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崎回族乡旧称“白奇九乡郭”、“白奇郭”，是一九九○年经省政府批准、从东园镇析出五个行政村（白奇，里春，莲埭，后海，下埭）成立的，为目前福建省惟一回族乡，也是泉州市第一个少数民族乡。 百崎回族是信仰伊斯兰教的。伊斯兰教在明、清、民国初年直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均称为“回教”。1956年6月2日国务院发出《关于伊斯兰教名称的通知》，才统一使用“伊斯兰教”名称。百崎回族祖先是唐、宋时阿拉伯人来泉州经商的“蕃客”，后与当地汉女通婚繁衍的后代，被称为“土生蕃客”，“半南蕃”。在明朝以前，我国尚没有回族这一名称，直到元末明初才形成的。百崎回族祖先居住在泉州东南城郊法石（今丰泽区法石）。由于泉州伊斯兰教连续两次遭受封建统治者的排外和残酷镇压，朱明王朝建立不久，又严禁私商贸易，实施限制海外通商的“寸板不得下海”的关门政策，昔日“市井十洲人”的泉州，从此一蹶不振，衰落不堪。为寻找安定环境，发展经济，百崎始祖郭仲远（名泰，号毅轩，1348－1422）于明洪武九年（1376年）携妻、子迁居惠安廿三都（现百崎）。开基百崎后，郭氏子孙仍秉承先辈信仰伊斯兰教，创建礼拜寺，珍藏《古兰经》，尊重经教。因为杂居于汉族地方，百崎回族渐渐深受汉民族文化、风俗的影响，和泉州其他地区的穆斯林一样，汉化日深，逐渐演变，多数人改变回族的传统习俗，放弃伊斯兰宗教信仰而转奉其他宗教。迨至清末民国初年，泉州的伊斯兰教已濒临消亡边沿。当时以培养“三长”（清真寺教长，回民学校校长，回教协会会长）的全国著名回教最高学府——广西桂林成达师范学校校长唐柯三先生，于民国廿五年（1936年）春，委派该校任阿拉伯文教师张玉光来泉州担任清净寺教长，期望复兴泉州清真教门，净化回民信仰。经过短短数月努力，伊斯兰宗教活动有了很大进展，张玉光阿訇还带领曹孝伦、马康健等深入百崎开展宣扬伊斯兰教义，启导回民正确认识伊斯兰教信仰的“六大基本信条”，建立礼拜寺，组织回民诵《古兰经》。尤其是作为伊斯兰教活动场所的礼拜寺，它不仅充当了穆斯林大家庭的角色，起着联系相互之间关系，沟通相互之间感情的纽带与桥梁作用，而清真寺（礼拜寺）的阿訇，既是宗教功课的带领者，同时也是穆斯林之间的协调者，它又是宣传宗教信仰的传授者。阿訇可以利用每周一次聚礼共进，引经据典，既讲解有关法规，又讲教义，效果十分明显。经过一段时间的经堂教育，百崎回民的民族风俗，伊斯兰信仰有了很大进步。百崎还派了几十个回民青年到清净寺工作，学习。 1937年，日本帝国主义悍然发动“七七”芦沟桥事变，全面挑起侵华战争，激起全国各族人民的极大愤慨，一场反侵略战争，誓死保卫祖国的运动在华夏大地如火如荼地燃烧起来。民国廿八年（1939年）春，不仅全国成立了“中国回民救国协会筹备委员会”，不少地区回民也相应成立分会筹备委员会，领导和组织回民投入抗日救国运动。在泉州清净寺张玉光阿訇的倡议努力下，奔波于全省回民聚居的陈埭，百崎等地联络动员下，不久也成立了“中国回民抗日救国协会福建省分会筹备委员会”。七月，全国在重庆召开“中国回民救国协会第一届全体会员代表大会”，会议号召全国回民要遵循穆罕默德圣人的教诲：“你们爱护国家，应如小鸟爱巢。”和遵照《古兰经》：“你们应当维护真主的正道，向侵略你们的敌人抗战”的教义，高举伊斯兰教义：“爱国是信仰一部份”的旗帜，积极、不惜性命投入抗日救亡运动。这次会议还根据理事长白崇禧提议，把“中国回民救国协会”改名为：“中国回教救国协会”。 根据全国抗日形势，民国廿八年（1939年）十月一日，“中国回教救国协会福建省分会”在泉州市区涂门街清净寺内举行成立大会。出席这次成立大会有来自泉州市区、晋江陈埭、惠安百崎的回民代表、各界来宾共七百多人。当时百崎回民代表是由各保选出的，都具有一定文化知识和知名度，近五十人。还有不少在泉州经商、做工的百崎籍回民也自动参加了大会。参加这次成立大会的还有原国民党师长高义，国民党晋江县党、政官员。在大会发言表示热烈祝贺的有丁超（后任晋江县长）、社会知名人士吴文楚、陈泗孙等。这次会议有以下几个议程：一、把1939年春筹备成立的“中国回民抗日救国协会福建省分会”，根据七月份在重庆召开的“全国回教救国协会第一届全体会员代表会议”决定精神，相应改名为“中国回教救国协会福建省分会”。二、选举分会领导机构。