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辜鸿铭（1857－1928），中国近代著名翻译家、教授、国学大师，名汤生，字鸿铭，号立诚，咸丰七年（1857）7月18日生于马来西亚槟榔屿（今槟城），光绪七年（1881）岁末或稍后归国，光绪十一年（1985）进入两广总督张之洞幕府，民国十七年（1928）4月30日病逝于北京寓所，享年72岁。福建惠安螺阳镇上坂村（古称象坂）是辜鸿铭的祖籍地，辜鸿铭是上坂一世祖辜邦变的五世孙。 辜鸿铭的父亲名叫辜紫云，是英属马来西亚槟榔屿牛汝莪橡胶园主人布朗的亲密朋友，一直是布朗橡胶园实际的经营商，能操一腔十分地道的闽南话；辜鸿铭的祖父名叫辜龙池，于马来西亚吉打州政府任职，专事地方建设，且功勋卓著，吉打苏丹曾授予他拿督荣誉勋衔；辜鸿铭的曾祖父则是马来西亚槟榔屿的首任必甲丹（即地方政府首脑）辜礼欢。 辜礼欢出生于福建惠安螺阳镇上坂村，他的童年、少年时代都在惠安上坂度过，是上坂辜氏一世祖邦变公之孙，惠安上坂是辜礼欢的摇篮血迹之乡。乾隆年间，辜礼欢父亲辜宗携眷属跨海赴台湾谋生，择居鹿港。不久，辜礼欢漂泊南渡，转赴马来西亚槟榔屿，开辟荆榛，生息繁衍，于海外的马来西亚、新加坡及台湾等地成就了辜氏百年辉煌门第。辜鸿铭和台湾当代商界、政界巨擘辜显荣、辜振甫父子，均为辜礼欢嫡血之后。辜振甫于1999年12月在《上坂辜氏宗祠重建志》一文中，用“各就辟土，开拓奋发”八字，概括了辜氏一支自辜礼欢以降在海外的这段百年奋斗史。《上坂辜氏宗祠重建志》有云：“上坂辜氏，乃恒公之后，从江西入闽，由同安白礁而泉州打锡巷，而惠安洋埔。洋埔始祖旺公三房六世邦变公，清乾隆年间移居惠安上坂（古称象坂）东村，并建祖祠。”文中“恒公”，世称辜氏开闽始祖，于唐德宗初年入闽；文中“邦变公”，上坂辜氏开基祖，亦即洋埔六世。源流世系，传承明白。当代著名史学家郑海权先生集海峡两岸史家关于海外辜氏研究之大成，几经考证，几经厘订，于1999年7月写成“国学大师辜鸿铭纪念室”《前言》一文。郑先生的《前言》凭借翔实的史料结论称：“因此确定辜鸿铭是邦变公之第五世孙（如果从洋埔算起则为第十一世），其祖居地是惠安上坂，是无可置疑的。”《前言》同时阐明：“此前史家及辜鸿铭本人自称其祖籍为福建同安、福建泉州，甚或厦门，究其缘由在于“同安白礁是辜鸿铭先祖（入闽）最早的落足点，不称现籍而称地望，是古已有之的一种文化现象（如唐韩愈是河南南阳人，却自称是昌黎人）。同安旧属泉州府，清末民初又属厦门道，故辜氏有此数称。”可以说，辜鸿铭曾祖父辜礼欢留在福建惠安上坂的摇篮血迹，是台湾、马来西亚、新加坡等海外辜礼欢裔后的血脉之根。 2004年2月10日，台湾海基会董事长辜振甫夫人严倬云女士于“泉州酒店”会见惠安县辜氏部分宗亲，当辜炯成老人拿出一套三册的《惠安上坂辜氏宗族资料》时，严倬云女士即在其扉页上题写了“脉承惠安”几字，并无比虔诚地签署了辜振甫先生和她自己的名字，为了澄清一些讹传，她先后两次用普通话与闽南话解释说，辜振甫先生的祖籍地“应该是‘惠安’”；而此前，辜振甫先生在台湾不但极其认真地校订、修改了《上坂辜氏宗祠重建志》草拟的全文，更以同样虔诚的心情，以上坂辜氏裔孙的身份，亲笔签署了自己的名字。 福建惠安上坂是辜鸿铭、辜振甫的祖籍地，辜鸿铭和辜振甫依序是上坂一世祖辜邦变的五世孙与六世孙。——郑海权教授在《前言》所表达的这一定论之说，代表了海内外关于辜氏源流研究的最新学术成果，已成为一种社会共识，并为辜氏后人所认同。 二 辜鸿铭是个混血儿，他的母亲是葡萄牙人，自幼，辜鸿铭体态、性情和秉赋都十分惹人喜爱，被槟榔屿牛汝莪橡胶园主人布郎夫妇收为义子，十岁时随布朗夫妇前往苏格兰。