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志雄，1905年出生于贫苦农民家庭，乳名佛建，别号积健，惠安县百崎乡里春村人。 1925年中学毕业，时值“五卅”惨案发生不久，他目睹国家衰败，人民横遭蹂躏，决心从事社会活动，四处鼓动工人罢工。1927年，他考入中央军校六期炮科学习，后转入军校机关枪研究班，毕业后任炮兵教导队少尉区队长。1930年改入军校教导连，毕业后任军官教导团炮兵连少尉排长。尔后，又入炮兵学校干部训练班受训，任炮兵教导第一团中尉副官。1931年，他离开炮兵教导第一团返回福建，先后任49师298团团部中尉副官、独立炮兵第三团2营6连上尉连长、航空特务团1营4连上尉连长等职。 1939年夏，他从航空特务旅调到设在福建南平的国民党政府军政部直辖的第十三补充兵训练处处本部负责训练工作。其间受命招兵，因“坚壁清野”，交通不便，他不辞跋涉之苦，步行数百里返回家乡惠安，通过同学、朋友关系，深入宣传爱国抗日，征集抗日兵员数百人，而后又偕同郭有明等人步行回归南平本部。是年秋末，被任为该处学兵大队第二中队中校队长。就任不久，请假前往香港同陈漱凤女士结婚。蜜月未尽，夫妇即劳燕分飞。漱凤到菲岛任教，他则返回福建，抓紧学兵训练。 是时，日寇虎视眈眈，觊觎八闽。为了保家卫国，学兵大队改为第十三补训处第一装备团，拥有2850人枪，为主力战斗部队，团长肖长庚，副团长郭志雄。 1941年4月18日，日寇从福建连江登陆，向福州进犯。21日，省城陷落敌手。第一装备团全体官兵毅然向省政府主席陈仪请缨，于南平举行誓师大会，全体指战员怀着以身许国的决心，率先开赴闽海前线，待命作战。5月25日，日寇“晋町部队”4000余人，兵分两路，形成钳形攻势，旨在歼灭第一百军主力部队，直捣南平，北上与沪杭铁道连通，从而席卷我东南半壁江山，以配合其东南亚方面的军事行动。我军估计日寇将在该晚集结于大湖，决心集中兵力聚而歼之。当即派遣郭志雄率领便衣敢死队20余人先行侦察大湖附近的地形、通路和敌情，以便作出围歼的决策。 郭志雄根据战地老百姓的汇报，获悉通往大湖的大道必须经过“寨上”。在“寨上”途中有个“寨上”隘门，“寨上关”正处于道路的险要山腰上，务必先行抢占该关，才有利于进攻大湖。他当机立断，以20余人的兵力迅速占领隘门，为装备团主力顺利通过险隘完成第一任务。随之，他又发现在大湖与寨上之间的道旁有座高山叫“双髻山”，山下有敌人活动，即率领这支20多人的搜索队，向“双髻山”搜索挺进，以期查明敌情，提供决策参考。 当志雄接近“双髻山”脚时，却被埋伏在该地的日寇重机关枪手发现，向他猛烈扫射，致身中数弹，血洒沙场，为国捐躯。我军士兵目睹自己敬爱的首长被敌人杀害，群情激昂，大喊“为副团长报仇！”“冲！杀！！”个个奋不顾身，勇猛地冲向日军阵地，全歼日寇，缴获机枪。 由于志雄提供决策的可靠资料，促成大湖抗日战役的重大胜利。在悼念他时，追赠他为陆军上校，把“寨上关”改称为“志雄关”，并刻石留念，俾千秋万代永吊英魂。 郭志雄殉职噩耗传到惠安时，各界人士悲愤万分，为他举行隆重的追悼大会。国民党中央蒋中正、孔祥熙、顾祝同和福建省府刘建绪、李良荣等以及各界人士和单位送来挽联34对、挽词50首，挽诗93首。嗣在科山上建立“郭副团长志雄暨大湖战役惠籍殉难诸烈士纪念碑”。1984年经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批准，确认郭志雄为革命烈士，并补发革命烈士证书。 