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黄保欣先生，1923年出生于惠安县张坂镇下埔村。少时随其父惠安仁世医院副院长黄润苍先生住县城，受良好家教。先后就读于惠安时化小学，泉州培元中学，1945年毕业于厦门大学化学系。毕业后在福建研究院工业研究所工作和惠安惠南中学任教。为发挥其所学专长，1948年往香港经营塑胶业。经十年艰苦奋斗，创办联侨有限公司，自任董事长兼总经理。他思想开放，不只求自己企业的发展，还与同业厂商建立良好的合作关系，向同业者提供技术信息和市场需求情报，组织同业者到外国参观先进设备和学习先进生产技术，促进了香港塑胶工业的发展。至七十年代，他被誉为“香港塑胶原料之王”。现与世界许多国家和地区有业务联系。 黄保欣先生在香港被公认是一位成功的企业家，声誉卓著。1979年起，他连任九年香港立法局议员，历任香港贸易发展局理事兼中国事务咨询委员会主席，香港塑胶原料商会会长，中华厂商联合会会长。香港政府先后授予他OBE勋衔、太平绅士称号和CBE勋衔，表彰他对香港社会的突出贡献。 （二） 黄保欣先生虽然担任过香港政府不少职务，但他没有拿过香港政府的薪俸。他是一位爱国者，尤其在香港回归祖国的历史进程中，表现了他炎黄子孙之赤诚。 1980年，中英两国政府关于香港政权交接问题已经正式提出，香港立法局就此问题展开辩论，他登台理直气壮地说：“香港历来是中国的领土，是被英国割去的。今天，这历史的错误应该改正过来！”在当时香港立法局讲台上讲出这番话，是需要有爱国的胆略和勇气的。 1984年2月，当时的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到香港向立法局议员介绍中英关于香港问题谈判的情况。晚宴时，她与当时的港督尤德同黄保欣先生交流看法，黄先生严肃地告诫她：“你与北京谈判，要持友善的态度，本着解决历史遗留间题的立场，谈判才能成功。”这就告诉了撒切尔夫人，解决香港这个中英之间的历史遗留问题，别想再用对中国进行欺压的办法了。 中英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签署以后，1985年7月1日，黄保欣先生受命担任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委员、经济专题小组港方召集人，小组成员中有霍英东、李嘉诚等香港著名人士。黄先生提出的一些意见被采纳并列入基本法条文中。1990年，基本法公布后，黄先生转任由安子介先生主持的“一国两制经济研究中心”的副主席，这是一个为我国政府落实“一国两制”构想提供决策依据的机构。这期间，黄先生发表了大量文章，向港人进行了爱国爱港的思想引导。还在不同场合作了30多场演讲，唤起港人的民族意识，鼓励港人为香港的平稳过渡和“九七”后的繁荣发展尽心尽力。 1987年10月，当时的港督卫奕信提出了兴建香港新机场的计划。1991年，香港政府为兴建新机场成立了“临时机场管理局”。由于新机场规模庞大，投资甚巨，工程将跨越1997年，根据中英双方协议，成立了“新机场有关工程咨询委员会”，黄保欣先生出任主席。他为促成中英两国政府于1991年9月3日在北京签署《关于香港新机场建设及有关问题的谅解备忘录》起了积极作用。1995年12月，“香港机场管理局”正式成立，中英双方经过磋商，决定由黄保欣先生担任主席。黄先生上任后，逐步地促成新机场管理局的本地化并加强对新机场成本的监督，领导着董事会和管理局，为使预计总投资1700亿港元的新机场能在1998年初如期完成而努力工作。对此，有人说，黄先生是中英双方一致认同的唯一“坐直通车”跨越“九七”的人物。 1996年11月2日，黄保欣先生又被香港特别行政区筹备委员会选举为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一届政府推选委员会委员，分别于同年12月11日和21日，参与选举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一任行政长官和临时立法会议员。 （三） 黄保欣先生饮水思源，对内地的经济建设和家乡的公益事业、教育事业都很关心。 八十年代初，他率先投资15万美元，扩大惠安纺织厂，并赠货车两部，供该厂运输之用；投资17万美元，与惠安合办塑料制品厂；投资150万美元，在厦门独资办一家塑料厂；是改革开放以来外资最早在惠安、在福建投资设厂的先行者之一。1992年，他又投资5000万港元，在深圳办一皮革厂；筹资2000万美元，合资兴建漳平火电厂二期工程。除自己投资祖国的建设外，他还以自己的切身体会奉劝港九工商界朋友多向内地投资，建议内地除引进大企业和新技术、高科技外，不要忽视中小企业和劳动密集型工业的技术引进。 1987年7月至今，黄先生应聘为内地和香港合资兴建的广东大亚湾核电站安全咨询委员会主席。这项国家重大建设工程，完成每一工序，都要按照安全标准进行极其严格的检查，黄先生为之付出很大精力。国际原子能委员会的代表来检验，重大问题都是向黄先生咨询的。 从八十年代初起，黄先生先后捐献大卡车三部，给惠安组成惠侨支乡车队；与庄重文、曾纪华先生合捐汽艇一艘，赠惠安县科协；捐资助建惠安张坂镇侨联会会址。捐港币200万元，建泉州培元中学黄润苍教学楼。捐港币120万元，建惠南中学和张坂中学教学楼、实验楼。在锦溪小学、上塘小学设奖学金、奖教金。他和他的夫人吴丽英女士同年毕业于厦门大学，同是厦门大学的校友，1995年，他们共捐港币500万元，建厦门大学教学楼一幢。 （四） 在香港回归祖国的前一天，即1997年6月30日，《福建日报》的记者电话采访了黄保欣先生。黄先生告诉记者，十几年来，有两件使他难忘：参与起草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他感到无限荣幸；在兴建香港新机场的中英谈判中所起的沟通作用，促成两国政府签署谅解备忘录，并担任“香港新机场管理局”主席，参与这项跨越两个政权的世界罕见的大工程的建设，是他一生最有意义最有价值的事。他告诉记者，作为香港回归祖国的见证人，并将亲自参加香港政权交接仪式，他首先想到的是：今天，中国人民自鸦片战争以来蒙受的百年耻辱已经洗去，中国再不是鲁迅先生当年形容的“弱大民族”那样，任人瓜分。香港的回归，是迈向祖国统一的第一步，它向世界表明中国对实现领土完整、国家统一的信心和决心。他告诉记者今后他还有重要而繁忙的工作要做，但他愿为回归后的香港与内地的交流做些实事，加快经济建设的步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