赴英前夕，父亲辜紫云焚香让儿子向祖先牌位四叩头，然后送他登船远行，开始长达十多年的求学生涯。 到达苏格兰后，辜鸿铭进入苏格兰公学，在那里接受了正宗的西方贵族教育，以优异的成绩修完所有的课程。之后，辜鸿铭进入英国最古老的大学——爱丁堡大学，受业于英国著名作家、历史学家、社会批评家卡莱尔门下，于光绪三年（1877）通过了拉丁（古）语、希腊（古）语以及数学、形而上学、道德哲学、修辞学等众多科目的学习和考试，摘取了当时英国这所最负盛名的高等学府文学硕士的桂冠。随后，辜鸿铭进德国莱比锡大学和法国巴黎大学继续深造。在法国，布朗安排他同一位出入上流社会的名妓为邻，辜鸿铭因此阅尽王公贵族及其望门闺媛的虚伪、无耻和贪婪，终于对巴黎上流社会完全失望。接着，他于几年间穿梭游学于英国、德国、意大利、希腊等国，进入当地多所著名大学学习，凭借东方人非凡的智慧、毅力和勤奋，先后获得文、理、工、神、哲等十多个学科的大学文凭和各种学位，熟练掌握了英、法、德、葡萄牙、拉丁、意大利、马来西亚、希腊等九门外国语言，迅速成长为一位十分引人瞩目、大器早成的青年学者。 异国求学这十多年间，辜鸿铭最敬仰的导师是爱丁堡大学校长、资本主义批判大师卡莱尔。卡莱尔对处于兴盛时代的资本主义制度的清醒认识和深刻批判，卡莱尔对中国古代文明的由衷崇尚和赞美，深刻地影响了来自东方的年轻学者。在卡莱尔的引导下，辜鸿铭较全面地接受了阿诺德、罗斯金、爱默生、伏尔泰以及歌德、狄更斯等资本主义先贤、思想精英的教育和熏陶，在理论和实践上，切身感受到资本主义世界物质力量的丰富、强大，同时也切身感受到资本主义世界的无序、混乱和野蛮；更为宝贵的是这些文化先驱对于东方文明由衷的向往，在这位喝牛奶长大的青年学者心中播下一颗故国之恋的神圣种子，即使到了晚年，他在回首伏尔泰关于“中国是世界上唯一个将政治和伦理道德结合起来的国家”的教导时，依然会激动莫名、潸然泪下。 光绪六年（1880），辜鸿铭遵从先父辜紫云“回到东方来，做个中国人”的遗命，离开欧州返回槟榔屿，然后到英属新加坡辅政司任职。光绪七年（1881），辜鸿铭偶遇清廷宣慰南洋诸岛的使者马建忠。这位学贯中西、身处新学前沿的改良派才俊引起辜鸿铭的侧目。于是，两位萍聚的年轻智者于椰风明月中倾心长谈了三天三夜。中华民族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东方文化，在辜鸿铭心中掀起巨大的波澜，他又一次从资本主义世界尔虞我诈的暗夜中探出头来，在儒家文明中依稀看到拯救世界的一丝希望和光明。同马建忠的这次长谈，滋润了卡莱尔当年播种的种子，决定了辜鸿铭日后“尊王攘夷”一生的基本走向。不久，辜鸿铭归国寓居香港，潜心攻读中学。这位语言、文字与记忆的天才，剃发蓄辫，几乎只凭一部《康熙字典》与一简《论语》，便一头扎进中华五千年文明的汪洋大海，于经、史、子、集之中，恣意遨游、纵横捭阖、登堂入室。光绪九年（1883），他写出生平第一篇关于中国的文论《中国学》，连载于英国人在华出版的英文报纸上，在西方人垄断的舆论世界里，热情阐述了儒家文明的丰富内涵，严厉批评了西方汉学家的偏见和浅薄，在其生命史上迈出“中国化”的第一步。不久，他取《大学》《盘铭》中“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的句子作为自己的座右铭，并据此为自己取字“鸿铭”，表达他要用儒家文化为自己作终生精神洗礼的愿望。 几经曲折，光绪十一年（1885），辜鸿铭进入时任两广总督的张之洞幕府，开始他服务祖国，毁誉参半的一生。 三 在张之洞幕府，辜鸿铭前后服务二十年。