李述贤 李述贤，1907年4月出生，字子杰，又名德怀，惠安县螺城镇北门李厝人。 1926年春，他中学毕业即跟堂兄李述中在县城倡办新民小学，任义务教员。后到晋江县岭兜银江小学任校长。1930年春，他到南京晓庄师范求学，接受陶行知的教诲。秋季，受金门县古宁小学之聘，任生活主任。他在学校里增设“辰会”，培养学生自己做主人，锻炼胆量和说话能力。每星期组织学生大扫除，禁止体罚学生。组织贫苦学生开展勤工活动，并用自己的薪金购买书籍助学。又组织社会上闲散青年办特别班，自己教社会科，引导青年走正道。还办妇女班，教妇女学文化。1931年春，他到晋江永宁港边创办陶青小学。秋季，到安海创办安海女学，东石办龙江小学，泉州新门外办高山小学。同时兴办特别班、妇女班、民众夜校。他在金门、晋江一带办学，实践陶行知的“大众教育”，得到人民大众和进步人士的好评，却引起国民党当局的疑忌、跟踪，后在安海女学被逮捕。被捕后，他据理力争，各界舆论哗然，当局不得不将他交保释放。出狱后，他受聘于广州两阳高中任教务主任，后到阳江县任阳江中学教务主任。 抗战爆发后，他于1938年秋返回福建，从事救亡工作。他到大田县创办小报，揭露日寇罪行，宣传抗日。其时，厦门继金门之后沦陷，许多儿童逃亡出来，无依无靠，流离失所。述贤夫妇遂于1939年春到德化，选择城东薛罗峰下的程田寺为院址，创办战时儿童保育学校——德化私立凤林慈儿院。慈儿院由爱国华侨叶乃矧捐资10000元，爱国商人苏由甲捐资1000元开办起来，后来南洋华侨募捐36000元为基金。述贤为院长。该院是战时的民办慈善机构，也是述贤试验陶行知“生活教育”的园地，该校专门接受10～15岁的抗日征属子弟、阵亡将士遗孤、沦陷区难童、闽南诸县孤儿，被誉为“难童的乐园”。 他和妻子把孤儿难童当作亲生子女照料。开办不到6个月，慈儿院被日机炸毁。述贤毫不气馁，率领全院师生，在废墟上重建慈儿院。慈儿院上午上文化课，采用“小先生制”，互教互学，形式多样，生动活泼，质量比全日制学校还高。下午两小时职业教育，进行技能训练。晚上开生活会，让院生对当天的学习、劳动、生活情况进行检讨，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每星期举行一次学习竞赛，每日举行一次创造比赛，让院生拿出优异的产品参加评选，以提高他们学习技艺的兴趣，院里设有俱乐部，备有各种乐器，经常举办音乐会、月光会。院生还自编自演抗日救国的节目，并下乡宣传演出。 慈儿院创办3年，自给达一半。创办5年后，自给已达三分之二，院生精心培育的几十种茶花，每年春天举办茶花展览，举行义卖，将所得的千余元捐献给抗战前方将士。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慈儿院尽力收容侨区难童，故又有“福建侨童之家”的美称。时侨汇断绝，失去外援，由于一向注重生产自立，慈儿院仍在艰难的环境中维持下去。前后6年，慈儿院共收容教育200余人，每年在院生70～80人。 凤林慈儿院成为当时八闽大地教育改革的一面旗帜，闻名省内外。开办期间，记者争相采访，发表文章介绍，高度评价它的进步性和李述贤献身教育、改革教育的精神。 1944-11-30日，由于操劳过度，述贤去世，时年38岁；夫人吴秀姗，则在11月24日，先于他病故，时年33岁。慈儿院的孤儿难童无不号啕痛哭，各方人士深切哀悼，为之开追悼会，立碑纪念。 陈绍痕 陈绍痕，1917年出生，惠安县洛阳镇下曾后房村人。