之中，提心吊胆，不得安宁。 1929年6月6日（农历四月廿九），汪柴水从其老巢田船率匪徒300多人攻入惠安县城，在全城进行抢、杀、奸淫、掳掠，商户民宅尽被肆意劫夺，大商户如益成（布庄）、源春（百货）、庄火（五谷行）等均被洗劫一空。当天被枪杀的有陈亲仁、王健庭和惠安中学学生共十多人。被绑架的商人有郑目、郑接、王蛋、陈添等13人，后来这些被绑架的商民分别各以白银1000元至3000元赎回。汪柴水攻占惠安县城计六天，在这六天中，街上无行人，户户灶不敢冒烟，人人眠不敢安席，全城一片恐怖。这伙强盗还乘势扫荡涂寨街，200余家商户几乎无一幸免被其洗劫。这是惠安历史上有名的“六·六惨案”。 土匪猖獗时期，惠东盗匪经常骚扰崇武，他们巧立名目，直接向商户渔民派黑单，索钱财，以及绑架人质掠取巨金，商民难以营生。对此，商会也无能为力，1923年崇武商会代理会长张吉士就是因为不堪土匪勒索而弃职避居厦门，致商会停止活动。 在土匪横行的同时，军阀混战，南军北军调动频繁，凡从惠安过境的队伍，都要县署派伕派饷，供草供粮，名目繁多，必须按时如数付给。县署则全数责成商会向各商户摊派。不少中小商户交纳不起，其缺额习惯上都由县商会会长陈桂蟾自家经营的源益典铺先予垫付。日积月累，无限制的垫付，垫付款又被久拖未能收回，终于导致源益典铺倒闭。 1923年，军阀李厚基部一个姓崔的营长带兵驻扎崇武，向崇武商会派军饷800银元，限三天内交清。如此巨款，一时难以筹措，姓崔的大发雷霆，将商会会长张子敬的店铺、住宅全皆标封。张子敬只得倾家凑集500元先予应付，店、宅才获启封。事后商户募集款项还张。张也不堪骚扰，离职逃避厦门不回。 1926年，军阀驻惠张文魁部一兵士因到城关霞井街洪耀临京果店揩油不遂，与店老板发生争执，被民众殴打，引起商民又一次罢市。事情闹得很大。幸好那时北伐军入闽，正迅向闽南挺进，消息传来，张文魁只好罢手息事。 1922年，洛阳商民所以自发组织商会，就是希望通过商会这个团体，来同外界进行交涉，以缓解长期无法摆脱的兵灾匪祸和沉重的苛捐杂税。 抗日战争时期，日寇时来侵扰，惠安人民受过日寇残酷屠杀，人民生活极端困苦，商民的日子自然也很不好过。 1939年5月31日（农历四月十三），大批日机轰炸惠安县城，民房倒塌不少，平民被炸死八人，伤多人。此是“五·三一惨案”。此后一个多月，全城民众怕日机再来肆虐，白天都疏散到西门外各山头、各村落隐避，至黄昏才敢回家。在这段时间里，日间，惠安县城变成一座无人的空城，商户全部无法营业。 1940年7月16日（农历六月十二），日寇海陆空三军在崇武（包括獭窟）进行疯狂大屠杀，死平民106人（包括水上警察13人），伤数十人；船只被烧毁495艘；房屋被烧50多处，全毁154间，严重破坏412间。受难民众家破人亡，流离失所，悲惨至极。这件事是震惊海内外的“七·一六惨案”。自抗战以来已经很困难的崇武商业、渔业由此一蹶不振，至抗日战争胜利后，才逐渐恢复。 1939年至1942年，惠安东园镇秀涂港货轮被日寇炸毁、烧毁计32只。 1938年至1942年，惠北峰尾港被日寇炸毁、烧毁和牵劫货轮20多艘，被杀平民50多人，损失桂圆、糖、布匹等大量商品。 自抗日战争至解放战争，惠安属国民党统治区，时物资匮乏，物价不断飞涨，国民党货币不断贬值。因通货膨胀，不少中小商户卖了一批商品，虽然赚了钱，但却不能再购回原来数量的商品，造成实际上的亏本。在一次货币大贬值时，国民党就进行一次“币制改革”，从原来使用“法币”，先后改为使用“关金”、“金圆券”、“银圆券”。最后城乡民众自发以美钞、黄金、银元及大米等实物作为货币来流通，拒用国民党货币。在城关和洛阳有些大商户，还凭其信誉用小张牛皮纸写上“黄金伍厘”、“美钞伍拾分”……等，盖上商号印章，作为辅币在本地范围内来流通。当时民众每次理发，往往是带大米一斤作为工资的。临解放时，笔者目睹一位国民党兵取一张刚新出的面值一元的银圆券，向一家小烟杂店买一包香烟，老板干脆把香烟送给他，又把银圆券退还给他，客气地说：“不要钱了。”我奇怪地问老板：“为什么不收他的钱？”老板说：“那银圆券根本是不能用的，若收了，还须找他的钱（按：当时若要找他的钱，只能是自发流通的“银角”“铜文”等），那就送烟又要贴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