张之洞作为一代大儒，作为新洋务派的先驱，作为慈禧后党的重臣，为辜鸿铭一生的悲喜剧构筑了一个云谲波诡的多元时空。这一特定的多元时空氤氲着醇厚的儒家文明气息，激荡着海洋文化摧枯拉朽的飓风，也笼罩着末世帝国走向坟场的浓重阴影，弥漫着未曾散尽的硝烟和血的甜甜腥味。在南中国这一时代湍流中心，辜鸿铭师从儒学泰斗张之洞，很快就从幕府一大批饱学之士中脱颖而出，他的才具秉赋，他的勤勉敬业、坦诚率真，以及他那深沉的家园情怀，都得到张之洞特别的器重，而他那“知经不知权”的政治节操，更为张之洞视为铮臣、引为铮友。 在张之洞幕府，辜鸿铭负责受理张之洞一应外文往来案牍，为张之洞本人提供世界各地外文报刊的一切重要信息——包括工业革命、科技产业和文化教育的一切崭新成果，同时，辜鸿铭还奉命参与了张之洞许多重大的政治外交活动、商务秘密谈判，筹措了张之洞许多重大的洋务实践。还在两广任上，广东的纺织官局就是在辜鸿铭的协助下弘扬发展而成为新洋务派发韧的精彩之作；举世瞩目的汉阳铁厂、汉阳兵工厂，灿然一新、领各省风骚的湖北新政，其策划、实施的“一切事宜”，亦始于辜鸿铭的建议。辜鸿铭作为一名年轻的学者，在其入仕之初即昂首站到中国现代化实业最辉煌的中心，这在当年的年轻一代才俊中是少有的。 光绪十五年（1889），张之洞调任湖广总督，辜鸿铭由此移节武昌。其时，继天津教案之后，长江流域教案迭起，流离失所的城乡民众与当地会党结合，奋起保卫自己的世代家园。但是，西方列强垄断舆论，歪曲真相，对备受蹂躏的民族极尽污蔑与诋毁，左右了世界的视听。目睹耳闻这一历史真相，血浓于水的民族情感，激起辜鸿铭的民族尊严，他拍案而起，以“一个中国人”的笔名，在《字林西报》发表了英文专论《为祖国和人民争辩——现代传教士与最近教案关系论》一文，面向整个西方世界，为备受诟秽的反洋教运动理直气壮地申明正义，为积弱的民族寻找公道，其行文之流畅，其精神之昂扬，其品位之高贵，一扫张之洞幕府的沉闷空气，令整个中国思想界为之一震，令整个西方世界为之瞠目，在列强主宰的英语舆论世界里，为中国人争得一席发言之地，堪称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近代史上难得一闻的空谷足音。自此，辜鸿铭作为一名热烈而又偏执的爱国者，终于站到中国思想文化战线的最前沿，用他特有的才智、特有的方式为祖国服务。 光绪二十一年（1895）二月，中日甲午之战北洋海军全军覆没，四月，李鸿章在《马关条约》签字，民族危机空前加剧，变法图存成为朝野上下一致的呼声，“全盘西化”和“中体西用”成为一时风潮。在这关乎中华民族生死存亡、历三千年历史未遇之变局中，辜鸿铭以他一生少有的审慎，逆流顶风，于光绪二十四年（1898）拟就《上湖广总督张书》，从一个于当年很少有人论及的角度，即文化与文明的角度，第一次以文字的形式表达了他的政治主张。一个世纪以来，一般的史家都把《上湖广总督张书》当作辜鸿铭转变成为文化保守主义者的标志，但今天，越来越多的研究者认为，在那个特定的历史条件下，辜鸿铭是冷眼审视中国现代化走向极具代表性的思想者，《上湖广总督张书》表述了他的思考：外来文明与本土文明不是对抗的，是平等的，它们之间没有高贵与卑贱之分，“全盘西化”、“中体西用”不是两种文明的互补，而是一种文明，即东方灿烂的儒教文明的消亡——这是一种文化的入侵，一种比坚兵利炮更可怕的入侵。没有文化的民族，是没有根的草，它无法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全盘西化”、“中体西用”是亡种灭族的选择，它救中国不足，乱中华有余。辜鸿铭直接否定了包括张之洞在内的政治选择。