少年时期，因家庭贫困，跟随亲友到菲律宾谋生。 1938年1月，为了抗日救国，绍痕毅然参加沈尔七等领导的菲律宾归国华侨服务团。回国途中，他们克服重重困难和阻力。2月，抵达龙岩白兔，由沈尔七带领访问新四军第二支队4团。时绍痕身材高大，穿着西服、皮鞋来到部队。他亲眼看到红军战士艰苦的生活。4团政委对他说：“战士苦惯了，原来住在深山密林里打游击，衣食住行都很困难。”绍痕回答道：“我们从菲律宾回来的都要向你们学习，随时准备脱下西装皮鞋，换上军衣到前线去过艰苦的战斗生活。”艰难的战争岁月的磨炼，使绍痕很快由一个工人转变为一个合格的军人，随军到皖南新四军军部，实现了自己的诺言。 同年4月，菲律宾归国华侨服务团全体人员调到军部教导队学习。1939年春毕业后，陈绍痕被分配到苏皖前线茅山敌后抗日根据地，在句容、溧水、镇江、丹阳4县抗敌总会警卫连任排长。1941年夏天任句容县警卫连连长，团政委找他谈话，他感到当连长要指挥100多人打仗，把握不大。政委说：“把握是从实践中来的，时势造英雄嘛！只要善于带兵，敢于用兵，不断摸索带兵的规律，本领是能够学到手的。”时过半年，绍痕连长当得不错，连队从80多人发展到140多人。在京杭国道一仗打得很好。政委又对他说：“连长当得好，营长也可以当。”是年冬天，绍痕率部在镇江高庙一仗，机动灵活地歼敌一个连，取得胜利。 随着他带兵经验越来越丰富，1943年秋，提为新四军茅山部队副营长。他常说：“要带好兵才能打胜仗。一个指挥员能否带好兵，是衡量一个指挥员才能的重要标志。”在坚持茅山斗争中，绍痕坚决执行茅山部队政治部关于爱护兵员的指示。他深有感触地说：“这个指示很重要，一个兵就是一份战斗力，指挥员一定要有爱兵观念。”在句容行动时，连里战士黄福山发烧40℃，绍痕想尽办法请医生，并亲自护理，直至烧退。黄福山感动得流泪说：“陈营长比我亲生父母还要亲。”绍痕还经常教育战士爱护群众，时刻牢记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处处爱护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在句容毕基村宿营时，遇到一家老百姓的房子失火，绍痕赶到现场，不顾个人安危冲进火场，救出一个老太婆和一个孩子，并把自己平时节省下来的钱和衣服送给他们。村里的群众都说：“新四军是救命恩人。”绍痕在南征北战中，处处关心群众，爱护群众，师政治部授予他“爱民模范”称号。 1943年，日寇、汪伪动员大量兵力，对茅山地区进行大规模的“扫荡”、“清乡”。绍痕在茅山反扫荡战斗中负伤。战士们要他下火线，他坚决不肯，包扎后又冲上一线，端起机关枪对敌扫射，直到把敌人打退。在天目山龙岭守备时，敌人两个团来攻，形势危急，敌人连续冲击几次，有的同志感到坚守困难，问他怎么办？他说，人在阵地在，坚决把敌人打退，完成上级交给的任务。由于坚决果断，战士们勇敢杀敌，终于打退敌人两个团的进攻，坚守住龙岭阵地，保证天目山保卫战的全胜。1944年秋，绍痕被提升为营长。 1945年1月，我军向浙西进军，他所在部队升为主力兵团，他任新四军苏浙军区第三支队第二营营长。进军的第三天，在孝丰西亩市与国民党62师一个团遭遇，在绍痕灵活指挥下，全歼敌人，俘敌300多人，缴机枪10多挺，我方无一伤亡。后来，战役的规模越来越大。绍痕不断总结作战经验，研究对策，又在孝丰、天目山、草明山、狸头桥连续取胜。 1947年绍痕任华东野战军第六纵队第四十八团副团长。