张玉光教长（当时在桂林）为理事长（亦称干事长），葛笃庆、郭超鹏、曹孝伦、黄健招、郭三省、黄斯盛、马康健、杨杏农（安徽籍回民，时任国民党晋江县军事督察处副处长）、郭文华、郭国波、郭振明（可能是郭秋明之误。以上三人为百崎人）、丁子意（晋江县商会长）、丁德谦、丁老炼、丁燕辉等十五人为分会理事（亦称干事）。三、通过申讨汪逆（汪精卫）电文。电文是：“际兹严重关头，抗战必胜，建国必成之时，汪逆精卫，丧心病狂，罪恶滔天，本会代表福建全省数万回民共申挞讨，务请严处，治其死罪，以正国法，是所企盼。诸希俯察。”落款为：中国回教救国协会福建省分会。四、会议号召全省回民紧急动员起来，投入抗日救国运动。五、积极培养伊斯兰教人才、尤其着重发展回民的教育事业，使伊斯兰教后继有人，复兴清真教门，净化回民信仰。 这次会议结束后，张玉光教长从广西桂林抵泉，就积极抓紧发展基层组织，动员青年走上抗日前线。斯时百崎回民郭志雄（黄埔军校第六期毕业生）在南平任国民党“军政部第十三补充兵训练处”（简称第十三补训处）中校团副，百崎有10多名回民青年前去入伍。 1940年3－6月，“中国回教救国协会福建省分会”分别帮助檀江、陈江成立直属区会，惠安成立了白奇支会，同时成立支会的还有永安、郡武、福州。百崎支会是六月二十日成立的。选举了郭修穆、郭文华、江秀梅（又名江锦）、郭友明（以上四人为长房白奇村），郭国波、郭章成（二人为四房埭上村），郭秋明、郭飞龙（二人为二房里春、后海村），郭瑞林（又名乌先、三房山兜村）等九人为干事。郭修穆为主任干事。 各支会、直属区会成立后，为使各基层组织都有一定代表成为福建省分会领导成员，从而加强和扩大分会领导力量，更好开展工作，服务回民，1940年秋，张玉光干事长召开全体干事会议，研究补选了百崎支会的郭修穆、檀江直属区会丁德谦为省分会副干事长，福州支会兰大铿为省分会总干事。陈埭丁皋如、丁跃明、丁逊接、永安的杨清、泉州的马燕燕（女）、邵武的马才为干事。 1940年4－9月，福建省分会根据成立时的议程之一，先后荐送三批回族知识青年计33人到广西桂林成达师范学习。百崎回族青年郭修昆、郭修佐（大山村人）、郭为友（白奇村人）和福州的贤图南、邵武的马约书是第三批到成达师范学校深造的。1942年因日本侵略者南进战乱，成达师范被迫停办，百崎籍的郭修昆等三人在炮火中逃离桂林，郭为友途中失散，下落不明，郭修昆、郭修佐在旅途辗转年余方抵家乡。 由于抗日形势日益严峻，1940年冬，省分会召开全体干事会议，决定成立“福建省回民抗日后援会”。并由各分会、各直属区会、支会负责人和部分干事组成。百崎支会由郭国波参加任组织成员。“抗日后援会”成立后，立即发动全省回民募捐寒衣，代金慰劳前线抗日将士和沦陷区的艰苦百姓。当时福建回民经济还很困难，普遍是贫穷户，但情绪却很高。如百崎支会提出“有力出力，有钱出钱，支援前线，同甘共苦，血战到底”的口号。有一个穷苦的回民老人，听说是支援前线，当下脱下身上的棉衣捐献。学校的小学生开展了“捐献一个铜板”活动。短短时间，就募捐了旧衣服400多条和一些现金。当时日军战舰经常在台湾海峡游弋骚扰，为了抵挡日舰进入泉州湾内港，政府和民间联合购买一艘名为“华平号”商轮（船主为法石人），在小坠门凿沉（小坠门是台湾海峡通往泉州内港的必经航道）。百崎支会便发动当地三十艘木帆船和船工义务从秀涂运载旧石条到小坠门装入“华平”号轮船。那时正是大风季节，海上风大浪急，回民船工奋不顾身，坚持三天三夜运石。为了唤起民众抗日热潮，小学生还学会唱抗日歌曲，如《义勇军进行曲》，积极开展向回民宣传抗日救亡的活动。 百崎回民宗教信仰、民族习俗等汉化程度与泉州其他地区回民稍有缓慢，为了全面了解百崎基本情况，张玉光教长曾多次派金德宝（中国回教救国协会驻福建省分会专职干事），曹孝伦，黄健招，马康健等深入百崎各村，配合支会进行人口调查，了解回民职业与经济活动，摸清出国和往台、港谋生人数及其家属户数，调查远航船只和回民遭受天灾人祸等情况，对百崎支会积极发动回民投入抗日救国活动给予鼓励和支持。省分会特地拨给百崎支会每月四十元作活动经费。 正当张玉光教长胸怀壮志，为振兴泉州伊斯兰教，积极发动回民投身抗日救国运动的关键时刻，因积劳成疾，于1941年6月赴沪治病，途经厦门，因病情突然恶化，抢救无效，归真于鹭岛。 张玉光教长的早逝，使泉州伊斯兰教事业和开展回民抗日救国活动又趋于消沉。百崎回民也随着张教长的逝世，复兴清真教门，轰轰烈烈的抗日运动随之消沉，加快了汉化速度和程度。 （本文作者之一的黄秋润，系中国回族学会常务理事，中国伊斯兰教协会常务委员，福建省伊斯兰教协会会长，泉州清净寺管委会主任。）