他认为，建立在天人合一哲学基础上的东方文明，是世界上最灿烂的文明，以儒家文明为出发点，再造一条繁荣、富强的民族独立自尊之路，是中华民族复兴的希望之本。辜鸿铭的这一思想表述，在他后半生的著作中被阐述得越来越清晰、详尽、精辟，它不仅是辜鸿铭全部学说的精要，也是他一生的实践和追求，是日后八国联军火烧圆明园时，辜鸿铭提出“尊王攘夷”政治主张的理论基础。 与此同时，在《上湖广总督张书》中，辜鸿铭还揭示了一个痛苦然而是普遍的真理：——破易立难。一个旧世界的破坏，并不意味着一个新世界的出现，破与立之间漫长的空间，潜伏着瞬息万变的劫数、危机和灾难，辜鸿铭在天崩地坼的大劫中为自己的祖国贡献了独特而真诚的思考。这一独特而真诚的思考，是对“全盘西化”、“中体西用”的抗争与突围，是对西方文化入侵无所畏惧的狙击。这一独特而真诚的思考，为中国走向何方提供了多元选择的可能，同严复在同年出版的《天演论》中提出的“合群保种”的思想一样，是值得后人永远铭记的。在泰山崩于前的日子里，一个书生，肩一世骂名，逆流顶风的真诚思考，是弥足珍贵的。如果说，一个民族都有一条脊梁骨，这民族的脊梁骨就是由这样的大智大勇者的生命之光铸造而成的。然而，辜鸿铭却一直是寂寞、孤独、无助的，因而这一宝贵的思考常常被他自己表述得近于偏激，近于武断，甚至被视为狂人与疯子的呓语——时代把一个睿智、真诚的书生视为马戏团的小丑，这不仅是辜鸿铭个人的悲剧，也是那个特定时代的悲剧。 在草拟《上湖广总督张书》的同年，辜鸿铭英译《论语》出版。英译《论语》以其流畅、典雅、高贵、出神入化般的语言和融东西方文化于一炉、别开生面、创造性的注释，准确传达出儒家文化博大精深的内涵，倾倒了无数欧美读者，让儒家文化第一次以其睿智的本来面目走向全世界，走向人类文明的殿堂。辜鸿铭是中国独立完整翻译儒家经典的第一人，英译《论语》是译介东方文化的奠基之作。自此，辜鸿铭以译注儒家经典为己任，穷毕生精力，凭借自己特有的智慧，用英、德等国语言，先后翻译、注释，出版了《论语》、《中庸》等四部儒家巨著，并为传播、捍卫儒家文明而不懈努力，即令是“贫不能自存”的晚年，其以儒教救世之志亦不稍变，其业绩，其精神，都称得上是传播儒经第一人。邃于西学西政的辜鸿铭偏执地、疏浅地认为，唯有儒家文明才能救中国，唯有儒家文明才能克服西方资本主义的无秩、残忍和野蛮；他甚至预言，唯有儒家文明才能消弥未来因科学昌明衍生的战争和罪恶。为此，辜鸿铭坚持了一生、奋斗了一生，成为世纪之交狙击西方文化入侵最寂寞的求索者。 光绪二十六年（1900）六月间，八国联军相继在塘沽登陆，同年八月攻陷北京，把一场最野蛮、最残忍、最不人道的战争强加在东方五千年灿烂文明历史的土地上，它又一次激起辜鸿铭巨大的民族义愤。辜鸿铭举起书生手中的七寸毫管，义正辞严地为中华民族申张大义，强烈谴责西方列强残踏公理，残踏正义，毁灭文明的罪恶行径和文化入侵，不遗余力地弘扬东方文化与儒家文明，并在著名的《尊王篇》中提出一个极富褒贬意义的时代命题：“尊王攘夷”……在攘夷的大背景下，他写出一篇篇堪称民族宣言的檄文，用几个国家的不同文字，发表在日本和欧美等国几种不同的报刊上。以后，这些文章汇编成《总理衙门来书》一书。《总理衙门来书》的许多篇章充满了卡莱尔对资本主义世界犀利的批判精神，洋溢着浓烈的民族情感，闪耀着儒家文明神圣尊严的光辉，没有丝毫的怯色与媚骨；尤为值得一提的是，人道与文明的理性之光竟然让辜鸿铭跨越阶级的局限，为惨遭出卖、备受诟骂的义和团运动讨取公道……罗振玉把这样一些篇章称为“卫道之干城，警世之木铎”是不过誉的；《清史稿》甚至称，“庚子拳乱，联军北犯，汤生以英文草《尊王篇》，申大义，列强知中华以礼教立国，终不可侮”。《总理衙门来书》在历史天平中的分量，是不言而喻的。 