相继参加鲁南战役、莱芜战役、孟良崮战役、开封战役、济南战役、淮海战役等。 1949年春，绍痕在淮海战役中光荣牺牲，时年32岁。 孙易彬 孙易彬，1920年10月出生，惠安县张坂镇崧山洋厝村人。 9岁时，随父前往菲律宾谋生。1932年，考入菲律宾怡朗市华侨商校中学部。当时该校校长陈曲水，教师张幼庭、蔡振青等人，都是爱国华侨，经常宣传抗日救亡等爱国思想。1936年6月，经张幼庭介绍，易彬加入进步组织“菲律宾怡朗华侨救亡协会”的“少年剧团”。9月，参加救亡会为纪念“九一八”事变5周年举行的集会及劝捐、义演和义卖等活动。1937年“七七”事变发生，“少年剧团”在街头公演《放下你的鞭子》，孙易彬饰演剧中的锄奸青年农民。此外，他还常带领学生会的成员发战报，宣传平型关大捷、杨明堡火烧敌机等抗战事迹，以及参加拒日货的检查活动。 1938年8月，孙易彬等7人，由救亡会介绍，回国参加抗战。离开怡朗时，发表向侨胞告别书，不少侨胞到码头送行。到达香港后，廖承志派连贯具体安排他们转道去长沙，经徐特立介绍往西安八路军办事处。10月，到达延安。11月，孙易彬被安排进入陕北公学。1939年1月，转入抗日军政大学学习。7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毕业后，历任文化干事、司令部书记、会计、被服股长。在艰苦的战争环境中，他不怕牺牲，不畏艰险，勤奋学习，忘我工作，多次受到上级的表扬。 1946年，孙易彬调任太行军区司令部作战参谋。1947年8月，太行军区组建“晋冀鲁豫第九纵队”（司令员秦基伟），易彬任纵队司令部作战科参谋，负责纵队《阵中日记》的编拟工作，记载纵队每日的作战、训练等主要活动。12月，纵队担负诱敌深入伏牛山，将敌新3师拖疲拖瘦尔后歼灭的任务，因没有地图，部队行动遇到很大困难，易彬从友邻部队借来一份五万分之一的地图，带领几个参谋连夜缮写，印制成简单地图，下发部队，解决部队行动之急需。 此后，孙易彬升任作战科副科长，参加过平汉战役、豫北战役。他平时十分注意敌情、我情、天时、地理、交通、民情等方面材料的收集和登记，特别是“电话记录”、“电报摘要”、“值班日记”、“敌我当前态势要图”及各种统计表，并协同侦察、机要等单位进行交换研究。1948年1月，孙易彬被纵队直属党委记一等功，并授予“人民功臣”奖章。 淮海战役时，根据部队首长“边打边学、不断总结、不断提高”的指示，每次战斗后，孙易彬都坚持催促部队作“战斗详报”，同时多次下部队，协同训练等有关部门，编写总结材料。1948年11月，27旅干净利落地歼灭小张庄守敌，秦基伟司令员立即召来一线部队指战员汇报，易彬随即把这些材料及首长指示传达各部队，战役结束后，纵队党委给作战科记集体一等功。 1949年1月，九纵队改编为15军，孙易彬任军务科长，参加渡江战役。15军作为野战军渡江作战右翼第一梯队，突破敌长江防线，切断浙赣线，千里追击，直抵闽北建瓯、南平地区。 1950年，孙易彬调任云南军区干部部组织统计科长。1970年，孙易彬调任贵州省安顺军分区副政委。1978年，孙易彬调回南京高级步兵学校任党史教研室副主任。1980年，他主动向组织提出离休的报告，经组织上批准，为正师职离休干部，安置于陆军指挥学院第一干休所。 1988-10-27日，易彬因患脑溢血，在南京病逝，终年68岁。 （中共惠安县委宣传部 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