四 但是，辜鸿铭始终没有见用于大器。辜鸿铭一直在毁誉的夹缝中寂寞前行。至光绪三十年（1904），他才出任黄浦江浚治局督办。光绪三十四年（1908），他在张之洞的提携下入阁，于外务部任员外郎、晋郎中、擢左丞；宣统二年（1910），辜鸿铭与严复同获文科进士荣衔，出任上海公学校长之职。宣统三年（1911）武昌起义爆发，次年一月一日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成立，同年二月十二日宣统“逊位”。辛亥革命埋葬了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封建王朝，同时也宣告辜鸿铭“尊王攘夷”政治主张的破灭。在这风起云涌的历史关头，辜鸿铭又一次逆流而动，在《字林西报》上发表文论，公然诋毁辛亥革命，极力美化慈禧太后，为中国帝制辩护，并辞去上海公学校长职务以示自己忠于清朝王室；次年，辜鸿铭高薪就聘于美、英、俄六国银行团任高级翻译，并作为中国知名作家获诺贝尔文学奖提名；民国四年（1915），辜鸿铭在心力交瘁的情况下写完并出版了《春秋大义》；民国六年（1917），辜鸿铭冒天下之大不韪，不遗余力参与张勋复辟帝制活动，后应蔡元培邀请受聘于北京大学，任欧州文学史教授；民国八年（1919），辜鸿铭与林琴南一道著文反对“五四”的白话文运动…… 就这样，辜鸿铭用自己的历史实践，为自己的历史写下最不光彩的一页，一位历尽坎坷热烈的爱国者，上下求索，却在历史急转弯的车道上走向愿望的反面，这既是历史的嘲笑，也是历史的必然。 可以说，对于文明的理解，是辜鸿铭学说的中心；传播、申张、弘扬东方文化儒家文明，是辜鸿铭终其一生的追求；“尊王攘夷”，是辜鸿铭一以贯之的政治主张。而他的学说、追求和政治主张之本，都缘于他对自己祖国深情的爱恋和他心中永远燃烧不息的民族自尊之火。但是，无论是他的学说、追求和政治主张，即使在他生命之树最鲜亮的岁月，也不无狭隘，不无偏执，甚至不失保守之嫌，早在他踏上思想文化前沿的第一天，已经显出他悲剧人生的端倪。辜鸿铭是“全盘西化”年代里用牛奶哺育出来的一个“全盘中化”、奇特而复杂的人物，他对西方资本主义制度，甚至西方文明无情的谴责、批判、拒绝和否定，他对东方文化和儒家文明宗教徒般的虔诚顶礼、迷信般的崇尚和全盘肯定，都不能不使他的学说，主张和实践显得肤浅与空疏，从而日甚一日偏离真理的客观坐标；更兼他苦行僧般的执着，巫师般的固执，也为他的悲剧人生早早打下灰暗的底色；而傲睨中外、臧否失度、放荡不羁的品性，更使他不见容于世。因此，当时代风涛大潮无情涌现在东方地平线时，辜鸿铭，这个曾经的历史宠儿，一夜之间背上千古骂名，给自己留下永远无法洗涤的诟秽，也就不奇怪了。 “毁之涸属无当，而尊之亦不宜太过”。这是文化巨匠吴宓在《悼念辜鸿铭先生》一文中对辜鸿铭的身后之评，它虽然失之众，但在纷繁复纷繁的毁誉之中，亦不失为持重的肯綮之论。 辜鸿铭服务北京大学前后十一年，直至他离开人世的前夕。在北京大学，辜鸿铭的长衫马褂和遗老的长辫，自然是一道十分衰败的景观，但是，他学贯中西的涵养，无与伦比的语言天才，率真执着的治学态度，都给学生留下深刻的印象；他在暮年不改初衷，一如既往传播、弘扬东方文化儒家文明的学术道德力量，更膺服了同时代的许多大家；他在几近绝望峡谷中，依然心系他那与生俱来的爱国情结，更是让人动容。将近一个世纪的时间过去了，他许多不畏强暴、为民族尊严呐喊的名篇、讲演，今人读来，依然有一股荡气回肠的力量在，令后来者不能不肃然起敬——辜鸿铭曾深情地说，“我热爱我的国家……为祖国服务，我不看重荣誉和金钱”；寂寥的暮年，他依然希望祖国繁荣富强，他说，“那时，我将在儒家的天国深感欣慰”。吴宓以“热烈之爱国者”加誉辜鸿铭，当是时人的贴切之评。在那无可奈何花落去的日子里，他曾痛苦而率真地宣称“我之忠于清室，非仅忠于吾家世受皇恩之王室——乃忠于中国之礼数，即忠于中国之文明”。对于中华文明的钟爱，是辜鸿铭学术体系之魂。这个表白，在相当程度上说，当是可信的；而他最受世人诟病的呼喊：“我们是优秀的，连我们的辫子和女人的小脚都是优秀的！”其实是一个失败的卫道者无助而又无奈的守望和坚持罢了。 可以说，物象的错位，认知的混乱，理论的单元化，催生辜鸿铭一生悲剧的苦果，从而使他本应极鲜亮的生命，留下永远无法洗涤的诟秽。 从民国十三年（1924）起，应日本大东文化协会邀请，辜鸿铭几次东渡日本讲学。他以老迈之躯，继续张扬“东方文化优越论”的旗帜，为传播儒家文明耗尽毕生最后一滴心血；他天真地大声警告日本应立即停止日益西化的一切活动，为复兴以中国传统文化为根基的东方文明而努力，引起日本各界强烈的反响。长达三年的讲学活动，辜鸿铭没有实现复兴中华文明的梦想，日本成了他一生最后的伤心驿站。民国十六年（1927），他在东京帝国大学草草结束了最后的一场讲演，不得不在秋天萧杀的暮雨中离开了日本。 日本讲学的三年，辜鸿铭曾应堂弟辜显荣邀请转赴台湾，与他的族亲面晤。面晤时，辜鸿铭以《春秋大义》一书为赠。 回国后，辜鸿铭被奉系张作霖聘为顾问，不久又被聘为山东大学校长。但未及上任，心灰意冷，心力交瘁的辜鸿铭便一病不起，逝于北京寓所。其妾吉田贞子生前留下的一缕青丝，陪伴这个旷古文化奇才走向生命冥冥的彼岸。 身后，辜鸿铭留下等身的著作。他的著作大多用英、德两国文字写成，主要有：汉译英、汉译德《论语》、《孟子》、《中庸》、《孝经》四部儒经及《总理衙门来书》、《中国牛津运动》和《春秋大义》等政论、学术专著多种，文学翻译作品只有英译汉的叙事长诗《痴汉骑马歌》一册，《张襄幕府纪闻》、《读易草堂文集》和《辑蒙养弘歌》是他仅有的汉学专著……其中《春秋大义》与《中庸》英译本集中表达了辜鸿铭一生的学说精要和政治主张。除此，辜鸿铭身无长物，称得上素无积余，穷愁泥街，老死闹市，十分萧条。 其妻淑姑为他留有一女，其妾吉田贞子为他留有一子一女。生前，辜鸿铭与淑姑、吉田贞子十分恩爱。 时间，是历史的过滤器。经过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沉寂，时代又重新找回辜鸿铭；辜鸿铭作为国学大师同康有为、章太炎、严复、梁启超、王国维、胡适、鲁迅、陈寅恪、郭沫若、林语堂……一起，终于重新进入中国思想文化界的视野，他的著作、文集和研究专论，均已陆续版行，越来越多的人们认识到，辜鸿铭当年超越时空、前瞻的呐喊、思考和实践，是民族思想之树过早坠落的一颗青苹果，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一份十分有意义、值得珍惜的思想遗产。 在儒家的天国，辜鸿铭可以感到欣慰了。 本文参阅书（篇）目： 1、《上坂辜氏宗祠重建志》（振甫世辉，见《惠安文史资料》第十七辑） 2、《惠安上坂辜氏及其宗祠》（林永忠江通贵辜炳辉辜世辉，见《惠安文史资料》第十七辑） 3、《蜚声海内外的辜氏名流》（吴文清，见《惠安文史资料》第十五辑） 4、《国学大师辜鸿铭纪念室前言》（林海权） 5、《中华民国史辞典》（陈旭麓李华兴主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8月第1版） 有关说明： 辜鸿铭先生生平纪年有关记载凡有异者，本文从《中华民国史辞典》一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